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张维迎，林毅夫，两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产业政策”之争战火未了。双方看似分歧很大，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却如同队友。本文作者试图担任“对方辩友”，对张林二人的观点进行回应。作者认为，我们要为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世界提供另一种关于未来的选择，而不仅仅是选择有或者没有产业政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土逗思将分两天发布这些内容，今天刊登的是对张维迎的回应，涉及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爆发的那场米塞斯vs兰格的著名论战。文章较长且涉及一些专业知识，如有任何疑问或回应，欢迎在文章下方评论。
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对林、张二人的“评价”
作者 |达瓦里希
编辑 | 艾睿思
前段时间以来(据说本月11号林毅夫、张维迎还将就此进行“内部公开辩论”)，主流经济学圈爆发了一场颇为壮观的所谓“产业政策”之争，先是林毅夫、张维迎两位“老冤家”相互开火，继而又不断有更多的主流经济学界大佬卷入，争论也从“学术之争”演变为“撕逼”，最后不出意料的变成“排队站位”。
原本是主流之争、“肉食者谋”，我们左翼作为“非主流”不应“间焉”，但是林、张二人争论之中又“随带”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批判了一番。林毅夫以谓新结构经济学得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违背了“比较优势”，所以“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成功”，而张维迎更是直接声称“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甚至无中生有认定“(林毅夫鼓吹的)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所以我们一句话不说也不好，况且这场争论看似只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内部新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学术争论”，实则是经济危机背景下经(ru)济(he)政(xu)策(ming)以及三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总结和未来的改革方向之争，因此我们左翼应当表明我们的态度。
由于张维迎不仅在这次的“产业政策”之争，而且长期不遗余力的批判、歪曲和抹黑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笔者首先回应张的有关论述。但是因为张维迎比起他言必称的祖师爷米塞斯和哈耶克而言，论述更无逻辑、论据可言，因此我们的回应将更多的回溯到对其“精神导师”米塞斯和哈耶克。
米塞斯的胜利？
在9月23号的“《米塞斯大传》发布会暨米塞斯思想研讨会”，张维迎在吹捧了一番其祖师爷米塞斯“是一个伟大的楷模，是一位圣贤，超越很多其他杰出的同时代经济学家”后，用大篇幅回溯了当年由米塞斯挑起的“在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争论”，并声称“我们没有在理论上真正梳理过，好像那场大争论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有必要回溯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一场大争论”，“米塞斯去世之后又过了将近20年，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突然崩溃了，证明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方才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响应张维迎教授的号召，认真梳理回溯那场大争论，看看是否证明了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正确的。
1920年，米塞斯发表其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声称废除市场关系会摧毁经济核算的基础即市场价格，社会主义是对“理性经济的废除”。他认为，“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也就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行”。
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是不可能的呢?米塞斯认为，经济核算只有三种手段：以实物核算、利用与市场价格和货币无关的“在客观上可认知的价格单位”(如劳动价值)核算，以及用市场价格核算。社会主义者站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可能会提出将劳动作为经济核算的基础。但在米赛斯看来，以劳动时间作为经济核算的单位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
第一，“边际劳动成本变化的计算只考虑到影响劳动成本的自然条件。超出这一范围，劳动核算便失效了”，即以劳动时间为核算，忽视了自然资源成本。
第二，米塞斯认为劳动核算 “忽视了劳动质量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不同质的劳动在劳动时间核算中无法得到体现。尽管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我们可以诉诸于经验实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转换，但是很明显这种经验来自于商品生产的经济核算。基于此米塞斯甚至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生存，乃是因为处于一个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形成货币价格的世界当中，所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核算利用的都是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一旦整个世界飘满社会主义的红旗时，“没有这些价格的帮助，他们的行动将既无计划也无目标”。
米塞斯确实指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独有的，或真的是致命的，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即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计划经济如何“计划”
兰格认为，米塞斯没有正确的认识物价的性质。他引用维克斯蒂德(Wicksteed)的定义,指出“价格”有两层含义，一是狭义的价格，即两种商品的市场交换比率，二是广义的价格,即“替代品被提供的条件”。
他认为，广义的价格可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中狭义的货币价格，为生产者的行动提供参数指导。在计算价格具有参数性质的前提下，只要证明这种价格不是中央委员会任意制定的，与市场上的货币价格相比同样具有客观的性质，就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可行性质。
他明确指出，“经济计划,或者更精确的称为经济发展计划,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以自发方式发展的,而是受有组织的社会的自觉意志指导和指挥的。计划是使经济规律的作用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服从人类意志的指引的手段”。
那么，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经济计划呢?从消费领域来看,由于存在着消费品市场,消费者为了实现自我欲望满足的最大化,彼此之间会展开竞争,因此可以根据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品的价格,确定对消费品的需求。
从生产领域来看,中央计划委员会制定生产要素的初始价格,各个企业必须将这种价格视为已知量,在进行的决策的时候必须以中央规定的价格为基础,除此之外,生产经理的决策不是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必须遵守以下两条规则：第一,“必须规定选择使平均生产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第二,“产量必须这样确定,使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以决定生产规模”。
