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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林 | 金融开放:矛盾和选择 ——近9个月部分情况

夏小林 · 2018-08-0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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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扩大金融开放中保护、增强国家金融控制权(亦是国家金融主权),防止掉进金融全球化中的“马太效应”陷阱,丧失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控制力,及因此丧失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支柱。

金融开放:矛盾和选择

——近9个月部分情况

夏小林

  【这是2018年7月31日在中国社科院参加一个讨论会的发言稿。集结了之前相关文章部分观点,新添内容有:(1)201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决定“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这部“上位法”应规范一行两会等主要针对金融国企“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做法。(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决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十九大报告还决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两部“上位法”应规范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扩大开放22条” (即《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涉及国企“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规定。私营企业和工商联也应积极研究新对策。(3)发达国家、转轨国家、拉美国家、新兴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数据比较分析提示,应严防在中国出现金融全球化中的马太效应,及丧失国家金融主权现象。再,我对外扩大金融市场准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相关形式平等和实质不平等的对立统一关系(4)美国开打贸易战服从于21世纪保持霸权地位的百年大战略。如果这种低成本、可控性高的经济战争成功,可以避免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巨大的洲际热兵器大战,绕开尸骨累累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也要算大帐。单纯的“在商言商”“减税让利”举措,容易导致处处被动,存在严重缺陷,难以赢得国家发展壮大的世纪主动权。(5)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中国还不曾爆发和治理过全国性金融危机,十分缺乏这方面的实战经验和各种人才。同时,在防范、治理可能进入的大规模外国《投机赌博新经济》方面,更是一片空白。今天一些政府金融机构人员的高谈阔论,是纸上谈兵。(6)补充了2018年以来体制内主张金融外资化、非对等开放、放弃资本市场控制权等“权威”“著名”新言论。】

  以2017年11月在10日国新办吹风会宣布扩大金融业开放“新”做法起算,至2018年7月的9个月中,发生了关于这些“新”做法的政策性讨论。[1]

  首先,关于最重要的金融国企主导地位和国家控制权。2018年6月30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金融资本”;要充分发挥“国有金融机构......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支柱”作用,这两个问题已在原则上得到明确解决。体制内那些利用扩大金融开放鼓动我国金融业私有化、外资化和放弃国家金融控制权的势力,受到一次冲击。该《指导意见》将制定什么样的配套文件,如何贯彻落实,由于政府各金融部门公开的意见就有不一致,央行有人还在党报上主张按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教授的私有化(实质是外资化)理论“改革开放”,所以,估计其和非金融国企混改日程一样,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另外,近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的关于金融业,尤其是涉及许多非金融行业(包括重要的工业、农业、服务业领域等)“取消外资股比限制”的“扩大开放22条”文件,即《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2]也引出激烈讨论。在这里,参照党中央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指导意见》要求保持国有金融机构主导地位、控制力(包括国有资本控制权)等重要规定,对金融业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有强烈规范作用的案例,应该说:

  第一,那些需“扩大开放”的非金融国有企业的涉外股权变化,首先还是要接受2015年9月1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之规范,坚定不移服从于“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及十九大又提出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大目标。违者必究。比较发改委、商务部所谓非金融各行业“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规定,党中央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和十九大报告相当于“上位法”。发改委、商务部的部门文件不过是“下位法”。“下位法”要服从“上位法”,不得以下犯上,“太阿倒持”,坏了政治规矩,颠倒了法律法规内的秩序关系。至于发改委、商务部文件中关于金融业所谓“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规定,毫无疑问,一旦真涉及金融国有企业股权变化,当然都要受党中央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指导意见》规范,亦不能横冲直撞,以下犯上。建议党中央国务院通过适当的权威形式,进一步明确这些重要的上、下统属关系。

