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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驳“用开放倒逼改革”的谬论

贾根良 · 2013-08-1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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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中,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支配下,我国制定的绝大多数经济政策都是违背我党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一些政府领导人似是而非的言论让人啼笑皆非,我真不知道他们的秘书是怎样给他们起草讲话稿的。

原载贾根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c334383f0101b6y4.html )转载时略有删改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杜牧:《阿房宫赋》

  20世纪90年代初,“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改革思路在破除改革阻力上也许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物换时移,进入新世纪以后,“用开放倒逼改革”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的国家安全。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内,这种思路却变得甚嚣尘上,有人竟称之为“高屋建瓴的战略部署”,从而把“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教条主义推向了极端。据报道,李克强在2013年6月的一次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作为参加座谈会并发言的5位企业代表之一,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现在仍记得听到这番话语时的振奋心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连连称赞,用开放促改革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战略部署”。

  正如卡普林斯基指出的,“全球化扩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对全球化经济增长导致的这个最大的副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很少有争议。”学术界普遍地认为,不当开放和过度开放是一国收入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它导致了内需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思维定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过度开放和不对等开放已经造成了我国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技术、金融等多方面的依附,“用开放倒逼改革”的结果是:通过引进外资压缩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外资垄断了国内许多竞争性的行业,例如,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种子产业、食用油产业和银行业的高端客户;通过引入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全面压制了中国的技术创新,等等。

  “用开放倒逼改革”也在政府机构和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买办利益集团,阻碍了国内改革的深度攻坚。例如:“现在国产药要想进入三甲医院非常难,目前三甲医院的药品中国产药占比不足20%,前些年甚至只有5%左右,进口药、合资药一统天下,这绝不是国产药不好的问题,而是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所谓各方利益博弈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买办为了一己之利阻止国产药进入国内三甲医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内需不足和买办利益集团对我国深化改革的巨大阻碍问题,我国必须采取“安内必先攘外”的改革开放新战略,排除国际垄断资本和我国内部买办利益集团的相互勾结对改革大业的严重干扰,这是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发展新战略的重要保证。

  制定经济政策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先验的教条出发。在过去的十年中,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支配下,我国制定的绝大多数经济政策都是违背我党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这种状况目前仍在继续,许多所谓的学者和一些政府领导人似是而非的言论让人忍俊不禁和啼笑皆非,这些言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制定的政策越多,我国经济就越混乱,这些政策正在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深渊。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逆耳忠言的政策建议不仅不能上达上层,媒体也刻意不予报道,而那些混淆是非和颠倒黑白的新自由主义言论却铺天盖地的满天飞。

  例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最近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妄谈什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所有21个成员经济体领导人都承认TPP谈判和RCEP谈判对实现亚太自与贸易的积极作用。魏建国需要弄明白的是:中国领导人是这样认为的吗?拒绝加入TPP的印度、印尼也这样认为吗?东盟是这样认为的吗?实际上,他们都不是这样认为的。据报道,为了对抗TPP,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这一覆盖16个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进程。 2012年11月RCEP谈判的启动被视为对TPP的正式“宣战”。《华尔街日报》撰文称, “RCEP进程可能会阻碍甚至破坏由美国主导的TPP” 。那么,魏建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这些领导人,目的何在?在他看来,“中国不应把TPP看作是美国的战略梦,它也是中国的战略梦,TPP将使中国战略利益最大化。”原来他的目的是论证围堵中国的TPP是他心目中的“中美国”的共同的“战略梦”,很难想象,一个原政府高级官员和他领导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竟然是帮助美国搞垮中国的“第五梯队”。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掀起的一种国际运动,其目的是改革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支配世界经济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当时,“所有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者都正以区域整合与长期经济计划为基础,寻求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但这种改革运动被美国通过各个击破的战略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打败,从而形成了目前以全球价值链(所谓“新国际分工”)为基础和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使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美元霸权陷阱之中,至今仍严重阻碍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更加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在2013年6月24—26日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却对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大加赞扬: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发表《全球价值链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致辞,而李源潮也基于这种基调,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我真不知道他们的秘书是怎样给他们起草讲话稿的,我国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胆子真大,竟然敢把这种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称作是“国际经济新秩序”,难道不会被人耻笑万年吗?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名句用到现在也很恰当:“粪土当今万户侯”。

