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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欣:回忆父亲魏巍生前事

魏欣 · 2016-08-26 · 来源:乌有之乡
纪念魏巍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摘要】我的父亲,那个总是那么豪情满怀的父亲,那个总是在做着各种事情、总是在行动中的父亲,那个总是要去和风浪搏击的父亲,最后被病魔击倒在床上。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场战争。他曾感叹地说:“帝国主义太厉害了,我几乎被打垮了。抗癌药太厉害了,几乎把我消灭了。”但只要他醒来,他就在想他的事业,想国家的命运;只要他醒来,他就不停地看书看报看资料。

  原载:旗帜网

回忆父亲魏巍生前事

魏 欣

  他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

  1956年,为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英美联合发动了对埃及的战争。我国群众走向街头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记得那天父亲带我外出办事,遇见了示威游行的群众队伍。当时已近中午,群众队伍显得疲惫松散,口号声稀稀落落。父亲看到这种情形抱起我就走进了游行的队伍,并带头呼喊着口号。队伍振作起来,渐渐向英国代办处走去。在人们的愤怒声讨声中,代办处里走出两个英国人,低头站在那里。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也不记得当时都呼喊了什么口号。

  在父亲的晚年,他的一些非常亲密的老朋友老战友常常这样劝他:“你不要管这么多了,你也管不了了,也没有人听你的了……”,“我们现在没有说话的地方了,说出的话也没人听了,写文章也没人给你发表了……”但他却说:“军队不能沉默,军队要有自己的声音,我们要发言……”

  每当他说这些话时,我都会想起父亲抱着幼年懵懂的我,毫不犹豫地走进群众队伍和他激愤呼喊口号的情景。父亲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是个满怀激情的人,他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

  不说假话套话

  文革后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军区领导要在报上发表文章表态支持。政治部写好文章后让他修改一下文字。记得头天下午把文章送来后,晚上就打电话催问。也许他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只见他一直沉闷地看一个无聊的电视片。第二天上午,上边又几次来电话催问,快到中午的时候,政治部已来了六七个电话问这事,他对人家说:“我还没看呢。”我说:“你应该说看了还没看完呢。”妈妈说:“不行,他得说实话。”爸爸生气地说我:“你也学会说假话了,你什么时候学成这样了?我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难道选干部只看他们的年纪吗?王洪文难道不年轻吗?选干部最主要看他的思想观点。”

  父亲一生都不说假话套话。

  记录于81.2.25——家庭教育

  对白桦的剧本《太阳和人》如何看待,家里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最后爸爸说了这样一番话:

  要看到历史上的一些挫折,不要因自己的委屈而否定了整个党。我这次校订《邓中夏传》,我三次忍不住流了泪。邓出身富豪,毅然弃绝了家庭为他安排的前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了赫赫有名的省港大罢工,后来成为党、军队的高级干部,但因为执行了一段立三路线,被王明打击驱逐,最后只好在上海,一家人全靠夏明给人家做工养活,这样一个有名望的人,他的家庭给了他什么?他为党做了什么?而他又遭受到什么?他每天做家务事,做饭,洗衣服,他并未因此埋怨党对他不好,依然忠心耿耿,一心向党,因为党在他心目中,是理想,是信念,他要为之奋斗,比起他来,他贡献多大?受的委屈多大?(在父亲的晚年,他多次提到邓中夏,他说,邓中夏如果不牺牲,会是周总理式的人物。)

  现在有的年轻人总不满足,他们对旧社会没有概念,以前工人都什么样?简直象鬼一样,蓬头垢面,有什么产假?孩子就生在厕所里,生在车间,现在的纺织女工,一个个带着白帽子,袖子挽得高高的,胳膊上戴着手表,仙女似的。

  我们刚进北京,找人批条子才把小欣送进八一学校,小平太小就没幼儿园、托儿所送,我的电话本上全是幼儿园的电话号码,天天打电话找。你妈妈上速成中学,在复兴门外,上学去连公共汽车也没有,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全北京只有几个大些的饭店……这么大变化,不都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付出了多少血汗换来的啊。

