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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少年中国

丁三 · 2008-03-2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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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
 

  本文为长篇非虚构文学《少年中国》缩写本,已刊发于《国家历史》杂志第12期。请转载者务必说明
  
  作者:《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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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国》之一:“蜀道难”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一、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伴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名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二、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被认为“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这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三、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以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四、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五、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了罗氏的视野。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给他带来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六、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街坊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七、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八、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以及招赘上门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悲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忆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第三代人”(上)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
  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一)初潮
  
  1、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2、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并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3、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4、
  
  自从签订《马关条约》,对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中国人曾经有过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怨恨、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则是亲切、欣慰、追随、感激……它的战胜俄国被视为“黄种人的胜利”,它的庇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它的容纳万余名留学生,也让人感受着“泛亚洲主义”的襟怀。而这一切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阵阵欢呼:元老井上馨说,“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特殊权益论”,则被视为“关于大陆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如果说,和日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青岛战役不过是又一场列强的狂欢,那么,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军事协定》,则意味着远东的新格局。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的决议作出了;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二)“万类霜天竞自由”
  
  5、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着“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的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6、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
  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一个不易觉察、但异常微妙的变化,悄悄地出现了。如前所述,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而“真实学术”则无疑包括了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从“专门学术”到“真实学术”,应是旧学功底深厚、视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坚持的结果。
  如果说,四大宗旨以及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抵来自王光祈《意见书》的话,那么,长达十四条、内容极其详尽的《会员》一章,则是七名发起人反复讨论的产物。后来,它被认为是“少中命脉之所系”。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7、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1914年8月4日,面对窗外的璀璨灯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叹说:“在我的余生,我永远不会看见它的复明……”
  熄灭的何止是灯光?巴尔干、莱茵河、英伦三岛……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当欧洲沦为一片废墟后,罗素说“欧洲已死”;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本《西方的没落》成为众多市民的读物;巴黎出现了四万名职业算命者,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并且是“唯一兴隆的生意”……
  熄灭的,还有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中,蔡元培情感复杂地谈到,“生存竞争云云,已成过去学说”。如果说,这个判断折射了众多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那么,不久后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国近百年心灵苦旅的又一次大转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么比喻过去的路:“我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做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过去的七十年,西风东渐、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沿着这条路,它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再回去了;而欧洲之灯熄灭后,不仅政制、社会、“新民”的老话题,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它已经一空傍依;它该走向何方呢?
  从这里开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如果说,在梁启超、陈独秀那里,这一切无须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对初初步入历史的“第三代人”来说,无论李大钊呼喊的“青春中华”,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光华”、“灿烂”、“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都更多地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的书写;它远非具体、切实的社会蓝图。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他们无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确表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运动,“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也因此,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以一年为筹备期,寻求何为“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无论如何,伴随着高远寥廓、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
  
  8、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鲁之、李小舫等人入会;在南京,左舜生、黄仲苏、阮真、谢循初等人入会;在上海,魏时珍、李璜、杨贤江、郑尚廉等人入会;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会……
  自然而然地,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之外,以卢作孚为例,这个后来的“中国船王”、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是李劼人在《川报》的同事;以周晓和为例,他是周太玄的亲兄;以左舜生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救亡文艺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则分别是曾琦、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
  旧友、同乡、同学、同事,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
  这一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又一些日子后,由赵世炯引荐,一个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
  无一例外地,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古典情怀的滋养,此时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问苍茫大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自然、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泽东为例,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后来,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异常广阔的日子:“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不仅如此。他还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怀,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你看,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你看,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行走人间的比照么?……
  这不是一个人的。这是“第三代人”的集体抒发、清新歌唱。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青春放歌的时候,一种光辉灿烂、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的旗帜,悄然席卷着、征服了“第三代人”。对无数青年来说,它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第三代人”(中)
  
  (三)“安那琪”的旗帜
  
  9、
  
  如果说,理性、科学、进化、批判精神……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一代的主题词,那么,尽管这些词汇也被“第三代人”反复引用,但它近乎宗教的权威色彩,毕竟渐渐地褪却着、消失了。“第三代人”清新、激越、情感奔放、犹如狂飙,与其说这是盛产学者、理性主义的一代,毋宁说,他们是关乎文学、浪漫主义的一代。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后来,巴金回忆他当时好像活在一个“梦的世界”里,而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则集约折射了那一代人的特质:旧的、污浊的世界将要毁灭;在残余的灰烬上,将诞生一个新的、温暖的、光辉的世界。
  这新的、温暖的、光辉的世界,又何止是诗人的想象?也是1918年,在欧洲灯光渐渐熄灭之际,一股突如其来的风潮迅速席卷了中国,席卷了“第三代人”。
  “近数月间,政界、学界、报界、实业界,‘社会主义’之名词,口耳相邮、笔舌互战,渐渐输入一般人头脑中”。如果说,1911年江亢虎的这个观察,折射了“社会主义”初初舶来、风声渐起的景象,那么,在七年之后,它忽然化作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汹涌潮流,让无数青年为之倾倒、沉醉。
  实社、进化社、互助社、奋斗社、平社、民声社;《劳动》、《工余》、《民钟》、《奋斗》、《自由录》……几十个团体,百余份报刊、图书,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信仰者,使“社会主义”渐渐成为街头巷尾耳熟能详的词汇。自从天演进化、“适者生存”的残酷规则退潮后,从来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如此迅猛、如此普遍地风行全国。更重要的是,《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是不尽的无奈、苦涩、别离和被裹挟的痛楚;而对亿兆生长在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中的中国民众来说,社会主义带给他们的,则是美好、亲切、自信乃至“对本民族过去的深切欣赏”(舒衡哲,《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那么,让中国人如痴如醉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早在1914年,最老牌的社会主义者、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就概括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为“三无”,众多自由人将按照契约,组成“社”与“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日渐广泛的“自由人联合体”;正因为“社”、“会”替代国界、民族,这种社会形态才被称为“社会主义”。而纽带“三无”与“二各”的,则是无家庭带来的无私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也可被称为“公产主义”或“共产主义”……
  那么,在这么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又是什么呢?那些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们回答,是互助,是合作。正如资本主义以竞争说、进化论为理论基础那样,社会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巴枯宁的合作主义为学说根本。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乃至生物界的进化,并非因为竞争;恰恰相反,它因为互助。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不会互助的物种正渐渐灭绝,而人类这个最擅互助的社群,已经进化到了最强大的地位。
  巴枯宁的合作主义也大致如此。换而言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立意,有着近乎颠覆的差异;正因此,它们的社会形态也将截然不同。资本主义冷漠、残酷、剥削、掠夺,社会主义则温暖、善良、美好、友爱。去试想那么一个社会吧!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四海恍若一家;在社群与人类家园中,人们自由栖息,没有压迫,没有对立,更没有战争、杀戮、侵占和掠夺;而随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渐渐扩大、不断融合,人类也将实现它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
  当欧洲之灯熄灭后,这样的社会图景,迅速成为中国知识者的集体憧憬,并化作了“第三代人”又一轮的清新歌唱。
  
  10、
  
  1917年,16岁的蒋光慈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这一年,他陷入了青春期的极度苦闷;他化名侠僧,决定“跳出红尘”、出家修行。就在此时,他偶然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剧本《夜未央》。他受到了巨大震撼;不久后,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俄国著名虚无党人苏菲亚则化作了他的梦中情人。他说,“此生不遇苏菲亚,死到黄泉也独身”……
  次年,他和两个朋友李宗邺、钱杏邨(阿英)结成了小小的“安社”。“安”是安那琪之意,“无政府”的音译。他们油印小报《自由之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诗。几年后,蒋光慈诗集《新梦》出版时,他的老师、《新青年》作者之一高语罕在《序言》里写道:“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蒋光慈的社会主义信仰,重在无政府;而作为一名女性,蒋伟则从“无家庭”出发,渐渐成为女权主义者。这一年,她在上海废弃了自己的姓氏,以此表达脱离旧家庭、告别旧社会的决心。她并取了一个新名字“冰之”;以这个名字,她恋爱、结婚、生子……许多年以后,她才又有了另一个名字“丁玲”。
  与丁玲同龄的四川少年李尧棠,经历与蒋光慈差相仿佛。这一年,16岁的李尧棠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他为此激动不已,哭了又哭。他从此看到了一个纯洁、渺远而高贵的世界,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人生。不久,在一个深夜,他以“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个谦卑的孩子的口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据说,陈独秀是《告少年》的中文译者……
  他始终没有收到陈独秀的回信。但,这个孩子的安那琪之梦,从此再也没有失却。几年后,他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化名、笔名。这个名字就是“巴金”。
  也是几年后,巴金结识了毕生挚友、来自山西的卫慧林。他由此进入了一个无比广阔、有着众多青年的安那琪天地:黄凌霜、匡互生、朱谦之、区声白、袁振英……如果说,蒋光慈、丁玲以及茅盾、朱自清、朱光潜,成千上万的青年,后来纷纷告别了安那琪,那么,他们则在这面旗帜下终生守望,终生不肯出走。毫无疑问,他们始终没能看见那个安那琪的世界,但,安那琪就在他们的心中,并浸入他们的魂灵,化作他们的生命,而这一切,不正是安那琪的真义吗?……
  几十年后,随着台海的开放,已成耄耋老人的卫慧林终于回来了。这一天,在巴金的寓所,卫慧林批评他“不敢说真话”;据说巴金沉默以对。但,他很快出版了一本“讲真话”的书,《随想录》……
  何止蒋光慈、巴金、卫慧林、朱谦之?又何止是“第三代人”?这一年,巴金和卫慧林结伴前往漳州;自从1918年8月陈炯明将军接受安那琪、建立“闽南护法区”以来,一群文化人就在这里创办了《闽星》杂志。而进入漳州后,巴金又惊又喜:陈炯明真诚、热烈;在他“近乎革命”的治理下,这个城市“成效极佳、人民尽皆满意”,一份德国报纸甚至声称,“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不仅众说纷纭、后来毁多于誉的陈炯明。后来沦为大汉奸的王楫唐,这一年也开始宣扬社会主义。他并组织了一个安那琪社团“民生研究会”;而作为北洋政权的死对头,南方的胡汉民则以《孟子与社会主义》的标题,宣称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以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古代经典中,已蕴含了安那琪、社会主义的思考……
  并不令人意外地,这股席卷一代人的潮流,也裹挟了众多少中会员,以及另一些青年的身影。后来,正是他们将类别纷繁、统称为“社会主义”的众多思潮,一概归结为“无政府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以区别来自苏俄、原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种社会形态。
  
  11、
  
  远在1912年,读过一些小册子后,恽代英即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后来,在写给王光祈的一封信中,这个少中会员这样描述自己的信心与感动:“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琪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琪的真理……我信一个人只要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那琪的……”
  如果说,恽代英的信仰,主要来自安那琪先驱刘师复的话,那么,在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起源》一书批注一万余字笔记后,毛泽东则沉迷进了周作人宣扬、日本学者武者小路笃实创立的“新村主义”。1918年6月,在橘子洲头,他试图和两名友人张坤弟、彭则厚,建立一个小小的新村;而新村尝试失败后,在北京大学,他又结识了时为北大学生、后来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
  朱谦之是福州人。进入北大哲学系后,由于时常到图书馆借书,他很快认识了助理员毛泽东。十几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斯诺:“(那时)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探讨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不仅恽代英、毛泽东。少中会员里,曾经信奉过安那琪的,还有李大钊、赵世炎、周佛海、杨贤江、张闻天、沈泽民,以及不久后入会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刘仁静、张申府……他们连同田汉、卢作孚、方东美,以及不久后入会的宗白华、朱自清等,渐渐构成了一个安那琪群体。
  少中之外,这一年,刚刚从日本回来,在天津创办了觉悟社的周恩来,决定与他的同人一起废弃姓名。他们抽签决定代号。抽到五号后,他有了一个长期沿用的化名“伍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一个年仅15岁的小姑娘抽到了一号,于是化名“亦豪”。她就是周恩来后来的妻子邓颖超。
  作为“国民”社的主要骨干,这一年,张国焘以激扬态度,高调宣称自己从此信奉安那琪;与曾琦一同从日本回来,正在“学生救国团”活动的李达,则反复阅读着克鲁泡特金的众多小册子。前清秀才、正参加护法战争的董必武,则与他的密友陈潭秋一起,反复讨论各种学说。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作者按:即新村)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
  后来聚集在南湖那条船上的12个人,大多有过安那琪之梦。一份后人的研究更表明,最早的57名中共党员中,“至少有22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但,这一年初冬,正是风潮方兴未艾之际,当李璜抵达北京,并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结识李大钊、毛泽东与赵世炎后,他不经意地卷入了一场少中内部的“主义”论争。
  