第一条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作用,就像利润最大化原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作用一样,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第二条原则,则相对于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准入原则,它决定了一个产业的整体产量。
在遵守这两条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价格,以及中央计划机构规定的生产要素价格,就可以确定产品的供给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在劳动就业领域,给予劳动者充分的就业自由,通过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确、定劳动者服务的价格,并由此确定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
当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之后,从中央计划委员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经济就实现了主观均衡。
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可以实现主观均衡,而且能够实现客观均衡。按照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等式,要达到客观均衡,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在于确定客观的均衡价格,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商品的供给恰好等于需求时的一系列物价。只有确定了均衡价格,才能实现企业的平均成本最小化,才能实现生产要素分配的最优化,才能保证企业管理者之间所有决策相互之间不冲突。任何不同于均衡价格的其他价格,都会导致生产的产品过剩或者不足。
可是,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存在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也就无法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中通过交换形成的货币价格,究竟如何才能找到客观的均衡价格呢?兰格的设计告诉我们,利用泰勒提出的试验错误的方法,就可以确定均衡价格。
具体来说,中央计划局充当瓦尔拉斯“拍卖人”的角色,随机确定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并保证所有的企业决策者必须以此价格为基础,作出生产和消费的决策。一段时间之后,商品的供需状况就能很清楚的显现出来。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就提高该商品的价格如果某种商品供过于求,则降低该商品的价格。在此基础之上,中央计划局又重现确立了各种要素的新价格,然后再以此价格进行调整。按照这种程序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调整,每一个相继的物价体系都会比之前的更接近于均衡,一段时间的试错之后,最终就会实现客观均衡。
主观均衡与客观均衡的同时实现，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均衡建立了。对于中央计划局所发挥的作用，兰格认为，其实定价的试错过程根本没有理论上这么复杂，也无需解成千上万个微分方程，因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已经存在的价格体系,只需要在此基础上适当的作出调整即可。因此,社会主义的资源分配和利用,并不像奥地利学派所说的那样，是盲目的，任意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像资本主义一样,也能够在满足消费者偏好的情况下，成功的解决资源的分配和利用问题。
“计划”的优势
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资源,而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是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分配决定于最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配。所有权分配的不平等,带来了收入的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价格并不能反映不同个人需要的相对迫切性,消费需求价格决定的资源分配也远远无法达到最大社会福利”。
除了收入分配之外,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备性,是导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为可取的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只有私人企业家必须支付货币的项目,才进入最终的核算体系。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等所有在生产中所做出的牺牲,都将进入经济核算体系。
不仅如此，对于张维迎言必谈的创新问题，与那些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阻碍创新相反，兰格认为“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真正重要之处,不在于比较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和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均衡位置。对于经济理论家而言,这种比较是有趣的,但是它不是社会主义讨论的真正问题。真正问题是进一步保持资本家制度与经济进步是否相容”。
兰格将资本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提高了生产要素组合的生产率,或者说是创造新商品和服务的革新。这种革新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对于那些及时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的企业家而言,创新意味着利润的增加对于那些未能及时应用最新的技术和设备,从而在竞争中失利的企业家而言,创新意味着他们资本的贬值。
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趋势日渐明显的时候,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时候,除非旧有的资本投入能够被抵消,否则企业家不会热衷于创新。这就意味着,“保持已投入资本价值与降低成本的创新,二者是不相容的”。“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中,保持具体投资的价格也的确成为资本家的关心之所在。因此,干涉主义和限制主义是主要的经济政策”。资本家越来越多的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国家行政和立法机关也相应的,越来越多的干涉市场的自由竞争。因此“社会主义将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对于兰格模式,当时学术界几乎给出了一致好评,大部分学者认为,兰格模式已经成功的驳斥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攻击,社会主义者已经赢得了这场持续了接近三十年的论战。就连张维迎言必提的熊彼特都作出裁决，兰格赢得了这场论战，所以张维迎在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主流的观点是在这场争论中米塞斯、哈耶克一方输掉了，兰格等计划派胜利了”。
但是接着张维迎又底气十足的声称“米塞斯去世之后又过了将近20年，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突然崩溃了，证明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方才是正确的”。这份底气除了张本人的狂妄无知以外，还有就是确实苏东巨变之后原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如苏联、中国都迅速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就能够证明米塞斯、哈耶克是正确的吗?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国家并未采取兰格模式(存在历史和技术因素)，况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存在着及其复杂的政治历史因素(当然本文不讨论这些因素)。故而兰格模式并未被实践和历史证明失败。而张维迎观点中真正值得驳斥的一点在于，其声称那场争论“现在来看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计算的争论，而是经济学范式的争论”“涉及认识论问题”，“兰格其实根本没有理解米塞斯问题的实质”。张维迎的这些观点其实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鹦鹉学舌其祖师爷米塞斯和哈耶克。
