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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粉碎谣诼卫泽东(下集)

鹤龄 · 2013-12-23 · 来源:乌有之乡
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120周年诞辰很快就要到了。现将近几年来自己揭露批驳有关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谣言的文帖整理成集,作为向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献礼。

【本文为作者专门给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供稿。】

  粉碎谣诼卫泽东(下集)

  ——贺合林——

  

  第一章少奇名言“人相食,要上书的”是假造信息

  第一节 少奇“名言”的由来

  第二节 少奇“名言”的背景

  第三节 少奇“名言”是他人代言

  第四节 少奇“名言”的份量

  第五节 少奇“名言”证据的缺位

  第二章一个降伏“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

  第一节 降伏“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

  一、“三年”与我国任何时期相比都不存在饿死三千万

  二、“三年”与同期任何国家相比都不存在饿死三千万

  三、“促成”饿死三千万的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为3. 02‰

  四、1980年世界“饿死”3247万 1970年美国“饿死”191万

  第二节杨继绳限定“四年”年人口死亡率为2.76

  第三节 告全国“饿粉”书 向“造‘饿’专家”宣战

  第三章有据可查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104

  第一节 一个有据可查的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数据

  第二节 一个本来应该引起正视的数据

  第三节 一个被冷落得几近于“冰冻”了的数据

  第四节 这个数据为什么被冰冻了

  第五节 请用“常规武器”抗衡它

  第四章对比分析探究出的“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

  第一节 人类必须面对的非正常死亡

  第二节 “三年”与四个时段的人口死亡对比分析

  第三节 非正常死亡750万人与104万人的解读

  第五章国家密档向曹思源单独解密的传奇故事

  第一节 国家密档向曹思源单独解密的传奇

  第二节 为什么说密档只向曹思源一个人解密

  第三节 传奇故事中的“奇中奇”

  第四节 “一定范围”的解密是个笑话

  第五节 “数据上的空白”并不空白

  第六节 饿死“3755.8万人”不堪一击

  第七节 被王光美否认的“文革是为了整刘少奇”

  第八节 五十年前的人健在的数以亿计

  第九节 造谣者为何受不到惩处

  第六章评杨继绳的《墓碑》

  第一节 为自己立功德碑种摇钱树的《墓碑》

  第二节 一个弥天大谎,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饿死的

  一、墓碑是杨继绳为父亲立起的一座功德碑

  二、杨继绳描述的父死惨状

  三、杨继绳的“乡景”描写不“史”,他家乡没有饿死人

  四、杨继绳的家况描写不实,他的其他家人都没有死

  五、杨继绳的父亲死因描写不真

  六、杨继绳的父亲不是饿死的

  七、杨继绳的父亲是正常死亡

  八、结语

  第三节 再议《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饿死的

  第四节 随口乱道,杨继绳的治史之道

  一、“一字不差”真的没差一字吗?

  二、随意转换的死亡概念

  三、三年灾荒是“十分人祸”吗?

  四、近百年的历史怎么了

  五、请看杨继绳的杰出变脸表演

  六、请看杨继绳的“卵细胞饿死”论

  七、请看杨继绳的“干部专政”论

  八、请看杨继绳牙齿咬舌头的故事新编

  第六节 杨继绳对饿死3600万人的肯定之否定

  第七章评杨继绳的《通谓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第一节 以偏概全用通渭代全国

  第二节 自我标榜的“功臣”身份可以休矣

  第三节 荒唐的“饿死三分之一”

  第四节 “病”一个埋一个的天下奇闻

  第五节 荒诞不经的人吃人故事

  第六节 弄巧成拙泄天机

  第七节 小说笔触述“史”

  第八节 质疑数据,是扩大还是缩小

  第八章四川饿死千万人不足信

  第一节 四川省一千万人“饿死记”

  第二节 对杨尚昆廖伯康两人谈话的质疑

  第三节 四川饿死千万人不足为信

  第九章《无为县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质疑

  第一节 深翻耕地一丈二尺的神话

  第二节 夏可文提供的“真实一手资料”不真实

  第三节 关于豆浆制“人造化肥”

  第四节 “饿狗饥狼刨尸的惨境”不可能出现

  第五节 干部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不可信

  第六节 黄立众对当时社会的描述不是历史的真实

  第七节 苏秀芳姐弟凭这种办法可以渡过危机吗

  第八节 关于小货郎死因的质疑

  第九节 关于饥饿的原因导致丧失伦理的质疑

  第十节 关于“食尸”的质疑

  第十章刘家远杀子食子案谣言证伪

  第一节“杀子食子”是谁定的案

  第二节 照片“名老”实不老

  一、刘家远儿子的半岁照

  二、刘家远的长袍胶鞋照

  三、被害人的尸体照

  四、一张人为摆设的展览照

  第三节 子虚乌有“食子案”

  第四节 煮尸之举为哪般

  第五节 挥刀杀子是何因

  一、刘家远的为人

  二、妻离子幼起杀心

  第六节 题外的话

  一、余习广说谎不打草稿

  二、余习广乱说“漏出”真言

  第七节 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的杀子案例

  第十一章 对吴围子队大饥荒纪念碑的质疑

  第一节 吴围子(孜)队到底饿死多少人

  第二节 吴围子(孜)队到底有多少人

  第三节 吴围孜队“绝后”的人到底有多少人

  第四节 吴永宽家共有多少人死了几个人

  第五节 父死没影响吴永宽上学读书

  第六节 学校因缺粮停课应不可能

  第七节 吴永宽的命是怎么保住的

  第八节 光山县当时没有天灾吗

  第十二章对几位赶“饿死潮”的名人的批评

  第一节 对袁隆平所说“饿死几千万人”的质疑

  第二节 对刘晓庆“饿死人不计其数”的谬论的批评

  第三节 请问寒冰,她老人家是生吃的人肉吗

  第四节 “饿死3800万”香港商报总编是传谣还是造谣

  第五节 对陈光标兄、姐饿死的质疑

  第六节 让“张贤亮大饥荒饿死复活”的鬼话见鬼去吧

  第十二章被苏联逼出的毛泽东灾年如约按期还债

  第一节所谓毛泽东“争气还债”的四点理由

  第二节 四条理由的相互“打架”

  第三节 苏联对中国的狠招

  第四节 苏联逼债应是铁案

  第十三章对其他网上谣言的批驳

  第一节 一个大饥荒惨剧被揭穿的真实故事

  第二节 别人都在闹饥荒,她在夺“高产”

  第三节 “英雄本是多孤独”的“饿死惨剧”破产记

  第四节 质疑《1960年被饿死的5位先人50周年祭》

  第五节 对尤太忠将军家乡饿死人质疑

  第六节 十分钟粉碎一个谣诼

  第七节 对中监委调查组长李坚的安徽饿死人数据质疑

  第十四章“百万大逃港”与“千万大进深”

