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东北等地公有制土地和矿藏开发业应尽可能利用品质高低不同的资源向社会提供平价商品,不应为谋求超额利润舍弃中低等品质资源,但是不可因此被贬低为效益低下。为扭转东北等地经济低迷和人口外流的趋势,必须对倾销低质低价原粮和大宗商品的外商课以重税,使低产田和中低品质资源经营者能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物资供应做出贡献。为提高东北等地传统工业的生命力,需要通过宏观调控使能源和原材料工业获得总体的二重性经济效益,而不为谋求各自的单一价格型利润相互制约。
关键词
低品质资源,大宗平价商品,粮食进口税,超额利润税,经济核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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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谋利的经济行为和国际财团舍小利谋大利是中国人口递减的内因和外因。而人口状况则是某些经济学家疏忽的小康水平要素。
据2010年人口普查,东北三省每年人口净流出180万。但问题类似的是两个产粮大省:河南省同期人口净流出1032万,2013年人口净流出增加到1191万;四川省2010年人口净流出959万,2013年人口净流出增加到1026万。
除了人口外流,城乡百姓还因为经济压力不愿养育第二个孩子。全中国2010年生育率低至1.18。若无特殊安排,下代人口将减少近半、两代人口将减少近70%,其中最先减少的是儿童,之后是年轻人。按2010年人口普查预测,中国2018年18至22岁适龄大学生人口将只有2008年的55.6%,三、四流大学在中小学倒闭风之后也将面临生源紧缺的压力。
2010年以来河南省平均年生育率1.30,意谓下代人将减少40%、两代人后共减少64%。2010年四川平均生育率1.075,意谓下代人将减少50%以上、两代人后共减少75%。由此可见,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水平,需要随时代的发展反复研讨,不可能一锤定音。
自从中国国务院2003年发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指令到2016年出台的“振兴东北三年规划”的十多年里,三省的经济状况还没有扭转的迹象。显而易见,如此广泛、持久和重大的命题,不能指望通过应急性行政举措解决,需要作深层的分析并提出根本性的对策。
1.低等资源开发者产品的的生产价格决定市场价格
在商品社会中,不论如何巧作配置,能够开发利用的土地和各项自然资源的品质都有相对优等、中等和低等(或称作“劣等”)之分。永远占大多数的中低等土地和矿藏的开发者,以及其下游的制造业和商业的经营者,往往收支相抵或者仅有微利。那并非他们经营不善,而是因为其产品的生产价格决定市场价格,以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即使生产者的经营水平普遍提高,产品的市场价格也会相应下调。由此可见,大多数公营者无利或只有微利不但不是他们的短处,反而是他们的长处。私营者认为无利可图应当舍弃的低产田,勤奋的农民至少能使大量人口从中取得温饱,而且这属于农业中最为量大面广的情况。这个规律也适用于矿业。正因为不少专业者不认可这个最基本的法则,使得大批国营企业和农业集体被唱衰为没有活力,从而贸然予以改制或压缩。至于这类事件首先在东北等地显现,是因为那里没有珠海那种盛极一时的出口加工业和温州那种风靡一时的虚拟金融业。然而从全局和长远看,东北等地的“惰性”其实是立国的基本。
虽然大多数公营者但求收支相抵或仅有微利,然而众多公营者获得总利润的潜力必定超过视野狭窄的私营者,因为前者除优等资源外还能开发更多低利的资源,从而实行规模化生产,因为单一价格型利润并非他们的主要目标,
开发低等资源者的产品成本加平均资金利润称为生产价格,它决定该产品的长期性市场价格,后者在国内外多种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影响下又导致每日每时行情的浮动。本文中简称的市场价格指的就是这样的目标市场价格,而不是逐日浮动的现货价格。目标市场价格在低等资源对应着所得产品的高端和低端成本的中值。
前面已经说到,由低等资源所得产品的高端成本对应着宏观调控型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不同于目标市场价格的原因是资源品质的不均匀性。比如同一片低产田的不同部位也有品质的差异性。影子价格随目标市场价格运动,就好象人的影子跟随人的行踪。
然而一当少数牟求超额利润者切入,就使得虽不提供厚利但收支相抵的大量农户、厂矿和商店被边缘化。至今只有极少数专业者意识到,这就是成批农民离乡背井和大量职工下岗外流的主要原因。如果原来资源条件尚好,牟利者将不顾后果地耗竭地力。也使得南方的稀土和北方的石墨矿藏日益失去优势。
实际上超额利润并不是社会财富,而只是财富由全社会转入个别经营者囊中的额度,所以马克思称之为“虚假的社会价值”j,它应当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剔除。那些声称要为超额利润“盘活”国营企业资产者,实在误人误己。
2.欧美倾销低质低价原粮压制发展中国家实力
三江平原历来是盛产大豆高粱的黑土地带,它使得前辈人义无反顾地闯关东,诱发东瀛日本百年觊觎一朝血刃中华,激起义勇军收复家园。然而近年来当地开发者在低质低价进口粮油的冲击下,被迫耗竭地力谋求生存,致使660多万平方公里黑土地带已经有三分之一黄土斑斑。
