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应该怎样才能让人民（或称为百姓，或称为纳税人，这都无关紧要）生活得更好？这或许让很多社会学、经济学界的专家教授们为之头痛。因为欧洲的高福利社会已经开始让国家开始左右为难了，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低福利快速发展却让人民开始水深火热。一个新的社会模式在一位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头脑里呼之欲出，这就是本刊此次刊登的财经学者高连奎（笔名：翰啸）在其新书《中国大形势》中提出来的低生存成本社会。他给中国的发展指出了另外一条发展之路，或为可用！
财智领袖：基于什么（比如某件事，某个人）你想到了要建立一个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高连奎：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主张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研究经济学过程中，对各种社会模式优劣性的比较。比如国内很多学者都在批评福利社会，但现实是福利国家，从经济到民生，各项指标都要强于不实行福利社会模式的国家。另外，人们都说福利社会养懒人，但是实际上北欧人一点也不懒，北欧人的工作时间并不少。也有人认为北欧幸福得不得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这些问题其实很值得研究。社会保障也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从来不谈社会保障的问题。其次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是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的深刻感触及深入分析，特别是如何将人们从生存成本高昂之苦中解脱出来。我感触非常深，比如蜗居、房奴、裸婚、孩奴都是鲜活的社会现实，这需要去研究，更需要去解决。现在的社会肯定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也不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
财智领袖：建立这样一个低生存成本社会，你觉得由什么人来建立，使用某种力量来建立，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调控？
高连奎：你这样问就无意中将政府与市场对立了起来，我想说明一点，如果抛开政府，想改变社会是不可能的。同样，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必须有政府的参与。政府干预社会是应该的，但一定要注意干预方式、方法的科学性。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的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个贫富差距非常小的社会，但那是靠行政手段实现的。福利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但是这些补贴很大一部分也是依靠行政手段完成的，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公平现象，甚至是接受福利者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情况。而在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中主要是依靠市场手段完成，政府基本上不与个人直接接触。政府只要在政策层面进行规划，剩下的将由市场来完成。
财智领袖：从经济流通角度来说，你认为建立一个低生存成本社会是在商品售卖时打个折出售来实现的，这个打折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如何来避免？
高连奎：你肯定误会了我的观点，我提出了很多建设观点，但是没有提打折，打折只是个比喻，但是我说的打个折，不是真正的打折，更不是在流通环节打折，你购买商品时，仍然是全价。只是通过各种税费的减免，物价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可能只有原来的一半，物价降低后，民众在购买商品时就相当于被打了折，而不是在销售环节打折，这是一定要区别的。
寻租只有在政府官员与受益人直接接触时才可能发生。说得通俗点就是，如果你不贿赂官员，你可能得不到应得的福利或是补贴，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寻租行为。而我主张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的，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普通民众在受益的同时与政府没有任何接触，也不会存在任何寻租的可能性。
财智领袖：低生存成本社会在你看来是一个人人勤劳的大同社会，从人的本性角度来说，你是否怀疑过这样一个社会的实现？
高连奎：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也是在对人性及经济行为进行深入的了解后提出的。只要不改变多劳多得的大格局，人们就会勤奋，这是自然的。北欧国家虽然福利制度非常健全，但总体上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局面。计划经济存在着偷懒的现象，是因为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福利社会之所以被怀疑存在养懒人，也是因为在个别领域违背了多劳多得的情况。而现在的社会是多劳少得。
大同社会是一种社会理想，至于这种社会该如何实现，中国的古籍中也没有给出答案，当然古人也不可能给出答案。至于我主张的社会模式实现后，能否达到大同社会的效果，我这里也不能保证。总之，我们是在改进现有社会模式，使之更接近于大同理想社会。
财智领袖：在你的文章中几乎没有数据，为什么？
高连奎：统计数据永远落后于社会现实，做前沿性的研究一般都不需要数据，而是需要理论的突破，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一般都是先有理论的突破，慢慢才会有相关的数据体系，这是经济学发展的正常现象。现实生活丰富多彩，但是能进入统计系统的数据太少了，而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数据做研究的人，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靠谱的，甚至是荒谬错误的，真正的研究必须走进社会，研究现实，真正伟大的理论创新都是这样实现的。
财智领袖：现实与梦想是有很远距离的，你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假如从今天开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
高连奎：如果我的主张得到社会的认可，我想建立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不涉及人利益的分配。最快也要5年以上的时间，因为这需要一个从下到上，再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反反复复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只要我的理论主张，对改善社会现实有益处，我相信是会被社会大众及国家接受的。
财智领袖：你是否满意自己现有的这个社会构想，为什么？
高连奎：我提出这样的社会构想，也是在经过广泛的比较基础上提出的，至少他比现在的各种社会模式要好，我们中国现在选择的是美国模式，虽然很多人为没有选择北欧洲模式而遗憾，但是这也为我们建设我所提倡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提供了方便。我认为我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在能保障民众能够减轻生活压力，获得幸福的同时，还避免了福利社会最常见的三大问题，即寻租问题、高所得税问题以及养懒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满意的。
低成本社会才有好生活
文│高连奎 财经学者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笔者根据自己对经济的研究，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
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何在？
民众普遍抱怨生存成本过高，笔者认为还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是不同的生活模式导致了生产成本升高；二是由高物价直接导致生存成本升高。
生活模式不同导致生活成本升高
生活方式是造成生存成本过高的一个主因，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时期，我们可以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一下比较：