  第一节 “进深、逃港”性质是一样的

  第二节 数字比较,“千万”绝对压倒“百万”

  第三节 香港与深圳经济的“剪刀差”原因简析

  第四节 我国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的促进和支援

  第五节 深圳迅速崛起的原因简析

  第六节“历史的大悲剧”和“现实的大悲剧”

  第七节 并非全是“历史的大悲剧”

  第八节 大逃港的根本原因

  第九节 怎样看待香港警方对逃港者的大遣返

  第十节 逃港的人突然减少的原因

  第十一节 港人“大逃深”的原因

  第十二节 怎样看待逃港中发生的悲剧

  第十三节 正视深圳的昨天和今天

  第十五章“饿死人”问题网上调查记

  第一节 网上调查的起因

  第二节 骂声一片阻止调查

  第三节 “饿死人”调查与“焚书坑儒”调查

  第四节 天上飞着的3600万只“鸟儿”……

  第十六章饿死人数量与性质的关系的争辩

  第一节 没有量的存在也就没有“质”

  第二节听之任之与积极应对性质不一样

  第三节 饿死三个和饿死四个有本质区别

 

  

 

  一

 

  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120周年诞辰很快就要到了。现将近几年来自己揭露批驳有关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谣言的文帖整理成集,作为向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献礼。网上流传的有关毛主席和毛时代的重大谣言,集子中多有涉及,其中很多帖子都在论坛上与众多网友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且,大都坚守住了“阵地”。

  我是2008年5月才上论坛发帖的。先进入华商论坛,由于几篇拥毛帖、质疑饿死三千万帖和批评西方民主帖,因此而成为众多华商“毁毛人士”集中火力的主攻目标。他们非欲将我赶出华商而后快,甚至连2009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也有人顶起了对我进行攻击的帖子,至使这一年的整个春节,我都是在浓浓的“火药味”中度过的,一直到元霄节晚上,他们还在《八月十五玩鹤龄》。所谓的“玩鹤龄”,就是他们在无奈我何之下想出的一个十分滑稽的主意:通过扣分让我的“华商金币”永远保持为“444”,多出一分就扣掉一分,多出两分就扣掉两分。 因为“444”是“死死死”的谐音,在他们看来, “鹤龄444”,就等于 “鹤龄死死死”。好像让 “鹤龄444”了,他们就获得了胜利。我自然不愿坐以待“毙”,偏要作“垂死挣扎”。“垂死挣扎”的我,使得他们没了招。最后,一群人只好齐聚版务区“告状”,要求论坛管理员对我进行处理。这一状告下来,我被华商永久禁言,他们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把我给玩成“死死死”了。

 

  二

 

  在“毁毛”们看来,凡是“拥毛崇毛”的,便是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网上辩论中,多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以实情相告。确切的说,我是毛时代的“既失利益者”。

  我家是自耕中农,有水田26亩多,山林二十余亩,灌溉用水塘三口,享有水份的公塘两口,耕牛、农具齐全。在当时当地的农村,虽不能算是富有,但只要风调雨顺,衣食是绝对无忧的。不过,这一切通过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便全部被“剥夺”了。而个人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不求“上进”的老落后份子,总爱与基层干部闹点小摩擦。读了十几年书只入过少先队,当了四年兵没有入上党,至今还是一个“民主”人士。1971年又因政治问题被批斗,工作、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于1979平反后,这才落实政策回到管理岗位。

  毫无疑问,就个人得失而言,我是毛时代的失落者是改开时代的受益者。

  有“老兵”网友不解我为何还这样卖力的“拥毛崇毛”。

  我答复他:“毛主席是国家主席,不是为我个人服务的,所以,不能以个人的受惠或是受损来衡量他,而必须以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受惠来衡量。工人、贫雇农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两个群体,毛主席领导开创了新中国,使工人们都获得了安定的工作和只涨不跌的薪酬,使贫雇农都获得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成为集体所有),国家也因为有了毛主席而强盛,而毛主席自己却没有为子孙留下分钱寸物遗产。这样的国家领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拥护他不尊崇他。至于某个人、某些人的受挫或蒙冤,无论古今中外,这种现象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今天的中国,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只是没有摊上你我而已。其他国家同样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证,不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些在那个时代挨过整的老干部仍然崇拜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原因。”

 

  三

 

  崇拜毛主席,维护毛主席。我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华商和费尔多思论坛有些人老骂我是“毛奴”。干脆,我就告诉他们:《毛泽东的奴才我做定了》(发于《费尔多思论坛》)。

  “强友看多思”网友好心提醒:“毛泽东在世也不希望谁做谁的奴才,你这样的说法欠妥。”

  我答:“诚如你所说,毛泽东在世时也不希望谁做谁的奴才。事实是,毛泽东在世时,也没有谁做过他的奴才,本人自然也不例外。那么,现在,毛泽东死去几十年了,我为何反倒做定了他的‘奴才’呢?实话说吧,我是有意删掉了这个引号。引号里的奴才就是‘毁毛’们对拥护毛泽东的人的‘别称’,类似的“别称”还有什么“脑残、二百五”等等。谁要为毛主席说句好话,这些‘别称’便会一古脑儿飞到他的头上。‘毁毛’们嘴里骂的‘奴才’就是这样一种概念,难道我们还怕做这样的‘奴才’吗!拥护毛泽东,我是毫不含糊的。谁要骂我是奴才我就做奴才好了,而且那个“脑残、二百五”也同时做定了。我乐意做!让他们起劲地骂去罢。相信很多人都会愿意做这种被反毛小丑骂之为奴才的奴才。”

 

  四

 

  有位“男妇科医生”曾在《华商杂坛》发一篇他们与我进行“战斗”的《【总结】:鹤龄“舔”的功夫,确实无人可敌》,骂我是畜生,“一直想当然地想替主子舔屁眼”。

  舔就舔吧。我也认了。不过,《鹤龄舔的功夫还没到家,正在向青年一代学习》,就这么答复他:

  “舔就舔罢,痛痛快快地舔,所以,干脆替你把这个引号去掉。反正有它没它,大家都知道,你“男妇科医生”骂本人的舔,就是赞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鹤龄就是要赞要誉,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值得赞值得誉。你骂,我也要赞,你就是开打,我也要誉。你奈我何哉。……至于舔的功夫鹤龄“确实无人可敌”的褒奖,就不敢领受了,故作如下补充:

  1995年8月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中国青年偶像首推伟人毛泽东,孙中山次之。接受调查的十万青年人中,60%以上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

  2005年5月30日 人民网报道:一项由全国妇联儿童部、《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联合华坤女性调查中心在北京、上海、河南、陕西、辽宁、湖南等省市中学调查“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没有设定标准答案),结果排在学生心目中前十位的英雄依次为:毛泽东、父母、周恩来、雷锋……。毛泽东在“十大英雄榜”上占据首位。

  你看,这些青年人不是也和我一样,在舔毛泽东吗!他们比我舔得更早,我只是去年才开始舔的。他们比我舔得更到位,舔到中国青年报社以及……华坤女性调查中心去了。我还只是在华商杂坛舔了几下呢。

  所以,比起这些青年们,我的舔功还差得远!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向青年们学习,赞毛泽东誉毛泽东,也就是你骂的舔毛泽东了。舔就舔罢,这么多年青人都愿意舔,我为什么就不愿意!”