  现在有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埋怨这不好,那不好,可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胜利了,孩子连托儿所也送不进去,我们并未埋怨,国家是我们自己的,他还穷,我们不能嫌他穷……我们就是要艰苦奋斗,创造财富,让国家富强起来,让人们生活好起来。

  96年底记——父亲是这样的人

  爸爸近来非常爱管事。

  一次小平要找一块布,随便问了一句,爸爸听见后就说:“你要找什么?”小平说:“爸爸,你别管这么多事了,以后你要少管事。”爸爸说:“我要管事。”

  有一次要给孩子们做沙包,因为里边放石头的沙包玩起来打得手很疼,我叫他们在沙包里边放绿豆或大米。妈妈很生气,说我们不爱惜粮食。我们争执了几句,曼曼听见争吵后说:“不放大米放小米也行。”妈妈更生气了,说:“小米我还不够吃呢,你们要做,你们自己买米去。”接着妈妈把这事汇报给爸爸。

  爸爸听后说:“全他妈变成贵族了,你们白去农村劳动了,粒粒皆辛苦全成了书本上的教导了。”

  一次我们外出买东西,那家大商场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爸爸看后就说:“我不进去了,这衣冠不整指的是不是劳动人民。”到了70年代,许多家庭买了电冰箱,妈妈也想买一个,爸爸不同意买,他说:“现在普通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用上冰箱,不要和大家拉开差距,不要脱离大多数人。”

  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心功能很差,早晨躺床上就憋气,须坐起来吸点氧气才能缓解,但接着就开始了紧张的战斗,总是听他在没完没了的打电话,一谈就是1、2个小时,为了某些观点上的不同意见,他们郑重其事给上边连写了数份材料,忙了半天,未见到一丝一毫的成果,一个目标也没达到。

  丁丁总说:“姥爷,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争那个干什么?”小猛子说:“爸爸,你多休息休息,少管点国家大事,你说什么也没用,也没有人听你的了。”

  爸爸说:“这个国家也有我的一份,我能不关心它吗?”

  现在,他们彻底看清了究竟根子根源在哪里了。本来他们还以为某些人能公正些,能秉公办事。现在全清楚了。看来某些人并不怕他们这些党性极强的人“闹事”的,反正你们不过就是说说,你们愿说什么说什么,事情该怎么办怎么办。看到爸爸那气愤的样子,我本以为他会甩手说算了,什么也不管了,没想到他又接到一个电话后回答说:“看来什么都清楚了,不是什么有人蒙在鼓里,不了解情况的问题,而是有意袒护。看来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了。”

  爸爸就是这种人,他永远也不能停止斗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奋斗下去,不管周围环境如何变换,不管自己身体、心脏多么不配合他,他还是不灰心,坚信一个人就是要奋斗,哪怕失败,哪怕自己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时刻。他显得是那么执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了,他仍然战斗着,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的信仰,坚信共产主义,坚信共产党就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坚信工农大众的觉悟迟早会到来。

  正如小猛子所说:“爸爸和某些大老粗不一样,自己有一套理论,很难说服他,不象有的大老粗,一听党怎么说就听,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99年8月北戴河记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个没职没权的人。上小学时爸爸骑自行车送我上学校的班车,在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和过往的公共汽车赛跑,当时他是多么年轻啊。那时家里也没有住房,一家人挤在解放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后来在前门找了一间房子,就那么挤着凑合着,一住就是7、8年。看到同学们的家,我曾不满地问:“爸爸,为什么不给我们分房子?”记不清爸爸是如何解释的,总之大意是,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很多人还不如我们住的好呢。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挨整,批判他“搞特殊化,不住营房,住解放饭店”,这才在军区大院给了他一套住房。这都是67年的事了,解放后17年,我们第一次住的宽敞一些了。

