（本社讯：通讯员小萝卜头)“我不是一个搞理论的人，而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应该少谈主义，多讲问题。”——7月25日在乌有之乡“关于中国改良方向”的讲座上，何慧丽教授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和观点。

何慧丽，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今年四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到她创办的兰考南马庄合作社视察。自2003年8月起，何教授致力于做一个“实践中的研究者”，主导并参与了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合作的实践。2006年初，因“教授卖大米”的新闻声名鹊起，被媒体称为“米教授”。何教授被认为是当今中国知识界为数不多的熟知国情、了解基层、亲自进行“知行合一”实践的知识分子之一。

关于当代中国改良方向这一课题的提出背景，何老师认为她的农民家庭背景、在北大的社会学学习经历和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经历使她对我国农村和农民有了比常人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何教授提出了对当代中国的“两个判断”。她认为：一、中国必须进行工业化，或主动或被迫，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但这中间必然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分化和精神缺失等，这是亟待解决的。二、主流精英阶层追求的是醉生梦死的生活，但“愤青”则只会愤懑、控诉和批判。何教授说，“骂人的功夫谁都会”，“不要骂什么”，“更不要两耳不闻天下事”。何教授的“两个判断”得到了在场观众的普遍支持。

同时，何教授从三个方面阐述需要改良的原因。第一、改良是社会进步的常态，而激进的革命则是反常态；通过“革命”解决会造成强烈的反弹；第二、中国有种智慧叫“疏导”，中国现存的问题可以通过“疏导”解决；第三、今日中国政党所做的事很多还是值得肯定的。何教授说：“在‘疏导’中，更要团结‘觉悟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就改良目标的实现，何教授提出了三大亟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一、贫富差距；二、生态环境；三、精神文明的缺失。何教授认为：“所有可以缓解这三大问题的任何政治学说、政治操作和政治政策都应称之为改良”。

对于改良的对象、途径、动力、依靠力量、内容、阶段和规律，何教授认为：改良主要对象是“弱势群体、执政党和持有资本的人”；改良的途径是“提高弱势者的组织化程度，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改良的动力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改良的中坚力量是“年轻人，各阶层的觉悟者”；改良的内容是“技术改良、制度改良、文化改良，教育改良”；改良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行动阶段（觉悟者的个体飞的行动）、实践阶段（各个阶层的广泛参与性）和制度化阶段；改良的规律是“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

最后，何教授给“对想去农村做点事的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她说：“我们要向农民学习，认识并了解农村的系统；同时我们要做生态技术的先行者，要培训农民，搞好合作社，并且努力发掘乡村文化。我相信：中国有很大的改良空间，再大的事也是从最微小的事做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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