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年4月以来，全球主要股市大多走强，美股更是连续创出两年半来新高，A股却一直上下两难；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实际增速平均在10%上下，同期增长速度还不如中国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国，股市均出现了至少3倍的涨幅，而我国股市仅涨四成，其他投资渠道的回报，如房地产、黄金等，都远远“跑赢”了股票等一系列中国资本市场的“怪现状”，一直只是欢呼着“到处莺歌燕舞”的《人民日报》，终于也难得地给出了诊断：市场存在明显“重融资、轻投资”的制度不合理。数据显示：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整整用了100年，平均每年8只；港股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33年，每年24只；A股的扩容速度却匪夷所思，仅去年就有327家IPO。
“重融资、轻投资”确实是病症所在，但却非病根所在。资本市场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如此明显不合理甚至是荒诞的“制度不合理”？证券管理层为何坚持如此对股民尽乎杀鸡取卵的政策导向？由于角色所限，《人民日报》无法直指病根，只能使用春秋笔法指出：新股发行“三高”已成为投资者亏损的一个重要源头，面对这样的新股，投资者几乎没有任何获利机会，融资方成了惟一的“赢家”——制度或管理层何以如此偏爱“融资方”而仇视“投资者”，对此《人民日报》没有说，留给股民以无尽的想象空间。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证券管理层没有理由仇视股民，显然问题出在他们对“融资方”的厚爱上。从人性自利角度而言，证券管理层虽然也能利用信息不对称从二级市场牟取暴利，就像“李莉门”所显露的冰山一角那样，但显然“融资方”可通过一级市场为管理层输送更大、更方便、更稳定的利益。然而，如果仅仅只是利益更大，料想证券管理层也不敢如此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像秦晓在面对香港媒体时所狡辩的一样：“有国资委、审计署，还有市场和我们的投资者，都在监督”——即使股民一时未能察觉，但还有其他的视线存在，证券管理层安能一手遮天？
事实真相是，证券管理层并不需要“遮天”，他们只需要“通天”。从现状看，显然他们早已“通了天”，甚至其所作所为，本来就是在奉“天”而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报道指出，中国最顶级的高干子弟，近些年扎堆进据私募行业，将重心放在一级市场上。正因为有这些身份显赫的大香客的存在，资本市场这座小庙里的事务，已经由不得证监会这些和尚们做主，后者只能乖乖配合，同时搭便车分上一杯羹。上面有高个的撑着，轻松获利的同时又规避了风险，何乐而不为？
正因为这是大香客们的需要，正常15倍市盈率的新股发行，才能搞成60多倍，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屡试不爽。二级市场哪里还有赢利可能？只是大香客们“释放风险”的夜壶而已。也正因如此，凡是大香客们承接的公司，都能包装得漂漂亮亮顺利上市，上市前美仑美奂，上市后很快惨不忍睹；上市前显得信心十足的公司管理层，上市后纷纷辞职抛售股票；上市前盈利前景无限的项目，上市后纷纷玩失踪，募集的巨额资金只能用来炒自己的股票，或者投资房地产业。更是因为如此，有报道指出，私募行业已超越房地产业和高速公路建设业，成了高干子弟“**党”来钱最快的行业，其资产纷纷以数十亿美元为单位实现“跨越式增长”， 充分实现了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之目标——当然，这里的“群众”是特指。
现状如此，所谓的“证券管理层”并没有真正的管理权力，他们也是身不由己，根子还在大香客们身上。《人民日报》赶在十八大前出台这篇春秋大作，虽然意味深长，客观上也符合普遍投资者的利益，但效果上注定无济于事。对于《人民日报》的文字，证券管理层或许还要顾忌一二，大香客们何忌之有？
要打破资本市场的极度畸形，扭转极少数人偷吸全体股民血液，将股市当作财富转移最大窗口之现状，唯有依靠股民自己。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全民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中国，也不是权威主义政治可以我行我素的中国，在没有“核心权威”的后权威时代，政治高层已不可能完全无视那些已凝聚成形的民意和民声，而民众也有了网络这一表达和凝聚意志、声音的方便工具。凭借股民的集中发声，要想清算大香客们的罪恶，让他们把吞进去的再吐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就连秦晓这样摊在桌面上的死鱼，他们也动不了，何况是那些还藏身水中、背景更深厚的活鱼？但是，只要股民的声音足够洪亮、集中、明确，直指大香客们所操纵的新股发行制度，以此迫使管理方作出一些改变，还是有可能的。股民的声音越响亮、越迫切，这种改变就会来得越快、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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