  他的一生都是在满怀革命激情讴歌战斗在火线上的战士。但他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为“大毒草”,如某些人所说:“他的作品中的毒草,不是一棵一棵的,是一把一把的,一捆一捆的。”他曾被一天批斗好几次。(幸好有个群众组织保他而没有挨打)他的办公桌被搬到走廊的角落里,他说:“能不能稍微动一下,这里光线不好。”批斗他的人说:“你还要什么光线?”他被勒令每天打扫厕所。这件事我们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心中愤愤不平问起来,他告诉我们:“每天我把厕所打扫得特别干净。”言语中听不出什么怨恨。后来他还和负责扫卫生的战士成了好朋友。那时他是很遵守纪律的人。

  在他的晚年他曾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很复杂,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要重新评价它,以后有时间我要好好给你们讲讲。可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听他亲口讲述了。

  99年8.16记——在风浪中

  爸爸是非常喜欢大海的,尤其会游泳的人,对大海就更有一番独特的感情。爸爸从年轻时就爱游泳,那年他已79岁了。

  这十年来,他的糖尿病、心脏病日益加重,这5、6年心绞痛频频发作,有时在沙发上坐久了也会难受,后来去301医院做了“冠脉扩张手术”,病情明显缓解。

  今年爸爸来到北戴河,见到大海,但是能不能下海呢?医务人员给他定位在:下水深度只能在肚子以下,距离岸边不能超过20米。但爸爸坚持下海,坚持游泳。

  这一天,上午下了雨,天很凉,爸爸说:“其实下着雨,水里不冷。”妈妈劝他半天“今天不要去了。”爸爸说:“我身体情况自己知道,你们别管。”又对妈妈说:“你就跟着在岸上乘凉就行了,别管别的。”气的妈妈连跟都没跟着去。

  雨刚停,刮着凉风,海浪迎面能把人扑倒。岸上的医生说:“刚下了雨,水凉,天气也凉,根本没人来游,就是空军司令刘玉堤下水了,他是飞行员,身体特别好,心电图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爸爸全然不顾,迎着海风,顶着翻卷着浪花的海浪,就像一个勇敢的年轻人那样,在两个战士的搀扶下,走向大海。我想,爸爸此时坚持要下海的心情,也许就是想证明自己还能像年轻时那样,能与风浪、与困难、与逆境抗衡。爸爸游向了远处的鲨鱼网。我觉得他的生命就系在他对自己的这种自信上。也许他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那也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谁也无法阻止。

  后来他对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怀德说:“不下了海不行啊,下不了海以后就不好办了。”李问:“怎么不好办了?”爸爸说:“不下海,以后就下不了了。”李主任是乐天派,说:“下不了海有什么关系?还可以散步嘛,看我这不是很好吗?”可爸爸不这么想,可能他觉得,下不了海,意味着人生一段旅程的结束吧。

  爸爸是很愿意在海边多呆几天的,但他也是一个很顾念家庭的人。丁丁要走,萧萧要军训,他也就要和我们一起走。妈妈对大海没兴趣,又特别顾着孩子,爸爸又总是听妈妈的,所以就决定回北京了。

  就这样,具有诗人情怀的爸爸,告别了那美丽迷人、魅力无穷的大海,告别了那带着腥咸味的海风,告别了那金黄色的沙滩,告别了那远在天边,近在耳旁的隆隆的涛声。

  爸爸于2001年10月3日晚给我讲述的往事

  这是父亲在那个特殊时期对我讲述的往事:

  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很少吃饱过,有时吃一种很便宜的豆面丸子汤,把窝头掰成小块,放进去,吃完了,双手捧着碗央求人家:“再给添点汤吧!”清楚记得人家很不耐烦地说:“喝那么多冤枉汤干什么?”