  (四)“庶民的胜利”
  
  12、
  
  引发“主义”论争的,是少中发起人李大钊。
  长久以来,这个真诚、热烈、满怀赤子之心的青年,始终有着深沉的乡土情怀。他厌恶城市,并视资本化生活为罪恶之渊薮;他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空气混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他很少欧化迷信;他的目光,始终投向了一个遥远的、几乎不可企及的天地。他真诚地赞赏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与泛劳动主义,以及泰戈尔“爱是人间最高幸福”的思想。特别是托尔斯泰民粹倾向、恍若田野牧歌般的审美趣味,应和着他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发起少中后,他不断召唤身边的中国少年到乡村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农民的伴侣”。他说,“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他说,“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将因此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他并且断言,“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他成为少中最早、最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以没有穷尽的深情与激情,讴歌、赞叹着那个至善至美的寥廓天地。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这是一整代人的清新歌唱:“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他们追求着这样的社会与天下;他们以最高远、最终极的人间理想,应对最惨淡、最苦痛的现世。在他们的心中,那个永不能普施、同时永不泯灭的人间大道,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但,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逼迫着一代人寻求迅捷的救亡之路;欧洲大战的余音,则仿佛让他看到了人类的新曙光。如果说,1918年7月,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演说中,李大钊还一面断言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另一面他也视俄国革命为“鄙”为“恶”的话,那么,当年初冬,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演讲,已经将俄国模式视为通往那个美好世界的坦途了。
  他急剧地向“左”转了。他坚信那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他说,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说,“没有康格雷(议员),没有巴力门(议会大厦),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并且说,有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
  然而,对这些鼓吹,少中会友们并不认同。
  
  13、
  
  “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聚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 几十年后,李璜回忆说:“(他)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对此,少中会友纷纷表示反对。首先是王光祈。
  王光祈认为,中国蒙昧、落后、百废待举,当务之急在于建设;而所谓“革命”,无非是新兴之边缘势力与守旧之中心势力的角逐,既无新兴,谈何革命?又何况,千百年来,哪一次暴力革命不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
  如果说,王光祈的反驳重在强调国情,那么,李璜则把目光投向了苏俄革命本身。1919年1月,在四年多的航路断绝后,开往法国的第一艘轮船缓缓启程了。临行前夕,李璜留下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在这封信里,李璜谈到,“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好”,但,1848年的浦鲁东鼓吹,“至使许多工人死在巴黎,以后多年都无人谈社会主义,说它是一种假道德”;而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战争,“每次都生出暴动,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暴力的结合,只能造就人间的苦难。至于苏俄革命,李璜更加不以为然,“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李璜认为:“要从根本着手,非增进平民的智识不可;要增进平民的智识,非同平民亲近不可”……
  不仅王光祈、李璜。直到此时,大多数少中会员所持的,还是和平、渐进主张。正因此,在送别李璜的谈话会上,“李君演说毕,掌声如雷”;一个多月后,刚刚创刊的《少年中国》杂志刊载了李璜留信,它使各地会员纷纷加入“主义”、苏俄问题的讨论。讨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曾琦、左舜生、陈启天、魏时珍、方东美……众多少中会员纷纷表达了立足改良、不问政治的立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讨论态度之友好、观点之开诚布公,让许多会员念念不忘。几十年后,一些会员依旧感慨说,李大钊“真系光明磊落之人”,“其温和的态度、正大的风范,足以让人心折”;另一些会员则谈到,在早期少中,“……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
  “主义之争”的第一个花絮,就这样过去了。但,这一年春天,随着一群北大学生的入会,少中的面貌更加苍茫、复杂起来。
  
  
 
  “第三代人”(下)
  
  (五)“到民间去”
  
  14、
  
  又一批入会的成员,来自北大“新潮社”。
  新潮社以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徐彦之为几大发起人。1918年10月13日,在北大沙滩红楼,21名青年齐聚一堂,决心创办一份宣扬个性解放、鼓吹“全盘欧化”的杂志;这份杂志以中学毕业生为对象,致力于使他们“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不久,文学家、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谭平山、高君宇,后来的著名作家朱自清、叶圣陶、康白情,后来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冯友兰、孙伏园、俞平伯、何思源……纷纷加入了这个社团。
  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次年元旦,《新潮》杂志创刊了。此后两年有余,《新潮》共发行十二期,“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多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声势不可谓不浩大”(罗家伦,《回忆傅孟真先生》)。
  正是《新潮》杂志创刊前后,几名新潮社成员,徐彦之、高君宇、朱自清、康白情先后加入了少中。如果说,作为后来的文人,徐彦之、朱自清和康白情的入会,使他们汲取了精神力量的话,那么,来自山西、时为地质系学生的高君宇,获得的则不仅是精神力量,他还获得了信仰、使命感和未来选择。
  入会不久,高君宇和李大钊很快接近着。他成为李大钊的追随者了。他们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密切关注着俄国局势。他们并不孤单;1919年年初,随着国民社众多骨干的入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如果说,新潮社奉蔡元培、胡适为偶像,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国民社则以李大钊为导师。它的出现,与几个月前留日学生的归国风潮密切相关。后来,在《回忆国民杂志社》一文里,许德珩这样回顾“学生救国会”的发起、国民杂志社的诞生:这一年晚春,四名湖南籍归国学生到北大串联,“记得其中有李达、王希天、阮湘等”;经过同学的介绍,“第二天,我和邓康(邓中夏)到湖南会馆去看他们……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不久,它就演进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学生请愿活动。
  5月21日,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两千多名青年齐聚新华门外,要求总统冯国璋接见请愿代表;八名请愿代表中,包括了后来“五四运动”的几位领袖,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傅斯年和易克嶷等。几十年后,许德珩总结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学生请愿”。
  请愿期间,包括北京大学、法政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在内,二百余名青年组成了“学生救国会”。他们与本部设在上海、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救国团”遥相呼应。随即,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又开始筹办《国民》杂志,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日常机构。1919年元旦,与《新潮》杂志同时,《国民》杂志问世了。
  《国民》杂志创刊后,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易克嶷……纷纷加入了少中。它为李大钊提供了一小群追随者。被称为“世界主义派”的那个群体出现了。
  
  15、
  
  “世界主义派”以李大钊为导师,“国家主义派”则以曾琦为领袖。
  1918年8月,在张梦九主编的《救国日报》上,曾琦开始连载《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一文。这组后来被结集出版、定名为《国体与青年》的文章,获得了无数喝彩。在这些文章里,曾琦杂糅了“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众多观点,并结合中国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国家主义”主张。他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义”为“民族主义”,唤醒大多数民众参与救亡,国家才可能生存发展。
  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能够赢得众多青年的认同。如果说,李大钊的鼓吹引发“主义”之争时,左舜生、李璜、陈启天、张梦九等还只是借用曾琦观点予以反驳,那么,随着“世界主义派”的出现,“国家主义派”也渐渐形成了。
  1919年春天,抵达法国后,李璜密切关注着俄国动态,并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各流派。此后几个月,在一系列书信中,他反复谈及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说,列宁主义是“假霸道行王道”,为极崇高的目标,行最激烈的手段;他说,随着革命的行进,崇高目标也被渐渐忘却,“由二三首领意气的搬动……造成民众彼此相杀”;他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先把政权夺着,然后用人工制造法去创造共产主义环境……是一种倒革命”……
  所谓“倒革命”,指的是人为地、拔苗助长地制造革命,而非出于历史需要。那么,对苏俄政府几次宣言、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李璜又是怎么看的呢?
  李璜认定,这是“欲取故与”!他说,苏俄政权危机重重,在这个关头,它向中国官民示好,无非是“远交近攻”老把戏的又一次重演;一旦局势稳定,它又会产生觊觎之心。难道他的国内会友真的相信,苏俄将以国际道义、而不是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处置中俄关系吗?难道,布尔什维克的“解放全人类”,不能解释为“承大彼得之霸略,欲假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征服世界”吗?……
  对苏俄的不同态度,正是两个群体最大的分歧所在。所幸,他们还维持着很好的私交。以李大钊为例,曾琦、李璜等认为,“守常忠实厚道、天真烂漫之人……所谓君子可欺之以方”;以邓中夏为例,左舜生更曾谈到,“中夏……纯任自然、大气磅礴”,言下颇有视为一代英豪之意。不久后,王光祈不无欣慰地谈到,“中国少年学会会员对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琪主义态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极融洽,且其中仿佛有一种共同趋向,是大家努力前进的标准”(《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
  那么,他能够想到么?这个“共同趋向”不仅让会友们“努力前进”;在后来的日子,它更使会友们渐行渐远,直到曾经亲如兄弟的青年彼此对立,彼此敌视。
  这个“共同趋向”,就是“到民间去”。
  
  16、
  
  “到民间去”以劳工神圣的观念为先声。
  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李大钊以这样的雄健呐喊,结束《庶民的胜利》演说:“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啊!快去做工呵!……”
  难道,一丝一缕、一饭一食,不都是庶民创造的?难道过去的儒生、今天的知识分子,不都是由庶民们供养的么?庶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如牛似马、褴褛肮脏,难道读书人不应该心怀歉疚、并尽快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样的论调,迎合了知识分子的朴素情感。又何止是情感?自从废除科举,十几年来,初初诞生的知识分子,始终处在身份的尴尬、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中。角色的迷失,以至引发了深刻的自我否定:“读书无用”论、乃至读书人“无道德”的说法,在知识分子群中悄悄蔓延着。正因此,李大钊的召唤,让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共鸣。首先是蔡元培。
  11月16日,也就是李大钊演说次日,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讲话。他说:“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这个讲话,旨在修正、拓展“劳工”的定义;但在另一个侧面,它也反映“劳工神圣”已成为近乎天经地义的时代观念。不久,在少中内部,毛泽东开始四处延揽脏衣服,“洗一件一个铜板”;王光祈也宣称:“知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我们自身便是劳动者,便是劳动阶级的一份子”……
  或许,杭州青年施存统的自责,更能够折射一代青年的心声?一年多以后,在《复轶千》信中,施存统写道:“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从这里开始,“劳工神圣”成为贯穿几代人生活的普遍观念了。走进厂矿、走向田野,“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也渐渐升腾而为新的时代风尚。这一步如此重大,又如此不为人觉察:从此以后,与工农的结合程度,成为衡量知识分子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准了。以毛泽东为例,1957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大发雷霆,宣称知识分子不是工农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农民们供养的,“要听工农使唤”;以邓小平为例,1978年春天,他反复论证说,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
  这是知识分子步履蹒跚、令人悲欣交集的路途。这样路途的第一程,当然要从北大开始。
  
