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同意以40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交易商的“二手”福特轿车，这就表明该汽车对于我的价值高于4050美元。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价格是一种信号。如果消费者需要更多数量的某种物品，该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从而向生产者传递出供给不足的信号。当一场可怕的疾病减少了牛肉的产量时，牛肉的供给就会减少，从而汉堡包的价格也将会提高。更高的价格鼓励农民生产更多的牛肉，同时也促使消费者用其他产品来替代对汉堡包和牛肉的消费。
问题在于，什么是1美元?4050美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呢?为什么它会低于一辆“二手”福特轿车的价值呢?如果连什么是1块钱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够谈价格的高低呢?这样的经济学除了糊弄人，还能是什么呢?
如果消费者用其他产品来替代对牛肉的消费，那么农民在高价格下多生产出来的牛肉又卖给谁呢?实际上，在这里，牛肉的价格高并不是因为牛肉的供给少，而是因为疾病使得同样的劳动投入只能获得少量的牛肉，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同样数量的牛肉包含了(或承担了)更多的劳动量，也就是说，是因为牛肉本身的价值量提高了，所以，牛肉的价格才会提高，否则就不是农民生产更多牛肉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去生产牛肉了。而且如果疾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也不可能生产更多的牛肉，除非牛肉的价格高到大大超过牛肉的价值量的水平。
收入不仅体现辛苦劳动和节俭积蓄的报酬，高收入也可能来源于遗产继承、好的运气、有利的位置和为市场所重视的技术。人们通常将低收入者描绘为懒虫，而在事实上，低收入通常是由于教育水平低、种族歧视或者生活在就业机会少或工资低的地区而引起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大的收入来自于别人的辛苦劳动，而不是自己的劳动或好运气等。收入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教育水平的问题。随着中国国内高校的扩招，大学生增多，大学生们的收入水平也在下降。萨缪尔森等在这里犯了合成谬误的错误，把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的好处错当成所有人教育水平提高的好处。
谁统治市场经济?经济的核心控制者是偏好和技术，它们才是市场的两大君主。消费者根据自己先天或后天的偏好(并以其货币选票加以表达)解决社会资源的最终用途，也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各个点之间进行选择。
消费者的偏好是受其持有的货币量决定的。因此，统治市场的不是偏好和技术，而是资本和利润。哪些经济活动能够带来较大的利润，市场就促进哪些经济活动，哪怕更多的人们反对这些经济活动。例如，污染环境的企业的生产。实际上，萨缪尔森等随即就承认了“是利润在奖励或惩罚企业并引导市场机制。”
正如农夫用胡萝卜加大棒来驱使驴前行一样，市场体系用利润和亏损来引导企业有效率地生产出符合人们需要的产品。
然而，企业在利润和亏损的引导下，常常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排除在产品的需要之外。例如，中国的房地产商就声称不为穷人盖房子。企业“有效率”生产的又是符合哪些人们的需要的产品呢?
经济学的理论家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经济是有效率的(请记住，经济效率指的是：无法在不损害其他人经济福利的前提下，增进某个人的经济福利)。
经济学的理论家怎么可能证明这一点呢?如果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引入所谓的完全竞争，必然会损害在不完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比如垄断寡头的利益，又如何能够做到在不损害其他人经济福利的前提下，增进某个人的经济福利呢?事实上，几乎任何一个既有经济形态都是有“效率”的。不损害地主贵族的利益，从而不破坏上述“经济效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发展不起来。
经济生活的事实之一是，并不是让每个人都以平庸的水平去做每一件事，更有利的办法是进行劳动分工，将生产划分成许多细小的专业步骤或作业任务。劳动分工让高个子去打篮球，让有头脑的人去当老师，而让有雄辩之才的人去推销汽车。
在老板们并没有什么特长的情况下，经济生活的主要事实不可能是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来进行专业分工。因此，在国内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州出现“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1]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机器的发展甚至可以排除一个人的特长。例如，蒸汽锤的发明者内史密斯说，“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4个男孩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联合，我把成年男工从1500人减到750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2]。
如果说专业化允许人们集中优势完成特定的工作，那么，货币则允许人们用其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交换其他人生产的大量的物品和劳务。什么是货币?货币是一种支付手段或交换媒介，即我们购物时所支付的现金和支票。货币流通是我们经济制度的生命线。货币提供了衡量事物的价值尺度，并能为贸易提供融资手段。货币还是一种能够便利交换的润滑剂。当人们信任并接受货币作为物品和债务的支付手段时，交换才能顺利进行。
那么，货币是如何提供衡量事物的价值尺度的呢?为什么一块面包是2块钱，而不是2万块钱或1/2块钱呢?西方经济学只能对货币做一个模糊的定性说明，而不能对货币进行定量的说明即不能说明什么是一块钱，因为那样就要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上去，就要推翻整个西方经济学。实际上，萨缪尔森等所说的现金(纸币)和支票只是货币符号，只代表想像中的货币。真正的货币是贵金属(金或银)。
“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3]也就是说，纸币是以国家强制而非人们的信任成为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的。否则经济学无法解释当纸币贬值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还会接受纸币作为支付手段。
今天的纸币并不主要是用来交换物品和劳务的，而主要是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即作为资本来使用。如果要说交换，那也是资本家拿工人的劳动产品与工人的劳动力相交换。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空虚的幻想，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持久的影响所证明。”[4]
投资于提高每一个工人的素质，使他们获得高级学位;消除99.9%的污染，以及在每一座城市都修建四通八达的地铁当然会提高生产率，但其所增加的有限的收益却有可能会低于所放弃的现时消费的巨额成本。