  我父亲曾在郑州南站和尚桥站当过铁路巡警,每月饷银8元。我6岁时曾在车站提着篮子卖过香烟。

  我8岁时,因父亲饷银发不下来,失业回到了郑州。

  因为上不起学,一直由父亲教我认方块字,我上学前已认识不少字了。后来郑州办了“城市贫民小学”,不用交学费,不用做制服,(那时做制服至少要3元钱)我在那儿上了两年学,后来学校不办了,我又转到其他学校,在那个学校,我跳过一级。小学毕业后,我又考上了不要学费的“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学制4年。上学不要学费,但书要自己买。当时父亲给人记账,一星期只挣一元钱。有一本“教育总论”作者是范XX,书价是一元。在书店里父亲犹豫着最后狠了狠心,买下来给了我。这是我在师范学校唯一的一本自己的书。因为很多书买不起,上学时,同座位同学心肠好的把书放在课桌中间,有些同学自私就自己看,我的面前就空着。有时不得不拿别的书包上书皮摆在桌上。本来学制是三年,后来又延长一年。听到这个消息,贫病交加的父亲好像是被重锤击倒,第二年因饥寒交迫,得伤寒病逝。200天以后母亲也病逝了。父母去世时我都在身边,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只记得母亲面黄肌瘦,根本没有去过医院,只请本家懂些医术的人看了看,拿一副药很贵,母亲临终那天晚上,阴暗的屋子里点着一盏油灯。(一个15岁的少年就这样守着母亲守了一夜。)

  父亲死时50岁,母亲死时47岁。

  后来就跟着二哥过,二哥是拉洋车的,也在纱厂干过活,二哥的孩子也在纱厂干活,一天到晚蓬头垢面,像鬼一样,一拉汽笛到不了工厂就被开除,也没有表,她们一夜都不敢睡。(现在说资本主义好,到死了我也不相信)

  后来又上了两年师范,我和崔景元是班上两个家庭最贫困的学生。有时帮学校抄讲义,崔景元的墨比较好,写出来的字不洇,复印出来清楚。我的墨不好,有时稀有时浓,写出来的字洇,印出来不清楚,有些学生就骂,心中充满苦辣滋味。实际上那么辛辛苦苦挣的钱,也少得可怜。

  师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那时当小学教师,一个月8元钱,还得有门子有路子,后来县里招收书记文书,共召3名,我考了第一名,在县里干了两个月,每月15元,主要是抄写材料,有时审讯犯人当记录员,看着给犯人用刑、抽打,心里很不好受。

  那时已经是37年11月,国共合作开始了。听说八路军在西安有办事处,就想投奔八路军。

  走前,我又去农村解除父母给我订的婚约,那时我已有了婚姻自主的思想。去女方家后,他们家不同意。我说:“我要出远门,不知何时回来。”他们家人说:“我们等你回来,去一年等一年,去两年等两年……”我说:“不知道去几年……”说完我把契约放她家就走了。父亲语气略显沉重地说,当时那个姑娘就在里屋,由于封建礼教,她没有出来,也没有说话。当天女方家到我们家族闹,家族开会,我舅舅也来了,说:“不许解约,今天就给我娶过来”。

  那时我已经不怕家族势力了。

  我背着行李,还有好多书,黄正甫老师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又送了我几块钱,身上带着二十几块钱就出发了。黄正甫老师是我上学期间遇到的革命的启蒙老师。他给我讲到共产党,讲到南方红军苏区大家都有饭吃。也许就在那时,我内心深处滋生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决心投奔共产党。

  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中年妇女,她家在西安西北偏僻角落的一个旧楼里,实际上二层楼上也就能站一个人,是个阁楼,我和她说,我是到西安找工作,现在也没有地方住,能不能住她们那里。人家很热情地答应了。她儿子是拉洋车的,晚上我就和她儿子挤在地板上睡,白天很饿,想吃那种便宜的豆面丸子,也没有,又打听什么最便宜,人家说西安的“合捞”最便宜,就去吃“合捞”,但总是觉得没有吃饱,也不敢再吃了。在西安,先去西北大学找黄正甫介绍的那个教授,他正在走廊里煮稀饭。我站在台阶下把信递过去。那人看信后面露回绝之意,也没邀请我进屋,我始终站在台阶下,那个教授说:“现在帮不了忙,那边也没有认识的人。”因为那时环境复杂,经常有特务活动,那时候是共产党就有杀头的危险,虽然已经国共合作,但人们思想上很警惕。接着又拿另一封信找到一个小学教师,当时小学校的孩子正在操场上玩。小学老师说:“现在路上不好走,国民党在路上抓人,确实帮不了忙。”