  17、
  
  从北大开始。1919年3月26日,在写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教育总长傅增湘提醒说,在学术的幌子下,一些学生正走出北大、蛊惑民众。他为此告诫:“……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而七天以后,蔡元培在回信里先是强调,“局外人于大学内情每有误会之处”,继而他许诺说,“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术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3月26日,以邓中夏为发起人,以少中、新潮、国民三大社团成员为主体,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北京大学日刊》宣告成立了;而蔡元培回信次日,4月3日,在“黄沙满天、不堪张目”的清晨,一群学生更步行到东便门蟠桃宫附近,由此开始了持续六年、多达几千场的街头演讲。这一天,廖书仓宣示《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后,易克嶷发表了《如何求幸福》的演讲,罗家伦发表了《改良家庭》的演讲,许德珩发表了《勤劳与知识》的演讲……
  来不及的,又何止是他们走出北大、“到民间去”?这一年5月4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一个比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一点云的午后”,在少中会员易克嶷的召集下,三千余名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罗家伦记得,那一天上午,他刚从城外回来,同学狄福鼎告诉他:“今天的运动不可以没有宣言……北大同学命你执笔,你快动手吧!”而在人来人往、异常嘈杂的新潮社办公室,他以一种浑然物外的专注,一气呵成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当天下午,这份《宣言》被印制成五万份传单,并送进千家万户。而在无数市民沿街而立、“潸然泪下”的注视中,在众多西方人士频频挥手、脱帽致意的欢呼中,这一天,三千余人的队伍突然改变方向,他们走向了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
  来不及的,又何止是他们走向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6月5日,在街头演讲的学生达到了五千余名,“每个街道、胡同、公园、市场,都变成了公共集会场所”(周策纵,《五四运动》);而在他们的身后,上海大约7万名工人参加罢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总罢工;济南工人罢工;汉口工人罢工;各省代表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废除一切对日密约、拒绝出让山东……
  就是在这样的风潮、声音、呼喊与眼泪中,1919年7月1日,在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陈淯住宅,“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召开了。
  
  (五)“第一段路程”
  
  18、
  
  在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这一天,由王光祈、李大钊、曾琦、康白情等六人提议,学会宗旨被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修改通告》谈到,这么一来,“词句较为简洁”;但事实上,它改变了整个语境、乃至少中的终极追求。如果说,砥砺品行、改良社会、“转移末世风俗”,都是被动的、局部的、相对消极的,那么,随着“创造少年中国”宗旨的提出,它渐渐地与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融为一体了。
  这一天,二十余名青年代表全部42名会员,选出了第一届职员。其中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
  少中成立后,1919年7月26日,王光祈发表了《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这篇长文连同此前的《致君左书》、《学生与工作》,此后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点点滴滴地折射着他对少中的设计,以及他本人对“少年中国”的思考。
  他首先谈到了少中的现状。他说,“我们学会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极不一致,而且各会员对于他们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的中国人无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
  那么,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到民间去,“从事一番预备工夫”。
  这种预备工夫又是什么呢?他说,“各种主义有各种主义的专门训练。如国家主义必先使人有爱国观念,社会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私产的观念,安那琪必先使人有反对政府的观念。……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须的训练。”
  这种“共同必须的训练”又是什么呢?他说,在社会方面,是“团体生活”,在经济方面,是“劳动习惯”。无论何种主义,这些训练都是必须的。否则,“一个主义(或制度)的自身是极有价值的,只是因为应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种极大的流弊”;否则,“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所有的好处丝毫不能实现,所有的坏处皆全盘托出”。辛亥革命带来的血泪教训,还不够么?
  总而言之,少中的使命,在于到民间去,使民众具有劳动习惯、团体生活习惯。他并由此总结少中的组织:“假设我们要从北京到长沙、成都、南昌、上海各处,必由京汉铁路南下。我们要想达到的目的地虽各自不同,但是京汉铁路这一段路程,我们必须同车而行的。并且……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
  也就是说,尽管主义混杂,但在这“真正长得很”的第一段路程中,也就是渐进温和地训练民众的过程中,少中可以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集合全国青年精英,实现对国家的最初改造。
  接着,王光祈谈到了“训练民众”计划。
  
  19、
  
  他说,学生,农夫,华侨,是中国人里最纯洁的三个群体。但现在学生没有劳动习惯,农夫没有读书机会,而华侨这个国家的孤儿,他们被忘却、被遗弃了。那么,能否从这三个群体着手呢?
  以学生为例,“工读主义”不仅可以让他们参与劳动,而且可以使众多贫苦子弟受到教育;以农夫为例,能否以“新村运动”让他们受益呢?至于华侨、华工,似乎也可以帮助他们振兴教育、发展实业……
  他泛泛而谈、语焉不详,似乎没有什么具体主张;他的这些思考,也都是零散的、破碎的,与一个宏大壮阔的“少年中国”似乎相距甚远。但,读过这篇文章后,会员易家钺知道,他的视野不仅停留于“少年中国”,他并且将目光投向了“少年世界”。
  两个多月前,在写给易家钺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说,他正在思考、并试图创造一种“主义”。至于这种主义是什么,“我还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告诉足下,我只告诉足下几个大纲”。
  大纲之一,是“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对私有制度,一生贫困、屡屡挣扎在饥饿边缘的王光祈是如此痛恨。他赞成公产主义。
  其次,他表示厌恶“社会上的一切虚伪和束缚”。他说,这一切,“非从根本上铲除不可”。
  哪些虚伪?哪些束缚?王光祈没有明说。但,可以断言的是,他的笔锋所指,在于旧家庭制度。对“第三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家庭制度显得更虚伪、更束缚人的呢?又何况,在离开王次屿四年多以后,他正经历着一场折磨人的恋爱。
  他愤恨家庭制度,并誓言连根铲除。随即,他也谈到了未来的社会组织;他说,“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与他的所有表述一样,他的这个说法,模糊而表意;但,几乎可以断言,他所向往的正是基于互助论、合作论的无政府主义。
  他并以第四条大纲佐证着这个判断。他宣称,“我是一个极愿从事世界革命的人”。如果说,这个宣言进一步验证了他的安那琪立场,那么,随即的表白,则让人想到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雄心。王光祈谈到,“现在世界是一种阻碍进化的世界,非把它根本改造不可”;他并且略显狂妄地谈到,“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中国式……主义吧”……
  这个彻底的、不折不扣的安那琪信徒,此时还以引进不久、尚未普及的省略号,为他的主义留下一个空白。但,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开始了一曲“新村”的狂想;而新村狂想夭折后,他又将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主义”、现象、可能,与他生命中最难忘、最具光彩的那些内容,从学生身份到工读生涯,从《阳春》、《白雪》到《中庸》精神……一一混杂、糅合,从而制造出了一场“全国掀动”、万人瞩目的社会实验。不可避免地,三个多月后,他的实验乃至“主义”都彻底地失败了。
  他的这个实验,就是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上)
  
  1920年1月15日,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王光祈骄傲地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他说,倘若这个实验获得成功、逐步推广,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将渐渐实现;通过和平、互助的方式,人类也能通往天下大同。
  此时,工读互助团仅仅拥有两个小组、二十余名成员,但它声势之壮、影响之广泛,被称为“风声所播、全国掀动”。在它的感召下,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湖南平江……各地青年纷纷发起工读互助小组。他们脱离家庭、解除婚约、退出学校、步入市井;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试图以此通往“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
  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宣布解散了。它震动了新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又一年,当工读互助运动无声无息地消亡后,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一)“菜园子”
  
  1、
  
  工读互助运动的发起,可以追溯到少中南京会员左舜生。
  1919年7月,在《时事新报》上,左舜生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左舜生哀叹荒凉、“极不自然”的现代生活:人格堕落、缺乏友爱、家庭苦恼、“生活方法不良”、人沦为机械、欲望和社会的奴隶……一句话,当代人缺少三大立足地,精神的、社群的与生计的。
  那么,该怎样获得“自家的立足地”呢?左舜生因此提出了“小组织的营造”。
  他说,应该建立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里,全体成员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同财产”;成员与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并且绝对不得承受家庭的遗产”;已经结婚的可以与妻子一同加入,但原有的“关系和责任”一概解除;除维持成员“极淡泊的生活”外,多余收入一概捐献社会,用于公益事业。最后,为“改良人种”计,集合体负责成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
  文章发表后,众多读者纷纷来信,他们热烈讨论着小组织的可能。不久,《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开辟专栏,刊载各种各样的观点、质疑和争论。一时之间,“小组织”成为众多知识青年的新话题了。
  几天后,王光祈读到了这篇文章。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左舜生。在这封信里,他以澎湃的激情,挥洒着自己对新生活的憧憬、向往和追求。
  
  2、
  
  “舜生!我昨天读了你的文章,《小组织的提倡》,知道你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出来,我欢喜得连吃饭都忘了!……”
  如果说,左舜生勾勒了一个粗糙、模糊的公社生活架构,那么,在这封信里,王光祈则以激动、欢快的节奏,描述了一个恍若田园诗篇的生活图景:“我对于新生活的组织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
  租菜园做什么呢?王光祈回答:种菜。“为什么我主张种菜呢?因为凡是人类都应该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种菜为最佳。其理由有三:种菜系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种菜易于学习;种菜收效最快……”
  所谓“收效最快”,指的是种菜利润大,足以支持十几个友人的生活。而在丰衣足食之外,菜园生活是那样清新,那样美好!
  “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
  如此自然、悠远而又具体,它让人想起陶渊明的诗篇。如果说,个体栖息在田园中,人与天地、自然向彼此无限开放,不断融合,是陶渊明的情境的话,那么,作为大时代的青年,王光祈念念在兹的,还是那个社会、那个天下:
  “我们园中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我们还要常常到那些农家和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散会之后,我们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留音机器一架,使他们大家快活呀!……”
  不仅如此。只要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菜园生活,那个灿烂、光华、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就不会是遥远的梦。“天真浪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
  最后,王光祈以一种亟不可待的口吻写道:“舜生!我现在觉得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我们,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然而,无论左舜生的《小组织的提倡》,还是王光祈的《与左舜生书》,都不能让宗白华感到满意。几天后,宗白华写出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一文。如果说,左舜生的构想仅仅是一个公社雏形,而王光祈为之涂抹色彩、增添乡野气息,使之成为一幅田园画卷的话,那么,宗白华的个人抒发,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浪漫、最清新的山林乐章之一。
  
  3、
  
  作为后来的诗人、美学大师,在文章的开篇,宗白华肯定了左舜生、王光祈“意思极为高尚”。但他笔锋一转,认为“两君所说的……略带了高蹈隐居的意味”、“还是消极方面的意思多,积极方面的意思少”。
  在宗白华看来,左、王两人构想无论如何美好,都更多地是一种个体的生活方式。它不完整、不彻底,对于旧社会的改造、新社会的产生,它的影响更是零碎的、局部的、缓慢的。他说,不应该是一个小组织,也不仅是一个菜园子,“应该跳出这腐败的旧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良善的新社会”。
  那么,这个新社会该如何创造呢?
  宗白华认为,凡有人烟的地方,都是旧社会的恶势力圈;可是,为什么要把目光局限在这污浊、丑恶的旧世界呢?中国地大物博,“未开垦的山林与土地尚多”,为什么不集合一群同志,寻找一片处女地,“创造森林、耕种平地”,造个新社会呢?这个旧世界,“我们情愿让了他们”……
  不仅如此。宗白华随即以磅礴的想象,计划着“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创造。他说,先在那“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用最新式的农学方法和最新式的机器合力共作”;不用多久,这个新团体必将生计充裕、资力有余,“不仰求于旧社会”。
  在“根据地已得”后,我们的教育家将建立各种学校,“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我们的工程师将发展各种事业:工艺、交通、厂矿和企业;我们的学者将专心研究一种“最良好的社会组织”,以此实验团体的行政;在实验成功后,我们的舆论家将作书印报,宣扬我们组织的办法、生活的美好、前途的远大,“发行到旧社会中,使旧社会彻底觉悟自己的缺憾,欣羡我们的完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指导、“赞助”旧社会了。团体成员将“分散各地”、单行组织,“使全国人民皆入于安乐愉快的生活”。这么一来,“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大目的可以渐渐达到了”……
  宗白华最后说:“但是我们还要前进,用我们的余力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以至于无疆之休。那时我们人生的责任,才可以勉强算是尽了”……
  
