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思考研究剖析·
关于收入分配议论五则
①人民时评：涨工资，请向一线职工倾斜
②燕赵晚报：养老“双轨制”应该尽早消除
③文汇报：统计专家为何缺乏“百姓感受”？
④羊城晚报：数字“均贫富”难免惹人诟病
⑤京华时报：薪酬制度不改中国经济难转型
①人民时评：涨工资，请向一线职工倾斜
何 勇
人民网 2011年05月14日00:04
近日，上海市总工会、市发改委、市绿化市容局等6个部门日前共同发文，要求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心环卫职工的收入分配问题，“建立环卫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确保环卫一线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上海市平均增长水平。”无独有偶，铁道部从3月1日起，给每位一线职工平均增加400元的津贴、奖励，而铁路系统的机关职工、干部则不在此次涨薪范围。
重一线、轻机关，重职工、轻干部的涨薪方案，让人看到了一种收入分配机制调整的清新之风;也是在新一轮收入分配调整格局下，一个良好的示范和导向。
和管理者、坐办公室的员工相比，一线职工更辛苦：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福利待遇少，工资相对较低。涨工资，提待遇，理当向一线职工倾斜。
收入差距过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这种差距既有地区的差距，也有不同行业之间的剪刀差，更有一个单位内部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有不同所有制结构之间的差距。
这种差距，有的是历史形成的，有的则是在市场经济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形成的。但不管怎么说，过大的差距，说明目前的收入分配机制难言合理。如果说隔行如隔山，但就在同一个国有企业，领导层年均收入动辄是普通员工的十多倍乃至数十倍。管理层年薪涨幅比企业效益跑得快，领导薪酬增速远比一线普通员工跑得快，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很多企业的一线职工，特别是非公企业员工，工资长期原地踏步，成为统计中的“被增长”者。
收入是人们最核心的经济利益。建立起合理完善的薪酬分配机制，形成良好的分配导向，让劳动者多劳多得、能者多得。气顺，风正，心才会齐，企业、单位才能稳稳当当地发展，社会才能和谐。
民富才能真正实现国强，每个公民生活的有尊严，这个国家才会有地位，有形象。
目前，从中央到各地，都制定了明确的居民收入增长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我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力争“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倍增”。在不断做大的蛋糕中，给一线职工、普通阶层，多分一点，理所应当。
最应该涨工资的还有那些生活在“平均工资”收入以下的阶层。在我国，最低工资远低于平均工资，这个现象也应该引起关注。在不少国家，最低工资有全社会平均工资的60-80%，而我们在不少地方仅有30%。这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去年全国有30个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又有14个省份再次提高这一数字。
涨工资，请多向一线职工倾斜，不要让他们成为“被增长者”。
②燕赵晚报：养老“双轨制”应该尽早消除
刘洪
人民网 2011年05月13日09:31
由于制度设计等历史原因，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形成了“双轨制”的现状，工作性质相近、年限相同的职工，从企业退休和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后养老金可能相差数倍。（5月12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我国退休制度逐渐形成了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为分野的“双轨制”。其实质性区别是，前者的养老金由财政支付，后者的养老金由职工个人和企业承担。这种分野，导致了不同人群之间养老金存在巨大差别。事实上，从整体收入上说，企业职工相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较低，养老制度作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其实应该是倾斜性照顾相对弱势的企业职工，否则就违背社会保障制度优先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原则。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是为了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政府不能因为公民身份与职业不同对他们实行不同的政策，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说，至少要把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统一起来，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攀比，有利于促进社会分配公平。在这方面，像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近年来取消养老“双轨制”的呼声最为高涨，几乎每年都成为全国两会网民热议的焦点。据一项调查反映，高达94%的网民认为养老双轨制不合理，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改变养老“双轨制”势在必行。
当前，随着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政府理应成为破除体制障碍、推行社会公平的带头人。正如取消公费医疗天塌不下来一样，取消养老“双轨制”，使养老制度更公平、更合理、更人性化，不仅理所当然，更是无可非议，而且越早越快越好。
③文汇报：统计专家为何缺乏“百姓感受”？
顾骏
人民网 2011年05月10日10:59