  非常失望地回到那个妇女家,她儿子说:“我给你找个桌子,你有文化,干脆去鼓楼那里帮人代写书信吧。”劳动人民是非常热情友好善良的,让我至今念念难忘。解放后去西安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这家人。

  后来我想,干脆直接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到那里之后,看见进进出出的人胳膊上都带着八路的袖标,就问人家“能不能要我”人家说:“这里不能要,没有介绍信不行。”(主要是怕混进特务)出门时看见门口外面贴着115师干部学校招收学员,我问人家:“这个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一样吗?”人家说:“差不多。”于是我直奔山西临汾。

  到了临汾,115师已经迁走了,我又直奔桐县,到了那儿,又听说他们搬迁到赵县马木村,赶紧又回临汾。这时看见八路军走来走去,其中还有小脚女人。当天在那里住了一夜,听着外边的口号声、军号声、人语声,心中向往、羡慕、期盼、沮丧,委屈之情交替翻腾。第二天直奔马木村,下了火车,天还不亮,我到了学校门口,见了学校领导人,说明来意,当时考了我3个问题:1、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什么?以前黄正甫老师推荐我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我答:“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化的矛盾”又问我“统一战线的意义”“为什么来当八路军”我回答完之后,领导当时就很高兴地说:“好了,批准你入伍了。”我兴奋地把自己的行李拿到部队。记得第一顿饭吃的是米饭、炒萝卜土豆。在部队吃的这顿饭,第一次觉得自己吃饱了。从家出来以后,从来没想过家,但经常做梦,梦见父母,现在做梦,总是梦见打仗,梦见没有子弹或者是枪打不响了。常常在梦中急得惊醒了。

  2001年国庆节之后

  在爸爸被完全孤立起来之后,他总是焦急地询问我们:“XXX来电话了吗?XXX来电话了吗?”他曾忧郁地问我:“有人说我反党,你说会有人相信吗?”南京志愿军协会不知是否了解他的处境,他们来信要求父亲为他们题辞,父亲说:“将来志愿军不会反对我。”

  国庆节之后的一天,小平给我来电话,问:“你今天去不去看爸爸?咱们最好每天有一个人去看他。”因为晚饭后他散步时,总是走到对着医院大门的那条路边的台阶坐下来,他一个人坐在那儿,老往大门那边看。虽然天很凉了,他又特别怕冷,但他还是在那儿坐很长时间,心中可能暗暗期盼家人会去看他。

  听了小平的电话,等我赶到医院时,爸爸已经回到病房了,见了我,爸爸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这种话题他是头一次和我说,以前从未听他讲过。

  爸爸说:“我昨晚梦见你们几个孩子了,还是你们小时侯的样子,你们三个人都吓跑了,跑到荒郊野外、树林子里,我在屋子窗户那儿往外看,找你们,叫你们回来,让你们不要怕。我一下醒了,再也睡不着了。”也许,一缕思绪袭上心头,挥之不去,难以入眠。不知他当时怎么想的,后来他起来又吃了一片安眠药。(以前发2片,他只吃一片,后来被护士发现了,此后就只发他一片,也许怕他自杀吧。)

  后来我把爸爸的梦告诉了我爱人,他说:“爸爸的潜意识里,还是对家庭担心啊!”

  每当我劝他,表现出忧心顾虑时,他总是用特别责备的目光看着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是不怕呀,我想的是家里别的人。”爸爸说:“那就都做出些牺牲吧。”

  以前他很少看电视剧类的节目,后来演“大法官”的电视剧,爸爸倒是很爱看,因为这个剧讲的是当今社会实情,也因为有字幕(没有字幕的电视节目,因为听不见,他几乎看不懂。)尤其那个主题歌的歌词,也特别能反映他的心情。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把这段歌词写成条幅。春节时他写了一幅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上云卷云舒。”