  第二,这里涉及到的内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取消外资股比限制”问题,则需要发改委和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与各行各业的私营企业主等共同讨论一下“怎么办”,拿出个办法来。防止许多私营企业等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政府对它们“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后,进一步增强相关行业的外资控制力。这已有前车之鉴,不可不防。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防止本国私营企业被外资(特别是中资)控制方面也是非常严格的。按银保监会的政策,银行业“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解决的是“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问题,实质上主要是针对金融国有机构制定的。但是,目前人们还不知道,发改委、商务部针对许多非金融行业“取消外资股比限制”是不是也是这种意思?有没有这种意思,差别是很大的。(1)如果是涉及私营企业,那么,就需要发改委、商务部回答这方面是否存在相关“安全审查至今还是空白”的严肃问题。[3](2)如果又是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制定的,那就需要以党中央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和国家安全审查为纲,另行讨论了。例如,发改委、商务部总不能够通过“取消外资股比限制”文件,让美欧日跨国公司(和他们的“芯片”“软件”等)成功控制我国有控股铁路干线支线和公路交通等,从而让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略核导弹在国内的大区域绝密机动路线,被他们和其政府、国防部看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吧?!如果是这样,估计一大批原来的汉奸、间谍都会失业了......。“你懂的!”(3)以此类推,其他方面的“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做法同然。如《天下粮仓》就存在这种控制权由谁掌握的大问题,等等。这里再次建议:全国人大制定关于管制外国投资者参股、并购我国金融业、非金融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法律。这亦是按党中央所决定“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办事,依法治国,而非放任“自由市场”调节。

  其次,关于对等开放原则(即互惠原则)。这个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已提出的平等、双向开放重要方针,经过半年多的讨论和中美贸易战渐次展开了真实面目,目前有关方面也适时做了一些强调,但还有待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一系列操作性文件中具体地落实,而非是落空。这点有待观察。

  再次,关于美欧,主要是关于G7国家“金融开放”,及绝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主要拉美国家等“金融开放”的真实情况,及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问题,开始重新受到审视,并得到进一步的讨论。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全球化中金融开放不仅仅是一些跨国公司的商业行为,其中还有政府的深入参与,具有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这种金融全球化具有两极分化趋势。特别是,在西方强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开展的金融开放日程中,金融霸权和单边主义现象明显,已呈现出不可否认的“马太效应”。这就再次打破了关于美欧金融霸权主导下全球金融开放的“普世价值”和“机会平等”神话,也打破了体制内一些人利用这种谎言来误导中国扩大金融开放做法的不良企图。今天,实事求是看世界,重视历史经验,才利于按照党中央要求的“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在实践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等机制”。[4]当然,体制内外的一些干扰还存在,需要保持警惕。在国家的扩大金融开放题目之下,“以问题为导向”,学术界关于世界金融开放历史、现状和理论、政策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并进一步结合国情开展相关理论性、政策性分析。

  从个人的有限角度看,在这9个月的讨论中,下面几个已被提出来的政策性观点,可能是今后仍需注意的。

  一、选择国有金融资本主导地位,还是外资化?

  要在扩大金融开放中以《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根本遵循。对此,财政部和“一行两会”等应带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切实“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着力发挥“国有金融机构......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支柱”作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金融资本”。为此,要排除来自内外部的一切干扰。违背这些重要遵循,就是背离宪法和党的领导,是最大的颠覆性金融风险。

  在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在规划金融业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包括规划金融开放时已明确指出,我国金融体系要坚持“国有银行为主体”,“发挥着主导作用”。[5]这个依宪制定的基本原则,与今天党中央在扩大开放条件下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指导意见》的内核是一脉相承,高度一致,且覆盖范围与时俱进,扩展到了整个金融业。这充分说明,中国的金融开放,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我为主,放眼世界,在方案设计上坚持中国经验和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拿来主义”,在实践中坚持“对等原则”下互惠的“双向开放”,走中国道路,为实现中国复兴服务。而不是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翘首以盼、包藏祸心的那种“金融开放”。国企既是中国金融的“主体”,更是大海深流、风波诡谲,且系国家安危、人民福祉的开放型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柱”,“定海神针”。中国金融业开放,不是要搞特殊私有化即“国企外资化”,也不是要搞特殊自由化即“金融业外资化”“央行美联储化”。

  以私人企业为主要基础的多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可以不那么在乎金融国企的大小、多少。但是,社会主义中国却有充分的理由,凭《宪法》和“99%”的“最大多数人利益”,视国企为大国经济、政治的命脉,并保障其在金融业主体、主导地位。不能够让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国际规则、标准、评价”(如“国民待遇”)等,成为悬挂在金融国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国际规则”等要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其所用。“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金融开放,不可以绝圣弃智,听任他国蒙来骗去,颐指气使,任其蹂躏和“剪羊毛”。

  令人遗憾的是,2017年11月10日国新办吹风会宣布扩大金融业开放“新”做法后不久,即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