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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改革

王庆人 · 2010-03-24 · 来源:乌有之乡
鞍钢宪法 收藏( 评论() 字体: / /

纪念毛主席批转《鞍钢宪法》五十周年

王庆人,2010年3月22日

有些读者也许不同意我在标题中这样称呼毛泽东,但请您谅解: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与您求同存异、以“博”交友吧。

今天是毛主席批转《鞍钢宪法》50周年。被批转的鞍山市委报告的主题是群众性“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即双革。我本人那时正在读高一下学期,恰好在校办工厂提出并实践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技术革新项目。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应该写点什么。

《鞍钢宪法》功过评说

阅读网络,我看到对《鞍钢宪法》的这样几类评价(也许漏掉了那些已被屏蔽的):

  1. 绝大部分文章是官方立场的,基本肯定《鞍钢宪法》曾经有过的正面作用,但几乎全部回避了这样的问题:《鞍钢宪法》在市场经济下是否还有价值【1】?
  2. 崔之元博士的学位论文持正面评价,特别提出《鞍钢宪法》与美国90年代兴起的“后福特主义”之间的关系【1】。
  3. 《鞍钢宪法》实践者、钢铁业专家宋必达的儿子宋铁春在《小康》杂志著文,认为前期由工人自发形成的《鞍钢宪法》具有探索民主化管理的“积极价值”,但在转变为“群众运动”之后就成了劳民伤财的政治运动。
  4. 秦晖教授(我本人欣赏他的某些文章)对《鞍钢宪法》持全面否定态度,说那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他还例举前东欧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坎托洛维奇,证明前苏联的《马钢宪法》至少比《鞍钢宪法》更好,算作“次优”吧。当然,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只有欧美企业管理模式才是“最优”的【2】。

与这些文章的看法都不相同,我认为《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改革。因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前苏联以为完成了前两方面的变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但在第三个方面却仍然维持了(甚至巩固了)资本主义体系所遗留下来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例如《马钢宪法》的“一长制”。中国《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要变革生产关系中的一长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我和前述作者见解会有如此差别,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左派”。相反,我不是政工人员出身,学的专业也不是马列主义,即使在北大文革期间,我充其量只是个“逍遥派”。但我与那些作者的阅历不同,那就是我本人五十年来积极参与了“双革”、管理过“双革”,并且在今日工作中仍然尽量维护其原则、保持其精神。上述那些作者则都没有成功地主持过什么群众性双革项目,甚至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成功的项目。至少从他们的文字上看,他们既无那种阅历,更未享受过那种乐趣,所以他们看不到、也更加体会不到《鞍钢宪法》如何能够解放生产力【3】。

我的中学技术革新经历

我是在天津耀华读的中学。它原来是一所私立中学,1934-38年间的校长赵天麟是早年的哈佛法学博士,1914-20年间的天津大学(“北洋”)校长,1938年被日本鬼子杀害。耀华学校设备很好,但学费昂贵,学生多是富家子弟、车接车送。1952年转为公立十六中学,我是转公立几年后后读的初中,所以学费才两块钱。

1960年春夏之交我读高一下学期,按计划到校办工厂上劳动课,工作就是在冲床上给圆形铁片(料)穿孔,操作一次生产一个“垫圈”。那时机器落后,要人工手动送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冲伤手指,过于小心翼翼又无法保障产量。在这个岗位上劳动两天后,我提出要搞个自动送料装置,包括一个类似弹压硬币的“料仓”,一个感知冲头部位的限位开关,一个从料仓中推料的电磁铁,以及电路和连杆装置。我的建议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尤其是车间领导还派了一名技术工人,帮我们找材料还动手示范,大家努力,就真的在“劳动课”期间把这套装置架了起来。试车后还蛮像那么回事,大家就敲锣打鼓去“献礼”(这是师生们在58年时养成的习惯)。其实它离正常使用还有一段距离,但那一段经历使我体会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工人师傅合作搞革新”,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并将“创新”的动力保持至今。

