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市场经济负面效应被放大
时间:2010年09月08日 来源:前线 作者:陈红太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于我国来说，实际上开启了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序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对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言，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寻找答案和有待证明的新课题，因为人类历史上尚没有这样的实践经验。实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又发挥市场经济竞争优势，把近代以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优势有机统一起来，创造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形式，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制度探索和创新的伟大实验。
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市场经济最大的制度优势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资本的增值需求和扩张性在自由竞争机制下能够使社会一切有用的资源都被充分地利用起来。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只有在垄断的情形下才会发生。孙中山曾梦想的“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在优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内是可以实现的。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在于：尊重劳动者的自由选择和投资者的经济主体地位，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组合，并根据供求关系辅之以政府调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劳动、投资自由以及在法制保障下的资源之间的自由交换，为社会每个人特质和潜能的发挥、致富愿望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平台和可操作空间。
不过，近20年的实践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使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激烈竞争形成的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人生、人性的货币化和对金钱的崇拜，资本对产业的垄断形成的交换不公，资本对国家公权力的侵蚀和控制性影响，企业的外部性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等。东、西方的发展经验都证明，这些问题是搞市场经济必然会发生的问题，是由资本的本性——追求私利最大化和自由交换原则决定的。市场经济的导向是法制规范、保障下的自由竞争和相互交换的契约关系，追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是其基本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元理论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包括中国的伦理人文主义都存在着内在的文化、价值冲突。市场经济使人格逐渐原子化、物化和货币化，倾向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交换关系；市场经济排斥人文情感和一切利他主义的、道德的、宗教的人文情怀，把人类群生的一切美好的感人悲歌统统关进只能是灵魂生存的超现实的世界里面。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迫使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或生存得更有尊严、价值，像着了魔一样追逐财富、权力、名誉等世俗价值。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物化和货币化的社会，是形式上的自由掩盖人的自由本质被异化的社会。
我们现在鲜明地提出“警惕市场经济负面效应”问题，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清醒的理念和制度建构的迫切需要。不能把市场化作为上帝一样供奉起来，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才能彻底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当市场经济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优势与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相结合时，会产生巨大的制度效用，进而创造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当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与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或制度不足相结合时，也会产生巨大的危险和灾难。
如何发挥市场经济竞争优势和资源配置优势，又能够抑制、控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被放大，把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动力机制放置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之内，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引导、驾驭市场经济的走向和动力发挥，从而使市场经济在共产党的手中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如下应对措施：
第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合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发展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弘扬我国传统以做人为根基的“天下为公”的人文道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精神、群体意识和追求高尚的文化人格，以唤起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内涵、经验含义和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指导意义，深刻认识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权保障和人民民主法制化对于我国现代化的必然需求，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权利和权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互含互化。
第二，建立法制化的“科学发展型政府”，或者叫“科学发展型的法治政府”。不仅要在完善政府权限的规制、行政程序法制化上下功夫，更要把满足“民生需求”、“民主需求”作为政府的主要责任，用法律、制度确定下来，形成对政府的刚性约束。民生权和民主权简称为“民权”，“民权法制化”是建设“科学发展型的法治政府”的实质要求和内核。加大政府对分配不公、民权供给的制度规范和政策调整力度。根据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满足民权需要，改革、调整政府机构和职能权限。把政府的公权力与满足民权需要捆绑在一起，而不把政府的公权力与强势资本捆绑在一起。并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解决分配不公、政府满足民权需要的效率效益问题。
第三，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大力整顿官治。切实把中组部实施的“用制度管干部”和扩大领导干部选任的民主参与、监督、问责落到实处，加强对区县党委主要领导、国有企业、高校、重点领域和部门主要领导的选任、监管。用民主和法制切割执政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复杂联系，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第四，大力倡导和推进企业的经营权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建立产权明晰、经营管理专业化和监督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保障企业资产增值和可持续发展。无论私营还是公营，在一定的企业规模和管理专业化方面都有难以克服的制度瓶颈。企业发展的快慢、好坏，产权明晰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并不取决于所有权性质，而是取决于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经营管理。企业改制的实质既不是一私有或一国有就“灵”，而是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起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私有权的冲动可以带来企业一时发展，但私有权保证不了企业的科学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私有化、市场化绝不能“包治百病”，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才能天长日久。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在于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并有效限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从而实现市场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效用最大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既是一个可以继续创造非凡业绩和伟大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矛盾和问题多发并隐含危险和危机的时期。如何继续保持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势、竞争压力和动力机制与我国政治制度的集中效率、创新包容等优势相结合，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最大程度地限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高度警惕在市场经济成功背后暗含的巨大危险和危机，这不仅考验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也考验着每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人的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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