  这篇帖子里,十多位“毁毛”人士先后上阵,都被一一请了回去。

 

  五

 

  网上诋毁毛主席的,除了大量的泼妇骂街式的恶毒咀咒外,就是编造大量的谣言进行攻击。恶毒的直白咀咒,极易引起人们反感,往往适得其反。而谣言则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可以蒙蔽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使得他们信以为真。三十多年来,“毁毛”者就是通过制造大量关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谣言,欺骗人民群众,从而达到了他们谣诼攻讦诋毁毛主席的目的,给新中国、给共产党、给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为了纠正被扭曲的事实,还原历史的真相,这几年来,我在网上致力于对谣言的揭露,发了大量的揭谣文帖。我采取的方法,是钻谣言的空子,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翻肠搅肚一样,从谣言的内部开始,一刀一刀的细细切割,直到彻底揭穿为止。

  在我的《袁腾飞含混其词故弄悬乎的拙劣表演》中,有位“骑着航母去钓鱼”的中华网友留言:“楼主,请拿出你反驳的证据,你说的俺也一件没看到,空口无凭。”

  我答:“你看到袁说的就行了。他说的没有拿出半点证据。这就是我反驳他的证据。”这位网友只好认了,没有再说话。本来就这么回事。

  例如,袁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有间小黑屋,放体育器材的,文革的时候 成了打老师的地方了,那墙上凝固的鲜血,有一寸多厚,夏天都长毛了。”

  袁腾飞发布一条如此恐怖的信息,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们还有必要用证据反驳他吗?稍作分析即可置此“情节”于死地:不用说打人时溅血到墙上,就是用血往墙上刷,要刷到一寸多厚“血痂”,所用的血也得用汽车拖了。因为血的成分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水。再说,即使真的打人时在墙上溅了寸多厚的血,除了学校留着办展和师生特懒两个原因,60年代的血瘸也不可能留到袁腾飞读中学的80年代还不铲除!

  这样的批驳,没有给袁腾飞留下任何反驳的余地!

 

  六

 

  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事有事理。凡是不合符事理的东西,都可以断定是编造的假东西。

  例如网上传播甚广的少奇在游泳池当面对毛主席说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稍许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不合符事理。因为当年毛主席住在武汉的时候,少奇主持召开的“西楼会议”作出的决议取得了毛主席的同意。而第二次主持的“五月会议”讨论的问题则没有作出决议,明确为“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根本就不存在毛主席一见面即向少奇发火的前提条件。

  又如余习广所写的《刘家远食子案》,一面说着刘家远做梦都在想着吃肉,一面又记下刘家远杀了儿子后却去地里偷回红罗卜和着人肉一起煮,一点也不急着吃肉。没有挨过饿的余习广根本就不懂得饿极了的人的心理,有肉在锅里搁着,哪里还会想去费时费力地偷红罗卜煮肉呢。还有,刘家远把儿子的头和身体放在锅里煮了半晚,可是,“拍”出来的头像照片,五官、面部皮肤、头上毫发,竟然都完好无损,哪有这种可能呢。

  总而言之,像这类不合事理的东西,看一眼就可以断言是假的是谣言。这样的断言,不容置疑。

 

  七

 

  关于1959-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的谣言,很多网友都进行了批驳。我曾经试图通过网上调查来揭开这个谣言。很是奇怪,调查帖在《华商杂谈》发出后,立即遭到叫喊饿死三千万的那些人的坚决反对,咒骂、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我却非要坚持,告诉他们:“我不相信:天上飞着的3600万只‘鸟儿’,就永远不会有十只百只千只飞进我的‘网’里”。然而,十多天时间,按照调查提出的要求,自家直系亲属(祖辈、父辈 、子辈三代)在那三年死去的总共只有五个人(见《“饿死人”问题网上调查记》)

  最近,我发现了“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一个“秘密”:它将我国在上世纪中的那三个灾年的人口正常死亡率限定在千分之三以下了!而迄今为止,世界各国中只有不足300万人口的科威特在2005年曾创造过这样的奇迹(2.42 ‰ )。美国有记录以来死亡率最低的2009年,也达到了千分之七点几。以千分之三的标准衡量,美国这一年“饿死”了135万人。用同样标准衡量,今天的世界各国,国国皆有大量的人“饿死”,年年皆有大量的人饿死,全球每年“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

  这个“千分之三”的人口死亡率,是《一个降服“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它宣告“饿死三千万”谣言彻底破产。这个宣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质疑!

 

  八

 

  凡是我发的主帖,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后,只要有反对的意见,我都会作出理性的解答。因此,常常会在网上与人发生激烈的争辩,有的帖子断断续续的争辩甚至持续过几十天时间,非要辩到对方退出不可。在华商(鹤龄)、在天涯(鹤龄3333)、在新浪(合林he_430514)在中华(五岳之南)、在华声(五岳之南)、在腾讯(鹤龄)、在费尔多思(鹤龄)等论坛,都与人进行过很多激辩和长辩。

  华商杂坛有位“好跳蚤”,在我的《致瘦马》帖中,说我是个“争最后一帖的人”。我答:“你说得很对。因为在我的主贴里。我是主人,接待客人是应尽之责,最后说声“送客”的应该是我,必须是我。要不就怠慢客人了。”这位“好跳蚤”很有意思,他非要让我来一回不能最后“送客”,无论我回复谁的帖子,他都要在后面留上一句“再发一个,就是不让你成‘最后一个帖子’。鹤灵大坏蛋”,与我争最后一帖。

  有网友说我是狡辩。在费尔多思论坛中与“思多尔费”、“梁效”等网友的一次长辩中有个这样的插曲:

  梁效说:“哈哈,鹤龄的狡辩能力真是厉害!”

