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成就即“中国模式”制度性的胜利》——驳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之谬论

《中国的成就即“中国模式”制度性的胜利》　　

——驳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之谬论　　

马格宁思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的举世瞩目的巨大的成就。走完了当今世界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甚至还要更多时间，才能走完的路。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令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想知道的“秘密”。在全世界都在探求着“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或华裔）学者，却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并将中国改革的成果，归功于“美国模式”的功劳。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胜利。　　

近日，《人物周刊》记者徐琳玲，采访了陈志武，并以“对话陈志武”的方式，发表了题为《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的访谈录。在该访谈录中，“陈志武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还说：“台湾方面曾出过一本我的文集，题目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我把陈志武的话，翻译成“中文”，其意思是说：中国改革经验，是学习了，或者说，是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的指导下实现的。故，中国没有经验可谈，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即“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在此，我要明确地告诉　陈志武　先生，同时“包括张维迎、周其仁在内的我们这些人尽量地推动市场的理念”的“自由市场学派”的人物，中国的改革经验，不仅有“中国模式”存在，而且有支撑“中国模式”的理论，即“中国制度论”，作为“中国改革实践”即“中国模式”的理论依据。关于“中国制度”，我在《中国制度论（纲要）》、《中国制度论（纲要）·续篇》、《中国制度论·子篇（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以及《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纲要（之一）（之二）（之终结篇）》等文章中，有系统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做赘述。　　

（二）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优点和缺点。概括起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公平”但“低效”；资本主义制度“不公”但“高效”。人类社会，恰恰是因为“公平与否”，和“效率高低”的不同，而产生“穷人富人之两极分化”，“有产无产之贫富悬殊”，“剥削被剥削之劳资矛盾”、“不同阶级间之阶级斗争”。　　

那么，我们能不能“扬”两种制度之所“长”，“弃”两种制度之所“短”呢？即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之“公平”，资本主义制度之“高效”，舍弃各自的“低效”和“不公”。将“公平”与“高效”，通过制度的“嫁接”“杂交”之方式，生成一个生命基因工程科学的“杂交之优良品种”；或称谓“制度成分要素的重组”，通过制度要素的重新组合，即将“分子结构进行重新组合”，使“石墨”生成为“金刚石”。这就是“中国制度论”产生的认识论之理论基础。　　

（三）　　

众所周知，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是集权的、公有制、国家垄断、产品生产、计划经济运行机制。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分权的、私有制、私人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两种制度皆由“五个”要素构成，其中前“三个”要素是“社会本质”要素，它决定着社会的“本质属性”，即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后“两个”要素是“生产方式”要素，它们决定着是采用“产品生产、计划经济”，还是采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之“生产方式”。　　

那么，中国的改革实践，是在两种“制度”中，各取其三二要素构成的，即“中国模式”——选取了“集权的、公有制、国家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作为其构成要素。它在“社会本质”要素上，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集权的、公有制、国家垄断的”，在“生产方式”要素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之要素——“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将两种制度进行了的“嫁接”“杂交”或称谓“制度成分要素的重组”，由此构成了“中国模式”，进而形成了“中国制度论”之理论体系。　　

（四）　　

中国制度论：“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垄断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公平”与“高效”，是通过“四个定语”来实现的。这“四个定语”虽然各有其含义，用以界定各自的范畴，但又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同时，在他们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的、本质的”关联。阐述如下：　　

⑴“社会主义的”：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公有制为主体。　　

⑵“市场经济的”：解决社会的“效率”问题。承认保护私有财产。　　

⑶“中央集权的”：解决社会组织的“统一领导”，社会资源的“统筹协调”，社会决策的“高效快捷”，社会行动的“举国体制”等问题。　　

⑷“国家垄断的”：解决“公平”与“效率”，在社会政治与经济中的比例与比重关系，是各个行业经济的刻度指标之游尺。国家垄断，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是可以调节的，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取向。当国家在追求“公平”的时候，将加大“国家垄断”的比例比重，让“政府”来解决问题；当国家在追求“效益”的时候，将减少“国家垄断”的比例比重，让“市场”来解决问题。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如：民生商品、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要高，以追求社会之公平，反之亦然。国家垄断的“载体”是国家掌控的“国有公司/企业”。国家垄断比例比重关系的调节，即由实行“中央集权的制”的政府来实现。　　

“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示意图　　

市场“效率”（100%-0%）———————(0%-100%）社会“公平”　　

说明：① 当“国家垄断”之指标游尺趋向“市场”方向时，说明国家垄断水平“低”，市场自由竞争比较充分，国家政策取向是追求市场“效率”。　　

② 当“国家垄断”之指标游尺趋向“社会”方向时，说明国家垄断水平“高”，市场自由竞争不够充分，国家政策取向是追求社会“公平”。　　

（五）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被陈志武们奉为“圣经”的，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在它的“教导”和“引领”下，美国模式，产生了“二巨四危”的“高危病态”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即“巨额赤字”、“巨额债务”，由此潜伏着“赤字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而且危机之“导火索”有可能正在燃烧着。陈志武将这种“高危病态”的美国模式，标榜为中国改革样板，将制造了“二巨四危”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说成是“中国改革经验”的理论指导和理论依据，岂不荒唐！　　

