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一元钱
张五常故作高深地先指责国内将utility一词译为“效用”不如“功用”恰当，然后又说效用理论用途不大，可以取缔。但他还是花了大量篇幅来重申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陈词滥调，以便指责福利经济。
张五常首先指出，“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效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翁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1]然后，他借此指责福利经济大有问题。“1950年，萨缪尔森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2]
按照这一指责，英国当年就不应当废除谷物法。由于谷物法的废除，降低了谷物的价格，使资本家得以降低工人的工资，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家财富的积累速度，使英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这个谷物法的废除直接损害了地主贵族的利益，在削弱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其政治实力。而为了争取废除谷物法，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用类似今天西方经济学家“把蛋糕做大”说法的“大圆面包”来诱骗工人阶级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地主阶级[3]。
要是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那么，经济学童话高手曼昆所谓的“在赢家收益超过了输家损失的意义上说，贸易使一国的经济福利增加了”[4]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难道萨缪尔森会因此反对国际贸易吗?显然不会，那么他和张五常所反对的又是什么呢?
张五常强调，“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效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效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5]那么，他本人又从何处得出“一个大富翁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的结论呢?难道他有上帝之能，能知大富翁和街头乞丐之乐?即便在他的一生中既做过大富翁，又做过街头乞丐，他也只能比较他自己在不同境况下的心态，而不能知其他大富翁和街头乞丐之乐。那么，他又如何能够追随萨缪尔森指责福利经济呢?
他自称读过《资本论》，但是他写道，“1915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1952年被译成英语。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效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效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6]
要知道，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7]而《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这位俄国学者还没有出生呢!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根据事实指出，富人的一元钱的确要比穷人的一元钱更有价值。“一个塔勒[8]对于工人和一个塔勒对于企业主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贵的价格买更坏的东西。他的一个塔勒能买到的商品，不像企业主的一个塔勒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9]
至于张五常提到的斯蒂格勒的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至众多高手在效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10]则表明斯蒂格勒和张五常尚不明白经济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意义。
经济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替他们的资本家雇主宣讲一大套冗长无味的虚伪的遁词和空话来愚弄人们[11]。因此，“一个大富翁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已经是经济学者能够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成就了。而对于这一成就，他们也只能“一致同意”。
其实，无需所谓的效用指数，我们也能考察一元钱是对富人更重要，还是对穷人更重要。反而所谓的效用指数或者张五常所谓的效用的基数量度或序数量度，都与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的宗教问题一样，是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12]。
考察的办法很简单，读者可以向正在散步的大富翁与街头乞丐提出为你擦皮鞋可得一元硬币的请求。如果街头乞丐赚了这一元钱，而大富翁没有，就可以说明这一元钱对于街头乞丐要远比对大富翁重要得多。
曼昆在谈到人体器官市场是否应该存在时说，“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允许人体器官自由市场的存在会产生巨大的利益。人生来就有两个肾，但他们通常只需要一个。同时少数人没有一个功能正常的肾，因而饱受疾病折磨。……每年有6000左右的美国人由于找不到肾而死去。如果允许这些需要一个肾的人向那些有两个健康肾的人买一个，价格就会使供求平衡。卖者口袋里的钱多了，生活状况可以变好。买者有了挽救自己生命所需要的器官，状况也会变好。肾的短缺就消失了。这种市场将引起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种计划的批评者担心公正问题。他们认为，人体器官市场以损害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有利于富人，因为器官会配置给那些最愿意而又支付得起的人。然而，你也可以怀疑现代制度的公正性。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带着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额外器官在行走，而我们的一些同胞眼巴巴地等着一个器官。这又公正吗?”[13]
但是，正如曼昆提到的批评者所指出的，自由市场并不能使肾的短缺消失，而只不过使肾的短缺对富人来说消失。当然，对他们的雇主——富人来说不存在的东西，对经济学家同样不存在。
既然曼昆认为，额外器官是人们并不真正需要的，而经济学者又认为，一元钱对于大富翁非常重要，那么，解决曼昆所提出来的公正问题就非常简单了。那就是，让富人们捐出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多余的一个肾，换取对他们重要得多的一元钱。这样一来，贫困的需要肾的同胞也能得到肾了，肾的短缺将彻底消失。多么公正的一个结果啊。
但是，富人的代言人曼昆会接受吗?