  我答:“鹤龄从不狡辩而以理辩,不具有任何狡辩能力,自然更谈不上狡辩能力厉害了。”

  “我也来一下”说:“是不是狡辩?自己说了不算。”

  我答:“当然不是自己说了算。俗话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猎手。所以,狡辩是绝对没有胜算的,只有理辩才可以在论坛争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就可以走遍天下。论坛上的网友个个都是箭无虚发的猎手,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放过鹤龄的“狡”。各位之所以手下留情,无非是看在这个“理”的份上罢了。”

  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并不表示我写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没有一点缺陷,没有一点问题。自思缺点一定很多,恳请读者批评指教。

 

  第一章

  少奇名言“人相食,要上书的”是假造信息

  写于2013年10月20日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一语,网上到处流传,成了少奇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一句“名言”,成了一句“褒刘贬毛”的关键性词语,成了一发为“饿死三千万”、“人吃人是普遍现象”造势的重磅炸弹。至于少奇有没有说过这句“名言”,则很少有人细究,而且,一些津津乐道此语的人也不乐意别人对它进行细究。不过,本人在经过一番细究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少奇不会说出这样的“名言”,少奇没有说过这样的“名言”。

 

  第一节少奇“名言”的由来

 

  此语源于一本书,《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摘文如下: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第二节少奇“名言”的背景

 

  为了对上节提到的毛、刘会见进行分析的需要,这里的“背景”均依《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所述: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会后,毛主席即去了武汉。

  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通称的“西楼会议”。

  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

  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

  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

  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清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荚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

  盛夏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

 

  第三节少奇“名言”是他人代言

 

  毛泽东约刘少奇谈工作,选择的地点是游泳池。而且刘少奇赶来时,“毛泽东游兴正浓”。这个很小的细节说明什么?我们知道,中南海游泳池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家属的公共游乐场所。这个细节说明毛主席:1、游乐重于工作,正是上班的时间,别人都在工作,而他却在游泳池里消暑;2、工作随意性大,没有严肃认真精神,约国家主席商讨国事,竟然选在这个游乐场所;3、对少奇同志非常轻视,连最起码的接见普通客人的衣冠整洁的礼节都没有,竟然是在游泳池里一身赤膊。加上“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这一句话,把毛主席的家长作风粗野形象和对刘少奇的轻视刻划到了极至。毛主席对工作对同志是这种态度,我是不相信的。我们普通人哪怕是会见常来常往的邻居,也一定会整肃衣冠相迎。因为不整衣冠,不仅是轻慢了客人,同时也有损自己的形象。难道毛主席会这样的粗俗无礼!

  “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的语意表示:毛主席认为“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两次会议精神都不代表少奇的思想。少奇只是压不住阵脚没有顶住的问题。既如此,少奇的“急”就理所当然的应该受到毛主席的宽慰。毛主席凭什么要气急败坏的质问少奇呢?因为,“压不住”的原因,有一个对方势力强大的因素在内,而作为压阵的少奇,顶多也就是一个能力欠缺的问题。

  应该说,毛主席不会不知道两次会议精神都代表着少奇个人的思想,而毛主席真要从这个角度来质问少奇,质问的内容就不可能是“压不住阵和没顶住”了!

  所以,我认为,毛主席不可能就在池子里向少奇发出“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这样的质问。

  再看下面: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真弄不明白少奇的这句见面语是怎么扯起来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交待得清清楚楚:田家英和陈云对毛主席讲的想法,毛主席根本就没有说他们错!相反,田、陈的感觉是“主席同意了”和“毛不反对”(见第二节《少奇“名言”的背景》)。根本不存在毛主席批评“田、陈错了”的前提条件,少奇凭什么一见面就用组织原则指责毛主席,为田、陈两个辩护“没有错”呢?

  因此,可以断定,少奇绝不可能说出这句指责毛主席的话。

  没有这句话作为前提,接下来毛主席回答的“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自然也只能是作者的代言了。何况,西楼会议情况已经向毛主席作过汇报,毛主席也作出了“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的表态,他又在这里生“西楼”什么气?

  在弄清了毛、刘两人的对话是《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作者代言以后,接下来再看由“代言”引出的“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这就有于天方夜谭了。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开了将近一个月。毛在会上讲了话,刘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的内心不满应该在会上“倾写”、“一吐”得差不多了。其后,毛主席去了武汉,少奇留在北京召开了两次中央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只提出了“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的异议。至于“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应是没有的事,因为“赤字”不是“议”出来的而是算出来的。而第二次会议的“所议”,还处于“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的状态中,说明少奇和参与议事的领导对毛主席是尊重的。所以,即使毛主席完全反对这个“所议”,也不至于一见面马上就产生了要倾泻的不满情绪。换句话说,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的这两位领导人的对立情绪的爆炸式碰撞,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见面的开始,真要发生了这种爆炸式的碰撞,只有可能发生在毛坚决反对“所议”而刘坚决坚持“所议”的前提下,只有可能发生在会谈“不欢而散”的“散场”时候!

  而从“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决定”来分析,少奇坚决坚持“所议”的这个前提条件是不具备的。因为,他要不尊重毛主席非要坚持“所议”,在“五月会议”上,他就会利用组织原则,表决通过这个“所议”的,不会把决定权留给毛主席。

  由此可见,毛、刘两位领导人在“所议”这个问题上,根本就不存在爆炸式碰撞的前提条件。少奇不可能无缘无固地说“人相食”的“名言”!

 

  第四节少奇“名言”的份量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这句从国家主席嘴里“说”出来的话,其份量之重,无法估量。这是一句极大地抬高自己而又极大的贬损毛主席的话,同时又是一句极大的贬损那个时代的话。

  首先,它为“饿死几千万”论者、为“人食人是普遍现象”论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一个“铁证”。国家主席都这样说了,还能假得了吗?他们可以用这句“名言”理直气壮地回击每一个反对者。

  其次,一个忧国忧民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的国家主席的崇高形象跃然纸上。而在这个形象之下,反衬出来的却是一个漠视人民生命、高高在上的毛主席!

  少奇的这句话,是在教训毛主席:

  “你可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你知道饿死多少人了吗?大饥荒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这个情况是要载入史书的,历史将要记下我们的罪过呀。”

  少奇的这句话,是在怒斥毛主席:

  “饿死这么多人了。到处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是由于你坚持错误路线的结果。如今你还要一意孤行,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历史将会记下你的罪恶。”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文的作者让少奇给了毛主席这样一个下马威以后。接下来安排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局:“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这是少奇“名言”收到的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毛泽东终于为少奇的刚直所慑服。他害怕“上书”了,不得不接受了少奇的意见。

  这个故事、这句话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这就是现在的一些人为什么老是喜欢把它们挂在嘴上百炒不厌的根本原因。

  那么,如此份量畸重的话,少奇会不会在毛主席面前一吐为快呢?下面我们从少奇个人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

  1、关于历史,少奇应该知道,毛主席比他研究的多得多,比他懂得的也多得多。“人相食,要上书的”道理,毛主席比他更清楚。用得着他来教训吗?相信少奇同志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绝不至于班门弄斧,说出这样的傻话蠢话。

  2、少奇应该知道:当时(1962年7月),饿死人的现象已经发生过了,“要上书”也已经“上”过了,“历史要写上你我”也已经“写”上了,而且,不但你少奇对此作了检查,毛主席也作过检查了;少奇还应该记得:毛主席关于信阳问题的“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的批示,那心情是多么的急切,会逊于你少奇同志吗!所以,相信少奇不会无视这些事实,而在毛主席面前说出这种过头话。

  3、如果少奇此语是想借过去警示未来,那他更应该明白,这是在以胁迫的口吻警告毛主席、企图强行推行个人的政治经济主张:“你按照我的主张办事就会成功,不按我的办,肯定又会引发新的‘饿死这么多人’的大饥荒!”我们相信少奇应该不会狂妄到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程度。相信他不会在任何人面前说出这种咄咄逼人的话。更相信他不会在毛主席面前说出这种咄咄逼人的话!