  (二)“城市中的新生活”
  
  4、
  
  然而,“菜园生活”的梦想很快破灭了。
  8月15日,《少年中国》月刊以《讨论小组织问题》的标题,选登了十一篇文章、通信与评论。其中,王光祈的《与夏汝诚先生书》,隐约折射了菜园设想夭折的原因。
  夏汝诚是上海市民,生平、职业无考。读过左舜生、王光祈的文字后,他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进行如下质疑:以种菜维持生计,“生活能否支持”?种菜之外,“每日读书三钟(三个小时)”,又有多少闲余与农夫接近、改造中国呢?
  事实上,这不仅是众多青年关心的问题,它也是菜园设想得以实施的关键。为此,王光祈极其详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王光祈坦承,种菜利息再大,“每日只种两钟,当然不敷生活之用”;况且北京冬天也不能种菜。但他已经设计了一个“补救办法”:翻译图书。
  译书局需要印刷设备。王光祈表示,“这个印刷所的计划,我已有了头绪,一二年内必定办好”;至于译书所得,“每日译书三钟,包管你能够生活,我敢保险”。而在印刷所成立之前,可以依靠有产成员的“乐捐”。他说,“每月每人帮补三四元,帮补一两年,本是很容易的事”……
  不仅如此。北京郊区的田地极为便宜,“每亩每年不过三四元而已”;若无合适的房子,住宅与菜园也可以“暂时分为两处”;此外,菜园计划是将单独生活变成共同生活,“照经济学说起来要俭省得多”……总而言之,新生活处处方便,处处“很容易”、“敢保险”。
  但,仅仅一个多月后,王光祈发现,他所有的设想都不能成立。
  正值夏天,蔬菜的生长极为旺盛。他走访了菜市场、乃至几个菜农家庭,他发现菜农的生活如此艰难,一家老小起早贪黑,所得勉强可以糊口;他发现种菜之外,菜农还种植庄稼、畜养牲口,以此贴补家计;他发现,倘若真租下一个菜园子,不要说“读书三钟”、创办平民学校、举行演说会,就是他们的生计也无法维持……
  那么,翻译书籍呢?
  翻译图书更是一个笑话。以少中成员为例,外文能达到阅读水平的,寥寥无几;大多数学生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难道菜园小组只能招募外语系毕业生吗?这么做的话,旨在让大多数青年参与,实践新生活、通往新社会的菜园设想,又有什么意义呢?
  更要命的是,书报市场的经营,是如此惨淡!大多数报纸依靠政党、社会贤达捐助之外,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这个最杰出的出版机构,主要盈利来自教科书的发行;它每年出版的几十种翻译书籍,绝大多数是赔本买卖……
  菜园设想的破灭,让王光祈痛心疾首。他后来写道,“是我生平一桩极可耻的事”。而几个月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开始设想“城市中的新生活”。
  
  5、
  
  1919年12月4日,在北京《晨报》,王光祈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在这篇文章里,王光祈呼吁青年男女行动起来,参加“工读互助团”实践。
  早在这一年初夏,在写给易家钺的一封信中,王光祈就表达了借鉴西方思想、进行新社会实验的决心。他谈到,“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中国式……主义吧”。如果说,他的“菜园子”更多古代隐士的情怀、有着挥之不去的田园色彩的话,那么,设想破灭后,他开始关注理论、步入市井。他很快拿出了一份答卷:中国式工读互助主义。
  工读互助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理论基础,以盛行美国的“工读生活”为样板,并糅合了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思想。王光祈说,现在中产子弟都依靠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依赖习惯……为社会之蠹”,而平民子弟生计艰难,“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倘若有一个工读组织,让青年们人人作工、互助读书,不是可以培植出新型的中国人格么?
  不仅如此。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仅限于技能培训,“不能将各科置办齐全”;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依靠捐款、供给学费,是一种施舍行为,而且受助的人总是有限;比“新村”容易,因为不需要土地,“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比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实践更有意义,只要有一双手,人人都可以参与……
  因为人人都可以参与,它将“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王光祈说,“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践运动……(它)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他进一步宣称,“这种组织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
  《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前后,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6、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王光祈的计划里,入团者“每日每人须作工四小时”,全部收入归公;与此同时,团员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各项杂费……均由团体供给。在求学择校“听其自便”外,团员们共同生活,一起读书、讨论、娱乐、游戏、旅行、健身……
  显而易见,这个计划的关键,是团员充分就业、收入稳定。
  如果说,在《致夏汝诚先生书》中,王光祈还设想,毫无财产、不懂外文的成员,“不妨在外兼任一样轻松的工作,如学校、报馆的劳心工作,送报、卖物的劳力工作……每日费去一二钟的工夫,每月赚上四五元”,那么,在菜园之梦破灭后,就业的艰难已经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决定自谋出路,设立食堂(饭馆)、贩卖杂货、印制信笺、生产墨水……在《工读互助团简章》中,他说,“工作种类暂分九种,一石印、二素菜食堂、三洗衣服、四制浆糊、五印信笺”……
  这一切连同房租、家具、机器乃至外聘厨师的薪水,样样都需要垫付资本。王光祈计划,工读互助团先设立三组,第一组27人,经营食堂、招揽石印与装订生意,兼营洗衣,“开办费四百元”;第二组19人,经营业务大致相同,不过地点和第一组错开,“开办费三百元”;第三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组成,编织衣物、制作小工艺品,“开办费三百元”。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
  经过活动、游说,募款工作之顺利,甚至出乎王光祈自己的意料。
  如前所述,“五四”前后,改造旧社会、通往新国家与天下大同,已成为新文化界的普遍梦想;然而,该如何改造旧社会?通往“少年中国”的路途在哪里?所谓“少年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呢?……没有人说得清(详见前文《“第三代人”》)。正因此,“工读互助团”萌芽后,它迅速赢得了众多文化界大人物的支持。
  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王光祈就透露说,“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李守常诸君等商量”;而在陈独秀、李大钊之后,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陶孟和、罗家伦……纷纷列名发起。蔡元培甚至认为,“(少中)会员现又发起一个工读互助团,他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质实。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工读互助团的大希望》)……
  在这样的期许中,17名发起人分担了一千元开办费的募集,“限本月月底缴齐”;与此同时,发起人陈独秀捐洋三十元、发起人胡适捐洋二十元,即使家境贫寒、子女众多的李大钊,也捐洋十元……仅仅一个星期,募款就大大逾额,“共收入现洋1041元,票洋254元”。王光祈后来回顾,“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
  而在游说、募款期间,各地青年闻风而动。他们有的来信报名,有的直赴北京。他们的年轻身影,渐渐汇成工读互助运动的初潮。
  
  7、
  
  后来,在《工读互助团》一文,王光祈回顾说,“……《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于是渐渐由理想见诸实行”。短短半个月时间,报名者已多达几百人。
  何止是来信报名?几十年后,在《忆工读互助团》一文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傅彬然回顾了自己出走浙江、远赴北京的情形。
  傅彬然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他与同学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了《浙江潮》杂志。这一天,在《时事新报》上,他读到了工读互助团征募成员的消息,“引起极大兴趣”。他当即写信给王光祈,“结果居然获得了同意”。
  当年年底,轰动一时的“《非孝》事件”发生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令浙江官吏、议员大为震惊,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不久后,北京政府更亲发电文,勒令查禁《浙江新潮》;甚至有传闻说,编辑部27人已全部上了警察厅的黑名单,“就要动手逮捕”。在满城风雨之中,傅彬然与三位同学,施存统、俞秀松以及周伯棣出走浙江,来到北京。
  在北京,他们被编入第一小组,“团员十余人”。与此同时,以工读互助团成员的名义,他们开始在北大旁听课程……
  又何止傅彬然、施存统?时为上海洋纸行伙计、后来的小说家王鲁彦,贴标语反对老板贩卖日货,“大概被老板发觉了”,就此投奔而来;著名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易群先,因为不满父母的干涉婚姻,“脱离了家庭来参加”;而一个女学生甚至先报名、随即跋涉几千里前来,其路途之曲折辗转,以至第三组联络人冰如极为担心,“一个从来没出过门小姐式的女子……不知道遇了危险没有”(冰如,《第三组的经过》)……
  在这样的身影与人流中,1920年年初,工读互助团的两个小组先后成立了。王光祈为此激情满怀,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他说,“不到一个月……工读互助团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他说,“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他并且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若是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将渐渐实现”……
  工读互助运动兴起了。
  
  
 
  工读互助团(中)
  
  (三)“新社会的胎儿”
  
  8、
  
  1920年1月20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刊登《工读互助团报告》,介绍了一、二两组的概况。第一组住址在北大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7号,共有团员15人。除施存统、傅彬然四人外,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何孟雄、陈公培、张树荣,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张伯根等,均在其中。
  第一组分为食堂、洗衣、电影三股,“英算专修馆及石印尚在预备中”。其中食堂股七人,分作两班,早班从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晚班从下午到晚上九点。之所以大大超出王光祈计划的“每日每人作工四小时”,是因为开办之初、事多人少,“暂时重工轻读”。此外,洗衣股有四个人,“每日大概共洗六十件”;另四名成员则打算开办英算专修馆、招生授课,地址借北京大学二院讲堂,“学费每人每月收取二元”。
  电影股也有四人,“由食堂、洗衣两股分任之”。每天晚上,他们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电影,其中周一在女子高师,“专招待女宾”;周二、周三在北大,周六周日在北京高师。至于周四周五两天,“尚没有一定的地点”。
  第一组共支取开办费用523元;而团员共11人的第二组,则支取了345元。他们分为消费公社、小工艺品、“厨房”、洗衣局四股。其中,“消费公社”实际上是杂货店,“现在只有书报贩卖,其余的营业尚需次第举行”;“小工艺品”是一个小作坊,“有洗发剂、擦牙(作者按:牙刷)、润面膏”;至于“厨房”,指的则是他们承包的法文专修馆学生食堂……
  第二组地址在西城翠花街狗尾巴胡同。其成员中,也包括了几名早期共产党人,罗汉、李实、匡互生等等。而各类营业渐渐开张、团员们热烈沸腾地实践“新生活”之际,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了:法文专修馆的十名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稍有困难”,决定把国外工读变成国内工读。通过每天给他们送饭的第二组“厨房股”成员,他们提出了申请,成立工读互助团第四小组。
  
