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飞起来不是因为它白，而是因为有风

　　萧武

　　九十年代到2004年那段时间，是国企改革最惨烈的时期。

　　站在今天看，当时国企确实受到了私营企业的冲击，面临着比较大的竞争压力，这没有问题。尤其是在一些低端行业，更为严重。私营企业之所以竞争力比较强，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国企必须承担在职和已经退休的职工的生老病死全套福利，而私营企业则完全没有这个压力，刻意雇佣大量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工，当时各种劳动保护法规都没有，只要企业能招到人，员工能接受，怎么对待员工都可以。同时，其它要素的成本也都处在极其低廉的时期。这样，私营企业的成本自然就低了。

　　但这还不足以冲垮国企。相比而言，国企虽然成本高，价格高，但相对而言，产品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私营企业产品的价格和国企的差距还不足以使消费者放弃产品质量要求，直接选择私营企业。但私营企业还有更绝的一招，毫无疑问，那就是假货。在当时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用假冒伪劣产品，最大的好处当然是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再配上私营企业为了打压竞争对手，提高市场占有率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就会选择私营企业产品了。这不难理解，只要看看今天淘宝如何挤垮实体店和制造业，就能明白了。这样，国企很快就陷入了亏损的困境。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平心而论，当时一些低端产业的国企确实没有太大的存在必要，比如家具，服装之类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家庭消费品，门槛太低。但问题在于退出应当做好配套改革，而不应该动辄壮士断腕，冲地雷阵的蛮干方式进行。

　　当时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总一部分受到冲击的国企的情况对整个国企做出了一个整体性判断，也就是国企应该尽可能收缩，从各个行业都尽快退出，越彻底越好，越快越好，从而导致一刀切，一窝蜂式的退出，也就是国企私有化。很快，这种风气弥漫到了一些不应该私有化的部门，甚至连医疗，教育都大张旗鼓地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宣传。

　　而在当时有些已经形成技术研发体系优势的行业和企业，当时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危机。但当时国企与各级政府财政直接挂钩，国企效益好的时候可以支援财政，效益不好时当然也需要财政输血渡过困境。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也是常态，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就为重要企业提供了财政支持。而在当时分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地方财政普遍陷入困境，甚至公务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银行的呆坏账确实也比较高，无力支持国企。但客观地看，那些有优势的企业只要稍微给予支持就可以渡过困难时期。而在这种私有化的大跃进运动中，也被一起卖了。对此，经济学家们给出的解释是，要趁着还能盈利的时候抓紧卖，否则等亏损了白送都没人要了。这方面，最极端的当然是张维迎的吐痰论，冰棍论了。

　　所以，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普遍性困境和基层财政基本崩溃是一体两面的，而起点是分税制改革。

　　那么，改制后的国企和保留下来的国企是怎样实现扭亏为盈的呢?

　　改革是以体制机制转变来换取企业重生。但从改革的效果看，那些被卖掉的国有企业多数并没有重新焕发生机，私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后，一般会采取更为短期的变卖资产等方式来收回投资。在房地产行业兴起后，则是通过将企业破产关停，将土地转变为房地产开发。这不难理解，因为早先的国企多数就在城市中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很快，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也学会了民企的这套做法，既然私营企业能这么做，国企也可以这么干。而且，到房地产行业兴起时，地级市以下的国企已经基本是被处理完了，保留下来的少数企业也被划归省级或中央企业管理，而省会城市和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也是最早启动的。

　　另一个为国企扭亏为盈提供了条件的因素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而保留下来的国企，多数是资源型企业，是整个经济体系最基础的，当然能够受益。比如今天经济学家们经常指责的电力，石油等行业，还有一些则是基础设施资产，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很多人怀念那几年如火如荼的国企改革，国企大踏步后退，一溃千里，剩下的市场空间都留给了私营企业。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国企改革并不是促成私营经济爆发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正如有人说的，风来的时候，猪也会飞。问题不在于猪是黑的还是白的，而是有风。这个风就是房地产行业的兴起和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现在很难说，如果当初没有被卖，那些基层国企不会通过市场竞争重新焕发活力。

　　而当初一刀切的改革，迫使基层全卖，快卖国企，不仅使亿万家庭失业，落入社会底层(后来通过房地产增值，这些家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更重要的是，改革过程本身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走了很多弯路，后来又不得不用新一轮的改革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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