  李克强在2013年6月的一次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且不说过去的“用开放倒逼改革”已经给现在的改革造成了巨大困难,我只是要问,开放将如何扩大内需?如果不能回答,这就是信口开河。这种信口开河违背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由可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歧路和邪路。事实上,正是不当开放、不对等开放和过度开放所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内需长期以来无法启动的主要根源,这是笔者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继续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对外开放,只能使内需更加不足,使中国锁定在依附型经济的道路上不能自拔,而不是像李总理所说的那样扩大内需,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入歧途。

  国际金融危机后,从2009年开始,笔者就一直批评“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改革思路,可能最早见诸文字的是2012年2月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的这篇《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目前,几乎所有提议尽早加入TPP的学者都把TPP对国内改革的巨大倒逼作用作为主要理由。笔者在年底将有专文对“用开放倒逼改革”的谬论进行批判,为了使阅读本博客的人尽早认识到这一谬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事业的危害,笔者把《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一文作为这个随笔的附录贴在这里,虽然该文只部分地涉及到对这一谬论的批评。

 

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

  摘要:比较世界经济史说明,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内经济一体化优先于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发展成功的关键。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一直流行至今的“用开放倒逼改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上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地方保护主义甚至成为外商垄断我国市场最有力的工具。过度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不仅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高昂的运输成本、商业流通体制严重不畅和外商垄断我国市场的情况下,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是很难实现的,国内经济一体化是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

  关键词:国内经济一体化 国际经济一体化 扩大内需 历史经验

  我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却越来越萎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再次提出扩大内需,并把其升格为战略举措的高度。目前,学者们在讨论扩大内需问题时,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改善收入分配方面。但本文认为,国内经济一体化至少具有与之同样的重要性,甚至成为其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本文首先讨论国内市场分割如何严重地阻碍了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然后从历史经验借鉴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一些国家发展成败的比较,论证国内经济一体化是发展成功还是沦为边缘国家的关键性因素。最后,本文提出了停止修建收费公路和目前的绝大部分收费公路都要逐步转变为免费公路等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构想与政策建议。

一、国内市场分割严重地阻碍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能力已经明显减弱,特别是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外部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仍将进一步大幅度地被压缩。面对这种状况,我国自2009年以来就开始实施启动内需的新战略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2011年4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未来5年中国将着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从历史经验来看,出口导向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并不适合于具有广阔国内市场规模的大国经济,因此,我国从过去十多年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转变到国内外市场并重甚至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无疑是我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并将继续经历的一种深刻的结构转变。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由于我国过去偏重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因而被忽视的许多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自前年人们就开始热议,我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外比国内还要便宜;去年由于内地物价上涨,深圳等地大量居民到港澳“扫货”的现象也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实际上,我国外销的产品不只是价格低廉而且质量也比境内好的多,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无疑是极其不正常的。又如,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4月1日的报道,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外销困难,国内一些营销商从外贸企业采购到一些产品,上市后被抢购一空。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口转内销仍被外贸工厂看作是下乘之选。最近有报道说,三年前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而被迫开拓国内市场的外贸企业已有大半铩羽而归。[①]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单从人口规模上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无视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偏爱出口呢?笔者认为,国内市场环境的恶劣是产生上述两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

  最近有关高速公路天价过路费的报道揭露出了问题的冰山一角:高昂的运输成本是我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比国外昂贵的重要原因之一。统计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7.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8.1%,比发达国家要高一倍左右。许多商品的价格变化,不再取决于生产和供求,而是取决于运输状况。[②]高昂的社会物流费用的负担绝大部分通过商品价格的上涨被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据报道,全国所有收费公路对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费放行的措施在2010年12月1日实施后,蔬菜批发价立马就下降了10%左右。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耿书海在1月19日召开的2011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上指出,我国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总成本的1/3。曾经有人吃惊地发现: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虽然这还不是导致我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比国外昂贵的最重要原因,但我国交通运输的各种收费无疑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商品流通的发展。

