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财政上半年累计收入56875.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526.03亿元，增长31.2%。其中，备受广泛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3554.78亿元，同比增加929亿元，增幅高达35.4%，引起了许多民众甚至媒体的热议，不少声音认为政府税收增长过快是工资增长缓慢或贫富悬殊的原因。其实这样的看法不尽准确。
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发表过一个“全球税务负担指数”，将中国列为世界上税收负担第二重的国家。这个由该杂志自主炮制的排名，使许多人误以为中国是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
其实，那种认为政府税收是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的观点，大概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认为在切割GDP这块蛋糕时，只有劳动者和政府这两个主体，完全无视了资本这个主体。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税负是不是太重？
中国整体税负偏轻
衡量一个社会或国家税收负担的比较客观的经济标准，不是一个特定时期税收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某些媒体自己炮制出来的排名。衡量政府税负轻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这是基本常识。那些一味指责政府税收的经济学家们，肯定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
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税收总量占GDP的比重究竟是高还是低？
我查了许多资料发现，中国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比美国，比所有发达国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而且都低得多。比如，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在世界上178个经济实体中，从高到低，中国大陆总税入占GDP的比重排名第105位，在世界上是偏低的。又比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2008年的数据，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是45.3%，29个主要新兴国家平均是35.5%，中国是17.9%，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和主要新兴国家的平均数都低一大截（参见图1）。而2008年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5%，也是偏低的。
由此判断，中国目前应该是低税收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税收过重的时候，外资还是大量涌进。无利不起早，外资都是用脚投票的。不要以为外资都喜欢交税，专爱往高税收的国家或地区跑。所以，税收不可能是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
西方那些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比中国高出许多，按有些人的观点，是不是这些国家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就低很多呢？不是的。笔者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用数据指出，它们的工资占比高于中国。
钱大多进了资本的口袋
说税收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不仅有违实证数据，而且还违反经济学常识。一个国家的GDP在扣除折旧、扣除某些非直接的税收、扣除来自海外的净收入这三项以后，就变成调整后的GDP。这个调整后的GDP，简单地讲，可以分解成四大块：工资、利润、利息（包括地租）以及自雇者（self-employed）的收入。即：
调整后的GDP=广义工资+利润+利息+自雇者的收入。
这就是许多经济学家讲的初次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税收并不介入。税收介入是再分配的事。
让我们将上述公式简化一下。将利润和利息（地租）看成广义的资本收入，将工资和自雇者的收入看成广义的工资，我们就得到一个简化了的公式：
调整后的GDP=广义工资+广义资本收益。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常识：在初次分配中，工资和资本收益成消长关系。资本收益过高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长期在初次分配中过低，工资和资本收益成消长关系。资本收益过高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长期下降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有调查会发现，在工资占比下降20%的时候，资本报酬占比上升了20%（参见图2）。
根据上面的数据，中国工资占比和税收占比都比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低很多。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中国的资本收益（利润+利息）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经济数据上反映出来。比如这些年中国的社会储蓄大幅度上升，主要是企业存款和富有阶层的存款大幅度上升。
其实是钱进了资本的口袋。
哈佛教授尼亚尔?福格森（NiallFerguson）也曾经指出，2000～2008年，在中国的企业其利润以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上升。如果2000年企业的利润为100的话，那么，到了2008年则高达800。而同一时期，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相当缓慢。也有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和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的数据计算出，1995～2004年，单位产品里的工资含量持续下降，而单位产品里的利润含量则持续上升。尤其是从1995年到2001年，单位产品里的工资含量加速度下降，而利润含量则加速度上升。那段时间，正是国企私有化比较快速的时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数据去算一算。
总之，过去有一段时间，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以剪刀差的方式此消彼长。结果GDP的增长缺乏包容性，许多人面临相对贫困。所以，中下层的贫困不是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太高所致，而是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极度不公正导致的。
老百姓感到税负重是因为税收结构不合理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感到税收太多呢？
这同税收结构不尽合理有关。比如，税收结构没有反映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现状。有些税率在制定之初是合理的，现在可能就变得有些陈旧了。结果应该加征的没有加征，应当减征的没有减征，导致税负不合理。以个人所得税的负征额为例，2000元的负征额，当初是恰当的，但是，由于这些年通货膨胀的积累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现在来看就太低了。如果不调整这个负征额，相对通胀以前的情况，中下层的实际税负就增长了，甚至有可能这个阶层税负的份额都相对增加了。中下层是人口中的大多数，所以，多数人就感到税负太重，就抱怨政府税收太高。在房价、医疗、教育以及其他物价大幅度上升以后，现在2000元是什么概念大家应当都知道，有朋友告诉我，在一线城市维持基本的生计都不易，还要交税，自然有些牢骚。我们前面提到，中国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从世界范围看是比较低的，这是事实。但是由于税负结构有些不合理，导致了广大中下层感到税负太重，这也是事实。所谓税负不合理，就是相对于富有阶层来讲，中下层税负比较重。
调整税负结构有多种办法，例如，提高个税的负征额，同时增加高收入的累进税率；征收资本收益税，等等，降低中下层的税负在税收总额中的份额，增加富有阶层的税收份额，这样，即使税收占GDP的份额不变，大多数中下层也会感到税负的降低。
富人减税、政府举债不可取
关于税收的争论非常重要！
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正在兴办许多惠及全民、缩小贫富悬殊的事，比如建立农村医保和社保、提高城镇退休职工社保等，而且还会有新的举措。这些举措的每一项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样，中国应当在本来低税收的基础上，再降低税收、增加资本收益，那么，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终止这些民生举措；要么国家举债来办这些民生项目，走西方那种富人减税、政府举债的道路。西方的教训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不可持续。
本文节选自黄树东老师新书《中国，你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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