 

  第五节少奇“名言”证据的缺位

 

  上面是通过分析论证少奇不会说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从证据方面探究,看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少奇说过这句话。

  据《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所述,可以得知,少奇说这话的语境是处于“四知”之中,即处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环境之中,即少奇和毛主席两人知道的环境之中。那么,谁有资格充当这句话的证人呢?少奇本人行不行?依理是不行的。如果“对簿公堂”,依法也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一句褒扬他自己的话,他是这句话的“受益者”。唯一一个可以证明少奇说过这句话的人是毛主席。但是,毛主席生前从没有向人提起过少奇曾向他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在他的文稿中记下少奇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如今毛主席和少奇早已故去多年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却冒出了少奇曾说过这样的话?请问文章的作者,你能拿出证据来吗?

  当然,作者可以回答:这是少奇亲口告诉我的呀!对不起,少奇亲口告诉你的时候,也是一个“四知”语境,谁又能证明少奇亲口告诉你了?

 

  第二章

  一个降伏“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

 

  

 

  自1983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据发布以后,国内外一些学者掀起了一个对我国1959—1961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的人口问题研究热潮 ,他们采用“一种毛估的推算,一种另类的‘瞎子摸象’”(曹树基语)的方法。没多久,很多个中国“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相继而出,

  美国人班久蒂摸出那三年中国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科尔摸出的是“2481万人”;法国人卡洛摸出的是“2850.9万人”。 “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摸)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有中国人金辉丶王维志丶曹树基三人摸出的“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引文见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墓碑》作者杨继绳则摸出了3600万,对这一谣言的形成和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饿死三千万”谣言出来后,深受国内外反共反毛势力的青睐。如英国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曾出版一期关于中国的专刊,其中有三篇文章反复声称当时中国饿死了3000万人,却拒绝发表印度经济学家乌特萨•帕特奈克驳斥这一论调的致该杂志编辑部的信。由于反共反毛势力不遗余力的大肆鼓噪,使得中国三年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流毒遍及全球,给新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一个由美国人率先“发难”的事涉我国国家形象的重大谣言居然在我国大地上、在国际社会上横行了三十年之久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简直不可思义。

  8月23日,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9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37周年纪念日,该报再发孙经先的《“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对饿死三千万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孙文发表后,杨继绳至今没有作出回应,说明他对孙经先指出他的“传谣造假”问题已经默认。然而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受蒙蔽者却向孙经先发起了恶毒攻击,甚至有人对它发出了死亡威胁。。中华论坛有人转来一篇应学俊的《孙经先的“重大谣言”与“营养性死亡”》。该文打着“学术”的招牌继续坚挺“饿死三千万”,对孙经先横加指责。由此可见围绕着“饿死三千万”展开的这一场斗争有多么的激烈。

  三十年横行一谣言。不能再让它继续横行下去了!必须推出降伏它的“核武器”。

  这就是“千分之三的死亡率”!

  其实,“核武器”也是一个“理”字,一个最简单最明白的谁都懂的道理。

 

  第一节一个降伏“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

  

  (为了述说的简便,文中涉及到195919601961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均简称“三年”。)

 

  “三年”与我国任何时期相比都不存在饿死三千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三年”总计死亡3601.9万人,年均死亡1200.6万人。年均人口66424万人。见附表。

 

  时间 年末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1959 ‖ 67207 ‖ 14.59  ‖ 980.5 ‖

  1960 ‖ 66207 ‖ 25.43  ‖ 1683.6‖

  1961 ‖ 65859 ‖ 14.24  ‖ 937.8 ‖

  共计 ‖ ‖ ‖ 3601.9 ‖

  年均 ‖ 66424 ‖ ‖ 1200.6 ‖

 

  根据上海医科大学邓伟等人所著的《我国人口死亡率变化及趋势》提供的数据,我国解放前死亡率高达25-33 ‰ 有时超过40 ‰ 。“三年”倘若与之相比,谈不上非正常人口死亡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1950年—1952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8‰、17·8‰、17‰ 。“三年”与其中任何一年相比较,都不存在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问题。

  下面我们选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时段与“三年”进行比较。

 

  1、以1950—1957的8年平均死亡率14·31 ‰ 为参照

  根据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死亡率情况计算得出,1950—1957年的平均死亡率为14·31‰ 。以此为参照计算得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年均死亡总人数 - 年“正常”死亡人数)

  =3(1200.6万人 - 66424万人 ×14·31 ‰ )

  =3(1200.6万人 - 950.5万人)

  = 750.3万人

  说明:年“正常”死亡人数是以参照时段死亡率为标准求得的本年度总人口限定的最高正常死亡人口数量。计算公式为:

  =年总人口数× 参照时段人口死亡率

 

  2、以1957年死亡率为参照

  1957年的死亡率是1950—1957的8年间最低的一年,死亡率为10·8‰ 。以此为参照计算得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年均死亡总人数 - 年“正常”死亡人数)

  =3(1200.6万人 - 66424万人 × 10·8 ‰ )

  =3(1200.6万人 - 717.4万人)

  = 1449. 6万人

 

  3、以1979年死亡率为参照

  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至现在死亡率最低的一年,死亡率为6·21‰ 。以此为参照计算得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年均死亡总人数 - 年“正常”死亡人数)

  =3(1200.6万人 - 66424万人 × 6·21‰ )

  =3(1200.6万人 - 412.5万人)

  = 2364. 3万人

  这个2364. 3万人,是“三年”与我国“历年”进行纵向比较所能得出的最高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下面我们再与其他国家作一个横向比较。

  

  “三年”与同期任何国家比都不存在饿死三千万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1提供数据,1980年,世界人口死亡率为10.4(‰,下同)。死亡率最高的是孟加拉国,为18.1;最低的是新加坡,为5.2;其余,美国8.8、法国10.2、印度12.9、德国12.1、英国11.7、俄罗斯11.0、日本6.1……