  目前,在国内商业流通体制上,沉疴日久的“潜规则”几近成为体制的痼疾,这些潜规则包括高额的进场费(高达商品销售额的20%~30%)、各种名目的杂费(约占销售额的10%左右)以及“没有止境的货款拖欠”等问题。国内营销商特别是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企业通过垄断流通渠道,吞噬掉了生产企业辛辛苦苦赚来的大部分利润,最近频频传出不堪重负的中小供应商纷纷“逃离”家乐福的消息就说明了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实际上,我国商业流通体制中的这些“潜规则”是由外资企业在我国率先建立的,而在发达国家,它却被视作垄断行为遭到禁止。针对这种状况,虽然商务部在2011年一直计划出台第三次修订的《零售商、供货商商品购销合同规范》,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仍无法解决国内商业流通体制的顽疾。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业不仅在进出口而且在国内市场上都没有渠道控制权和价格定价权,而后者又多为外资企业所掌控,如果不从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和市场结构等系统思维入手,这一问题将无法解决。

  更为严重的是,在商业流通领域,近年来,外资企业几乎控制了我国一线城市的所有零售业,现在已经不约而同地开始谋求控制国内二三线城市的零售业。我国自1992年以来的流通改革把物资、供销、商业三驾马车拆散后,流通业一直处于无序状态,这就为资金雄厚的外资迅速扩张并支配我国流通业以可乘之机。自2006年12月11日正式入关至今,外资已经兼并了60%的大型主流民营企业,我国百货业百强企业营业额的总和还不足沃尔玛的十分之一。中国美旗控股集团战略决策委员会主席谢秉臻2009年12月3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时指出,照此发展下去,外资将在三至五年内控制我国流通主渠道。[③]对此,麦肯锡公司的有关分析也认为:在未来35年内,中国零售业60%的市场将由35家世界级零售巨头掌握,30%的市场将由中国国家级零售巨头把持,剩下10%则掌握在国内地区性零售巨头手中,而外资在只占据现代流通业态40%的份额时,就基本控制了中国的流通渠道。

  除了高昂的物流成本和商业流通体制的严重不畅外,有增无减的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仍然严重地阻碍着高度一体化的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总起来说,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国内经济一体化的不利影响。在加入WTO之前,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各省之间产业雷同情况相当严重,因此,在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就把我国各省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迅速地纳入其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其结果是我国各省的国际一体化程度大幅度增加,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却进一步被弱化了,这种状况导致了外资在我国畅通无阻,而国内市场的分割却有增无减。我国目前对外贸易中仍严重存在的低价竞销、多头对外与肥水外流的局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它是造成我国制造业企业不仅在进出口而且在国内市场上都没有渠道控制权和价格定价权的重要原因。

  造成我国国内市场分割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体制和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所导致的保护主义盛行。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沦为外商垄断我国市场最有力的工具。例如,据报道,国产盾构机的出口比获得国内订单还容易,其原因就在于随着全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以及城际铁路、水利工程、过江隧道等项目的规模不断加大,盾构机作为挖隧道的专用大型工程机械,其市场需求也成倍数增长。因此,目前各大城市在修地铁的同时都成立了自己的盾构机厂,但这些工厂由于没有掌握盾构机的技术,他们要么和外资品牌合资,要么进口其产品,国产企业参加项目招投标,虽然在技术和价格上都占优但却拿不到标,其产品不得不被迫远走异国他乡。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茅仲文11月14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除了大连和少数几个城市,目前,德国海瑞克几乎垄断了其他城市的盾构机市场。地方保护成为了外商垄断我国市场最有力的工具,”他还指出,“正在进行庞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我国市场几乎被外资品牌垄断。其实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其他机械,盾构机是突出代表之一。”[④]该报记者报道说,不久前工信部刚刚召开了针对这一现象的研讨会,希望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工信部还是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似乎暂时都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根源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国内经济一体化重要性的严重忽视,这在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流行到现在的“用开放倒逼改革”的观点中充分反映出来了:出于“对前途未卜的国内改革的风险回避和必须维持经济增长的双重政治考虑”,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加紧了参加“世贸”的谈判,改革者希望“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国际法的优先地位,将世贸规则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强行转换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克服阻力推动国内改革。”[⑤]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浙江的中小企业从本土成长起来并为本土市场生产。后来,当外单大举进来的时候他们首选了接外单生产,因为数不清的费税和打点以及不透明的治理,大大抬高了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这些企业于是在改革的后期大量转向外向生产,在经济活动向价值链的低端移动的同时,初步形成的国内产业价值网络瓦解了。[⑥]在这种情况下,“用开放倒逼改革”的结果是:我国大量的产业被外资支配和垄断,而市场竞争环境却没有得到改善,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反而更加严重了。