在吃饭方面：农民都是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可以免去经销商的层层盘剥，也省去了运输费用。农村吃水基本上不用钱，既没管网费用，也没有污水处理费用，农村做饭的柴火基本上是自己的庄稼秸秆，也不产生费用，而在城市这些都要购买，买煤气要钱，买粮食、蔬菜要钱，甚至喝水都要钱，两相比较，差别太大了。而那些不具备做饭条件的人群，需要在街上买饭吃，在吃饭方面的开支就更大，而现大部分出租房都不具备做饭的条件。
在衣服方面：农民种庄稼可以比较穿比较差一点的衣服，而如果生活在城市，特别是白领人群，服装就是非常大的一笔开支。
在居住方面：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盖房，付出的只是一些建筑材料费。而在城市则需要向开发商购买住房，而开发商则要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开发商也要牟利，房地产行业是典型的暴利行业，这导致城市房价非常的高，而且农民住自己的房，还不用每月交纳物业管理费。
在出行方面：农民出行一般是走路或自行车，远一点骑摩托车，很少用公交车，而在城市基本上是公交车或出租车，好一点的家庭用私家车，这样交通成本就非常的高。
在用品方面：现在都是工业化社会，同样的商品在农村与城市价格差别不大。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婚丧嫁娶、医疗、娱乐等其他方面也差别很大，比如结婚方面，农村在农家大院办酒席，而城市必须是大酒店；另外农村基本不存在娱乐健身等方面的支出。可见与农村生活相比，城市生活无形中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人均收入对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其实这样比较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农村与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城市人要想达到与农村人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其收入水平必须远远大于农村人才可以。
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过高的直接原因
同样是城市生活，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生存成本也不一样，这主要表现为物价的高低不一样，高物价导致生存成本较高的最直接原因，而物价的不同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高税收导致高物价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国家各种税收非常高，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上，价格也就非常的贵了，比如有学者记载，在瑞典的餐馆点一个“青菜炒鸡肉”就要十八美元，因为养鸡要抽税、饲料要抽税、鸡的运输要抽税，批发要抽税、零售要抽税，到了饭店还要抽税，这样一个炒鸡肉到了顾客那里就奇贵无比了。其实北欧的所有商品都非常的贵，在各个版本的世界城市物价大排名中北欧城市都高居榜首，最关键的就是高税收导致了高物价。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的情况在东亚地区表现的非常突出，或是一些大城市这种情况也非常突出。首先，房价高，工人的生存就高，工人生存成本高必然带动工资上升，工资上升又必然导致物价升高。这两年珠三角地区的通货膨胀并不很厉害，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也不多，但高房价却导致了工人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很多人逃离这些地方。其次高房价也会带动商业租金的提高，而商业租金的升高直接导致了商品流通环节的高成本，也可以导致物价升高。
级差地租导致的高物价
级差地租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繁华商业区往往商铺租金较高，经营者必须靠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租金损失。因此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段，商品价格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越是繁华地段，商品价格就越高，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就越大。
廉价商业模式的取消导致高物价
同样的商品也会因为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产生较大的价格差异，比如流动商贩的存在可以让普通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露天菜市场可以民众让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些高档的商业模式所必须的装潢费用、照明费用、营销成本等都可以大大增加商品的价。而政府如果强制取消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就必须导致商品价格的总体走高，加重民众的生产成本。
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高物价
劳动力价格基本上与劳动生产率成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越低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越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就会越高。因此发达国家一般劳动力价格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则比较低。
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因此在发达国家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都非常便宜，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则非常的高，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而服务业不能进口，所以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价格则非常高。
而民众的生存必需品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食品、纺织品、建筑；而享受型产品大部分属于机器化生存的产品，比如汽车、各种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产品等。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基本上是由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因此生存必须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升高，生活压力加大。
导致物价比较高的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比较有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导致物价比较高，比如在俄罗斯很多轻工产品都不能生产，需要进口，因此商品价格都比较高，而在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医疗保险体制，导致美国的医疗价格奇高。而投机炒作严重扭曲了商品价格也会导致高物价，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商品价格已经不再受成本价值的影响，而且也经常不受真实供求关系的束缚，而投机炒作则可以使商品价格长期偏离其价值，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属于这一情况。
以上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具体到中国来说，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中国最突出的原因还是房价问题。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怎么回事？
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的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采取的第二种方式。
我们可以将消费，按不同层次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层次。所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须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社会模式。
