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乌有之乡”张宏良先生大作《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文中谈到一种妖魔化伟大历史事件及其领袖人物的文化现象，他称之为“七杀碑”文化、刽子手文化。话说明末清初，入川的清军几乎杀光了四川人，300多万四川人被杀得只剩下一万多人。为了把杀光四川人的罪行推到40年前就已战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头上，就有人编造了所谓的“七杀碑”，把张献忠的话“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篡改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把张献忠妖魔化为杀人魔王。后世历代御用文人学者为掩饰反动集团对人民的残暴屠杀，无不仿效编造“七杀碑”的手法，“七杀碑”也就成为中国刽子手文化的经典。其实，这种“七杀碑”文化、刽子手文化由来已久。对于“黄巢杀人”，又何尝不是如此！1981年本人在《历史知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或可作为民间观点的补充、史料的佐证以及对“七杀碑”故伎重演的回应，故在这里将旧文重发。
黄巢杀人辨
我的家乡，在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民谚：“黄巢杀人八百万，错杀凡间半个人。”何谓“半个人”？据说黄巢所杀的人中，大都是该当死罪的“妖孽”，只有一个怀孕的妇人，她本属于该杀之列，由于她被杀了，腹中所怀的胎儿也就跟着屈死了。这个还未出世的无辜的小生命，就算是被错杀的那“半个人”。这首民谚的意思说得很明白：“黄巢杀人八百万”，多则多矣，然而，几乎没有错杀的。
当然 ，无论是“八百万”之多，抑或只是“半个人”，都不过是民谚中夸张手法，而且传说也不足为凭。但这首民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人民群众的爱和憎，反映出历代劳动群众对黄巢和“黄巢杀人”等历史问题所作的形象而公正的评价。
与劳动群众的这种看法相反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和那些“清高通达”的士大夫。他们总是恶毒诬蔑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及其领袖，对“黄巢杀人”也大肆渲染，横加诽谤。唐禧宗时的宦官杨复光攻击黄巢起义军说：“毒流万姓，盗污两京。”当时，剑南西州节度使高骈也诬称黄巢是“以焚劫为良谋，以杀伤为急务”。新、旧《唐书》，都是把《黄巢传》置于全书的末尾，与安禄山、史思明等“逆臣”的传放在一起。可是，不管他们怎样加以贬斥，黄巢义军在历史上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资治通鉴》上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当黄巢统率义军浩浩荡荡开进长安那一天，民众“夹道聚观”。当时尚让代表义军出来向市民讲话，大意是：“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但安居无恐。”而且义军“见贫者往往施与之”。这些事实批驳了所谓“毒流万姓”之类的无耻谎言。
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义军初入长安时，“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镇压的主要是少数的皇室贵族、达官豪富。黄巢建国称帝时在颁布的政令中说：“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这有力说明，黄巢义军对待唐朝廷中的旧官吏，也是比较谨慎的，采取了有所区别的政策。当黄巢义军退出长安重又攻入城后，“怒民（实指大地主、大商人）之助官军”，曾采取某些镇压措施，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所谓“洗城”之说，实属夸大。
黄巢义军攻入长安时，晚唐著名诗人韦庄正在长安应举。他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事后，他写的一首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就真实反映了黄巢义军占领长安时的情景。尽管《秦妇吟》诗中攻击黄巢义军，而在叙述黄巢义军重新攻占长安前后的那些诗句中，除了写战役之后城里缺粮的情形外，并没有什么“洗城”之类的描写。相反，韦庄倒是认为唐王朝的“官军”的抢劫远比黄巢义军更甚。诗人借一老翁之口说：“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就连官修的史书也不得不承认唐王朝的“官军”惟以奸淫剽掠、残害民众为事，纪律坏极了。《资治通鉴》上说，“官军”第一次反攻长安时，“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新唐书》上也说，黄巢义军退出长安后，封建割据势力的方镇兵曾“互入掳掠”。由此看来，“以焚劫为良谋，以杀伤为急务”的，倒正是唐王朝的“官军”，而不是黄巢义军。
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黄巢义军也杀了一些人。这当中也可能避免不了有误杀或滥杀的现象发生。过去，有人曾断定，黄巢义军的杀人纯系“子虚乌有”；或者对此避而不谈。这都是不足令人信服的。
我们既反对对于农民起义军的恶毒诬蔑；同时，也要尊重历史事实。对于历史，还是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态度。
(原载《历史知识》双月刊198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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