  9、
  
  各类营业渐渐开张之际,并不让人意外地,第三组的成立一再拖延。
  如前所述,第三组全部由女性组成。早在构想“菜园子”时期,王光祈就反复强调解放妇女、让她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他说,“若是妇女问题不解决,我们新生活园里一定要充满不快的空气”;他说,新社会渐渐萌芽之际,倘若拒绝妇女的参与,“我恐怕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都要同声一哭”……
  正因此,他物色了张人瑞、田维等女子高师学生,作为第三组联络人(作者按:同期报告人还有“致殊”、“冰如”,或为化名);他并联系了影响极大的《晨报》,频繁发布招募消息。然而,仅仅从几则广告的变迁,就可以看出第三组成立的艰难。
  1月17日,《晨报》以《女子工读互助团快成立》的标题,刊载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宣称,“成立伊始,团员大概只十人至十五人,有志入团者不可不先行向该校发起人接洽,以免额满是遗”。但,仅仅四天之后,因为门可罗雀,“以免额满”的自信,迅速变成了说教、宣传和呼唤。
  这一天,第三组联络人撰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广告,《吾亲爱的姊妹们曷兴乎来》。“姊妹们呀!处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这岂不是最苦痛的事情么?……”在这样感同身受的诘问后,联络人断言:“……我知道我们女子并非甘心受这种痛苦,没有奋斗的精神,实在没有奋斗的机会罢了!现在女子工读互助团已经成立了,就是吾们女子谋幸福的机会到了!……”
  接着,联络人以磅礴的热情,反复呼喊、召唤:“你们要知道,二十世纪的新潮流,就是吾们女子能力发展的时代。十八世纪的旧思想断不容于现在的世界了!姊妹们呀!快快下一个决心……由彻底觉悟造就社会的新生活。这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快快来罢!欢迎!欢迎!……”
  即使如此,此后一个多月,冰如和致殊还是先后发表了两篇令人沮丧的报告。
  2月16日,在《第三组的经过》一文中,冰如谈起了招募过程的种种怪现象。她说,经费有了,“现在最困难的就是团员”。一个月来,到女子高师来报名的也有二十多人,“但对于‘工’、‘读’两个字,有点把握的不过两三人”;而其余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冰如说:“穷贫的人以为这是个慈善事业,像女子职业学堂。女儿在家里横竖吃白饭,不如送到团里去吃几年饭……岂不是顶好的事吗?”
  正因此,这些父母纷纷委托“穿长衫”、识文断字的人送女孩子来报名,“说了许多请求的话,要我们可怜他”。而贫苦女孩子之外,来的还有几个时髦的太太。
  这些太太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听说工读互助团是“女子解放的先声”、“谋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她们纷纷前来报名。但,“听说要在团里住,洗衣煮饭都要自己做,读书作工都有一定的时间,他就不愿意来了”……
  最后,还有一些读过几年学堂、但考不进女子高师的姑娘。冰如说,“(她们)听说团员可到女高师入学,就要来入团,做个晋身的阶级,想得到个‘女学生’的美名”……
  招募困难之外,还有社会的阻力。谈到这一点,冰如似乎颇为伤感。她说,因为担心逃婚、离家出走的女成员招惹麻烦,房东们都不愿把房子租给她们;“我们这两个星期内,向女高师附近寻房子。……听说女学生佃,都以为是靠不稳的事,高抬房价,不肯借给我们”……
  如果说,冰如还反复强调,“第三组无论如何是要成立的”、“要是有畏心,事事都做不到成功”、“我们是一心一意做下去”……那么,3月24日,致殊发表的《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情形》,则流露了悲观、忧虑重重的态度。致殊说,“现在房子已经租好了,团员也来了几个,不过当这初办的时候,不免有种怀疑的态度,和研究的性质”;“将来的进行怎样,那也不敢武断”……
  
  10、
  
  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喜忧参半、然而清新多于疑虑的节奏进行着。与此同时,各地工读互助实践也风起云涌、席卷一时。
  这一年1月6日,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并称为“民初四大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刊载了《工读印刷社征求社员启》。如果说,这个在天津发起,宣称并不是为特别有志的青年设立、“和北京互助团不大一样”的社团,很快销声匿迹的话,那么,2月3日,由恽代英发起、一个名为“武昌工读互助团”团体的出现,则意味着工读互助运动步入了它的极盛阶段。
  2月5日,在王光祈母校中国大学,一小群教职员工组建了“中大工读互助团”;2月12日,一个叫“毅士工读互助团”的团体在北京悄然诞生;2月27日,包括蔡元培、王光祈、毛泽东在内,26名发起人出席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大会;3月22日,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宣告问世。最后,4月8日,在写给邵力子的一封信里,张啸尘也谈到,“扬州八中的学生现在也组成了一个扬州工读互助团”。他说,原本以为他们了解工读趣旨、实行工读主义,但经过调查,一行人很快发现,“他们不过于课余的时候,贩卖面包、果品、书报罢了”……
  张啸尘断言,这种不完善的工读互助团,“绝对没有存留的价值”。他为此大声疾呼:“应当快快改组!”……
  如果说,张啸尘代表着新知识界审慎、“原教旨”的态度,那么,更加年轻的“第三代人”,则以激扬的情绪、不断欢呼的面容,反复赞叹着席卷全国的工读互助运动。这一年春天,在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26位发起人后,毛泽东在写给友人的书信里几次谈及,“今日到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些话语,让人想起几十年后的“公社”生活、乃至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的话,那么,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也让人联想到此后的中国革命,以及长达三十年的中国生活。
  这一年春夏,在考察北京工读互助团,并效仿少中,将“互助”、“日新”、“健学”诸社的骨干联合而为利群书社后,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不断强调乡村的广阔天地。与王光祈的田园咏叹不同,恽代英说,“在书社以外,我们要在乡村中两三年内另立一个根据地……索性丢了书社,干干净净为他谋个结束,大家用全力到乡村的事业上去,将来再图个卷土重来之计”……
  “卷土重来”后,如何实现一个共产自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呢?恽代英回答:必须发起共同生活。他说,未来是如此自由、幸福,但在第一个阶段,“每人必须为团体的工厂、商店、农场、学校或其他事业,作每日六小时的工作……自由工作原是极应该的,但我们不可只注意自己得个极乐的生活便满足了。我们宁可多做点工、多挣点钱,为社会谋别样的福利”……
  又何止工读互助团?难道,宗白华宣扬过的走进处女地,不能让人联想到“一穷二白、最新最美”之类的话语吗?难道这些表述,“根据地已得”、“不仰求旧社会”、“团体分散各处”、“帮助全世界的人”……仅仅是一个诗人的澎湃想象,而不能理解为“第三代人”的共同特质吗?
  所谓“历史”,它的独特魅力之一正在于此:它不仅是过往时间的现象叙事;在后来、“今天”的表象里,我们总能够找到它曾经美好、仅仅因为岁月变迁而显得无比斑驳的前身与来路。
  
  
 
  工读互助团(下)
  
  (四)“人的问题”
  
  11、
  
  后来,第一组成员施存统这么回顾自己对工读互助运动的最初理解:“……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
  正因此,在“《非孝》事件”发生后,他才与三名同学赶赴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加入工读互助团后,他们那样地激动、骄傲。以施存统为例,他反复强调,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以俞秀松为例,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后,这个富家子弟当即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宣布与他们脱离关系:“……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是与家庭决裂的宣言,也是个体理想的书写。为了这个宣言、这种书写,他们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满怀的生活。加入第一组后,他们起初负责洗衣服、制作信纸信封之类,尽管“收入都很少”,他们还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不久,第一组主要收入来源“俭洁食堂”开张了,他们以无比骄傲的心情,在食堂墙壁上贴了这么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
  这是对军阀、政客乃至千万民众的告诫;它也是对自己的告诫:献身、实践、改良、创造,这就是“第三代人”对自己的最初期许。他们要成为这个“万恶社会的保险团体”,他们要成为未来“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为此,他们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他们兢兢业业地充当起了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少爷、“洋学生”和中产子弟……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一个多月后,小组危机还是出现了。
  
  12、
  
  一开始,小组的危机,似乎是“人的问题”。
  好奇、冲动、喜好尝试、易变……是青年人的普遍特点。工读互助试验兴起后,各地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然而,小组联络人很快发现,许多人纯粹抱着凑热闹的态度。以第一组为例,1月20日,《新青年》刊载了十五名成员名单,仅仅两天以后,《晨报》发表的一则报告写道,“家斌、周方二人,现已出团,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后,十三名青年开始集体生活了。起初,他们异常融洽,相互视为“同志”。他们“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谈论着未来的工读互助社会。傅彬然后来回忆说,“……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都可以自由检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
  然而,对工读互助社会的不同理解,很快引发了冲突。
  收入归公,是《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的,成员们对此并无分歧。但,入团之后,一些成员还不时收到家里的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呢?倘若不归公,工读互助的意义何在?倘若不归公,几个人饶有余资,大部分成员节衣缩食,小组又怎能维持下去?……正是这些考虑,引发了小组“共产”的争论。
  争论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其次则是施存统后来回顾的,“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
  五人退团前夕,“团体非常紧张,差不多要破裂的样子”。对此,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们团里来,向我们几个主张激烈点的人疏通……主张不要太趋极端”(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但施存统等人认为,这是关乎工读互助理想的根本问题,万难迁就,“所以对于若愚的劝告毫不采取”……
  激烈、“极端”的,又何止这一次?“共产”风潮后,接踵而来的是“脱离家庭”风波。
  为什么会发生“共产”之争、使团体濒临分裂呢?还不是因为老朽、腐烂的旧家庭制度!不脱离旧家庭,团体将时时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读互助社会就不会产生!……在写过《非孝》、并引发轩然大波的施存统等看来,“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旷日持久、“极伤感情”的争论。施存统后来说,争论尚未结束,“退团者也有一人”;而全体决议脱离家庭后,“退团的还有两人”。
  八个成员退团前后,又有六名青年先后加入第一组。一个异常激进、“全体一致”的团体出现了:谈论婚约问题时,“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谈论学校问题时,“退出的退出,改为旁听生的改为旁听生”;谈论男女共同生活问题时,女团员缪伯英的态度比大多数男青年还要激进……施存统后来回忆,“这几个问题解决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然而,接踵出现的,是经济问题。
  
  13、
  
  如果说,各小组风格不同,第一组因聚集了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激进青年,因而冲突不断的话,那么,一两个月以后,经济问题成为工读互助团的普遍危机了。后来,施存统留下了一份饶有意味的账单,它折射了工读互助团的必然命运。
  第一组的营业,分为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种。大约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后,电影股开始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起初,这份营生颇让团员们兴奋,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并且很轻松,“不过只管收票、卖票的事情”;一开始生意也还兴隆,“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她们同学的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
  但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一个多月的维持后,团员们算了一笔账,发现三十元盈余主要来自姑娘们的捧场。于是,在匆促的会议后,电影股解散了。
  电影股之后,又一个被停掉的,是石印业务。石印分为印信纸、印信封两种,“做的人一个两个不一定”。它的利润异常微薄,并且不时滞销;不久,“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的结果出现了,它也就被“办理结束”了。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当属洗衣业务。洗衣股有四个人,“每天作工五点钟”;但接连三四天,“收了还不到二十件衣服”。无奈之下,施存统只好去找学生宿舍的斋夫,让斋夫帮忙代收。“斋夫帮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到百分之二的报酬……我们加他百分之三。”施存统后来回忆:“我们以为这样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斋夫转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为筹码讨价还价,“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更可笑的是,这一天,施存统去收衣服时,在斋夫房里和洗衣局的人狭路相逢……
  “(洗衣股)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而在电影、石印、洗衣几股纷纷停业后,更大的危机发生了:食堂办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滩校区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一开始,这个名为“俭洁”的食堂似乎生意兴隆;它只有三间房子、五张餐桌,于是,两个多月后食堂扩大规模,“另租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
  就是这次“扩充”引发了食堂危机。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前大”;而十几天以后,不仅“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料理食堂的共有八个人,“连这八个人的饭都没得吃”!……
  施存统后来谈到,“食堂无异是我们的根据地”,“差不多我们这回失败,形式上都是它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时,施存统还没有发现食堂失败的真正原因:它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外卖、学生“包饭”,来饭堂点餐的顾客很少很少;扩大店堂规模,在增加开支之外,丝毫无助于食堂生意。
  更富有意味的是,五种营业中最赚钱的,当属仅有两名团员、区区七八名学生的英算专修馆。前后两个多月,它仅支出两元,收入七十余元……
  1920年3月23日,在“万难支持”、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施存统写道:“开了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了!……”
  第一组的解散,震动了新文化界、千万知识分子。
  
