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华时期贩毒收益惊人
萨 苏
日军侵华期间为了给侵略战争筹集资金，曾经猖狂地贩卖鸦片，毒害中华民族。这一段历史虽然广为专家学者知晓，但对于其中的细节和数据因为缺乏证据文献而一直是个谜。8月30日，日本英文版的《日本时报》在头条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介绍一份在日本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宏济善堂纪要》。这份完成于上世纪40年代并标注了“机密”字样的文件，无可置疑地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期间经营鸦片贸易，并将其收益用于军费和伪政权开支的情况。
据日本圣托马斯大学王智新教授介绍，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苦于经费不足，除了大肆掠夺外，还从事走私、贩毒、倒卖军火等各种非法活动以筹措资金。其中最大的一项就是贩毒。早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占领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就开始染指这一活动。如臭名昭著的儿王誉士夫机关、甘柏机关在东北网罗日本浪人从事贩毒活动。。
《日本时报》报道中提到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中揭露的里见甫也是其中一个。宏济善堂的负责人、有“鸦片王”之称的日本大特务里见甫是专门负责鸦片生意的。日本战败后，他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但由于美国政策的改变，他竟然被释放了。该报道还提供了里见甫在东京战争法庭出庭以及这次发现的文件的原始照片。
实际上，日本在侵华期间贩卖毒品的史实，曾经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重视。但由于里见甫在日本战败前解散了“里见机关”这一特务组织，并精心销毁了有关文献，使得证据缺乏。
据《日本时报》报道，《宏济善堂纪要》的发现，有力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这份21页的文件原存于东京国会图书馆：它清晰记载了宏济善堂经营鸦片贸易的范围、来源、收益和操作方法。从这部文献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华贩卖鸦片的收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仅1941年一年，它就向沦陷区的中国人卖出了222吨鸦片，获利3亿元（当时的货币单位），而当时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一年的预算，也不过这个数字。
据《日本时报》报道，从《宏济善堂纪要》的行文来看，它是里见甫就鸦片贸易的业务状况，向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机关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作的汇报。东京都大学教授千叶核对发现，这份报告的对象正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兼政务部长及川源七中将。这也与该文件附件中的记载内容相符。
这份报告揭开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的多个难解之谜。里见甫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日本战时体制的控管下从事鸦片贸易。”其收益则一部分用于填补日本陆军的军费缺口，如情报工作所需，一部分用于扶植伪政府。接受过宏济善堂资金的伪政府包括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政府和伪蒙政府。
根据这份文件，宏济善堂的鸦片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利用伪蒙、伪满政府强迫当地人民种植鸦片；第二是从伊朗购入；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记录，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正如写作《鸦片王里见甫》一书的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所说。“这份文件，是一份里见甫无法抵赖的罪证。”
更有价值的是，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当时日本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川源七曾在战犯审判中坚决否认与里见甫有任何来往，这份材料显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谎”。
宏济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控制的下属机构，里见在报告中直言不讳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投资，以未来获利提供于帝国政府”，而在他给及川的一篇附记中，也明确承认进行鸦片贸易的启动资金来自于东京。很明显，当时的日本直接指导和管理着对华的鸦片贸易，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8月31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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