东北经济低迷之难在历来的产粮大省四川、河南、山西等地同样存在。运城市曾经是山西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素有“三晋麦仓”之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当地小麦产量不断减少。只得从河北和山东等地大批购粮,成为横跨数省的“外购大户”。
经济参考报
2015年8月25日刊载记者王飞航的报道称:“当记者在山西运城市两大小麦产区临猗和永济采访时,乡间道路两旁到处是大片的苹果、大枣、蜜桃和其它经济作物,很难看到成片的粮田。”
临猗县孙吉镇北程村民张成富告诉记者:“过去我们村周围这一带全是成片的麦田,每家每户一年能收三四千公斤麦子,现在每家只能收两、三百公斤。我自己家有10亩地以前全种小麦,现在已经有8亩地改种苹果和大枣。”张成富当年种2亩小麦,因为天旱浇了四次水,每次80元,加上四袋肥料和机械整地、播种和收获费用,共投资810元。小麦亩产平均240公斤,每公斤售价2.1元,2亩小麦共收入1008元,扣除支出后只剩198元。”张成富的6亩苹果每亩纯收入3000元左右。现在他孩子上学和家里花销全靠这几亩果树。
临猗县农业局局长徐应全对记者王飞航说:“临猗县一直是山西最大的产粮县,但近年来经过大规模调产,粮食面积从过去的100多万亩减少到20多万亩。现在全县70%的耕地种苹果,总面积接近90万亩。”
永济市栲栳镇正阳村农民郭虎军对这位记者说:“由于种地不挣钱,现在我们村的壮劳力七、八成都到外面打工,把一些土地承包出去种果树和药材。还有一些没有包出去的地就撂荒了。我和老伴年纪大种不了地,都包出去了,每年换几袋子面吃。”……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种粮效益太低、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下降,已经成为地区粮食安全的主要隐患。以运城市为例,目前全市有522万人口,如果按城乡人均年消费原粮200公斤计,共需小麦10.44亿公斤,而今年小麦的上市量在4亿公斤左右,存在较大缺口。”
位于运城市新绛县的亿家康公司是山西省的大型面食加工企业,该公司人员告诉记者王飞航:目前生产所需原粮一半以上要从从河北和山东等地购买。
山西省粮食局负责人表示:“现在农民但凡有条件的没有人愿意种粮。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作物种植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产业环境和相对稳定的收益,二是粮食和经济作物比较效益悬殊,种粮不赚钱甚至蚀本。解决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是可靠的本地粮源,而保证粮源就必须努力破解‘种粮不赚钱’的难题。”
新华网北京2015年8月22日发布记者王宇的通讯说:“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的一份调研报告称,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四分之三的我国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却超过100个,贫困人口达3600万。粮食产量与县级财力‘倒挂’的现象十分明显。”笔者以为,产粮区与贫困区如此相关,就不能分别对待了。
农民种粮入不敷出是因为粮价被进口低质低价粮压抑,只得离乡背井进城打工。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也是如此。这已经不是东北和关内几省的特例,而是亚非拉各国的通病。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出口制造商求之不得地把粮农吸引到开发区,因为那能够当即收入外汇。为了出口中低档商品。直接受益的是东南沿海,然而处在利益末端的则是内地、东北和西北。两方面都企求降低劳动力价格,耗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且使人们的乡土观念日益淡漠。
3.保护粮价是亚非拉摆脱西方盘剥的出路
自由贸易是经济强国鲸吞弱国的手段。保护主义是经济弱国反制强国的武器。美国早期也採取貿易保护主义来对仗强势的大英帝国。林肯总统在南北战爭期间曾经設立44%的进口稅率。从那以后直到冷战结束前,关稅和貿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共和党的政纲。但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虽然转而推行自由贸易主义,却也实行纺织品进口配额制。
美国政府在本世纪初的10年中对农业直接补贴年平均168亿美元,2005年的补贴曾高达189亿美元。由此可见,亚非拉各国大量进口美国低质低价原粮,是因为美国政府尽其国家财力吞噬亚非拉国家实力,而不止是发挥农业本身的优势。这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正是在这种格局下,中国从新世纪初起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市场。截至2010年4月的一年中,美国向中国倾销了2190万吨的大豆,与上一年同期的1820万吨相比增加了370万吨,占同期美国大豆出口量的58.6%。最受美国大豆冲击的无疑就是东北。
实际上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的净出口国,此后美国靠巨额财政补贴生产的大豆日益切入中国市场。15年后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位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第四位。美国如此得寸进尺,殃及的何止是东北,又何止是大豆?