  14、
  
  4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王光祈、陈独秀分别发表文章,探讨第一组失败的根源。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标题下,王光祈以一个副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
  王光祈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他并反思了自己的责任:虽经审慎挑选,但知行合一的团员“实不多见”;他说,“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或许,最令他耿耿于怀的,却是他一语未及,但令第一组“感情大坏”、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
  如前所述,易群先是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因反对父亲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她漂亮、活泼、大胆,“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这一天,易群先告诉施存统,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施存统后来说,他对此“又惊又喜”。但几天后,几名成员连夜开会,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一怒之下,易群先远走天津。这么一来,事情愈演愈烈,那几名成员决议驱逐何孟雄、施存统、陈培公……
  在王光祈看来,这是“人的问题”的明证。陈独秀也认为是“人的问题”。他并转引了一名成员的来信,“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而对此,胡适站在“原教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嗤之以鼻。
  远在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在一次演说中,胡适就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他说,17名发起人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
  这个批评,针对的无疑是王光祈、陈独秀。胡适认为,这是计划的“根本大错”。因为这个错,“工作的时间太多……没有做学问的机会”;因为这个错,工读变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因为这个错,工读互助团朝不保夕、困难重重,“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那么,胡适怎样理解工读互助运动呢?
  胡适谈到,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极平常、极现实的选择;他说,“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他并刻薄地挖苦道,“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如果说,王光祈、陈独秀、胡适等人,都还在工读互助团范围内探讨问题的话,那么,戴季陶、施存统的思考,则指向了工读互助团背后的那个社会、那种制度。
  
  (五)余音
  
  15、
  
  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定名三十四周年。这一天,戴季陶创办的《星期评论》发行了“劳动纪念号”;在这一期杂志上,这个深研马克思主义、曾翻译《资本论解说》的国民党元老,发表了《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这篇学养深厚、冷静精辟的长文,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新解释。
  戴季陶反对胡适的“原教旨”立场。他说,个体出路与“分工协作”、“劳工神圣”观念的结合,是工读互助团的出发点;王光祈为“工读互助”而发起,团员们也是为“工读互助”而不是单纯的工读而来,美国工读主义是什么样的,和工读互助团没有关系。所以,“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有什么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断两个字”……
  那么,工读互助团为什么失败?这些思想与生活相冲突、因此追求新社会的青年,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句话,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大机器挤压着作坊、工场、手工业者,让他们无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它并席卷、压迫着大多数人群,职员、农夫、商业雇员、学生……以农夫为例,他的纺车闲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职、他的被迫购买商品,都是明证,更不必说未来农机和工业化农场的出现了;以学生为例,古代求学的人,只要有两本破书,“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但如今,学制也已经工业化,它逼迫大部分学生脱离乡村、缴纳学费、积年累月。而这也是工读互助运动的成因之一。
  在资本的挤压下,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产农民……“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一个趋势。戴季陶说,“市场上面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又何况,他们经验不足、熟练程度差、协作不流畅,更何况,手工业者起早贪黑,而工读互助团却有一个必要条件,“劳动时间少”。他认为,“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
  正因此,工读互助团的“作工”时间不断增加,从四小时到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也因此,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注定的……
  那么,他们该向何处去呢?
  如果说,戴季陶的上述分析,无一不以《资本论》为理论基础,那么,他的建议与呼喊却有着“工党”色彩、合法斗争的鲜明倾向。他大声呼吁:“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他说,既然资本化不可抗拒,“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还不如走进工厂、组织工会,“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他说,“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与奋斗才可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也是在这一期杂志上,年仅22岁的施存统,发表了长达万余字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此后几十年,这篇文章被反复转载、不断引用。
  
  16、
  
  在这篇长达万余字的长文里,施存统以真诚、悲愤、略显偏激的情感,回顾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营业、账目、生活、工作、冲突、危机,陈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伤感、忧虑……他说,“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将来的社会……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他们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对自己的偏激、“极端”,他并不后悔。他说,“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共产的团员,自己愿意退团,让我们试验新生活”;他说,“我们这种态度,自己也很以为不好,不过我们为团体着想,只希望团的基础打得稳固”。他并不避讳易群先事件的影响,“直到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
  在所有当事人中,他是唯一一个谈及易群先事件的。
  他激动地质问胡适:“适之称我们为武断的解决……但我要请问适之:你没有成为学者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如有问题,而且也要解决它,那么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的武断解决?我以为武断的解决,比不解决总要好一点!……”
  不仅胡适。他也不满王光祈的结论。他说:“我以为他们两个有同一的谬误,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顾事实怎么样。若愚相信工读互助团定可以组织,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人的身上;适之相信实行工读定可以维持生活,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主义身上……”
  那么,他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和戴季陶一样,施存统将根源归结于社会。他说,“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他说,“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不仅如此。工读互助团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呢?赚了一些钱的电影股,承蒙的是女子师范姑娘们的好意,“她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赚了一些钱的英算专修馆,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还不是替资本家作工!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活在这个社会、这种秩序里,都参与乃至赞助着资本主义的运转!
  尽管如此,他说,“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作者按:非专门名词,仅指财产公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我们神圣的主义!”……
  那么,该怎么实现财产公有呢?他说,“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他说,“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这样的评论、回顾和归结中,1920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命运多舛的第三组刊登了一则广告:“诸君要做衣服吗?请快到女子工读互助团去!……必能令诸君满意”;而10月28日,第四组则以“快!清洁”的标题,刊登了食劳轩食堂重新裱糊、更换厨夫的消息。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它们的前路了。不久后,这两个小组连同第二组,连同在各大城市的众多小组,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个驳杂而短暂的时代结束了。
  
  
 
  “疆场上见”
  
  192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来到上海民厚北里1719号,拜访中国青年党的三位首脑,曾琦、左舜生和陈启天。这一天,六位少中会友交谈了一整天,但谈话很不愉快,“从早晨起,辩争至深夜……逐于深夜不欢而散”。陈启天记得,临别之前,“邓中夏与我们握别说:‘与诸君再见于战场’”。
  不知道这一刻,邓中夏的表情是激昂还是伤感?然而,左舜生的心情是异常黯淡的。不仅杨贤江是他南京分会的多年密友,他还那样欣赏邓中夏、恽代英。几十年后,他评价说,代英还带三分做作,“中夏则纯任自然,大气磅礴。假定他们二位不死,不知比今日的毛泽东、刘少奇何如?”……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天的具体日期,被渐渐遗忘了。杨贤江病逝后,恽代英、邓中夏先后遇难;而活下来的三个人,也只有“某日”的淡淡记忆。或许,他们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过去的五年多,他们为“主义”、为中国道路不断争吵;他们都明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他们的争吵,从王光祈离别故国后开始。
  
  (一)“标明主义”
  
  1、
  
  1920年4月1日,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八天后,在上海黄浦江码头,王光祈踏上了法国邮轮Paullecat号,打算途经欧洲前赴美国,考察工读主义并在美留学。这一天,与他同行的还有少中会友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以及学者吴虞的女儿吴若膺;当轮船渐渐驶离码头时,在岸上不断挥手的几个身影中,也夹杂着来自湖南的毛泽东。
  这一天,王光祈的心情无比沉重。尽管第二组、第四组仍在艰难维持,而在冰如的努力下,第三组也行将成立。但,第一组的解散,意味着工读互助试验的失败。不久,在写给恽代英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表示,“(我)将以此为终生事业,决不因此次失败而丧气”。他并因此决定前往工读运动最盛的美国,考察经验、总结教训。
  然而,十几天后,邮轮抵达新加坡时,一封电报却让他改变了航向。
  来电的是少中南京会友方东美。这封长电,为的是与王光祈同行的吴若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王光祈与吴若膺悄悄恋爱了;消息传开后,无穷无尽的麻烦开始了。众多年轻气盛的会友纷纷阻止;他们的理由,并非远在四川、已隔绝六年的王次屿。他们的理由是“妇女运动”。
  “光祈性格,高超纯洁,其律己之严,同人中无出其右者。惟情之所钟,独在一晚辈如花之美媛……”几十年后,方东美在台湾回忆往事,几近老泪纵横:“当时少中同人群以未来中国文化创造力之一半,应由全国妇女负荷之,故极力倡言妇女运动。苟因发起人一人私情溺爱之故,致令妇女运动遭受疑难挫折,将何以见谅于国人?……”
  当时,妇女运动困难重重。结合安那琪主张,众多守旧者斥之为“共产共妻”,一般民众也颇多诘难。毫无疑问,倘若王光祈与吴若膺结合,反对者必将添油加醋、借题发挥。正因此,在魏时珍建议下,两人决定避居美国。但性格偏激、异常固执的方东美并不就此罢休,在这封洋洋洒洒的电文中,他历数“七不可”,苦劝王光祈与吴若膺分手。他并以异常激烈的口吻,告诫王光祈“勿贻终生之羞”……
  这份电文让王光祈决定改道欧洲。一个多月后,在法国马赛港,他送别了孤身赴美、泪眼婆娑的吴若膺。不知道轮船渐行渐远之际,王光祈心里想到的会是什么?从此,他开始学习音乐,并过起了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吴若膺,也没有再尝试他曾经宣言的、视之为“终生事业”的工读互助运动。在短短一年多以后,他激荡、豪迈的心事,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后来,方东美视此为平生“三大恨”之一。而随着王光祈的蛰居德国,一个渐渐对抗、分崩离析的少年中国学会出现了。
  
  2、
  
  王光祈赴欧前夕,3月31日,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创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第一组的解散,对李大钊同样冲击巨大、影响深远。3月23日,也就是第一组解散当夜,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换而言之,工读互助运动不可能成为“新社会的胎儿”,对于改造旧社会,它的影响异常微弱、渺小。
  那么,该怎么办呢?此后几天,他和十几名青年反复讨论,最终决定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彻底告别改良、安那琪的生涯了;他将目光投向了苏俄,并投向苏俄的理论源头,那个行文缜密、气势磅礴的大胡子思想家。
  研究会共有19人。李大钊之外,它还包括少中的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黄日葵,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新民学会的罗章龙,等等。他们大多是北大学生。几个月后,它渐渐地演变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策源地之一出现了。
  又何止是策源地之一?这一天,在北大俄籍教授鲍立伟的介绍下,李大钊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一行。《李大钊年谱》记载:“……经与威金斯基深入交谈,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不久,他又把威金斯基介绍给了流亡上海、号称“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据说,几天之内,这个率性而激进的教授很快转轨了。
  “南陈北李”的格局出现了。与此同时,“马迈耶夫则留在北京帮助筹备建党工作。”马迈耶夫介入后,建党步伐大大加快了。8月16日,在中央公园,李大钊出席包括少中在内的五团体联席茶话会,并由此结识觉悟社发起人周恩来;8月18日,在“改造联合”的旗号下,五团体正式结盟。而8月19日,他又以个人名义,阐述少中“标明主义之必要”,并提请全体会友讨论、决议。
  这个议案,后来被认为是少中长达五年、愈演愈烈的“主义“纷争之伏笔。
  