  拜谒红色航船

  2003年,父亲的外环境相对宽松,为消解郁闷的心情,我们随同父亲去南方。父亲以前在南方看过一望无际的黄色油菜花田,他怀念那美丽的景象。那天参观了矛盾的故居之后,父亲已很疲劳。因那儿离南湖第一次开党代会所在的木船很近,父亲坚持要去看看那叶木船。公园门口到湖中心木船大约还有几千米的路程。下车后父亲心脏很不舒服,他坐在石凳上连服了两片硝酸甘油。小平说:“爸爸,别去看了,下次有机会再来看吧。”爸爸看着远处的湖水若有所思地说:“哪有下次啊。”父亲坚持要去看看这只象征着革命发源之舟的木船。我们搀扶着父亲走了几千米,远远地看着这只已被后人粉饰过红漆的木船,父亲语气沉重地说:“党的一大22名代表,有人牺牲了,有人叛变了,有人脱党了,后来留下来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董必武……”

  战争留下的职业习惯

  我常常奇怪,父亲总是把一个人和他的籍贯连在一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我们为他请来一位护工。他问护工是哪里人,护工答是四川广元人。他说:“你知道邵子南吗?他是四川资阳人。”护工说不知道。他说:“邵 子南是个诗人,很有才华,是我的好朋友,年轻时的朋友,可惜死得早。他的爱人宋铮在河南,他女儿在农业部。”然后他对我说:“你打电话告诉宋铮,我很怀念邵子南,问她家还有没有邵子南的资料,給我寄来看看。”

  妈妈讲了一段往事,在1941年日军残酷扫荡中,一个掉队的战士被敌人杀死在山上,父亲所在部队找到他时,只见他趴在一个山坡上,头上有刀伤,身上有枪伤。1947年父亲途径这个战友家乡时,才向他的家人报告了这个迟到的死讯。此时这个战友已牺牲6年了。这个战友牺牲时,他的第2个孩子小偶还未出生。听姥姥说,我的一个小舅舅15岁当兵走后再也没有消息;姥姥家村外马营那一仗,所有的八路军都牺牲了,没有一个留下姓名。我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总是习惯问起别人的籍贯,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无名烈士墓,明白了为什么许许多多家庭至今不知道亲人当兵走后的下落。也许这就是战争留给父亲的职业习惯吧。

  最近我询问了烈士的女儿小偶,她说:“我娘从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些事。只记得解放后,魏叔叔又到我们家里,拉着我和哥哥,说了好多话。因为当时年纪小,已不记得说什么了。”

  俯首甘为孺子牛

  梁学锋是父亲在石家庄步校时的警卫员。他当年跟着父亲去某地四清。在那个阶级斗争特别残酷的村子里,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是我们部队的机枪排长,复员后回村,因积极参加土改,被地富怀恨。1958年前后,他们设美人计,将他骗到一个破鞋家,他一进屋见破鞋不正经,他转身出门时被这帮地富捆绑到村外用石头砸死。他哥哥听说后到村外看,将压在尸体头上的大石头搬开,看见他兄弟的头已被砸得血肉模糊。他老婆又嫁到外村。到父亲四清时,两个孩子已经5年多没人管了,头发结成一个疙瘩。梁学峰当兵时叫拴娃。拴娃就给孩子洗头,洗了十几盆水。父亲说:“你做得很好,你这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给你改名叫梁学锋吧。”

  那两个孩子大的叫锡根,小的叫锡钢。他们父亲的血案到那时还未破。四清结束后,父亲亲自給河北省委书记写信提出此事,后来县里才把两个孩子定为烈士子弟,让村里把孩子抚养到18岁。文革时,锡根曾带了5、6个同村的男女青年来北京玩,父亲让他们住家里,家里只好变成男女生宿舍分住。父亲又让我带他们去北京各大公园玩,他见我很不情愿就说:“你不带他们去,我就带他们去。对劳动人民要热情。他们生活很艰难,他们身处阶级斗争第一线。”锡钢大一些后也到我们家里,记得那次他拿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要的东西,有帽子、半导体等等,已记不清还有什么了。爸爸让我们满足他的要求。