请读者注意，笔者所说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的是降低生存性消费品的价格，而生存性消费是相对于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而言的。与低生存成本对应的是高享受成本和高奢侈成本。以前很多朋友在看到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这个概念时，以为笔者是在提倡低碳生活，是在提倡简单的生活方式，如果这样理解就误会了笔者的意思。
生存必需品可以包含吃穿住行用等多个方面，人类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生存问题仍然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的大部分仍然属于生存型消费。“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其他国家。
温饱问题是生存的首要问题，“温”的问题主要是房价问题，“饱”的问题主要是食品价格的问题，这两样非常的重要。当然现代社会关系到生存的事项也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两样，比如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公共交通问题，生存必须品问题等，这些都构成了“生存性”消费的主要支出，而生存型消费的含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手机现在也应该算作生存性消费。政府应该控制好这些方面产品的价格，才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在这些关系到生存的各个事项中，住房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因此住房不仅开支最大，而且也是最必要的，因此住房是最大的民生。关于住房问题，笔者将在最后一节专门讲述。
享受型消费在生活中非常的多，比如电视、冰箱、洗衣机、消费电子产品等，奢侈型消费比如高档住房、高档服装、金银首饰、民车、名表等。
一般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以生存性消费为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享受型消费为主，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以奢侈型消费为主。
如何建立“低生存车本型社会”？
完善消费税征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
我们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消费层次，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将这三种消费形式区别对待，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实行国家补贴；加强对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并用这两方面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
现在，我国除了对烟酒等商品征收消费税外，对税收的划分还不够细致，也没有按消费层次进行征税的概念。现阶段，尽管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如果从全社会来考察，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因此用这两方面的税收来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税收的区别征收并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费环节，也可以从生存、流通、消费三个环节进行。因为单从一个环节进行征收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费层次界定难的问题。总之在把握原则的情况下，应该以有利于界定的方式进行征收，并且这种征收也并不一定要从产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生产配套的角度进行，比如为了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生存资料实行税收减免，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降低也可以带来农产品的价格的降低。
合理布局工作区及居住生活区，让所有人可以就近满足居住需求。
城市生活，交通出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如果可以让民众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附近，则可以大大节省这笔开支。比如很多工厂都拥有自己的员工宿舍，这样就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工作场所，就节省了上下班的交通开支，对于那些没有宿舍的单位，如果员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适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以达到为社会节省资源的目的。
现在的住房制度实际与这一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中国一线大城市，市中心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而民众往往置业在郊区，而工作在市区，居住在郊区无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实这也是政府规划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区多发展房地产，让工商业也向郊区扩散，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人，大部分人上下班开车都需要一个小时，这对社会资源是简直就是极大的浪费。
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
同种商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街边店要比流动商贩要贵，而那些拥有中央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里的商品则要比街铺更贵，适当保留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比如允许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廉价生活模式的存在也可以降低生存成本，比较很多城市禁止电动车上路，这无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电动车上下班的民众的生存成本，而这些人本身就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建立统一的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及相应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录，为进入目录的商品则建立独立的生产及销售体系，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其成本，从而最终降低销售价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建立销售场所，实行政府招投标体制， 统一进行批量采购，如果这套体系建立起来，则生存必须品的价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控制好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头号因素。级差地租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但级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导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城市内，严格控制城市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
以上几条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前面笔者还提到“新五蠹”造成财富巨大转移的问题，如果政府将“新五蠹”转移社会财富的渠道全部堵死，再加上“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建立，民众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