  3、
  
  一开始,对李大钊的议案,众多会员沉默以对。9月15日,《少年中国》月刊以“北京会员参加筹备‘改造联合’”的标题,刊发了李大钊的建议。但几乎没有会员参与讨论。紧接着,11月15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少年中国》又刊载《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包括少中在内,各团体应“集合在赤帜下”;这份宣言同样应者寥寥。
  此后几个月,没有人再提及这个话题。但,次年1月15日,恽代英发表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成为“主义”纷争的一个重要铺垫。
  这一年,25岁的恽代英无比失落、迷茫。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让他渐渐质疑起了安那琪。作为最早、最坚定的安那琪信仰者之一,几个月来,他和王光祈不断通信、讨论;与施存统一样,他不相信这仅仅是“人的问题”。而在探讨社会根源之余,他说,他想在小范围内再次实验工读互助,“办一所小学,两三个人做一个教师的事,一个人的薪水做两三个人的生活费……生活无恐慌,读书有时间”……
  他也更加关注少中生活。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少中会友分散各地、彼此陌生,表面上是同志,“其实我在许多会员心目中间是个化外的人,许多会员在我心目中间亦是化外的人”;他说,“中国惟一的希望,或者在少年中国学会身上”,但除了几本月刊、几次例会,会员们彼此说几句私人勉励的话,“我们学会……还有什么切实的团结作用呢”?他并且表示,在学问日进、品格修养之外,少中会员应“自觉的联合于一个共同目的之下,有计划的分工互助”……
  这些说法,折射了偏居一隅、困顿苦闷的外地会员的观感。他们渴盼走出旧天地、获得新追求,但他们无力、挣扎,缺失精神与组织资源;他们的加入少中,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新的转机,然而,他们所在的城市只有寥寥一两个会友,他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少中“入会者需五名会员介绍”的规约,隔绝着他们身边的众多同学、友人……恽代英为此建议,7月1日,也就是少中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在南京召开一次年会,“各地会员,苟非万分的不得已,必须求其到会”。
  恽代英的建议,合情合理。它获得了大多数会员的支持。不久,评议部也刊发了一则启事,要求各地会员准备提案,以便年会集中讨论、集体议决。
  这个建议、这则启事,成为北京总部“研究主义”的前奏。
  
  4、
  
  2月19日,在李大钊办公室,一群北京会员举行例会。这一天,邓中夏谈到,北京总部应向年会提出“决定主义”的议案;在此之前,会员们应研究各种主义、“为之预备”,以便“讨论出一个道理来”。
  毫无疑问,没有年会这个环节,“标明主义”只会个人建议、应者寥寥;各地会员也将各行其是,个人信仰不会牵涉进会务。但,年会使天南海北的各地会友聚集一堂,并多少带有群体裁定的性质。在这个背景下,邓中夏提出这个建议,也是顺理成章。
  尽管如此,6月17日,在接近四个月的研究、讨论后,二十余名总部会员拿出的《谈话会记录》,表明少中依然是一个观点各异、立场众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对于“主义”,北京会员大致形成了四种立场。第一个观点认为,少中不是没有主义,“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学会的主义”;尽管略显笼统、模糊,但会员们不断实践、改良,我们也能创造出“适合我们生活的进步的理想少年中国”;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生活不是一种主义所能概括的,“不能采取一个主义,而且也没这必要”。如果说,这个看法让人想起自由主义立场的话,毋宁说它有着深重的、王光祈式的“联合体”痕迹,乃至挥之不去的安那琪色彩。这些会员谈到,虽然不赞成有共同的“主义”,但,“就一般主义中定一个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尝不可”。
  所谓“最低限度”,让人想到王光祈所说的少中“同车而行”、共走“第一段路程”;而所谓“最高限度”,则无疑是那个安那琪的国家与世界。毕竟,无论什么主义,它的终极追求都是这个……
  还有一种观点则是不言主义,但与第一种极为接近。一些会员表示,“不愿我们学会也变成空谈主义挂招牌的团体”;他们说,少中同人应是“实事求是的实际改造家”,应点点滴滴地改良社会,改造国家……
  或许,“不言主义”与“少年中国主义”,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标明了改良立场,只不过表述方式不同而已;进一步说,向往安那琪、提出“最低及最高限度”的那些会员,又何尝不是改良主义者?经历近三年的时代风潮,在参与社团、信奉安那琪、发起“五四运动”、目睹工读互助实验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改变温和的立场。他们依然行走在原先的轨道上。
  这一天,北京总会达成一项决议,“此次在南京大会无论何种提案,只用会员名义,不用总会名义”……
  无论如何,1921年7月1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次年会召开了。
  
  (二)南湖上的那条船
  
  5、
  
  尽管“各地会员……必须求其到会”,但,过去的三年,十余名会员渐渐涣散,几十名会员游学海外,这一天来到紫金山下、石头城中的,不过区区23人。
  北京来了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黄日葵;南京来了张闻天、沈泽民、杨贤江;武汉来了提案者恽代英……如果说,第一天的会议,因为三名北京会员邓中夏、刘仁静和黄日葵未能及时赶到,会务组搁置了宗旨、主义、“政治活动”等议题的话,那么,7月2日,八名共产主义青年的集体出场,则使现场气氛无比热烈。
  按照会务组的安排,这一天清晨,23名会员走进玄武湖畔的一家茶馆。主持人讲话后,南京会员刘衡如首先发言。刘衡如说,“结会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某种目的、乃至某种“主义”聚集的,另一种则是没有目的、“为研究求得某种目的而结合的”;正因此,“讨论问题不可不辨清这一点”。
  这些说法不偏不倚。这些说法也近乎废话。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少中会员不都在研究“某种目的”么?而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多会员,不都是因为时世剧变,觉得“研究主义”不够,才提出“标明主义”的么?
  为此,紧接发言的邓中夏谈到,少中既需“研究”、又需“实行”,但二者有轻重缓急之分。几年来,这个国家仿佛走进了死胡同,生死存亡系于一发,“中国向何处去”已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故必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随即,邓中夏又表示,“自然我亦不是急于求决议,今天便要定出一种共同决议;但以为必须从今天注意问题,研究时局……求将来有一种规定”。
  对此,南京会员方东美认为,“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他说,以他自己为例,当初之所以入会,类似于古人的“学会诗”,为的是一种“非理智的爱悦”。而入会之后,他刚刚学到了“旧哲学”,少中却又进入一个“科学时代”。因此,一切都变幻不定,求共同的主义是不可能的……
  高君宇针锋相对。他说,寻求“少年中国”是每一个会员的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主义不是宗教,甚至不是信仰。主义只是一种方法,“是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如果少中连方法都不能统一,它和会员们各自寻求、各自奋斗又有什么区别?会员们又为什么加入这个社团呢?
  成都会员穆济波则认为,“无彻底研究,无具体计划,总不易谈主义”……
  …………
  在观点不一、众说纷纭中,毫无疑问地,南京年会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如果说,高君宇“主义只是一种方法”的表态,大致折射了此前讨论的平和基调,那么,几天以后,刘仁静的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则预示着少中的大分化、大对立。
  刘仁静前往的,是上海租界的一处公馆,以及嘉兴南湖里的那一条船。
  
  6、
  
  几十年后,在《毛泽东传》一书,R-特里尔写道,那几天,“与会者都没有觉察,一个影响历史的大事件正在发生”。因此,共产党的两大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没有前来;也因此,在与上海咫尺之遥、“一日可达”的南京,几个少中会员反复游说着、活动着,但他们都不愿意前往上海,而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最为年轻、性格庸常的刘仁静……
  又何止刘仁静?这一天,聚集在李书城寓所、随后又走向嘉兴南湖那一条船的,还有两名少中会员,毛泽东和周佛海……
  南湖会议后,少中的“主义”纷争渐渐急骤、激烈起来。
  1921年9月1日,《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以全部篇幅,刊登了各地会员的南京年会议案、评论、观感。刘衡如认为,以政治为丑恶,是少中的最初立场,现在看来,一些会员要参加政治活动,也未尝不可,但,“何必一定要个一致的解决,或以大多数意志强迫少数人丢自己主张呢”?邰爽秋则叹息说,恽代英“取消主义说法”、“另立最低限度”的折中办法,都得不到认可,“我看将来的结果,不出于有形解散,便出于无形解散”。郑伯奇谈到,少中早已有了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我们自己不大显著地意识罢了”;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实现主义之手段”,是苏俄模式,是安那琪实验,还是基尔特式的民主与工团活动?他说,不管什么主张,“我却不信这是矛盾……因为我们共服侍这一位女主人,便是少年中国”;李璜则反复强调,诸位过多关注社会、政治,却忽视了思想革命,他说,“先政治的不如先社会的,先社会的不如先思想的”……
  在众说纷纭中,最饶有意味的,当属发起人王光祈的表态。
  对“主义”纷争,王光祈平淡而严厉地表示,“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违背此项精神者,即作为违背学会宗旨,请其出会”。随即,他开始规划他的新村蓝图,“先办一半工半读之小学校,并租田十余亩为自耕之计。……三年之后,即扩充为中学校,又四年后即扩充为大学。同时筹办工厂”。他说,“十年之内,基础已立,再进而改造中国……少年中国于四十年之内必可出现”。
  还有谁理会他的“三年”、“四年”、“四十年”!还有谁重视他愿当“小学校庶务”、“农场经理”或“各县巡视”的表态!对加入共产党的那些中国少年而言,这样的计划既不符合酣畅淋漓的性情,也近乎白日做梦。当年秋天,他们纷纷走向民间,在厂矿演说中,在学校鼓动中,在成员发展中,在组织扩张中……以邓中夏为例,几十年后,一个长辛店老工人依旧满怀深情地回忆说,“那时,我们一点不懂得什么叫公社,什么叫社会主义。是邓中夏先生让我们明白了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决心跟着他做下去!”……
  也是在这样的风潮中,1923年12月2日,在遥远的巴黎,以少中成员为主体,中国青年党成立了。它伏笔着后来的“再见于战场”。
  
  7、
  
  1922年秋天,在法国留学的曾琦、李璜,在英国留学的余家菊,以及在南京读书的左舜生、陈启天,开始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地宣传国家主义。此后一年多,《少年中国》、《新闻报》、《中华教育界》、《先声周报》……在众多报刊,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与此同时,通过中华书局,他们印行了大批小册子,《释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正名》、《国家主义答客难》、《国家主义浅说》……
  一年多的宣传后,在成员600余名,由少中巴黎分会、中共旅欧支部、学生勤工俭学总会等团体组成的旅法联合会中,“他们占有大部分势力”(李富春、刘伯庄,《向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3月22日)。然而,在此期间,一些少中会员的转轨,让曾琦、李璜、魏时珍坐立不安,“深为痛心”。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赵世炎。抵达法国后,这个少中会友、曾琦“所最契重的青年活动分子”,与周恩来频繁交往、结为密友,而与曾琦等人渐行渐远。这一年冬天,任凭他们苦苦劝说,“(赵世炎)不听劝告,竟而加入共产党”。
  赵世炎的远去,让曾琦萌生了组党的想法。他的《癸亥日记》记载,1923年1月28日,“上午早醒,在床构思,拟发起中国青年党”。李璜则回忆说,“国际共产主义,因有党的组织,在国内外皆得青年知识分子暗中趋附。……如不早起而与之对抗,共产主义更易成功……”(《学钝室回忆录》)
  经过大半年的活动、筹备,当年年底,在巴黎玫瑰村共和街,中国青年党成立了。一开始,它只有区区12个人,但四个多月后,它就建立了四个支部、拥有60余名党员。
  1924年秋冬,曾琦、李璜先后回国。曾琦住进了左舜生、陈启天在民厚北里1789号的寓所,李璜则前往武汉,与余家菊成为同事。这五名党魁亲密无间、精诚合作,在他们的合力下,席卷全国的“醒狮”运动兴起了。
  在北京,“国魂社”、“救国团”、“中国少年卫国团”;在上海,“大夏青年团”、“商界青年同志会”、“复旦国家主义青年团”;在成都,“惕社”、“光国社”、“起舞社”;在长沙,“新民学社”、“固中学会”、“少年中国自强会”;在美国,“大江会”、“大神洲会”;在欧洲,“先声社”、“工人救国团”、“国际同志会”;在日本,“孤军社”、“华魂会”、“江声社”、“独立青年社”……短短一年时间,中国青年党在十几个省份、几十个城市蔓延开来了;通过众多外围社团,它建立了几百个支部、拥有内外围成员一万余人。它的声势足以与渐渐崛起的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
  更重要的是,遏制共产党、与中共各支部争夺成员,是青年党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组织方略。正因此,才有了邓中夏、恽代英诸人的反复劝说;也因此,1925年冬天,当少年中国学会“全会骚然、不可终日……自动解散”后,邓中夏才以“再见于战场”的话语,终结了他们的友谊,并终结那携来百侣、书生意气、“万类霜天竞自由”的风华岁月。
  对历史来说,一个崭新的、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开始了。
  