  这是距我国三年自然灾害近20年后的世界人口死亡状况。20年前的1960年比这些数据高出许多。譬如美国,10年前的1970年为12.42‰ 。又如我国的邻国印度,同处亚洲,同是人口大国,同是1960年,印度的人口死亡率24.8‰ ,比我国的25.43‰ 相差0.63‰ 。这一年,我国若与印度相比,非正常死亡约40来万人。而当时的印度,这种状况是常态,被认为是正常的事。若是两国的“三年”相比,印度真的就摊上“饿死”几千万了。下面再与三个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比较。

  

  1、以1980年世界死亡率10.4‰为参照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年均死亡总人数 - 年正常死亡人数)

  =3(1200.6万人 - 66424万人 × 10·04‰ )

  =3(1200.6万人 - 666.9万人)

  = 1601. 1万人

 

  2、以1980年世界各国最低死亡率新加坡的5·2 ‰ 为参照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年均死亡总人数 - 年正常死亡人数)

  =3(1200.6万人 - 66424万人 × 5·2‰ )

  =3(1200.6万人 - 345.4万人)

  = 2565. 6万人

  

  3、以美国有记录以来最低死亡率2009年的7.41‰ 为参照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年均死亡总人数 - 年正常死亡人数)

  =3(1200.6万人 - 66424万人 × 7·41 ‰ )

  =3(1200.6万人 - 492. 2万人)

  = 2125. 2万人

 

  1601. 1万人、2565. 6万人,这两个数据分别是我国“三年”与1980的世界死亡率及世界各国中的最低死亡率进行比较所能得出的最高非正常死亡人数。而2125. 2万人则是我国“三年”与美国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死亡率比较所能得出的最高非正常死亡人数。

  这就是说,我国“三年”无论与1980年以前的世界任何国家相比较,都绝无可能达到非正常死亡3000万!

  那么,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才能达到非正常死亡三千万人呢?只能假设!

 

  三、“促成”饿死三千万人的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为3. 02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三年” 年均人口66424万人,总计死亡3601.9万人,年均死亡1200.6万人。

  根据谣言数据,“三年”饿死3000万人,非饿死只有601.9万人,年均200.6万人。实质是66424万人中一年只允许正常死亡200.6万人,多出的就是饿死。

  那么,将66424万人控制为年正常死亡200.6万人,死亡率必须控制在什么标准以内呢?计算:

  死亡率控制标准 = 200.6万人 ÷66424万人3. 02 ‰

  这就是说,只有用3. 02 ‰ 的人口死亡率来衡量,才能凑足“三年”饿死三千万人。而这样低的人口死亡率,不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绝对没有、八十年代绝对没有,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很少有。只有一个科威特,2005年降到2.42 ‰ ,创造了一个吉尼斯记录。

  如果我们用死亡率3. 02 ‰来衡量世界各国,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四 1980年世界“饿死”3247万 1970年美国“饿死”191

  

  1980年,世界总人口为44亿,死亡率10.4 ‰ ,限定的“正常”死亡率为3. 02 ‰ .。

  非正常死亡 = 44亿 × 10.4 ‰ -44亿× 3. 02 ‰

  = 4576万- 1329万= 3247万

 

  1970年美国人口死亡率12.42 ‰ ,总人口为20321. 2万人。限定的“正常”死亡率为3. 02 ‰ .。

  非正常死亡 =20321. 2万人× 12.42 ‰ -20321. 2万人× 3. 02 ‰

  = 252.4万人- 61.4万人= 191万人

  2009年,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死亡率最低的一年,非正常死亡也达134.8 万人。

 

  1980年世界死亡率最低的新加坡,总人口241万,死亡率5.2 ‰ 。限定的“正常”死亡率为3. 02 ‰ .。

  非正常死亡= 241万× 5.2 ‰ -241万× 3. 02 ‰ = 1.2532万- 0.7278万

  =5254人

  

  如果谁还要坚挺“饿死三千万”,那就等于坚挺1980年世界饿死3247万,新加坡饿死0.52万;那就等于坚挺美国1970年饿死191万,2009年饿死135万;那就等于坚挺今天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世界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每年都饿死了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

  这就是死亡率千分之三的威力所在,世界上除科威特的2005年外,至今还没有几个国家敢于高攀。“饿死三千万”谣言的实质,就是要求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人口死亡率必须攀上这个千分之三!

  这个谣言在“千分之三”的“核武器”面前,它还能不破产!它还有脸不自戕自行了断!

  

  第二节杨继绳限定“四年”人口死亡率为2.76

  

  提起饿死三千万的话题,如果忘记了《墓碑》作者杨继绳,那是很不应该的。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位老先生的观点。

  丁学良在《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中说:

  “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美国人科尔、班久蒂和法国人卡洛)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丶王维志丶曹树基的研究成果。……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後,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杨继绳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人家研究的大都是“59—61”的三年,他扩展到58年下半年和62年上半年的4年(下称“四年”)时间;二是人家使用的概念都是“非正常死亡”,他则将这个概念转换成了“饥饿死亡”!

  “四年饿死3600万人”的荒谬在于:

  一是使用“饿死”概念。人的死亡形式多种多样,如饥饿、疾病、自杀、他杀、极刑、意外事故、生产事故等。杨的“饿死3600万人”并不是对饿死人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普查或抽样调查)得出的统计数据,而是在比较班久蒂、科尔、卡洛、金辉、王维洛、曹树基等人的分析研究(用曹树基所说的瞎子摸象式的分析研究)“摸”出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数据的基础上形成的估摸数据,所以,也只能是一种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他将这个概念的数据转换成饿死人数据,造成了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错误认识,即非正常死亡等于饥饿死亡。使得那三年的中国,除了饿死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因遭遇治安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及其他意外事故丧生,没有一个人自杀,甚至没有一个人病死。

  二是“饿死3600万人”这个数字本身的荒谬。千分之三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直到目前都难以企及的人口死亡率标准,而他为了完成其“饿死3600万”的“人造饿死工程”,竟然限定我国上世纪末的人口死亡率必须低于千分之三。限定在2.7 6 ‰ 以下。这个限定的人口死亡率推算如下:

  杨继绳的“饿死3600万”涉及到1958年下半年和1962年上半年共五个年头四年之久。因为这五年的年人口总数悬殊不大,故“四年”的年均人口用五年年均人口代替仍比较合理。计算得出:

  “四年”年均人口 = 66510万人

  但是,由于中间三个整年与前后两年的人口死亡率相差很大,所以,“四年”的死亡人口总数采用“三整年”死亡人口之和加上58、62“两年”死亡人口之和的一半的方法进行计算。

  “四年”死亡人口总数

  =(790.6 + 674.3 )÷2 + (980.5 + 1683.6 + 937.8)

  = 4334.4万人

  杨继绳的“四年”饿死“标的”是3600万人,他允许的“四年”非饿死人口即:

  “限定正常死亡人口” = 4334.4 - 3600 = 734.4万人

  年均“限定正常死亡人口”= 183.6 万人

  限定年正常人口死亡率 = 183.6 ÷ 66510 = 2.76

 