二、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成败的关键及其历史经验借鉴

  迪尔特·森哈斯在对欧洲以及欧洲之外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出口型经济进行广泛比较研究后指出,“出口型经济,无论他们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他们在资源上是丰富还是匮乏,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成功或不成功主要取决于他们国内经济潜力的开发”。[⑦]森哈斯认为,当19世纪的欧洲落后国家在面临英国工业领先地位的挑战时,他们是否存在一种广泛的国内发展过程是决定他们加入到发达工业国还是沦为边缘国家的主要因素。例如,在19世纪,许多国家面临着西欧核心国即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化对落后国家原材料出口产生巨大需求的发展机会,但面对这种同样的条件,为什么北欧的挪威、瑞典和白人新的拓殖地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没有遭遇“资源诅咒”的厄运,而阿根廷、乌拉圭、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却沦为了依附型的边缘国家?森哈斯通过比较后,得出结论说:原因就在于后者没有发展成为国内经济具有内聚力的国民经济。[⑧]森哈斯在这里所说的具有内聚力的国民经济就是我们所讲的国内经济一体化。

  森哈斯通过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不同发展型态的比较很好地说明了上述结论。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两个国家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在20世纪20年代两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属于最高的几个国家之列:阿根廷第五,澳大利亚第六,但到了1977年,前者却只是后者的1/4.5。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巨大的差异呢?在这两个国家,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催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在澳大利亚是工党,在阿根廷是激进党。作为改革政党,两者具有类似的致力于结构变革的纲领:他们都反对土地寡头政治,都提倡某些国有化措施、政治改革和最重要的是国家工业化。两党都掌握了权力:工党在19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党政府,而激进党则在1916年上台。但是,一旦掌握政权,两党所追求的政策却是完全不同的。在澳大利亚,保护主义政策被采用,致力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目的是建立在国际上也具有竞争力的工业,这种工业化推进到对基础工业和机械工程工业的进口替代,因此,澳大利亚避免了短命的只停留在“轻工业”阶段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是拉丁美洲作为整体以及阿根廷在1930年之后的基本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澳大利亚持续地偏好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但一种一体化的国内经济结构出现了。而且,这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的一体化:工党、工会、民族资产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了。然而,就阿根廷而言,虽然它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但它只对简单的轻工业产品进行进口替代,没有在早期阶段就推进到对重工业和机器设备的广泛的进口替代,因此,它就没有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一体化和多样化。国内经济结构一体化的缺乏导致了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这是长期以来阿根廷陷入周期性政治动乱的根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虽然建立了基础工业和机械工程工业,但它并不是内部发展过程的结果,而是跨国公司渗透的产物,后者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明显地对解决阿根廷的经济结构问题是没有帮助的,工业结构分裂为新的二元结构:高度资本密集型的部门与资本化不足和没有竞争力的部门,而且,服务业过度膨胀。澳大利亚的资本品部门更加密切地与整个国内经济一体化,就收入分配和有效的国内需求来说,它也构成了更大的潜力。例如,工资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在澳大利亚占到68%,而在阿根廷只有46%。[⑨]由此可见,使澳大利亚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与阿根廷产生重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保护国内市场和扶植高端产业的国内经济一体化。