本文摘自《经济学的童话》一书。
[1]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11页。
[2]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11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9页脚注。
[4](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上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5]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12页。
[6]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页脚注。
[8]当时德国的货币单位。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43页。
[10]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13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至第219页。中国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也说要为富人说话。http://www.bokerb.com/logshow.asp?id=16031
[12]参见拙著：《微观经济学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章。在数学上可以证明，西方经济学中效用的序数量度实质上还是基数量度。
[13] (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上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外一篇
钻石、水与苹果--张五常的神逻辑
余斌
“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1]
经济学鼻祖斯密提出了两个关于价值的理念，其一是使用价值，其二是交换价值。他还举例说，水的使用价值很高，但交换价值(市价)很低;钻石的交换价值很高，但使用价值很低。但张五常却认为这个有名的“水与钻石反论”，错了三点[2]：
其一，不能以钻石与水相比，因为一克钻石与一克水完全是两回事。
其二，从选择的角度看，一个女人自愿地出十万港元(换值)买一粒钻石，对她来说其用值必定不低于十万港元。除非一个人做了错误的选择，用值是不会低于换值的。
其三，水的用值的确很高;水的换值的确很低。但在边际上，水的用值是很低的。我们今天在家里多喝一杯水(边际之量)，其水费(交换价值)不到一分钱，而这杯水的用值也不到一分钱——与在沙漠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家里喝水是喝到不想再多喝一点的。钻石呢?女人所好，风光所在，且物以稀为贵，其边际用值是很高的。
张五常的“天才逻辑”再次令人叹为观止。在这里，他先说钻石与水不能相比，然后又比较它们的边际“用值”。他先说“用值”是不会低于“换值”的，然后又说，水的“用值”的确很高而水的“换值”的确很低。他先说物品对人的“用值”，然后又强调物品的供给限制，并拿物以稀为贵说明其边际“用值”。于是，水的边际“用值”和“换值”之所以偏低的原因就在于香港的具有垄断性的自来水公司没有人为地使水的供给稀少，把香港变成一片沙漠。另外，女人在家里也会把钻石项链戴到不想再多戴一会儿，以至于不时地或睡觉前要摘下来，难道钻石项链也因此不值一分钱?而人们认为已经绝迹了的野生华南虎，其粪便比钻石还稀少。要是物是稀为贵，难道野生华南虎的粪便的市价比钻石还贵吗?
在这里，张五常把“用值”和“换值”都视为“代价”，称前者是人们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后者是交换时需要付出的代价，在市场上就是市价。
而马克思在谈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的来源时，明确指出，“在十七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射的东西。”[3]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4]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5]
这表明，张五常关于“用值”和“换值”的定义，与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传统定义是不同的。斯密或许没有谈过恋爱，不懂女人的品味。但他知道，若让一个女人在十天内不进一滴水，与十天内不配带钻石项链之间进行选择，女人们一定会选择后者。这才是让他感叹水的使用价值之高的真正原因。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撇开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经典定义，直接按照张五常定义的用值和换值概念来对他的论述进行分析。
在市场上，十万港元的水与十万港元的一粒钻石的市价相同，按张五常的另一种说法，市价就是“边际用值”[6]，那么，首先，他刚刚举例说边际上一杯水的用值不到一分钱，与十万港元的市价如何匹配?其次，为何我们通常只看到一个香港女人出十万港元买一粒钻石而不是买市价相同从而能够带来同样的“边际用值”的水呢?
实际上，钻石对于女人的用值与它的换值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在丢失了借来的不知其为假的便宜(低换值)项链后，赔偿了一条货真价实的贵重(高换值)项链。而借出项链的妇人也一直以为还来的还是原来那条低换值的项链。
按照张五常的定义，用值纯粹是个人的感受，而换值则代表市场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们看重商品的换值将远胜于其用值。因为她们知道，一件低用值而高换值的商品总可以换来高用值而低换值的商品，反之则不然。
接下来，张五常将用值与换值的差额称为消费者盈余[7]。
他以苹果的买卖举例：“假若一个苹果的市价(换值)是港币二元，你买五个。第五个(边际)的最高用值当然也是二元，否则你会多买一点或少买一点。这第五个的消费者盈余是零。然而，第一个苹果你愿意出十元之价(你的最高用值)，第二个是八元，第三个是六元，第四个是四元，第五个才是二元。你每个需付之价只是二元。这样，你的消费者盈余是八元、六元、四元、二元、零，加起来是二十元。”[8]