我猜,校办工厂那时还不知道《鞍钢宪法》,因为3月22日才传达到省一级。但我的那段经历说明,群众确有双革的热情,“两参一改三结合”精神自在人心。《鞍钢宪法》抓住了并提升了群众的这种积极性,据说到了第二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还将其制度化了。

我的工厂技术革新经历

我是1962年去北大读数学的【4】,1968年秋天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机部下属的唐山齿轮厂,属汽车行业。我9月10日准时报到,是同一批中去得最早的。但工厂发现我只会数学,那些冷热加工设备、工艺过程和产品设计统统的不懂,只好分配我到一台操作简单、又最笨重的拉床上工作。我第一个工作证上的职务也是“工人”。

在这台拉床上我又过起了“革新瘾”,用了不长时间,就与工人师傅和另外一位大学生实现了“拉床自动化、半自动化”。工人们告诉我,说他们在市委宣传栏里看到了一篇报道,讲唐山齿轮厂一个大学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搞了什么革新,那就是你。那时的报道一般都不写大学生姓名,怕我们翘尾巴。后来我在市里的广播喇叭中听到过我另一项革新的报道,也是不提姓名的。

工厂热处理车间有一台高频电炉,用于齿轮、齿轴的表面淬火,其原理和现在的微波炉类似,十几秒就能将一根齿轴的表面处理好。但这是台浑身毛病的老爷设备,尤其是常常高压电弧短路,甚至引起全厂断电、大面积影响生产。后来电工师傅发现我懂电子设备,又说的明白,就要求工厂将我调到了热处理车间。我去后先向工人师傅学习操作、熟悉设备,再熟悉和分析各种故障现象。时间不长,我们两人就将这台设备的主要毛病都找到了、根治了,不但能正常生产了,而且还用它连续加热、实验了感应炉“炼钢”。这次是车间安排,要我们敲锣打鼓去厂部“报喜”。

就这样在车间干了三年,我和工人师傅们搞了很多项革新,在工人、干部中有了名气。工厂落实周总理和李先念的指示时,把我调往技术科,专门管理群众性双革、图书资料和“技术情报”工作。别人说这工作“赖汉干不了、好汉又不愿意干”,但我还是干得挺带劲。那时工厂有九个车间,各车间都有负责双革的技术人员。理应由他们月月向我报“双革成果”,我再汇总、上报市科技局和省机械局。但我偏要到现场去“搜集”成果,看看每个车间都在搞什么项目、报的是什么成果。这样我就有机会培养自己的欣赏能力,切磋其中的奥妙,还往往和他们一起干。以后,我差不多在每个车间都建立了一个包括我本人的革新小组,每天要用80%的时间“泡”车间。十年下来(包括“管双革”这七年),我主持完成了几十个革新项目,项项都力求生产见效。

那时搞双革是一分钱奖金都没有的,但工人和技术人员都积极参加,这也许是当代人无法想象的。无论谁有了好点子,别人只要挤得出时间,哪怕是占用业余时间,都巴不得要参加。领导也好,我本人也好,根本没有想过用什么“物质刺激”手段去鼓励大家革新。只是到了1978年,工厂才开始“改革”、根据上面的精神以“奖金”来鼓励双革。我是在编好奖励标准之后才离开工厂,回北大读研究生的【5】。

我这十年在工厂的工作受到领导和群众的普遍肯定,“实打实”的肯定。我本人也享受了搞双革、管双革的乐趣。那十年适逢执行“文革路线”,但唐山齿轮厂的经济效益一直都很好(而且改革开放后仍然很好),因此我一直不同意将文革说成“十年浩劫”。1981年否定文革时,我人在海外留学,实在体会不到为何这样容易否定【6】。