  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内经济一体化对发展成败的关键性作用,他区别了导致全然不同发展模式的两种类型的一体化(integration):内部一体化和外部一体化。韦德指出,今天我们使用“一体化”这个词排他性地是指外部一体化,我们假定与世界经济更多的一体化总是好的,因此,发展思考最奇怪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内部一体化的沉默。我们应该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内部一体化而非外部一体化。内部一体化的经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在国内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更密切的投入产出联系(例如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或者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第二,它具有更高比例的国内产品出售给国内工资收入者的需求结构,也就是内需占更大比例。只有在这种内部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才能建立健全的政治联盟,因为资本家、工人和政府都能认识到,工资作为销售和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其共同利益之所在,而不只是把工资看作生产成本。相反,在一种高度外部一体化的经济中,情况则恰好相反,工资简单地被看作是成本而非需求的源泉,这导致了对工人的压榨,国内需求日益不足,这种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导致了分割的社会和部门结构,限制了阶级联盟的创造,因而阻碍了民主政体的发展。韦德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外部一体化不会自动推动内部一体化,甚至会阻碍内部一体化的发展。[⑩]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高低不仅反映了一国配置其经济资源的效率水平,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组织能力的高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与一国的技术竞争力一样,国内经济一体化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国家竞争力。因此,早在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指出,“一国的国外市场尽管极为繁荣,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对它的重要性却十倍于国外市场;……向海外追求财富固然重要,还有比这个更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育与保卫”。[11] “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结合, 其次才想到国际的结合,”[12]它“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国内市场, 至少在日常必需品方面的利权不能外溢……德国如果不甘心远远落后在法国、美国,甚至俄国的后面,这就是德国商业同盟必须担当的任务。”[13]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比较研究说明,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如果要想取得发展的成功,莫不把国内经济一体化作为最重要的事项置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上。我们下面就以英国和美国从落后国家崛起为霸权国家的历史经验作为例证说明这一点。

  在历史上,英国的工业发展曾落后于汉撒同盟和低地国家,正是通过关税保护等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保护本国弱小的工业,英国不仅在18世纪崛起为西欧强大的国家,而且也引发了产业革命。[14]正如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指出的,重商主义“在它的核心深处,不在于关税壁垒、保护性关税或者航海法案,而是在于某些远为重要的事情——即在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及其组织、国家及其制度体系的整体性转变,在于用民族国家的经济来替代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经济”,[15]著名的重商主义研究者赫克谢尔也认为,“凡将经济生活限制于特定地区,并且妨碍贸易在国界之内进行的事物”,都是重商主义所反对的,重商主义迫使国界之内的城镇和省份的贸易更为自由。[16]因此,英国重商主义不仅是对外实施工业保护主义的对外政策,而且也是对内政策,这是因为,如果要发展本国的工业,则必须对于国内的交通给与特别的注意,必须废除或减轻各种的通行税和落地税等等,并且还要撤销基尔特的都市经济所建立的种种障碍,以国家之独占替代都市之独占,以法令统一国内所有经济事务,制定工业标准和条例,对生产和质量进行监督,保护消费者利益,统一国内市场,[17]所有这些对内政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由此可以,英国在从落后走向崛起时,通过保护主义独占国内工业市场并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无疑是以国内经济一体化来支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

