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大生产呼唤计划经济

　　求证123

　　2009年，由发改委、工信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是，7年过去了，不但这些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没有得到抑制，而且形成了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过剩危机和下行压力。要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既需要通过采取措施纠正问题来治标，更需要通过从理论上寻根究源来治本。

　　中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的巨大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两极分化下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等等。但从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来看，这是“看不见的手”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基本要求的必然结果。

　　社会化大生产有三个基本特征：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化和产品的社会化。这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生产必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动都会立即影响其它环节”。比如，当房地产不景气的时候，它对上游的钢筋水泥的需求会剧减，导致钢筋水泥供给相对过剩。又会使处于下游的相应发展起来的家装行业吃不饱，使家装行业也处于一种相对过剩。因此，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就是：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不可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一基本要求。

　　“看不见的手”是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调整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或者说，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我们在有关文章中曾强调，市场价格信号只能反映当时的供需状况，不可能反映潜在的供需变化。比如，2008年4万亿刺激后，煤炭需求有了较大增长。煤炭价格从“2009年8月再度进入上升通道，作为市场风向标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在2011年最高达到853元/吨。”通过价格信号可以看到的“煤炭行业的暴利吸引资本‘井喷式’涌入，烟草、房地产、装备制造等毫不搭边的企业都来进场分羹。有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达到1.25万亿，是前55年总和的2.6倍，截至2014年的八年间该指标更是累计达3.1万亿之巨，煤炭建成和在建产能已经超过50亿吨，有3亿至4亿吨过剩”(2015年12月14日《经济参考报》)。

　　它无可争辩地证明，2008年开始的煤炭价格上涨这一市场信号，根本不可能反映资本‘井喷式’涌入后必然导致供远远大于求这一潜在的供需变化。“看不见的手”不但没有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而是进行了严重的畸形配置。在我国，“看不见的手”对资源严重的畸形配置，还表现在钢铁、房地产等许多行业上。比如，在房地产的“黄金”时期，包括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民航企业)在内的这类不搭边的市场主体，为了追逐利润，都把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这就必然加剧房地产库存。

　　当然，“看不见的手”不是没有一点历史作用。

　　自从人类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时代进入到以商品经济为主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的时代后，“看不见的手”虽然与生俱来就有自己的缺陷，但在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甚至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其它办法可以取代的作用。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论述，就是这一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看不见的手”的弊端就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恶性循环做过如下精彩描述：“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相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

　　面对依靠看不见的手，只能在剧烈的经济动荡中才能实现供需平衡，或者说才能保持生产各部门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凯恩斯主义被逼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回春的迹象。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而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市场经济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按比例发展之间的冲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这一基本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凯恩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框架下所能容纳的最大改良了。因此，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凯恩斯主义只能缓解这一冲突，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将“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恩格斯)。

　　于是，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终于“30年河西”了，走向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直接导致了从2008年开始的至今不见探底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造成了生产力和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早期(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时期)产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已经过时了。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作跋时就强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在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一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进入了社会化生产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又不高的时代，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感觉到，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在有指导性计划的基础上，对门类品种繁多的消费资料的生产，特别是吃穿行一类，交给市场去调节要好过让计划统得过死，管的过宽。30多年这方面的发展证明适当保持这种灵活性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这仅仅是人们的一种感觉和经验性认识。

　　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大，就不再是 “农民跟着头年的市场价格信号种什么就亏什么”这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时代的简单的问题了，在为逐利而来的盲目投资风、投资潮下，“看不见的手”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以致中央不得不花大力气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去产能，同样造成了生产力和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过时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理论，受到了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挑战。

　　事实证明，不是前苏联和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越来越不适用了，恰恰相反，是市场经济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时候有一定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越来越不灵了。

　　正如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是比马克思更危险的革命家一样”，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在呼唤人们回归计划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只要不想被历史淘汰，就必须尊重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规律。

　　然而，当前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一方面，在大面积私有化下，回归计划经济恐怕相当困难。因为，千百万私营业主各自为阵的生产，根本不可能用计划(哪怕是指导性计划)来调节，只能通过市场来调节。另一方面，违反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规律，中国经济恐怕很难避免“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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