改革开放技术革新经历

我在北大读信息论专业“模式识别”方向的研究生,同时被选中出国留学。我加快学习进度,提前一年完成了研究生论文,然后才出的国【7】。在国外转读计算机学位,补了很多课程,但研究方向还是模式识别,主要是为解决大类别问题论证、仿真和发展了一套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算法。

1984年春夏之交回国后,我选择了南开大学,因为南开刚刚建立了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系,我想是我用武之地。但我所研究的模式识别方向,在南开既无实验室,也没有图书、期刊积累,学校也拨不出资金来,一切都要我和同事们、学生们从零开始搭建,包括从各个部委及地方政府争取项目、获得经费。在成功搭建科研环境的同时,我们还将我那套模型和算法进一步发展成了实验室(软件)系统,在国内同类项目中率先通过“省部级”鉴定,并在1989年11月就实现了向美国的技术转让【8】。这几年里,我在工厂里练就的那套搞革新、管双革的本事都派上了用场,不然的话,光靠留学三年半,我们哪里可能从这个领域的排尾一口气跑到了排头。相比之下,很多与我同期回国的留学生都未能在短期内建成实验室并拿出这一水平的成果。

在技术转让后,美方派人来南开大学合作开发商业系统。我又在南开、清华、北大、天大选人,自1990年9月初起陆陆续续向美国硅谷派出一支17人的研发队伍,与十几名美国工程师组成公司的产品、技术研发队伍。我担任CTO,带领这支混成队伍自1991年秋开始陆续推出各种产品,其性能还在该技术领域的全球范围技术性能评比中连续获得1992、1993、1994年的“冠军”【9】。毫无疑问,我自1960年所积累的“双革”三十年经验,包括管理经验,在这一阶段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否则的话,我们一个初出茅庐的企业,如何能将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所有老牌厂商都甩在了后面【10】。

三十年来无重大科技奖

《鞍钢宪法》在其诞生后的大约20年间指引了并鼓励了群众性“双革”的积极性,但在“正式改革开放”之后却被冷落下来。你去查“百度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是在哪一年将改革开放定为基本国策的?答案是:“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1】”

的确,邓小平是在1988年才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12】。但在这之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却持续下滑,到2000年国家设立“最高科技奖”之后,才发现十年间所能颁发的获奖者成果无一不是在“科技、教育、文化改革”之前的。在16名最高奖得主中,王选的成果最晚,但那也是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通过方案论证、1979年7月27日(华国锋主政时)通过样机鉴定的,那时“科技、教育、文化改革”还远未启动!至于最高奖其他得主的主要成果,则无一例外是毛泽东在世时完成的!再考虑到“最高科技奖”的候选人已经排除了钱学森这样高级别的学者,排除了华罗庚这样的已故学者,这改革开放前后的反差就更大了!

周总理评价群众创造力

改革开放成果卓著,但为什么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却日益下滑了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改革精英们”迷信奖金、忘掉了《鞍钢宪法》。他们的逻辑是“有钱能叫鬼推磨”,却不懂得“鬼”是搞不出革新的。有人说,《鞍钢宪法》讲的是群众性双革,最高奖都是“专家们”的成果,二者没有直接联系。但《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就包括了与群众相结合的专家,甚至包括像钱学森和最高奖得主中的大部分专家。他们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就不可能从群众的积极行动中汲取营养(我前面所说的“欣赏能力、切磋奥妙”),也就不可能干出什么高水平的大系统来。君若不信,就看看周总理是怎样讲的。

就在批转《鞍钢宪法》的大约半年之前,周总理在他的长文《伟大的十年》中写道:

“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

这里周总理说“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完全没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思。尤其要注意周总理给“人”所加的几条定语:

o    劳动者

o    生产工具的创造者

o    生产工具的使用者

你想发明技术,却又不肯和这样的“人”结合,那就无异于闭门造车,就不可能创造出可以使用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得上什么“生产力”!这就是周总理对《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最好诠释!

