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2011年05月17日《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记者 杨冬
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三家五星级酒店——洲际酒店、威斯汀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几乎天天高朋满座、生意火爆，酒店内的房间和会议室至少需要提前两个月预定。
这里的客人基本都来自于投行、拟上市企业、询价机构以及财经公关公司，他们聚在这里目的只有两个：不是参加路演推介会，就是参加上市庆贺酒会。对于这些异常忙碌的客人而言，五星级酒店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与此同时，位于北京木樨地的荣大快印中心印刷机器24小时加足马力开工，悬挂着“券商之家”牌匾的门下，时常站着一些西装革履的人们抽着烟在焦急地等待。他们聚在这里的目的也不外乎有两个：印刷首发(IPO)项目申报材料，或者印刷会后事项申报材料。
以上两种异常繁华的景象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倒映出火爆的IPO对拉动内需的提振作用。
事实上，IPO惠及的领域远不止酒店业和印刷业，其他行业如民航、餐饮、白酒、红酒、礼品、房地产、旅游业、汽车以及游艇等也受惠颇巨。
以民航业为例，有投行人士戏言，“在飞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热门航线中，每个航班中至少有两个人来自于投行、会计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这种描述不无道理，据记者了解，深圳某大型投行每年仅机票费用就超千万元。
以餐饮、白酒、红酒、礼品业为例，通常一次上市庆贺酒会的花费标准在50万元至200万元之间，每年数百次的上市酒会将对这些行业产生极强的带动作用。
以旅游业为例，在企业成功实现上市后，由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处于限售期，因此他们极其关心公司股价的波动，原因很简单：只有股价维持高位，未来的套现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在此情形下，企业上市后往往会特别注重投资者关系的处理，其中的一个公关手段就是，邀请行业分析师到一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明曰“会议”实则“公关”。
此外，IPO效应还会向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传递出商业机会。比如，商业银行获得新股发行过程中大量申购资金，虽然资金在申购账户上只能躺几天，但商业银行可以以此为基础在银行间短期拆借市场获得利益，或在发行人募集资金到位后为其做七天通知存款。不仅如此，当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原始股东股权套现后，就会成为商业银行的VIP客户，进而催生出大量的存款和理财产品销售机会；而在股权套现之前，信托公司发行的股权质押信托计划将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原始股东提供折现资金。
更重要的是，从生产要素以及上下游产业链来分析，IPO效应将大大带动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就业、消费以及相关产业链的迅速发展，原因就在于其募集资金在不违规的情况下须投入到产能扩张中。即使其募集资金投向改变，也能对于“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产生极强的推动作用。
再进一步延伸，IPO的经济学效应对地方税收提升巨大。现实的情况是，当一家企业成功实现IPO后，往往会成为当地纳税的“明星大户”。原因在于，当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很少会出现隐瞒业绩的现象，否则将不利于其股价表现和再融资，企业“偷漏税”由此失去了动机。而随着地方税收的增加，国税收入也会水涨船高，这将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有实力增强对贫穷地区的转移支付或补贴力度。从这一点上来看，IPO的经济学效应对整个国民税基的充实以及缩小城乡差别贡献颇巨。
客观地讲，IPO的经济学效应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提振可谓功不可没，较高的证券化率可以消弭国内融资渠道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抑制。
不过，IPO经济学忽略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帕累托效应”，即资源和财富存在不均衡分布的现象。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富裕人群的税收调节，进而加强对相对不富裕人群的二次分配。只有这样，IPO经济学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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