（六）　　

“人物周刊：作为自由市场派的学者，您一直在鼓吹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您感受到公众的不同看法了吗？陈志武：这个很遗憾。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美国也是如此。今年，我的40个学生在十几个省份作问卷调查，根据反馈回来的数据，倾向性回答是相信和依赖政府解决经济问题，譬如解决收入差距的办法等等。”　　

从这段访谈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民众是不相信“自由市场派的学者，鼓吹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因为，严酷的现实已经深深地刺痛和教育了他们，中国的房地产资本家早就宣称说：我就是要给富人盖房子，穷人就该买不起房子。而恰恰是中国政府宣布在今后五时间里，为老百姓建造3600万套保障房。前期的1000万套已经陆续开工。　　

略分析一下中国当前的行业经济形态，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和清晰的看到：凡是“国家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如、石油、电力、电信、能源、航空、铁路、金融、公交、资源等行业，都没有出现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计民生”的问题，虽然存在“垄断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只要“国家发改委”的“价格指挥棒”调低一点，以及国家财政部从垄断国企上缴的利润中，拿出一点，补助“民生”的话，那么“垄断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国家发改委”也好，你“国家住建部”也好，你能让“房地产开发商”降一分钱房价吗？你不能！因为99%的开发商是私有企业、是私人老板。现在的“房价博弈”，是否已经成为“有房产阶级”与“无房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了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认为，按照“中国制度论”的“国家垄断”之原理，目前只有将60-80%以上的房地产企业，成为“国家垄断”企业，由国家为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建造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才是解决中国住房问题的根本出路。关于“民生商品”之物价飞涨之、“医疗”等问题，其解决办法亦是如此。　　

（七）　　

“人物周刊：在做启蒙大众的工作时，会觉得挫败么？陈志武：这不妨碍我们这群人做一点事（包括张维迎、周其仁在内的我们这些人尽量地推动市场的理念）。特别是我，设的起点很低，本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改变社会，所以，能做任何一点事，都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从这段访谈中，我们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陈志武们鼓吹的“自由市场派经济”观点，是多么的没有市场！，以至于那些“自由市场学派”的所谓“经济学家”们，还在做着备受挫折的启蒙大众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个“可怕的需要高度警惕的现象”，那就是，陈志武、张维迎、周其仁们有“话语权”，不仅在高校的课堂上“蒙蔽”那些涉世不深的学生，更有害的是，还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然而，当CPI指数飞涨、房价飞涨、医疗费飞涨的时候，他们却拿不出任何“良方佳药”来。故，现在这些人也不敢出来“胡说八道”了。只能颠倒黑白，将中国改革经验，说成是“美国模式”的功劳，说成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胜利。　　

（八）　　

“经济学”这个概念，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称之谓“经济学”；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称之谓“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或可称之谓“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的成就，形成的“中国模式”的雏形，从这个模式中，归纳总结概括出了“中国制度论”，即中国模式的基本理论依据。由此，“中国制度论”或可以成为“新政治经济学”之代表性理论。　　

中国改革开发三十年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举世震惊，人们将其称谓“中国模式”。现在总结归纳出的“中国制度论”，则是“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撇开“意识形态”的划分，从国别上看，选择三个大国的制度，曾经存在的和现在仍有的是：苏联制度、美国制度、中国制度。　　

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制度亦不复存在了，在此不作赘述。但是，中国曾经采用与苏联同样的或是类似的制度。而今，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却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全面采用“资本主义制度”。　　

美国，仍然存在，故其制度亦在，但是，美国的制度却是制造“巨额赤字”、“巨额债务”的“温床”，由此必然潜伏着四大危机，即“赤字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并且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或者其“导火索”正在燃烧之中，危机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中国，将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制度的“嫁接”“杂交”或称谓“制度成分要素的重组”，诞生了一个新的制度——“中国制度”，创造了中国改革开发三十年的巨大成就。　　

可见与苏联制度、美国制度比较，中国制度更具有生命力。苏联解体、美国衰退其原因不在于外部，其关键因素在于它们的“制度”出问题了。中国不仅取得了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而且在“中国模式”的实践基础上，创造性的归纳总结出了“中国制度论”之理论。　　

因此，人类最终胜利是“制度”的胜利。中国最终战胜美国、俄罗斯是战胜了它们的“制度”。这亦正是“中国制度”，对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国制度论·子篇（之四）《中国医疗卫生制度问题》马格宁思　2011-08-04　　　

2、中国制度论·子篇（之三）《中国的住房问题归根到底“疑似”为“阶级斗争”问题》马格宁思　2011-08-01　　　

3、中国制度论·子篇（之二）《中国共产党人对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再认识》马格宁思　2011-07-30　　　

4、中国制度论·子篇（之一）《中国政府根本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性战略决策》马格宁思　2011-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