改革精英们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群众。他们对“以人为本”的理解实际是自己去“恩赐”群众而不是真心诚意地依靠群众。他们应该看看周总理是怎样讲的:

“党始终注意使自己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引导群众不断地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强加给群众或者把胜利恩赐给群众”

改革精英们从第一天就摆出来“我改革、恩赐你”的姿态,首先是暗暗抛弃《鞍钢宪法》,实际上是抛弃群众,闭门制定一个又一个失败的改革方案。实在玩不转了,就干脆自吞国家资产、大面积私有化,还打着社会主义的高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路。

胡锦涛加快改变发展方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3日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全篇竟然用了50个“加快”来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刻不容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我们真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吗?

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自主创新以及一切其它“改变”,统统都需要群众的创新能力。我们如果还想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就必须以《鞍钢宪法》的原则将群众再次发动起来。为什么?因为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改革精英”要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他们绝无能力实现这五十个“加快”【13】!

因篇幅限制,我未能讨论本文所涉以下议题,但愿另寻机会与感兴趣网友交流:

【1】欧美“后福特主义”是在这些国家自70年代进入服务贸易时代、“福特主义”开始动摇之后,甚至于90年进入信息化时代后才明确提出来的。它在发挥员工积极性方面、强调扁平式管理(与一长制相反)等方面确与《鞍钢宪法》有些类似。但“后福特主义”主要是适合欧美国家全球定位的,而《鞍钢宪法》是源于中国国情、依靠群众发展“社会主义企业”的,其内涵远远大于“员工积极性”。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还应该坚持《鞍钢宪法》的原则?我认为这不是个简单问题,各方都不该回避,而要严肃讨论、认真回答。

说到服务贸易,我们又是“后知后觉”。在自2001年底进入WTO,我国的官员和专家们都在论证“服务贸易狼来了怎么办”?意思是欧美国家服务贸易领先,我们如何在国内市场挡住它们。五年之后,胡锦涛、温家宝先后明确提出中国企业要在服务贸易领域走出去,官员和专家们才开始讲话、写文章,说我们也要借WTO在全球开展服务贸易。但谈何容易呀?

【2】“马钢宪法”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见物不见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些经济学公式(例如坎托洛维奇的“资源配置方程组”)是否漂亮、是否吓人,而在于其数学模型建立得是否正确、是否能正确地反映“群众参加管理”这一积极因素。如果不能,那就不要拿来证明“马钢宪法”优于《鞍钢宪法》。

【3】本文局限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层次纪念《鞍钢宪法》,但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群众性双革的范围。就在批转《鞍钢宪法》之前,毛主席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写了这样的批注: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现在看到几千万工人下岗,我们有理由在毛主席的批语后面再加半句:“……就连就业的权利都无法保障”!因此我认为要引申《鞍钢宪法》的意义,看到它在避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倒退方面的重大作用。事实上,改革精英们也是从抛弃《鞍钢宪法》起步的,最后实现了他们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的大面积复辟。

【4】我是入学后才喜欢数学的,而且被分到了“纯数学”专业,学习极为顺利。毕业后我不得不离开纯数学,但还能自觉地“应用数学”。在大学毕业20年之后,我翻译了一本《数学家论数学思想》,包括902条数学家思想录。我主张从工具、语言和思想三个层面来看待数学,愿意另寻机会和感兴趣的学者交流。

【5】我经历过1976年唐山地震,之前了解过1975年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去年还详细地观察了汶川地震的50张照片。这三场地震,我读过一些人的说法,觉得他们道听途说、想当然的“厚今薄古”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

【6】我认为文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又是一次值得的失败。文革十年形成的很多原则极其有益,突破了中国传统中的糟粕、甚至人类传统中的糟粕。这在任何常规发展社会中都无法实验;相比之下,文革的破坏远没有“十年浩劫”那么严重。文革结束后说什么“积重难返”,不是三年就“返”了吗?相反,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自然是因为以前的那些年不科学。但七年过去了,不是还没有“科学”吗?而且GDP、房地产、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等不是正在“更加不科学”吗?你是否也想说多少多少年浩劫呢?