问题在于，放弃的是谁的现时消费?难道禁止企业污染环境，会让企业主将其资本全部用于现时消费，从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去当一个工人吗?另一方面，今天污染环境获得的一点有限收益很可能会带给未来巨额的治理成本。为何我们只顾眼前?更为重要的是，消费污染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人并不同时遭受污染，所以，这些人对于消除污染并不上心。而即便让污染企业来承担污染的部分成本，比如，要求企业购买污染许可证，但污染仍会存在，而享受污染生产品的人同样可以让别人去承受污染。因此，必须实实在在地限制污染，限制污染生产品的消费。
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指所有物品和劳务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这种制度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够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还不曾有一种经济能够完全依照“看不见的手”的原则而顺利地运行。相反，每个市场经济几乎都会遭受其制度不完备之苦，结果是过度的污染、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等症状。
问题在于，谁来提供货币?如果是政府，那么这本身就构成了对于市场的干预;如果不是政府，那么货币的供给本身又是如何以“自愿”的方式进行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敢指出美元是由少数金融寡头以通货膨胀税的方式提供给市场的。所谓的理想的市场经济就是任由大资本家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并且广大人民群众还得感恩戴德的奴役制经济。
另一方面，既然手是看不见的，又如何能够依照其原则来运行呢?现实已经充分地表明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理想的，是不可能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来获取最大利益的。如果实践真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早已被实践所否决，为何还继续受到一些人的追捧?如果我们要用其它的东西比如政府干预来修正市场经济，为何我们不同样用其它的东西来修正计划经济?放弃计划经济，改用市场经济，无论其实践如何，在理论上都是不充分的。
外部性指的是强加于他人的成本或效益。当今政府通常对负的外部性比对正的外部性更为关注。政府干预的目的是控制住外部性，如空气和水的污染，药物、食品和放射性物质等所造成的不安全等问题。制订完善的管制措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懂得复杂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知识，还要屈从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尽管如此，今天还很少有人赞成重新回到经济不受管制、企业可以随意倾倒废料(如钚)的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
但是，有些负外部性问题恰恰是政府造成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负外部性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派出的经济杀手所造成的[5]。而且美国政府也拒绝在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这不是试图控制负外部性而是放纵负外部性。自然地，这是美国政府屈从于那些负外部性的制造者也就是大资本家们所施加的“强大的政治压力”。
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是公共品;公共品是指这样一类商品：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公共品最好的例子是国防。一国保卫其自由和生活方式时，它保卫的是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者是否为这种保卫支付了费用。
美国大兵在别国如伊拉克的存在算作美国的国防吗?为何要从国防费来列支美国大兵在伊拉克的费用?美国广大民众共享了美国海外的军事行动带给他们的“负外部性”即恐怖威胁，并献出了自己子弟的生命，而极少数美国的石油大亨们则分享了这些冒险军事行动的“正外部性”即替他们掠夺的他国的石油资源。
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生产。在购买公共品，如国防或灯塔时，政府的行为与其他任何大笔开销的个人行为并无二致。政府通过向某些领域投入足够的货币选票，使资源向那里流动。一旦投入货币选票之后，市场机制就接手过去，引导资源流入企业，从而生产出灯塔或坦克。
这只不过是政府将公共资源交给他的资本家老板的一种手段而已，不值得夸耀。为了其军火商的利益，美国政府不惜挑动和发动局部战争，让世界不得安宁。
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需的东西。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市场不灵吗?不，根本不是。因为市场机制正在做它应做的工作，即把物品交给那些有货币选票的人。如果一个国家的草坪施肥支出高于它给穷人孩子提供食品的支出，那么，这只能说是收入分配的缺陷，而不是市场的过错。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公平。
穷人的孩子喝不起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的确不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市场的过错，但它也的确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错。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不仅把物品交给那些有货币选票的人，也把货币选票交给那些有物品的人。而有物品的人和有货币选票的人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中是同一个阶级或同一个团伙中的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只不过把物品和货币选票从资产阶级的左口袋搬到右口袋，再从右口袋搬到左口袋，如此反复而已。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物品和货币选票越来越多。而穷人的物品和货币选票总是缺乏。这才是穷人的孩子喝不起牛奶的原因。最有效率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公平。
本文摘自《微观经济学真相》第1章 “基本概念”。
[1]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04/12/content_1731006.htm
[2]转引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1页至第502页。
[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至第203页。
[5] JohnPerkins, 2004.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errett-KoehlerPublishers, Inc.Pro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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