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资混合所有制扼杀了汽车国企的技术进步（续）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然而这一改革路 线却被掌握着改革的话语权，顶层设计权的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及其媒体的宣传和各地的政策执行中演变成一种“混合国有资本”的单边、单向改革，即只有国有企业引进非国有资本，没 有非国有企业引进被妖魔化的国有资本，所谓“交叉持股” 徒有其名，“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实上成了“半私有化改革”，成为在公有制宪法框架内变相掏空国企的权宜之计，是路人皆知的 阳谋。不难预见，一旦非国有资本掌握了控股权，国企从此名存实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厦将被蛀空，社会主义从此名存实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期待、迫不及待 关注着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改革”。
第二轮瓜分国企的饕餮盛宴已经拉开序幕，各地纷纷积极响应中央“改革”号召，衍生出一些“高指标竞争” 互相激励的改革躁动。在巨大利益驱动下，各种贪婪的动机转化成奇招迭出，争 奇斗妍的阴招。在瓜分国企的盛宴中，上海从不甘落后，再次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市有关部门已经直接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之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庆更下了硬指标，要求2/3 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许多地方要求混合所有制企业国资的股份要下降到20%以下，更有甚者要求国资只能占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市场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按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专家、政府智囊们的解读，中国过去30年所取 得的成功都是因为采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结果，而中国存在的问题却都归结为他们主张的全盘西化改革不彻底，是公有制，或者说计划经济体制残余造成的。这种价值观的本质是他们 的是非判断并不是来自现实世界，不是实践检验真理，而是用理论检验真理，以西方课本的原则判断是非，坚定地认为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他们所有精神源泉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毫不 夸张地描述中国主流经济学术会议，离开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就不会思考，没有西方经济学术语就张不开口，并且把没有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非“主流” 经济学声音排挤在改革顶层设计圈 外，从而达成圈内所谓深化改革的高度共识，并以此“民意”直接向宪法，向中央的改革路线叫板。
中国改革以及东亚崛起的经验告诉我们，计划经济、威权体制、市场经济各有所长。没有前30年的计划经济，一穷二白的中国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前建成初步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完整的 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耕者有其田、保证国家食品安全和稳定、并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提供无限劳动力，世界独一无二，起到人力资源蓄水池作用的农业体系，为后30年 中国的快速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计划经济的后期越来越僵化，其优势释放殆尽，劣势越来越凸显，制约了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在结束文革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审时度势，突破僵化的 意识形态，开始了载入史册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政府主导下的公有制体制内渐进性地引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制约的能量得以有序的释放，市场经济和政府高效治理相结合，这 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极大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时，积累了一些结构和社会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得以调整和完善，然而海内外的一些势力借助他们掌握的舆论及理论工具，把局部问题放大为全局问题，支流矛盾 演化成主流冲突，并试图把所有的社会矛盾归结到体制上，《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认为背离欧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那样一种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最典型妖魔化 公有制的手段莫过于把2011年甬台温铁路动车追尾事故炒作到公有制，改朝换代的高度。体制内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高级智囊借机指责高铁是体制的怪胎，在其《高铁危言》中用自由 市场经济学理论给“政企合一的失败样本”中国高铁判了死刑。他们之所以如此痛恨高铁，其实真正原因是高铁是中国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结出的，任何其它体制望尘莫及的硕果，中国高铁为 中国模式增添了光彩。然而他们不顾事实，几十年如一日地摸黑国企、抹黑公有制、妖魔化计划经济，打着深化改革，调结构、转方式的幌子，推进他们渐进、不可逆、温水煮青蛙式的私有 化、去政府化改革。他们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 出路在于改革”“ 改革就是要打破中共体制、打破党国大公司”。让计划经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自认为超越“摸着石头过河”“不需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顶层设计，终于盼来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历经长期精心准备和多次改头换面，随着新一波改革大潮，泥 沙俱下，赢得了粉墨登场，千载难逢的良机。过去两年的实践证明，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画的那张改革释放能量的馅饼没有如期而至，反而措不及防地掉下来股市暴跌的灾难，和经济下行下行 再下行的恶果，以至于顶层设计的精神领袖不得不出亲自出面为“改革”失败找借口，“后工业化阶段 中国经济能长期保持5%的增长也不错”。是的，他们心目中的天堂美国、西欧才不到3% 。然而中国好生生8%的增长速度怎么一下就跌破7%了，这显然不是改革释放红利，而是改革急刹车，以至于习近平主席不得不给“顶层设计”设一条红线，不能低于6.5%，低于这个速度，十 三五计划(规划)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新常态、新金融、新功能”就是掩饰“顶层设计”改革无能“皇帝的新衣”。国师告诫我们，按照西方经济学课本的理论，“如果你还跟过去一样保持8%以上，这种情况下只有产能过剩。 所以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来，能够下到7%，下一步到6.5%，再到6%，这已经是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算是高的了，如果能长期保持5%，那也是不错的”。这显然是诡辩，计 划经济没有过剩，你却一定要它退出历史舞台。08年从美国华尔街刮向全球的经济危机，在中国“依靠强势政府，用海量投资来实现高速度的增长”的担当下没有掉进西方预想中的灾难中， 挽救了世界经济，中国也趁机弯道超车，经济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大大拉近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然而任何事情都难免有副作用，解决经济过剩需要调整和改革，而不是彻底推翻现有的发展 模式。
国师和他的学生怎么也想不明白，按照新自由主义完美构思的顶层设计，怎么说也应该释放出一些能量，红利，然而太不给面子的是这种经济下行的趋势似乎真要到“如果能长期保持5%，那 也是不错的”的境地，和在对国内外有过深刻观察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原世行副行长林毅夫预测的中国经济还能长期保持8%增长速度20年的预期大相径庭。
其实“顶层设计”的急刹车效果不难解释，因为他们迷信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完全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基础上，3%的增长速度就是西方国家发展的常态。西方经济学权威泰斗 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如此大体量，如此长期高速发展的历程，用他们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顶层设计实在是只有纸上谈兵的赵括的智商才想得出来。中国的成功并非单纯市场释放的红利 ，否则，世界上其它一百多个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国情类似的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比中国发展得快才对，而事实是没有。市场与中国公有制体制的带有疵瑕的结合已经释放出人类 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红利，我们需要深化改革释放更多的能量，使它更加完美，而不是回过头来走30后社会主义国家走过，被历史证明失败的道路。
市场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中国现有体制下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是有益的，然而要推翻现有体制，按照美国政府期待的，国有经济退出、政府权力退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国际 化，不但届时国家对市场周期波动、股市波动的调控能力将下降，市场这支黑手带来的可能就是更大的民族灾难。中国和那些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拉美国家，及乌克兰这样的后社会 主义国家一样挣扎在西方主导的市场旋涡、陷阱中难以自拔。
参看
《2013年产业蓝皮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高铁风云录》
《高铁危言》
《简政放权与培育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厉以宁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
《改革就是要打破中共体制、打破党国大公司》吴敬琏
《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吴敬琏
《邓小平文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自毁长城》 冼岩
《后工业化阶段 中国经济能长期保持5%的增长也不错》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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