激励问题
针对兰格模式，米塞斯和哈耶克曾给予驳斥，其中主要一点是认为兰格模式存在激励问题。
米塞斯，认为把社会主义经理等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领薪经理貌似有理,但整个论证忽视了资本家本人的关键角色,这种角色是领薪经理无法模仿的。“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投机者从事商业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激励,要维护自己的财产,通过赢利使其增值或至少不使其贬值”。
米塞斯的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确实出现了激励问题，作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罗默甚至认为激励问题(委托代理问题)是导致中央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米塞斯由于采用双重标准，故意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激励问题。
事实上，大的资本主义公司就是中央计划组织，这些公司通常由受雇的代表股东的经理经营，由于经营者本身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非一致，即面临着由于委托-代理导致的激励问题。所以这一问题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独有的，同样充斥于资本主义经济中。
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契约理论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对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张维迎号称是研究委托-代理问题的专家，但是由于其师承米塞斯的双重标准，总是盯着计划经济中的委托-代理(激励)问题，而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则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即求助于其神一般的“企业家”。
众所周知，张维迎几乎三句话不离“企业家”，仿佛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必时时称赞上帝一般，声称“一旦企业家精神不再发挥作用的话，人类的进步就停止了”，炮轰“新古典理论里没有企业家，也不需要企业家，因为它的假设本身就使得企业家毫无用武之地”。
实事求是的说，不是新古典假设“企业家”无用武之地，乃是现代经济中“企业家”确实无多大用武之地。要论企业家，本身作为19世纪资本家家庭出生的恩格斯要比米塞斯、熊彼特和张维迎更有资格谈“企业家”。
恩格斯早在1879 年就曾指出了这一点：“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甚至连凯恩斯都说：“我把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食利者阶级看成是一种过渡现象，它完成了其使命以后便消亡”。而且事实也是，资本家过度投机行为所释放出的信息，不仅严重扭曲了价格体系，而且往往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去年的股市崩今年的楼市乱，有多少“企业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呢?
认识论问题
最后一个值得驳斥的问题就是张维迎提到的“认识论问题”。这个“认识论问题”其实就是哈耶克的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无知论。
张维迎引述哈耶克的观点，“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行?因为经济计算所需要的知识、信息都分散在每个人脑子里，尤其许多知识是主观的、默性的，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除了当事人自己实际运用或通过价格机制传递，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获得”。
他还指出，即使“现在计算机发达了，有了云计算、大数据，按照兰格的观点，计算能力应该不是问题了，但是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我们仍然无法获得哪些分散化的主观信息，制定出一个有效的集中计划仍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正如科克肖特指出的一样，“哈耶克的信息概念仍然完全是前科学的”，实际上“在所有不是最原始的经济中，经济关系依赖于客观化信息的技术的发展”，“价格的发展依赖于计数和计算的技术，而这在商业社会中绝不是纯粹精神的活动。”
科克肖特和科特尔证明，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信息收集系统可以上报消费品出售的比率，然后假设采用基于劳动时间的价格制度，就可以得到净目标产品的向量，而这并不需要计划系统具有任何特殊的心灵感应的能力。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声称计划是通过一个人的头脑实现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是，用一个计划组织内的经济信息处理，来代替市场的信息处理”。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只有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才是协调经济运行的最优通信系统。虽然市场体制确实一定程度的协调了经济活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市场价格本身所携带的信息是及其有限的，它虽然是可以变动的，但却常常是滞后的(农业生产尤其体现)。而一个运行良好的计划系统则可以提供更多更有效而及时的信息。
实际上，今天市场价格信号在很多地方所起的作用都被削弱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你在淘宝上想要购买一个手机时，它不仅提供了价格信号，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关于水平的外形质量以及售后保障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才是影响你是否决定购买它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样的信息量肯定比单一的价格信号大得多，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充分的技术自信能够解决信息量的问题，不信请拭目以待即将到来的双十一购物节。
简单的总结和澄清：
1.信息不仅是主观的，在经济活动中信息更多的表现为客观;
2. 计划经济体系所需要的信息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计划系统并不需要知道你暗恋哪个女(男)生，只需要了解你的年龄和性别(今天你手机上许多软件都知道得比这多得多)，在双十一向你推送相关礼物供你挑选即可;
3. 所以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个计划系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这种计划承认人的知识的不充分性，也认识到由于不确定的因素和人的参与而可能产生的新的情况，它充分认可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且容许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新的情势的变化而加以调整。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更优的。而奥地利学派采取双重标准、刻意歪曲刁难，不但在经济理论上毫无建树创新，在认识论上更是陷入不可知论的深渊，成为“拜乌托邦市场教”和“企业家”阶级的辩护士。
注：本文参考许多文献，文中诸多观点非笔者原创，笔者只是整理综合左翼观点以针对林、张观点作出回应。由于写作时间、篇幅问题，不在此列参考文献，在此对文献作者表示感谢并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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