在这里，张五常没有说明为何边际用值是递减的?上述事例在西方经济学中通常是通过边际效用递减来说明的，而张五常却是强调“需求定律是可以完全没有效用的内容的。我们只要假设边沁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9]因此，张五常在这里的分析要想成立，必须增加边际用值递减的这个假设。但是即便如此，张五常也不能断定这第五个苹果的边际最高用值也是二元，以便消费者盈余为零。这是因为，如果这个消费者只剩下十元钱，即便第五个苹果的所谓边际最高用值为三元，他也无法再多买一个。于是，张五常还必须假设消费者有足够多的钱，可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从而，他的经济学至多只是有钱人的经济学。
现在，张五常要卖苹果了。“我是卖苹果的人。在有竞争的情况下，同行的每个卖二元，我只能跟大市要价。但如果我是唯一的出售者，而我又知道五个苹果你最高愿意付三十元，其中二十元的盈余我当然希望可以赚得。那怎么办?我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最困难的。你买第一个苹果我收你十元之价，第二个收八元，第三个六元……这样，你买五个的总付价是三十元而不是十元了。你的消费者盈余(二十元)就给我榨取了。困难是你会骗我，说一个小时前跟我买了四个苹果，现在买的是第五个。
你骗我?我还有两个办法可以榨取你的盈余。其一大方得很。每个苹果收价二元，买多买少随君便(我知道二元一个你会买五个)，但你要先给我二十元入场费。这入场费就是你的消费者盈余了。
最后一个办法是不收入场费的。我说每个苹果收价六元(你五个苹果的最高平均用值)，但你一定要一起买五个，不然就一个我也不卖。你一起买五个，付我三十元，其中二十元的盈余就给我榨取了。”[10]
张五常自认，“要是香港政府求教于我，要我替他们预测加烟、酒税后的库房收入增加多少，我的本领也只能如担瓜卖菜之辈矣!”[11]但从这里的苹果买卖来看，他还远不如担瓜卖菜之辈。
这是因为，他既然是唯一的出售者，为什么只将苹果卖给同一个人，以至于即使能够采用第一种方法，第五个苹果也只能卖二元?他完全可以用十元一个的价钱将五个苹果分别卖给五个人，每人一个，共收入五十元，多赚二十元。可见，如张五常之流的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或许有人会说，别人买不起两元一个的苹果。如果这样，那么这里的苹果边际用值，是指出得起的代价，还是指出不起的代价?如果是后者，那么张五常仅仅只知道买苹果者第一个苹果的使用价值是十元，并不意味着他能以十元之价卖掉第一个苹果，因为对方可能买不起。如果是前者，那么张五常就必须掌握比一般担瓜卖菜之辈所知多得多的买主信息，才能做买卖。
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无法称心如意。这是因为，固然他是唯一的出售者，对方也是唯一的买者。除非对方是白痴，否则他会利用他的唯一买者的身份与张五常讨价还价。
按照张五常在这里阐述的经济学理论，买者可以从张五常的报价中了解这五个苹果对张五常的(边际)用值是多少。既然张五常肯以二元一个的价钱卖掉第五个苹果，那么，按照边际效用或边际用值递减的“原则”，这第五个被卖掉的苹果对张五常的边际用值不会超过二元。而前面最早卖掉的四个苹果对张五常的边际用值更是小于这最后出售的第五个苹果的边际用值，从而更不会超过二元。
那么，作为唯一买者的他，以二元一个购买五个苹果就已经给了张五常大量的出售者盈余，他不将第一个苹果的买价压到二元以下就已经够让着张五常了，又如何肯轻易地将价格抬到每个二元以上呢?
更何况，买者不吃苹果还可以买别人的梨吃或者改为喝水，但是张五常的苹果要是买不出去将会烂掉，从而失去用值和换值。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以收入场费或打包销售的方式强买强卖吗?
实际上，把用值与换值视为可以直接比较的代价，是再典型不过的经济学童话了。
难道说，一万吨既不能吃喝又不能拿回家使用的钢水对于钢厂老板有什么用值吗?但是，这个老板为何不拿这一万吨钢水去换一顿美食呢?这是因为他知道，尽管对他来说，一顿美食的用值高于一万吨钢水的用值，但是前者的换值远远小于后者的换值。
但是，他是怎么知道一顿美食的换值远远低于一万吨钢水的换值的呢?显然，无论他是怎么知道的，都不会是根据他个人对它们的(边际)用值的判断得知的。
回到使用价值的概念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12]“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制造皮靴并不是为了皮靴本身。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13]
由此看来，如果不卖假货，西方经济学的确无法教人做生意。
本文摘自《经济学的童话》一书。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2]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48页至第15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脚注。
[4] 1夸特等于12.7公斤。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至第50页。
[6]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1页。
[7]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9页。
[8]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60页。
[9]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48页。
[10]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60页至第161页。
[11]张五常：《经济解释：科学说需求》(卷1)，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67页至第16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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