  与英国的崛起着重于国际市场不同,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通过高关税保护和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崛起的,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通过高关税保护拒绝国际经济一体化。纳尔逊指出,由于普遍实施高水平的保护关税,巨大的美国市场得到有效的保护,欧洲产品很难进入。美国巨大、丰富的市场……使美国在国际比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有些技术创新源于欧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国市场中实现规模经济,其发展却是在美国进步最快,这种例子为数众多。[18]第二,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虽然英国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业品,但美国出口的还不到十分之一;[19]第三,企业严重的内向倾向,先国内后向海外发展。一般来说,只有在建立起全国性的销售分配网络之后,美国公司才对国外市场感兴趣。正如福克纳指出的,“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战略的道路,国内市场(才)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20]美国是在实现国内市场高度一体化之后,同时也是在美国工业于1900年前后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之后,外贸才开始作为国内市场的补充得到较大发展的,因而美国就不可能出现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剧国内市场分割所产生的上述种种弊端,美国的这种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三、国内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政策建议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由于具有潜在的广阔国内市场规模,国内经济一体化要远比国际经济一体化重要许多倍。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少有人注意到国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人们几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与全球化接轨上,放在了国际经济一体化上,几乎没有注意到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损害。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当我们把眼光聚焦于内需之时,我们发现,劳动者的工资不再简单地是成本反而是内需最重要的源泉,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企业生产率(及其赢利)的提高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人们就把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改善收入分配看作是扩大内需的基本途径,但是,人们再次没有注意到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内需严重不足的重要根源。

  我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却为什么越来越萎缩?无疑,收入分配问题是基本原因之一,但是,经济发展模式在导致内需不足上的作用绝不亚于收入分配问题,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决定性因素。笔者在《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一文中论述了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内需严重不足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基本原因之一,[21]因此,不改革经济发展模式,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际上,作为内需的重要指标,一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国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国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一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就越大,内需就越旺盛,反之亦然,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发展绩效为什么出现重大差异时所表明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1%,2007年为39.74%,[22]这种下降反映的不仅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而且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我国国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下降。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认为,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改善收入分配无疑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但本文所倡导的国内经济一体化至少具有与之同样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国内市场分割、营销商盘剥生产者以及在道路通行关卡林立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严重地忽视了国内经济一体化问题,为了落实胡总书记扩大内需的总体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在内部经济环境上苦下内功,国内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

  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把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内容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对外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和保护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对内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统一国内市场,这包括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并大幅度降低国内商业流通成本和运输成本;第二,发展多样化的国内分工,特别是要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要服从于国家价值链的发展,在实施对外自由贸易之前,国内必须建立起由民族企业占支配地位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第三,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之间、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之间建立起平衡发展和具有高度联系效应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大国要建立起相对自给自足的和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按照这种研究框架,本文提出一些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建议。

  第一,建议以后停止修建收费公路和收费高速公路,目前的绝大部分收费公路和收费高速公路也要逐步转变为免费公路。对于我国物流成本畸高问题,交通部的思路是通过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并延长收费年限的办法来解决。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推迟了问题的解决。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从扩大内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包括公路、铁路等所有交通运输手段的高昂收费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就会受到很大阻遏。首先让我们从借鉴美国的经验谈起。众所周知,美国是私有化程度最高并高度强调地方政府分权的国家,但作为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国家,其收费公路比例却很低。原因何在?1956年,美国通过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1的比例出资,这实际上是由中央政府利用公共投资免费提供了高速公路这一公共产品。

  美国的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发展的早期。当美国在1815年开始转向内需发展模式之后,美国人发现,由于过去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畸形发展,美国的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主要局限于大西洋沿岸以英国等海外市场为主的一些城市,广大内陆地区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开发。因此,美国当时的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莱在1824年提出了被历史学家们称作“伟大构想”的“内部改善”的大政方针:运用关税收入通过公共投资的形式,免费提供公路和开凿运河等基础设施。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铁路大多是由私人建造和经营的,但其收费标准、债务资产比率和收益率受到了政府严格的管制,我们现在使用的“公用事业”这个概念就是在这种管制实践中诞生的,农业史学家施莱拜克曾称赞这一概念是美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和最富有创造性的概念之一。

