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全球化发展的“布雷顿森体林系”(金本位)重构和世界经济秩序重建
(马林韬)
面对着当今世界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乱象和持续影响的全球金融危机,实现科学价值回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和世界经济秩序重建,已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重要历史话题了!
建立对现实市场经济和经济学问题进行价值哲学思考的统观论(统一论)的市场经济(学)革命,对于人们无论是建立起一套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秩序,还是更加自觉地建立起一套能确保各经济主体(国家)的社会经济真正是自由和平衡发展的制度机制,都将是十分重要的!
自古而今,在人们经济活动的市场交往中,即使对价值法则尚未能建立一种科学认识的理论自觉,但对于市场法则的这个“上帝”,却始终是怀着一种“拜物教”式的虔诚和敬畏的——人们从最早的以物易物开始,到通过以某些大家公认的、易于保管和量化的,从诸如贝壳到某种贵金属等,来作为相互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和交换媒介,于是就产生了最早的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码子”);再到不约而同地把贵金属的金银作为了天然价值尺度和一般交换媒介的货币;即使后来出现了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应是中国宋朝时的交子钱),在法理上,也都是把它看作一定量金银的货币符号,并形成的是(起码在理论上)必须具有可直接兑换性或等值性的“金(银)本位”的货币体系,并以此而保持货币的稳定性——这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
但现代以来,隨着世界经济体量和全球性贸易的空前发展,既有金银的数量已不再能满足各国间经济贸易和交换发展的实际需要了,再加上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一些国家金(银)本位的货币体系开始解体,各国也纷纷以货币贬值或升值作为开展国际贸易战的手段,以增强自身的贸易地位或转嫁自身的经济危机,并造成了全球经贸秩序和交换关系的紊乱,这种世界经济的无序和乱象,更是伴随着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争夺和扩张,还导致20世纪以来接连爆发了两次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战!
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为重建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构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架构!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正是,鉴于原来各国的金本位货币体系纷纷崩溃了,但世界市场仍需要确立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而在恢复原来金本位货币体系已不再可能的情况下,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原则上仍以黄金来作为共通国际货币的价值定位基础,实际上却是以一种变通的方式,确立了以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法定责任为保证,以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定值,并以美元作为可与黄金自由兑换的统一国际货币,其他各会员国货币的定值,则一律以一定数量的黄金或美元来表示的联系汇率制,也以此而确立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清算体系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也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以统一价值的“美金”(美元黄金)为规范的,实行全球自由经济发展和宏观秩序保障的制度体系,实际上也大体消除和改变了二战以前,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旧殖民主义时代,往往是靠强力征服和势力范围划分、争夺的那样一种格局,从而形成了整个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关系,主要是以市场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表现的国际关系新格局。
但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清算体系的世界经济秩序,却在20世纪70年代时,由于美元(也是美国)自身的绷不住而趋于瓦解了。那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时的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并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这时的美元虽仍不可替代地继续充当着国际货币的角色,美国也仍旧以其强力而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此时,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却已是“君不君,臣不臣”地显得有些乱象纷纷了。此后,当美国不断地谴责某些国家为汇率操纵国或货币操纵国的时候,其实,美国自身才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大的汇率和货币操纵国了。
这一切原本意味着,世界未来的全球化发展已面临着又一次的国际秩序重建了。
然而,恰是“冷战”结束后的所谓全球化发展,又使得美国以新自由主义和经济理论上货币主义主导的世界发展,又获得了一个30年的特定发展周期,并掩盖了世界的全球化发展已面临着又一次国际秩序重建的事实。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形成和爆发了一场严重而持久的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
正是这场严重的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终结了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一度风光的所谓黄金发展周期,也引起了更多人们关于未来世界的真正全球化发展,还必须要以全面文化创新的精神来对旧发展模式和既定经济秩序进行深刻变革的思考!
关于未来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秩序重建,最重要的方面,也正是要实现科学价值回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
所谓的科学价值,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对于此,即使采取一种直观简便的认知方式,也意味着,当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并实际上造成了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中的价值失维和经济乱象时,人们必将要以一种全面文化创新的思维,来进行一次科学价值回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正是需要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重新确立起一个共同价值的稳定基础!
就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势而言,一切也仍如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天然是金银”,所以,无论如何,黄金也仍将是人们建立共同市场关系最为可靠的价值定位基础;二战后确立的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并作为国际货币,其他各国货币则一律以一定数量的黄金或美元来定值的联系汇率制(或者叫联系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实正是人类自觉遵循价值法则的一种敬畏和创造。所以,当美国和美元恪守规则的时候,也正是它们为建立国际经济秩序所表现出的一种历史责任和贡献;但当美元(美国)自身已绷不住而丧失了价值定位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实际趋于瓦解的情况下,却仍由已失去责任担当的美国和美元,名不副实地继续充当着世界货币的老大,并长袖善舞地把汇率操纵和货币操纵,还理论化(西方货币经济理论)地搞成了一种,把大家忽悠得既习以为常却又不明就里的“潜规则”本身,其实,也正是造成当今世界充满了市场经济乱象和社会无序混乱的真正原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意味着,这样的情形已不可再继续地长此以往了!