  爸爸对每个来求助他的人都尽力给与帮助,有时也只能写信给当地政府。他曾说:“我现在就剩下些名望了,也不知这信能不能起作用,人家还听不听我的。”有一个志愿军的孩子在得到他的帮助后,竟不由自主地叫了他一声“爸爸”。

  爸爸住院病重期间,头脑一直很清醒。梁学锋到医院来看望,父亲还向别人介绍说:“他叫梁学锋,他学雷锋做好事,給孩子洗头。”之后,他要把他的两本新书送小梁,还要亲自签名。别人劝他:“你躺床上输液就别签字了。”他口气坚决地说:“要签。”小梁对父亲感情很深,他含着眼泪接过了父亲給他的书。

  生前最后一战

  我的父亲,那个总是那么豪情满怀的父亲,那个总是在做着各种事情、总是在行动中的父亲,那个总是要去和风浪搏击的父亲,最后被病魔击倒在床上。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场战争。他曾感叹地说:“帝国主义太厉害了,我几乎被打垮了。抗癌药太厉害了,几乎把我消灭了。”但只要他醒来,他就在想他的事业,想国家的命运;只要他醒来,他就不停地看书看报看资料。一个美丽的护士有一颗天使的心,每次她进来看着父亲身边的一堆材料总是说:“别看了,别老皱着眉头。”然后她就用手温柔地展平父亲的眉头。

  去年,一个战友告诉他,电影《集结号》被热捧,洛阳烈士墓被毁的消息。《集结号》的原著是,送达吹集结号通知的战士牺牲了,集结号没有吹响。导演冯小刚却把剧本改为大部队怕被拴死而根本没吹集结号。这看似小小的改动,完全改变了剧本的原意。电影中借谷子地的口说:“谁他妈不怕死呀?”在电视采访中,冯小刚还恬不知耻地说,过去电影中演的当兵不怕死,都是假的。父亲说:“天生不怕死的人是怪物。”他早在战争中的诗中就写过:“生命是朵鲜红的花,那个战士不爱她。”他记得很清楚,一个战士入伍时,父母舍不得他走,这个战士对父母说:“土改咱们家分了地,你们如果想我,你们就去看看那个地,那个地就是我呀。”我们的战士不是抓去的壮丁,他们是自觉自愿走进革命队伍中的战士,他们要保卫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追求的是比个人生命价值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国家、人民的解放,为了这一切,我们有觉悟的士兵抛头颅洒热血。就像他诗中所写,战士们会把自己的生命像手榴弹一样抛向敌阵,而毫不犹豫。

  对洛阳发生的烈士墓被毁事件,父亲认为,这是在挖共和国的根基。他和他的战友联名写信给中央军委。他把这些情况向他的战友诉说,向来探访他的作协书记诉说,向来探访他的军队的、地方的同志、朋友诉说……后来有人把这封信上网,引起公众强烈反响。不久中央民政部下文件,全国烈士陵园严禁商业运作。他说:“这次我们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

  父亲病情加重,看到河南张纤夫等许多外地人来看望他时,他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这么远都来看我?是不是最近又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了?没有重要的事情,他们怎么会都来了呢?”有时客人来看他,他浑然不觉。一次北大巩献田等人来看他,他醒后我们告诉他,他惊讶地说:“他们真的来了吗?”然后遗憾地连呼数遍:“哎呀呀!哎呀呀!”他经常看张纤夫等人给他寄来的资料,他非常珍视这些资料,总嘱咐我们保存好。他把和他观点相同的作者视作自己的朋友和同志。虽然他和巩献田等人没见过面,但他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战友,他总想和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一天,他神智恍惚地大声说:“郑老,郑老,郑天翔来了吗?为什么不让他进来呀?为什么我们不能见面呀?”郑老给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战云压城战士稀……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还在焦急地寻找着战友,寻找着一条路上并肩的同志。

  父亲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他是一个革命者。

  他是一个拿着枪的诗人,一个拿着笔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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