  所谓公用事业是指所有企事业单位和国民共享的基础设施,美国的经验说明,在基础设施上免费的公共投资所获得的回报不能通过它产生的收益来测量,而是应该按照它在降低整个经济的总体成本上的作用来衡量。免费的公共投资的目的在于降低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进而使生活和商业经营成本最小化,提高国内市场运转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免费公共投资要优于收费的地方政府投资和赢利性质的私人投资,这是美国在经济崛起时期“内部改善”的基本经济学原理。历史学家们认为,由“内部改善”所推动的美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或内需的扩大并不亚于技术创新对其工业化的影响,它对美国资本密集型和规模依赖型的工业崛起并在19世纪末取得全球性竞争优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第二,通过整合产业价值链,构造国家产业价值链。发展中小国由于狭小的国内市场规模,只得通过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才能通过外部市场的规模经济,扩大分工,许多国家因此长期被发达国家的产业价值链锁定在被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是一种宿命。但是,像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由于具有广大的和迅速成长的国内市场规模,这就为我国以内需为基础,打造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我国企业家应该高度注重本土市场,通过兼并、重组和发展综合型大型企业,打造由本土企业控制其高端环节和流通渠道的国家产业价值链,改变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商业流通体系的现状,这是从根本上由民族企业掌握渠道控制权和价格定价权并大幅度降低商业流通费用的基本途径。

  第三,因为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国内经济一体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国要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就是为之创造国内市场。由于我国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有较大的国外市场,我国只有抓住国内市场为其发展创造条件,而这种市场只能来自其他产业特别是低端产业的需求。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放弃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片面地强调融入全球化,结果是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致使我国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并造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端产品则大量地依赖进口,严重地冲击了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民族产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下降,而且形成了“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格局。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市场,我国需要重新强调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力压缩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为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的发展腾出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业提供新的市场,而且他们也能与农业之间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第四,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这不仅有助于改变我国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而且也是发展国内多样化分工并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纵深发展的根本途径。单从人口规模来说,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因此,通过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这样无与伦比的大市场就为我国实现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而且,我国地域广阔,任何一省的人口规模都比北欧国家大得多,但北欧诸国在某种制造业上都有自己在国际上领先的地位,瑞士还在金融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地位,北欧诸国的专业化经验值得我们在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上加以借鉴。但是,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和锁定,虽然10年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状况根本就无法改观。因此,我国只有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掉头向内,通过东部和中西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取得成功,工业中心才能实现向中西部转移,这对我国发展多样化分工并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的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题《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①]李妍:《外贸企业:内销之路尚漫漫》,国际商报,2011年2月9日,http://info.10000link.com/newsdetail.aspx?doc=610125114

  [②]陈圣莉:《暴利路桥业后遗症:上万亿运输费打入商品成本》,经济参考报,2011年5月5日。

  [③]高江虹:《流通业主渠道盛世危言:外资已占60%》,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3日。

  [④]尹乃潇:《地方保护主义成了外资品牌“保护伞”》《经济参考报》2010年11月15日。

  [⑤]岳健勇:《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学位论文,来源:http://www.biyelunwen.cn/papers/14221.html,转引自顾淑林:《论创新驱动发展》,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浦江创新论坛》研究报告,2011年第5期,总第11期,2011年5月31日,第6页,http://www.pujiangforum.org/cn/news_show.aspx?Id=95。

  [⑥]顾淑林:《论创新驱动发展》,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浦江创新论坛》研究报告,2011年第5期,总第11期,2011年5月31日,第9页。

  [⑦]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New Hampshire: Berg Publishers Ltd, 1985,p151.

  [⑧] 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New Hampshire: Berg Publishers Ltd, 1985,p161-162.

  [⑨] 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New Hampshire: Berg Publishers Ltd, 1985,p146-151.

  [⑩] Robert Hunter Wade,What strategies are vi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ment space’,Crisis States Programme,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1, June 2003.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internal+integration++Robert+Hunter+Wade&source.

  [1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2页。

  [12]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2页。

  [1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9 页。

  [14]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5]斯莫拉(施穆勒):《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1页,引文对原译文有较大修改。

  [16]转引自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7]斯班:《经济学说史》,区克宣译,大东书局,1932年版,第3页。

  [18] 转引自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 页。

  [19]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下卷第38页。

  [20]福克纳:《美国经济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下卷第45页。

  [21]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22]宋晓梧:《近20年企业普通职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经济参考报,201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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