统计数据为公共政策服务，这不是问题，问题是统计数据如何为公共政策服务。究竟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之前，提供真实的、有科学原理和方法保障的数量依据，还是在公共政策已经定调之后，“削足适履”地凑数字？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做法，其效果也完全不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居民消费支出的统计结果，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每月1123元，其中占比最多的前四位是：食品类月支出400元，交通和通信类165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136元，衣着类120元；而每月住房支出仅111元，排在衣食住行的末位。
这些数据一公布，即刻引起公众强烈反弹：在高房价重压之下，哪个城市的人可以凭区区111元解决住房问题？对此，有关专家回应称：现行统计的城镇居民居住支出不包括购房、建房支出和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由于自有住房户占绝大多数，且该数据是一个全国平均数，因此“与人们的感觉有一定差距”。
住房开支怎会“节省”为“每月111元”？
也许统计专家有其专业依据，但咱们寻常百姓就是想不明白：仅仅因为在全国范围随机抽选了65600户城镇居民家庭，其中自有住房户比重超过80%，这部分居民没有发生租房费用，就可以认定他们在住房方面没有“现金开支”？这算哪门子道理？
如果调查全国所有人的消费支出，照这个“逻辑”，是否可以因为许多农民自己种菜种粮，就认定他们没有食品方面的“现金开支”，进而把城市居民的食品开支也给“平均”下去？请你照着自己对实际生活的真实观察和体验来想，这些自有住房难道不是花了高价买下来的？许多城市年轻人难道不是搜尽家底，动用双方父母养老储备，刚刚够了首付，还欠着十几、几十年按揭贷款在一个月一个月连本带息“支出现金”？统计专家即使不算他们买房首付的“现金支出”，至少也该把每月还款算进去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同百姓感受大相径庭，这不是头一回。2009年全国房价暴涨，但它发布的数据却是“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平均上涨1.5%”，成了笑柄。时隔一年，国家统计局又将全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开支“节省”为“每月111元”。它为何老是在同住房有关的数据上犯有违常识的“低级错误”？原因无他，只因为数据从来都关系到相关公共政策的权衡取舍。2010年的旧账不算，我以为，只要看看“居民人均每月住房支出111元”这个数据用来干什么了，就可以明白——
前不久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提出了个税工资薪金免征额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000元的方案——为什么是3000元，而不是百姓普遍期待的5000元？按照财政部的解释，3000元个税免征额的计算依据是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结果，2010年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3元/月，按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1.93人计算，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为2167元/月。
采用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个税免征额的参考依据，说明我们已经承认国际通行的个人所得税立法原则，即“人民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得征税”。问题是不是在于，原则已定，3000元的起点也定下了，其他“现金开支”又无法压缩，于是统计专家只好拿“住房开支”做文章？哪怕离百姓真实感受十万八千里，明知道一旦公布又要成为笑柄，也顾不上了。
统计数据究竟该怎样为公共政策服务？
统计数据为公共政策服务，这不是问题，问题是统计数据如何为公共政策服务。究竟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之前，提供真实的、有科学原理和方法保障的数量依据，还是在公共政策已经定调之后，“削足适履”地凑数字？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做法，其效果也完全不同。浮夸年代各种“放卫星”数字，哪个背后没有当时政策的需要？哪个不是反过来误导当时的政策？政策出数字，数字出政策，如此恶性循环，结果是搞乱了国计民生。这个教训许多国人至今难以忘记，更不应忘记。
其实，政策需要数字来证明自己是有依据的，这在常理上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怎么可以没有公信力？事关百姓生活的数据怎么可以挑战百姓的切身感受？人类的数学科学发展到现在，统计一下大中城市房价平均上涨幅度或者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绝对没有问题，统计专家怎么可以在如此没有技术含量的场合，一再犯“低级错误”？又怎么可以在遭到质疑之时，用听起来更加没有技术含量的“现金支出”作托词而再次成为笑柄？
统计专家有难言之隐，大家都明白，短期内也不像有改变的可能。只是希望，专家以后遇到这种为难之时，无论如何多保留一些真实性，技术处理做得好一些，方法设计经得起推敲些，解释理由听上去顺畅些，别同百姓感受太“拧巴”。这不但有益于树立相关部门的权威，提高相关数据的公信力，正确引导公共政策，还有利于百姓在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现实，安排未来。(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④羊城晚报：数字“均贫富”难免惹人诟病
赵志疆
人民网2011年05月06日10:15
5月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情况。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37147元，同比增长13.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20759元，同比增长14.1%。（5月4日《北京晨报》）
每次国家统计局公布平均工资，照例都会引来市井坊间一片质疑，此番依旧毫不例外。所谓“均贫富”，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无论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也好，“橄榄球型”也罢，终究是有人分别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不过，有一种“均贫富”却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平均工资。当然，工资是不可能有人跟你平均的，人家所要跟你平均的只不过是数字而已。