  附 1958-1962年人口数据表

  时 间 年末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1958 ‖ 65994 ‖ 11.98  ‖ 790.6 ‖

  1959 ‖ 67207 ‖ 14.59  ‖ 980.5 ‖

  1960 ‖ 66207 ‖ 25.43  ‖ 1683.6‖

  1961 ‖ 65859 ‖ 14.24  ‖ 937.8 ‖

  1962 ‖ 67285 ‖ 10.02  ‖ 674.3 ‖

  共计 ‖ ‖ ‖ 5066.8‖

  年均 ‖ 66510 ‖ ‖ 1013.4‖

 

  第三节告全国“饿粉”书向“造‘饿’专家”宣战

 

  “饿粉”诸君:

  先此禀明,鄙人谓诸君为“饿粉”,实非轻慢之语。“饿粉”者,“饿死三千万”之粉丝也。顺告;“造‘饿’专家”者,造谣“饿死三千万”之专家也。文中涉及之“专家”皆此类。

  多年来,诸君误受专家之蒙哄而以“饿死三千万”为真理为神圣,由此而凭一己之激愤,投身于传谣护“饿”之列。一心传谣,非欲他人置信之,全力“护饿”,不容稍有质疑者。每遇质疑之人,网上群殴,直欲刀枪棍棒相向;偶闻逆耳之音,坛中群骂,但思食肉寝皮方休!诸君仰“饿”之诚,日月可鉴,护“饿”之功,天地为彰!故以“饿粉”之名相赠,料想定当欣然笑纳。

  鄙人乃一有信无名之辈,非学者亦非专家。而今却欲挑战全球之“专家”:中国之“专家”,美国之“专家”,法国之“专家”!

  “三年饿死三千万”。纯系造假!

  诸君若问何以如此断言?愿为一答:

  此三年,亡者总计三千六百万,“专家”称,饿死三千万。言下之意:吾中华六亿七千万之众,年正常死亡限量200万,限外之亡者,即为饿死矣。

  诸君可知否?诸君目中之民主楷模美利坚,十年后之一九七0年,两亿之众,亡者二百五十二万!以专家度吾国之度度之,岂非悉数饿死哉!

  诸君可知否?六亿七千万之众,年死亡二百万,死亡率仅千分之三!

  诸君可知否?死亡率千分之三,说之容易实现难!其难,若诗仙李白笔下之蜀道,难于上青天!当时之世界,英国、法国、美国……,世界诸国,无一国有力登攀!

  无一国能攀登之“蜀道”,中外“专家”何独偏爱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之中国?强令必达此“千分之三”!何哉?

  “饿粉”诸君,可明白?

  即如今日之世界,曾达此记录者,唯2005年之科威特。其余英美法德俄日……与“千分之三”相距之遥,仍是天上人间。2009年之美国,以“千分之三”度之,“饿死”一百四十万!

  若以“千分之三”度量今日之世界诸国,国国必有“饿死”之人,无一国可以幸免于“难”。小国,必定“饿死”几千几万几十万;大国,必定“饿死”几十上百几百万!

  “专家”手中之“千分之三”,不度量当年之英美诸国,亦不度量今日之英美诸国,独以此度量三十余年前遭遇天灾之中国,何哉?

  “饿粉”诸君,可明白?

  更有《墓碑》作者杨继绳,别出心裁:无视无国能攀“千分之三”之事实,自制“饿死三千六百万”,限令三十余年前之中国,务必达千分之二点七,突破“千分之三”!何哉?

  “饿粉”诸君,可明白?

  更有多名学者、名人,全然无视三年总计死亡三千六百万,信口胡谄,动辄“饿死四千万”、“饿死五千万”!何哉?

  “饿粉”诸君,可明白?

  诸君若不明白,何妨试问中外“专家”:

  学术安在?道德安在?良心安在?

 

  第三章

  有据可查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104   (写于2011年4月18日)

 

  第一节一个有据可查的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数据

 

  在我的《痛斥杨继承关于饿死人的混账逻辑里》,中华网友“一个老兵81118”留言:“最无耻的是没有做明确的统计。”

  “布衣主人”接下来讥议:“太多,统计不过来。统计了也不敢报。报了也不敢公布!所以干脆不统计,免得一时之过,即使你今后翻案----也没个权威,我可说你是瞎猜。”

  类似的咀咒、谩骂、讥刺,质疑,凡是讨论“饿死人问题”的帖子里,几乎都可以见到,相信大家也都见到过。

  那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统计呢?答案是肯定的:有!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由民政部与国家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记载了有关的统计数据:

 

  1959-1961年饥荒情况(人)

 

  年份 营养性疾病 卖儿送女 非正常死亡

  1959 302万 518 17853

  1960 474万 10688 374890

  1961 3039万 666000 647010

  合计 1039753

 

  按照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的国家统计局“是最权威的部门”的说法,这个数字的发布机构就更权威了,因为它是最权威的国家统计局外加一个不最但也很权威的民政部!

 

  第二节一个本来应该引起正视的数据

  据我的理解,“灾情报告”应是国家有关部门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及时地收集各地自然灾害情况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书面汇总资料。只要没有人为的恶意篡改,一般来说,可信度比较大,误差相对小。

  从表中三个非正常死亡数据来看,1959年为17853人,数据的精确度为个位,后两年为十位。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数据都是由基层的报表数字逐级上报汇总得出来的。虽然,其中也有可能会因为人为的瞒报或工作差错造成的漏报漏计等原因而出现一定的误差,但是,由于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实地”之上,因此,相对于那些推测估计的数据,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所以,在研究当时人口变化情况时,这个数据不但是一个应该引起正视的数据,而且是必须予以正视的数据。

  即使这个数据的可信度低到了毫无价值的程度,仍然应该引起我们的正视,也必须予以正视。因为,至少它说明了一点,当时的政府,着手进行了这项调查统计,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不敢统计,更不是某些人咒骂的“无耻到没有做明确的统计”。

 

  第三节一个被冷落得几近于“冰冻”了的数据

  这个数据早已于1996年随着《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公之于世,至今已有15年的时间。可是,却一直处于禁锢“深宫”人不识的状态。不但我们普通百姓不了解它,连那些专门研究中国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中外学者好像也不了解它。当然,他们不是不了解,而是企图掩盖它。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百度搜索“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虽然得到2720个结果,但全部是已“三年大饥荒”出现的,没有一个结果显示出“1039753人”。

  百度搜索“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只显示出122结果。

  再扩大范围,百度“三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显示出的结果是137个。

  再扩大范围,百度“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显示出的结果是142个。

  这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上,十六年了,只有最多142篇帖子里提到过它!各位不妨试一试,看能不能通过别的方式搜索到更多的结果。

 

  与它的被冷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饿死3000万”、“饿死几千万”的火暴场景。百度搜索出来的结果以十万百万计!