总之，大幅度提高劳动生存率、坚决取缔“新五蠹”对社会财富的巨额转移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改善民生的最主要措施，其中提高劳动生存率是根本措施，后两条是辅助措施。
低生存成本社会有什么好处？
现在人们总是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并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产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的更快。在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在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了吧，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产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生存仍然是首要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抱怨生活成本太高，在物价奇高的大城市更是如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仅对普通民众、对国家整体经济都有着非常大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低生存成本是最大的社会福利
很多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物价水平，客观上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福利社会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则相当于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使国家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除了技术因素外，劳动力价格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大部分的消费都是与生存相关的必要性消费。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则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就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就可以具有优势，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渐渐失去了优势，而只能将经济锁定在少数资本密集及知识密集型的经济领域。而随着新兴经济体在技术方面的不断进步，这些国家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优势也将不断消失，而对于同一技术发展水平的两个国家来说，谁的劳工成本越低，谁就更具备发展优势，比如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企业竞争时，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使美国汽车丧失了价格优势，当然美国的工人工资价格高主要是其医疗费用价格太高，”“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就可以大大降低劳工成本。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是由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决定的，而与高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关系不大，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
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消费能力
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降低了住房、医疗、生存必需品等方面的物价，也就为民众省去了大量的生活开支，而民众剩余的钱可以更多的用于享受性消费，这样也就从整体上提升民众的消费水平，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可以让人生活的更有尊严
在福利社会，很多补助都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发放，而这样的发放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监督，而且程序相当繁琐，这些都给低收入群体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而这些过程无形中也损害了民众的尊严，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直接降低商品的价格，让那些本该接受政府救助的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维持生存，而不用通过繁琐的手续从政府那里获得救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生存的更有尊严，因为现代社会，收入的高低主要是由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决定，而与勤劳还是懒惰已经关系不大，现在国家主张民众应该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非常有必要。
可以降低国家的经济风险
对于民众来说，在生活中，会遇到生病、失业等风险，对于全社会来说，则要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而如果生存成本非常低的话，则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将大大增强。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否适合中国？
现在我们可以将世界的民生模式分为两大类，以美国为代表的低福利、低物价模式为第一类，北欧的高税收、高福利、高物价模式为第二类，其他的国家基本上处于这两种模式之间，比如日本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北欧和美国、西欧这些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差不多，上世纪80年代为了对付滞涨，以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为代表掀起了一股私有化和减税风潮；而北欧却逆其道而行之，反而加大了社会保障。经过二十年的实践表明，北欧模式是成功的，而欧美模式是失败的。其他国家基本在这两种模式间摇摆不定，比如我国有人呼吁加强社会保障，有人主张减税，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相对于福利社会的优势
笔者认为福利社会相对于没有福利的社会是好的，是进步。比如在北欧，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很少，像法国、英国、德国那样动辄出现罢工、示威游行等现象也较少出现，这些国家的治安比西欧国家要好的多，国家领导人大都清廉，几乎没有贪污现象，而且比较平民化，与普通大众一样上街购物，据介绍，瑞典首相上街都不带保镖。
福利社会在实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低工资、高物价问题。因为高税收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高个人所得税导致工资很大一部分被交了税，比如在瑞典工人每年12个月中，有相对于8个月工作时间是为政府税收工作。高企业税则直接推动了高物价，在世界上各国版本的城市物价排名中，北欧城市几乎全部高居榜首。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反对和排斥福利社会，也不是福利社会的替代方案，而是福利社会的补充方案。
低成本型社会主张从生活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而福利社会则是从大的方面减轻民众的负担，两种社会模式出发点不同，其效果也各异， 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打五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
我国现在正处于高发展阶段，完全的福利社会将是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可以减轻单纯依靠福利社会模式的风险，减轻福利社会模式对民众造成的负担，特别是对于生存的负担，两种模式完全可以协调发展，齐头并进。
摘自《中国大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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