文革失败后出现了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主义复辟,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正是有了这样的反面教材,广大民众才搞明白了,原来中国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因此我说,文革是一次值得的失败。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值得同情的,他们也应该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一定的贡献。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未来的,蒋介石时代不行,现在仍然不行。无论是走“中美国”之路(那需要的是“买办阶级”领导)还是随世界性社会主义潮流再兴起,民族资产阶级都不中国的合适领导者。

【7】我答辩论文时,国家还没有什么“学位”之说。我出国一年多之后,北大的有关委员会才投票给我补了个硕士学位,正好和我海外的博士学位配套。

【8】我们在1989年“转让”的是该技术的使用权而不是产权。我本人和南开大学母国光校长是技术转让协议的签字人。我们坚持:这项研究工作曾经获得国家的资助,我们无权签字转让其产权。这也是我后来能在美国的法律斗争中赢得整个公司和全部无形资产的关键法理依据。

【9】前面我说“将创新动力保持至今”,所指的实际已经远远超出纯技术的范围。自1990年带队出国、技术转让以来,我很快意识到:中国人如果只拘泥于纯技术问题,那就避免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实际上,从1992年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开始,我就再也没有阅读科技书籍,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科学、文化历史、法律法理、全球定位、商业模式、契约关系等等,其核心问题是“中国人在国际市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实践派,要真实地解决这些“创新问题”,那可比本文所回忆的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这些只能另辟话题讨论。

【10】在领导中美混成工程队的过程中,我观察到了这两大民族在教育上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理解到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为何这样难。英语语言根本不算困难,不然的话,年轻人现在的英语比我们那一代好多了,为什么企业国际化还是那样难?关于教育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国人如何取长补短,我愿意和感兴趣的网友认真讨论。

【11】我本人既在高校工作、培养人才,又在企业兼职、使用人才,深感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失败,毕业生的“能动性”一代不如一代,或如大家所说“高分低能”。尤其是发展“学位教育”之后,家长、学校和用人单位普遍看重学位,甚至连官员提拔也要看学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科考教育思想可谓全面复辟。科考教育是“十年寒窗苦、暮登天子堂”,其要害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离,致使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饱受苦难。难道21世纪的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学子真正站起来吗?

【12】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谁也没有说过是“第一”生产力。本文引用了周总理的那句话,也是明说“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这第一不第一绝非咬文嚼字,它是改革开放到底是依靠“从外国引进科技”,还是依靠“自己人民创造力”的分水岭。

【13】即使如“改革精英”的愿望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当今服务贸易时代也必须实施类似美国人“后福特主义”之类的东西。但我们的改革精英们和企业家们连“福特主义”都不肯实行:

  1. 福特主义主张“工人通过集体谈判来获得消费能力”,中国企业家允许了吗?
  2. 福特主义主张“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中国这边国民消费从GDP的50%多降低到了35%,连印度、巴基斯坦都不如,这和福特主义沾边吗?
  3. 福特主义主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后变WTO)”纯属欧美国家设计的、盘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具,但改革精英们可曾设计过什么应对手段吗?他们今天又能拿出什么绝招吗?

面对这样铁一般的事实,谁还相信中国能够走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呢!

最近“左派”和“自由派”争论不休:现在是(或者应该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我不这样争论,因为现在的国有企业大都实行“一长制”和“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甚至在这两个方面还不如民有企业合理。因此,这些“国有企业”在生产关系中就只剩下“所有制”一条还没有变色;这一条也不难改变,只要政策上风吹草动,那些董事长、总经理们就会完成最后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的“国有”已经变色,它们急需变革、急需恢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的愿望是,胡锦涛所提出的50个“加快改变发展方式”也能合理地、巧妙地涵盖这一变革。而且说到底,这种恢复社会主义的变革才是那“50个加快”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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