  (三)“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少中解体了,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到来了。也是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回到韶山。此后几个月,在同乡、原湖南自修大学工读生毛福轩的帮助下,他发展了四名青年入党。当年夏天,以毛福轩为书记的韶山特别支部成立了。不久,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前往广州;就是在长沙逗留的那几天,他写出了怀念“百侣曾游”、“万类霜天竞自由”岁月的《沁园春-长沙》。
  他走向广州,参加被称为“大革命”的国共合作;随即,他又回到湖南,发动几千名农夫参加秋收暴动。在秋收暴动中,他发展的韶山支部党员庞书侃、毛新梅先后遇难;而走上井冈山后,李耿侯阵亡、钟志申被杀,混入上海金山县警察局的毛福轩,更惨遭五马分尸。韶山最早的五名党员全部死掉了,后来,他们被称为“韶山五杰”。
  死掉的,又何止是“韶山五杰”?1927年4月28日,当韶山特别支部发展为下设15个支部、230名党员的总支部时,在遥远的北京,李大钊牺牲了。
  李大钊之死,惨烈而悲壮。次日,北京《晨报》报道,殉难20人,“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赴难前李所留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恍如平日”。不久,《北洋画报》进一步描述说,“连绞三次……历时二十余分钟始绝”。
  李大钊遇难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他抛下这个含辛茹苦、一生艰难的女人,抛下一群子女,一个人独自走了;在他走后,妻子赵纫兰甚至无钱安葬他,只好拖儿带女,挨家挨户地登门求告。他的灵柩被寄放在寺庙里整整六年,直到1933年春天,白花、挽联、遗像、松柏……他才在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拥簇下,被安葬进了香山万安公墓。据说,送葬队伍的最前头,一群北大学生举着这样四个大字:“精神不死”!
  就这样,李大钊死掉了。在此之前,高君宇已经去世;在此之后,当年夏天,赵世炎被杀;三年后,黄日葵病逝、杨贤江病逝;又一年,恽代英慷慨就义;又两年,邓中夏壮烈牺牲,沈泽民死在大别山区……少中的二十余名共产党人,有的分化、有的沉沦,有的脱党,有的沦为大汉奸,但大多数人还是死掉了,为了他们的那个“少年中国”。后来,毛泽东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也是在这样的牺牲和死难中,1945年秋天,毛泽东来到重庆。几天后,他邀见在大后方的二十余名少中旧友。在沧海桑田般的变迁之后,他又见到他们了。
  
  9、
  
  也是1945年,为调解国共之争,左舜生曾经拜访延安,并与旧友张闻天见面。他惊诧于张闻天的变化;他说,他们只谈一些私人往事,“不及其它”,但不知是任弼时在场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
  与张闻天一样,毛泽东的变化也很大。二十余名旧友来到上清寺渝园时,他尚未到场。当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交谈国事,而朱自清、宗白华、方东美等人闲聊学问时,毛泽东出现了。方东美记得,“(毛)举目流盼来宾,一若大党魁之视群众”……
  “少中同人多系饱经忧患者,何能服此气势?”方东美后来回忆,不知道由谁挑头,二十余人齐声高呼,“毛大哥到矣!”
  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呢!一声“毛大哥”,让毛泽东顿时平和。方东美甚至觉察,“蓦然显露昔年初莅南京时之乡曲情态”。而当毛泽东说起昔年初抵南京,一天走了九十多里、“巡行全城周围”时,会友们相对哄笑,其中一个好事之徒玩笑说,这是万里长征的初步练习,“今日仍有此雅兴与否”?
  说归说,笑归笑,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了。陈启天后来回忆,“我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等虽曾应邀前去,但彼此心照不宣,无多话可说”;而另一名会友也谈到,“至于往日交情,实在提不得了”……
  也是这一天,在宴席上,毛泽东打听起了王光祈。
  
  10、
  
  1920年夏天,经过近两个月的航行、转车,王光祈抵达法兰克福。6月4日,在给巴黎分会同人的一封信中,王光祈谈到,“弟因初到德国,所租之房尚未搬往(因尚有人住着),须七八号始能搬去。此时尚寄居在德列士博士之家”;几天后,他又以欣喜的语气,赞叹着法兰克福郊外的田园风光,他说,“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十余年来,终日在都市车马扰攘中,忽得此乡景,令人心旷神怡”。
  不仅如此。作为《晨报》及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的欧洲通讯员,他的收入颇为可观,“每年一千二百元”。与魏时珍“同用此款”,并资助远在美国的前女友吴若膺“每年约二、三百元”(《吴虞日记》)外,他过上了从未有过的体面生活。与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各租一室”外,房东聘请的勤杂工还照料着他们的生活;他为此叹息,“虽国内达官贵人之生活,不过如是也”。
  就在这样的松弛心情中,漫长的心灵回归之路开始了。
  作为“第三代人”,王光祈生长在对传统文化的讥笑、蔑视声中;与大多数青年一样,他认为旧文化、旧传统已无药可救。他的“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完全出于无意识的本能。然而,在法兰克福,这个“歌德的城市”,空气里都弥漫着对中国文化的深情赞叹。歌德生前被称为“魏玛的孔子”,他这么呼喊,“逃走吧,逃向纯净的东方,去呼吸宗法社会的清新空气”;而在他之后,伴随着西方的没落、心灵的衰老,德国再度卷起中国文化热潮。抵达法兰克福后,王光祈的札记记载:一位大学教授来信,要和魏时珍交谈“孔子之道”;陈宝锷在乡村旅行时,听到一位中学教员为学生讲授《论语》,他并且说,“老子学说比孔子学说还要深奥”(《旅欧杂感》)……
  不仅如此。当地的一份报纸,不断刊载中国诗歌。编者的“按语”写道:“我读了这些诗以后,我的精神仿佛到了另自一个世界。……中国诗的动人如饮了醉酒一样热烈。希腊哲学家说天空中有一种自然和谐的音乐,这种音乐只有中国人能听见,并一一谱入他们的诗歌。我们从前只知道一个李白,其实中国像李白的诗家还多得很呢……”
  凡此种种,无不唤醒他沉睡的、无比热烈的中国之心。不久,他开始学习音乐了。在《阳春》、《白雪》、《高山流水》的节奏中,他看到了生机盎然、从来不曾消失过的那个少年中国。他说,“我是孔子的信徒”;他说,人心之和谐,是通往天下大同的唯一路途,而音乐能让人心和谐;他还说,古人的礼乐传统,实已究天人之际、达人生之穷……
  1924年前后,魏时珍、周太玄等人纷纷回国;而孤独之外,贫困再度袭来。许多留学生记得,从此,他过起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在工人饭馆吃饭,终生未踏进餐厅一步”。然而,音乐、典籍和盎然生机,这些所交织的那个少年中国,想必始终伴随着他。他的晚年,想必异常美好、异常从容。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突发脑溢血,死于法兰克福旅次,终年44岁。
  
  11、
  
  王光祈去世后,一些旧友举办了几场纪念会;次年,《王光祈先生纪念册》也出版了。然而,直到1941年冬天,他的骨灰才埋葬进他的少年旧游之地,成都郊外沙河堡菱角堰。他的同学、少中会友李劼人陪伴着他,度过了十几年。
  又一些年后,毛泽东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又两次委托陈毅寻访王光祈亲属。然而,他没有子女,王次屿也早已死掉了。四川地方政府能做的,不过是将他的埋骨处转移到了四川音乐学院内。
  几乎是再次下葬前后,1952年,因为种种压力,少中会友卢作孚在办公室自杀。许多年来,他为何自杀?他自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传言无穷无尽。此后,1957年,少中会友周炳琳因抗拒洗脑,被北大作为改造重点,并被毛泽东列为全国性反面典型,不久含恨而死;1968年,周太玄被批斗致死,同年少中会友田汉也死在监狱之中。又几年,少中会友张闻天死在流放之中,而经历二十余年的囚禁生涯,1978年前后,因参加青年党被逮捕的魏时珍终于出狱,并前往四川大学任教……
  遭遇冲击的,又何止是这几个少中会友?宗白华、杨钟健、许德珩、刘仁静……他们活下来了;对于噩梦一般的十年,他们似乎没有多谈。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更久以前,那时他们是那样的年轻,充满少年风华。以许德珩为例,大约1981年,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回忆录,“学生救国会”、国民社、五四运动、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1981年,在福建沿海的一个偏僻渔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举起右臂,宣誓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12、
  
  那一天似乎是6月1日。在众多目光的交织下,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一起走上戏台。乡村小学是那样寒碜,他们的学校在祠堂里。那一天,和他的父亲,无数堂叔、堂哥一样,在一个老师的示范下,他举起右臂、握成拳头。他和十几个孩子一起说,“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这是几代人的声音。这是亿兆生民共同阅历的场面。在那一批入队的孩子中,他年龄最小、入学最晚,但他也无疑是最有热情的一个。那一天,在自己的心里,他暗暗誓言,“我一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为此,不久后,他串联了几个堂哥,乃至一些没有入学的小孩,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搬石头、运柴草,想在那条泥泞不堪、坑坑洼洼的机耕道上,为几户人家找一个出行的方便。但一两天后,就有一户人家责问他,“你们究竟要做什么”?又几天,另一个要退出团体的孩子哭着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父亲带来的,和你说的共产党没关系”……
  他为此伤心、气愤。他是那样地向往共产社会,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无比自由的社会。然而,他仿佛生错了时代:不久后,他随着他父亲进城了;在那个城市,他目睹了一个信仰时代褪却、消逝、完结的过程。他更加难过;于是,大约17岁那一年,他开始了图书馆生活;他在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他研读着共产理论。他整整读了两年。两年后,他对自己说,到北京去吧,那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他说,“那里有许多青年”。就这样,携带四百元人民币,他一个人到了北京。
  北京没有让他失望。它果然有着许多青年。他们读书、辩论、组社、印行刊物;他们在一个毗邻大学、叫“红平房”的小小村庄里,看杨花漫天飞舞,看清晨的阳光照耀着一群中国少年,一个生机勃勃的人间。他们的日子是那样美好,以至于终生难忘……
  然而,也是那几年,他渐渐放弃了共产追求。离开北京后,他工作、经商、结婚、生子、惨淡谋生……他大声讥笑着共产之梦。他仿佛忘却了,那个梦,曾经那样光华、灿烂地照耀过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那个孩子,就是作者我本人。
  2007年深冬,在北京的一处寓所,我在妻子、同事的支持下,开始写作《少年中国》。随着文字的行进,一些遥远的往事,代代相似的那些中国少年,不断冲击着自己日渐混沌的心灵。我一次次泪眼模糊,一次次震撼和感动。为了那美丽的安那琪,为了最美好的风华岁月。
  许多年前,一个叫高长虹的安那琪信仰者,写过一首叫《离魂曲》的诗歌。或许,它能够表达我的心事,并作为这一组文章的结语:
  “安那琪之美备兮
  乃超人之所居
  吾在群彦之中兮
  忝滥竽而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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