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4年提出经济新常态观点以来，各方人士都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期开始调低，更加看重经济发展的关系和质量，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希望通过调整发展思路来适应经济新常态，让国民更加自主地参与经济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然而，从2015年以来，也有一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少数掌握大权的经济官僚，借着一些论坛和媒体，开始攻击劳动合同法，把劳动合同法当作导致劳动成本上升、中国竞争力下降、经济发展放缓的替罪羔羊，甚至搞出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吓唬国民，打击老百姓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品质的愿望。幸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2月25日的北大演讲中明确回答“我真的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什么”，给通过这个概念来回避现实问题、转移社会矛盾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剂清新剂。那么，到底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下的劳资关系?如何对待新经济新常态下的劳资关系?我们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比较宽泛的视角，来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视角和偏僻的观点。
简要概括一下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劳动的观点和逻辑。他们认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需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通过相互竞争的供求关系，实现劳动供求的均衡价格和市场出清，这样才能实现现有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的有效资源配置。而劳动合同法是一种对自由劳动市场的管制，限制了劳资双方的自由买卖关系，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价格刚性，破坏了劳动市场的有效调节，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许多人对这个劳动市场管制导致经济效率下降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提供了反驳的证据。最有力的反驳证据来自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等人编写的《理解资本主义》一书给出的证据。他们用西方国家的数据比较发现，通过劳动管制和税收调节等手段导致的税后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和年均(1950-2000)劳动生产效率(用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原来英联邦国家基尼系数都在0.35以上，但是年均增长率都在2%以下;而比利时、挪威、丹麦、瑞典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基尼系数在0.30以下，但是年均增长率都在2%以上(鲍尔斯等，2010:344)。而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也在他那本风靡世界的书中，反复阐明劳动管制和社会保护并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因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并不是由所谓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而是由各个阶层的博弈能力决定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超级经理人”现象，根本无法证明他们的实际边际生产率是多少，只不过他们控制了资本代理的有效位置，可以为自己的报酬进行议价而已。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劳动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我们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全面反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建立一种更加开放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综合发展观。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充分竞争市场均衡模型，是一种静态的机械论基础上的经济逻辑，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建立在充分竞争和自由交易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基础上。但是，这个模型忽略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它把技术进步当作一种外生变量来看待，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实际上，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的“车库里的发明”不正是来自美国社会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自由地进行发明创造么?假如美国所有老百姓都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言，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充分投入到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劳动竞争中，短期静态效率可能有所提高，但是其推动长期动态效率的技术进步一定会被牺牲掉。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把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简化成商品，假定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自私的经济人，这对于构建一种机械化的市场交易模型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个体都是不能接受的。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之前就出版过《道德情操论》，论证了人们的同情心导致社会关怀等社会道德情操问题。可是斯密缺乏论述市场交易和社会道德之间的联系机制，它假定道德情操是独立外生的，追求私利也是人的天然本质，这两者之间无法进行相互联系。现代心理学则清楚地告诉我们，良好的个人品格和道德情操是要靠一种非竞争的、无条件的亲密关系造就的，而这种良好的私密关系又需要通过一种和市场竞争隔离的家庭、社会制度来安排。假如全社会的劳动者都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投入一种充分的市场竞争之中，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和工资底线，谁来保护家庭?谁来保护人格的培养?谁来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难道任其发展成人与人战争的丛林法则么?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交易是一种没有交易成本的市场竞争机制，但是现实经济活动则无法成为一种零交易成本的经济活动。与其构建一种机械的经济模型反对整个人类和人性，不如像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所言，进入现实世界研究通过组织活动来降低交易成本。人们成立各种组织就是通过一种纵向的管制机制，来代替市场交易的协调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当然，管制措施也有行政成本，人们需要平衡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小，建立起适度的管制边界。既然无法取消管制机制，就需要平衡管制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资本及其超级经理人凭借自己的特权地位谋取权利和利益，为什么劳工就不能通过社会法规和集体组织来谋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呢?关键是承认并允许劳资双方在政府的住持下进行公平公开的集体谈判，而不是隐蔽了资本和超级经理人的特权，只是对劳工强调要自由竞争。
第四，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政治上天真可爱，他们把劳动者简化成商品进行自由买卖，忽视了马克思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劳动者是一支建立在自己的阶级、民族、性别和地域身份基础上政治力量，如果没有一个体面而公平的生活保障，不把他们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来看待，他们是不会甘愿任人摆布的。等到劳动者愤然反抗时，这种天真的新古典经济学就会变成极其反动的政治理论，开始维护特权阶级利益，要求镇压劳工运动了。
第五，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理想是简单的功利主义，希望通过帕累托最优来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根本不愿意谈论什么公平、绿色、共享等发展理念。其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发展理念正符合联合国提出的发展理念，要把人类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能力(见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提升当作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要让经济增长服从于社会发展。新古典经济家们整天拿经济效率这个片面的指标来吆喝和斥责劳动合同法对劳工的保护，显然是和世界发展潮流、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五大发展理念做对，也是和全国人民追求的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做对。
所以，经济新常态下的劳资关系不是要攻击劳动合同法，打压劳动者，而是要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观，建立一种人道化的公平的发展观念，通过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机制实现和谐劳资关系，让自由市场机制在一种人道的法规制度和组织体系保护下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让市场机制破坏人性、破坏社会道德，最后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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