2008年5月9日拉丁美洲15个国家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召开“粮食安全与主权首脑会议”,商讨如何应对世界粮食危机的冲击。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说:“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直接将问题的症结对准发达国家的巨额农业补贴政策。
换句话说:“粮食就是粮食,农业就是农业,外贸就是外贸,国防就是国防”的传统观念已经被突破。当代的农业和外贸都是整个经济机体的组成部分。实质问题不只是美国农场主与亚非拉农民之间的对局,而是美国霸权与亚非拉国家反霸的前哨战。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就此更新观念,其脆弱的的农业就会被欧美倾尽国力摧毁。由此推论,如果只看到东北等地经济低迷的一面,看不到农产品和矿产品贸易战背后更加犀利的角逐,就好比只知道大兴安岭深邃,不知道岭中有毒蛇猛兽。
美国靠军事和外交实力联合欧佩克控制原油价格,把俄国打入困境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并不止于东北,一九三九年德国进军捷克并不止于捷克。联系到美国二〇一六年在南中国海冲击中国底线的作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振兴东北已经由内线战役提升为外线战略。
欧美和日本在虚拟经济造成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已被迫逐步恢复实体经济,于是亚洲各国的出口制造业将长此下行,又何必继续迁就西方制定的世贸规则?为了保护开发中低等资源的农业和矿业,应当对西方倾销的低质低价小麦、玉米、大豆、铁矿和铝锭实施进口配额制并课以重税,同时补贴粮食和金属制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既能平衡国内供求双方的利益,也是保卫国家实力的需要。粮食进口税额可大体按下式核定:
对于按配额进口的原粮课税,既然是抵御霸权主义重振东北等地经济和人口优势的需要,也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安危,就不可轻易取舍,与西方更没有讨论的余地。
另一方面,国家资助农业并不是向农民施恩,而是全国百姓为自己造福,农民就处在第一线。否则将难以克制欧美动员国家力量凌驾于中国和亚非拉各国之上的图谋。
4.宏观调控全局振兴传统工业
东北工业不振的典型是抚顺铝厂。该厂始建于八十年前,曾经被誉为中国铝镁工业的摇篮。它曾经为国家提供了大量金属材料,也培养了成批专业人才。然而从2009年以来在国际电解铝价格持续走低的压力下,抚顺铝业亏损日益严重,从2016年10月24日起不再生产铝及铝合金,转而低取电解槽用碳极以求生存。
抚顺铝业之难缘于没有统筹电业和铝业,致使它们在各谋其利中相互削弱。有一种说法是:抚顺铝厂付不起电费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发电厂。”但是从公有制全局来看,不论电厂还是铝厂都属于“自己”。所以症结是它们因袭私营者的门户之见。这些行业如果能联手立足于但求微利以减轻用户负担的原则就能够转危为安,并提供更多的实物产品。
有煤田开发商明言“要以营利为目的,提高全体职工的生活水平,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k坦而言之,就是为获取更多超额利润而截留资源补偿费。逻辑的推理是:不提供所求超额利润的资源将被贬为为“没有经济价值”。煤矿和铁矿开发商股东们必定弃采产品成本尚可被社会接受的贫矿,或者为获取高利在环境保护和人身安全上铤而走险甚至蔑视法律。黑龙江鸡西煤矿虽属公有,但私营承包者却另有所图。各谋其利的传统工业至多能兴旺一时,但不会长久。这种偏向一旦酿成慢性的常见病,原为坚实的基础工业就会像贾府那样内里空虚。与其踏破铁鞋去寻找东北等地的特殊病源,不如就近从它们各谋其利上找原因。
反过来说,如果割裂经济效益辩证统一的二重性,国营企业的实物性生产目标就会被误解为指令性计划排除在“经济”观念之外,而仅仅把财务收支当作“经济”指标。这种各谋利润的的行为规范不断影响到社会经济,尤其是收益平平的基础工业。经济学界有幸能面对东北的案例,进一步摆脱世代传承但以诱人的面貌再现的私有制观念。
广而言之,东北等地的国营企业必须在完成实物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数量指标的前提下实施收支平衡或有微利的经济核算制,不应各自为创收而松动宏观性实物指标。
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调节价格和税率,使东北等地的低利行业游刃有余,
而不可任由市场支配经济全局,因为那等于任由控制市场的境外财团支配。把握国营企业经济效益的二重性,其经济核算就只涉及价值要素那一个侧面。果能如此,东北等地的各个行业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5.东北国营企业创收的前提是完成实物性生产任务
完整的经济核算制,是在提高企业实物效果的前提下,控制劳动和物资的占用量和消耗量,包括生产成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额度,以及财务(赢亏)成果。企业主持者和职工的个人利益固然应当同经营效果挂钩,但不能自定高酬和截留本当上缴的超额利润。反观各厂矿资不抵债而收入被大量挪用和私分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些弊端积少成多,已经从东北等地开始显露。所以关内各省丝毫也不可掉以轻心。
企业独立的经济核算固然要尊重商品市场的价值法则;但是全社会的宏观需求能适度加强、限制或对冲价值法则的作用。比如说,价值法则要求企业的生产价格不超过市场价格,但是当社会的实物需求甚高时也可以通过提高市场价格和降低税率来激活企业行为。如果仅就东北的困难小改小革,忽略社会生产的公益性是否被弱化到影响国力,就既难解决当地的问题,也穷于应付各地接二连三的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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