人们也必须是要,以全面文化创新的思维来进行一次科学价值回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了。
围绕“科学价值回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的话题,在此应首先插入一个关于美元对黄金比价变动(1盎司黄金对美元比价)的历史分析数据就是: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并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之后,美元曾一路贬值; 20世纪70年代末,自英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里根革命”以来,美元又日趋坚挺,1980年的最高时甚至到了16美元;但随后又逐渐回落,并大多稳定在45美元左右;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美元又大幅贬值,一度同黄金的比价贬至80美元左右;后来,随着美国对货币的调控和经济回暖,至2011年时,美元价值又调升到了40年前的35美元左右;总之,40年来,黄金对美元的比价大约发生了8次大的起伏变动,但黄金的价格却大体保持着基本的稳定,而每一次的起伏变动又大多是和美国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以及美联储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而密切相关。
人们应该看到的正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商品或物品中,黄金的内在价值依然是最为稳定和品质最为可靠的。
如此而可以结论的就是,黄金无论是过去、今天和未来,都仍将是最为可靠的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或定价基础,这一切也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货币天然是黄金(金银)”!
不过,我们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构,却并非是要恢复到过去那种直接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因为,黄金的客观数量已不能够满足全球化发展的货币总量需求了,直接金本位货币体系的时代也一去不返了;以某一老大货币为龙头的联系金本位货币体系,也因为美元的绷不住而趋于瓦解了;无论是今天或将来,也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龙头老大”的单一国家货币,来取代美元曾形成的那种单一国家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了;而人们已然看到的是,一个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了;但要真正形成一个起码有三至五种较为强势和相对稳定的多元国际货币的格局,或许也仍将需要一二十年的酝酿和发展呢!
另外,即使产生了三至五种较为强势和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如果形成的却不过是某种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战国时代”和“割据格局”,那么,也是无从谈起什么“以全面文化创新的思维,来进行一次科学价值回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的。
未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其实也仍不可能脱离黄金这个“天然货币”的定值基础的,但它的实际构建却只能是,最终地形成一个多元国际货币联盟的“联盟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切的具体就是,以世界上已形成的多元国际货币的诸方(如美元、人民币、欧元,或许还有卢布、日元等),以建立国际货币联盟的形式,共同地在一个相对较高的黄金定价基础上,仍以一定量的黄金比价来确定各自的货币定值,并由此而形成一个稳定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如此,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妨做一个形象思维的比喻:最初的 “自然金本位”货币体系似乎是一种并不完全自知,却也能自觉地遵循天命的“君主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联系金本位”货币体系,则表现出了人们对问题具有了某种“制天命而用之”的初步认识和自觉,但这种自觉性却仍然是不充足的,故而建立形成的就如是一种“僭主制”的过渡性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联盟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则是一种,建立在完全自觉性基础上的现代“共和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了。
建立这样一种定值明确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未来全球化的公正和平衡发展必将会是意义非凡的!
它最起码的功效就是:将以一种更明晰、公正和有效的方式,来避免和消除目前这种以利相倾、以邻为壑的所谓货币汇率战和贸易倾销大战;也有益于形成一种真正是符合科学价值规律的国际经济机制,并据此来建立起国际劳动和国际资本之间的某种相对的平衡关系,从而防止和抑制国际资本在向低劳动成本国家转移时,一方面建立的是以血汗工厂为特征的超级剥削,而使发达世界可以坐享其成地享用廉价的服务和消费,另一方面又可以汇率战和货币战的方式来消除自身不平衡贸易的责任;再就是,将使国际市场的交换差异尽可能地,只是表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效率高低和技术表现优劣的方面,并保持在大家都可以欣然接受的合理性范围之内,从而尽可能地排除掉一切虚拟货币经济的各种投机性因素,切实扭转和改变虚拟货币资本却反客为主地主导和抑制了世界实体经济发展的不正常格局,并建立起一种真正是定值化、平衡化、民主化、科学化的世界货币体系,以促进真正是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健康和平衡发展。
当然,我们这里所展望的科学价值回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和世界经济秩序重建,即使是目标明确了,也仍将会有一个相当艰难、复杂和曲折的利益博弈和矛盾发展的过程。
但即使这样,今天的我们也并非就是无可作为了——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应首先搞好的正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回归的统观经济学的“基础平衡理论”,来构建好我们自身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新经济社会模式,自强不息地形成我们自身的最有效和最合理发展,并最终地推动和实现科学价值回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和确保整个世界更加公正、平衡和理性发展的经济秩序重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5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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