如此口惠而实不至的“均贫富”，自然引来了一片口诛笔伐之声。不仅普通民众抱怨统计数据和自己的感觉“不搭调”，经济学家也纷纷公开指责一些统计数据不够精细和全面。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中国职工平均工资”代表的是“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然而，不仅很少有人能搞清楚“在岗职工”的范围究竟是什么，而且“在什么岗位”更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关键问题。
数据显示，目前七个垄断行业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全国总额的50%以上，这是造成收入不公的主要根源。这七大垄断行业是指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这其中，还并没有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的金融行业。
普通企业职工与政府公务员乃至国有垄断企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显而易见，而即使身处相同的单位，高级管理层与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一样泾渭分明———每当类似“垄断高薪触目惊心”之类的报道公之于众，不是总有其内部员工挺身而出为自己鸣冤叫屈吗？抹平了地域之分、行业差别、职位不同之后，轻描淡写的一纸“平均工资”想不挨批怕都很难———既然没人跟我平均工资，我为什么要替人平均数字？
其实，没有谁幻想着有人主动跟自己“平均工资”，同样的道理，也没有谁愿意被动替别人“平均数字”。有鉴于此，希望数据统计者能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以及不同职位间的工资水平分门别类、同时公布，而这原本也算不得什么难事，毕竟平均数字本身就是要由这些内容汇总得出。如果没有了这些，笼统的一个“平均工资”势必给人以偏概全之嫌，由此不仅使低收入者高山仰止、嗟叹连连，甚至难免会因此而迁怒于数据统计者本身。
⑤京华时报：薪酬制度不改中国经济难转型
马红漫
人民网 2011年05月13日09:20
本周以来，京华财经以每天一期的速度推出的一系列薪酬调查报道显示，国内职工薪酬待遇不公平问题几乎遍布所有主流行业，而在各个行业内部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待遇差别。
笔者阅读了相关报道之后，发现总体而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收入水平低于金融证券、科技型行业，尽管这符合经济发展的逻辑，但是传统制造业的整体收入待遇却很难推动行业的扩张发展。在各个行业内部，国企与民营企业之间体制差别也非常明显。民营企业高管收入待遇一般会高于国有企业高管，但国企高管待遇却颇有“旱涝保收”特点，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联度很低。
透过这一系列报道，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由此一一产生：其一，职工薪酬体系科学化是市场化公司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几乎每个行业，甚至是高薪行业的员工都在抱怨自身待遇偏低，这究竟是市场改革过度、还是市场改革的不足？其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明显，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到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为5到10倍。而导致行业收入差距的原因不是市场因素，更多的缘于垄断因素。其三，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强资本、弱劳动”趋势在不断强化，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压低劳动力成本，其结果是企业缺乏发展的长期动力，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发展空间被封杀。
当这三方面因素纠缠在一起，我们很难对中国职工薪酬体制给出一个积极的评价，甚至不得不对市场人力资源的发展前景持非常担心的态度。薪酬体制改革整体存在困境，一方面市场评价机制本身并不完善，另一方面企业体制不同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导致市场评价逻辑混乱。直白的说，制造业职工虽然容易被竞争替代，但是基本的社会收入保障却不应因此而止步。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收入评价指标应该在市场和行政之间做出决断，避免双方面因素困扰。在笔者看来，垄断行业的暴利导致国企高管评价体制完全缺失，应该以此作为市场突破的要点，经由市场竞争门槛的真正放开，促进市场待遇模式的提升。也就是说，只有让垄断行业薪酬评价体制回归市场逻辑，让烟草、石油、电力等整体职工暴利的状况被修正，才能够倒推市场评价逻辑的提振。否则一旦让恶性的市场评价体制长期存在，必然会搅乱市场机制。比如中国平安与中国人保高管待遇差距悬殊，是中国平安过高，还是国企背景的人保太低，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成为公众的困惑，何谈整体薪酬制度的优化呢。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体制改革修正绝非中国个例，而是一个经济体能否真正从低端竞争中突破的关键。从海外市场的发展经验看，推动社会资源发展的要素存在历史替代规律。首先是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品，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资本投入要素成为竞争取舍的核心。但是在科技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要素才是决定市场成本的核心。这也是日本和美国经济长期引领全球的原因所在。就此观察，如果中国的职工薪酬体制无法实现历史性突破，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或许真的能够成为全球老大，但是却始终无法摆脱制造工厂的定位，也无法让人均经济指标真正得到提升。就此而言，改变薪酬待遇乱象已经不可能再做拖延，否则中国经济国际定位就难以得到有效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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