  百度“三年饿死3600万”,结果4.75万个。

  百度“三年大饥荒饿死3600万”,结果 10.7万个。

  百度“饿死3000万”,结果67.5万个。

  百度“饿死3600万”,结果 66.3万个。

  百度“饿死三千万”,结果 85.1万个。

  百度“饿死几千万”,结果 181万个。

  百度“饿死1000多万”,结果174万个。

 

  真是不解?在一个固守恒定的来源于调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被冰冻的同时,另一个来源于推测估计的处于千变万化状况的饿死人数据却在被暴炒!难怪像凤姐那些人会一夜成名的!

 

  第四节这个数据为什么被冰冻了

 

  这个数据为什么被冰冻?主要原因也是主观上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本身——太矮小了。在“几千万”面前,它就像侏儒站在巨人的身旁一样!

  正因为它太“侏儒”,所以,那些热衷于造“巨人”的先生们谁也不尿起它。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侏儒”是他们的克星,侏儒的小反衬出了他们所造的“巨人”的虚大。所以,他们必须将这个数据扼杀。正因为扼杀了这个数据,他们才能全力以赴的让“巨人”越长越大!所以,就有了千多万、两千万、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六千万、七千万等等像矮子爬楼梯的步步高数据出来了。

  当然,发现它的普通人也不是没有。譬如:

  我在百度搜索“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时,曾发现一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的标题下出现了我所希望看到的这行字。以为曹树基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了这个数据。心想,这个曹先生就是与众不同,顿生敬意,决定探过究竟,谁知点击进去,在曹先生的文中找了几遍无果。最后才发现,是一位叫“坚持就是胜利”的网友在留言中贴出这个数据的。可惜他的声音太微弱,无法传到世上而在帖子里很快就自行消亡了。

  至于曹树基,我算认错人了。原来,他根本就不承认这个数据的存在!他在这篇文章里发出的强音是:“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

  看起来,在他的眼里,发布“1039753”这个数据的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都不是中国的而是外国的!

  话又说回来,像曹树基这些人虽然想要扼杀这个数据。但是,他们的能量毕竟有限。仅凭他们的力量,是无法冰冻这个数据的。

  真正冰冻扼杀了这个数据的是谁?就是这些曾经的、现在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自然也少不了张启华。他们有可能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他们真的没有看到,那就可以问一句:你们拿着纳税人支付的工资,究竟在干啥!

  他们肯定都看到了。但是,他们也不把这个数据放在眼下。原因自然没别的,只能是嫌它太“侏儒”了。

  如果不是嫌它太“侏儒”,最起码的也得给它一个亮相的机会,在研究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问题时搬出它来参考一下!

  如果不是嫌它太“侏儒”,为什么宁肯让共产党顶着千人咒万人骂而不愿意把它搬出来去回击一下!

  如果不是嫌它太“侏儒”,为什么在“一千多万”面前的这个“最权威部门”国家统计局,到了“104万”面前,就变得没有半点权威而分文不值了!

  如果不是嫌它太“侏儒”,为什么你们不敢面对在中共党史上,客观存在着的这个它!

 

  第五节请用“常规武器”抗衡它

 

  这里的“常规武器”是指常用的最能反映真实情况的调查统计方法,即普查。“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这个数据得来的方法应该是属于普查。尽管它有可能因受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而出现误差甚至有可能出现很大的误差。但是,在没有证据揭示它的误差以前,它的误差就只存在于有可能或是很有可能之中,而不是真实的误差。

  谁要想真正揭示出它的误差,就必须采用对等的也就是统计的“常规武器”,即用普查的方法,拿出切切实实的数据来抗衡它或者最后推翻它。

  然而,现在的专家和非专家们用来抗衡它的都是“非常规武器”,即“地对空、空对空”的“导弹”。正因为是“导弹”,所以,一但他们预先确定了射击目标,都可以百分之百的中靶!饿死七千万的、饿死六千万的、饿死五千万的……都是如此。各有各的“射法”。

  对于这些人的“射法”和“成果”,曹树基先生毫不留情地一语给他们捣了底。

  曹树基:历史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同时也是一位“饿死人”问题研究专家。著有《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论文一篇。文中,曹先生毫不留情地揭了所有“饿死人专家”的老底,认为他们都是在搞瞎子摸象。他说:

  “已有不少学者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根据若干项全国性人口数据,进行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之估计,所得结果在1700万一4000万之间。本文不拟展开对于他们成果的讨论。总的看来,我以为他们方法远不够细致和精确。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打个比方,那是一种毛估估的推算,一种另类的“瞎子摸象”,没有关于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直接感触,只有动物的概念和体积的概念:说是一头象,其实可能是骆驼。”

  非常感谢曹先生的“仗义执言”,他的一句话就把所有研究三年饥荒饿死人问题的专家和非专家全部击败了。原来这些人都是睁眼瞎!

  然而,在同道中大获全胜的曹先生又是采用什么“武器”与“宿敌”抗衡呢?遗憾得很,他使用的同样是“地对空、空对空”的“非常规武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

  “我的方法是从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触摸开始……”

  大家可看明白了?他也是在摸-触摸。与别人的“摸别”就在于他多摸了几下!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你不是‘瞎子’是‘光子’,何不睁开眼晴看而非要闭着眼晴“摸”?无力搞普查,搞个抽样调查总是可以的吧,再不济,搞个网上调查总行吧。实在不愿自己动手,呼吁一下或是串连同道强烈呼吁政府进行调查总是可以做得到的吧!

  可是,你和你的同道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就像“师公”斗法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一个劲地在比“摸法”!

  你曹先生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色摸法”,就能避免像别人那样把骆驼当大象的“误摸”吗?不用我说,那些被你批评的专家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作出“彼此彼此”的回答。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睁着眼睛的旁观者,面对着许多瞎子在牛、马、骆驼身上摸出来的许多“象”,却一口咬定全是象。谁要说句实在话,指出“这个瞎子摸的是骆驼、那个瞎子摸的是牛、另一个瞎子摸的是马”,他们就要义愤填膺的大发雷霆:

  “你这人丧尽天良了。”

  仔细想来,骂得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瞎子们摸得那么辛苦,你非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扫他们的兴,何必嘛!该骂。

  不过,骂归骂。这个“104万”,既摸不垮,当然也骂不垮!

 

  后注:如果“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这个数据也是推测估计出来的,则本人在文中认为是“由基层统计数字逐级上报汇总得出来的”一语作废。但是,即使它是推测估计出来的,我认为,也必须予以正视,因为其他数据同样是推测估计出来的。

  ”

 

  第四章

  对比分析探究出的“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

  (说明:本篇中的“三年”表示1959-1961年)

 

  第一节人类必须面对的非正常死亡

 

  和其他生物有生有死一样,人,有生,也有死。每个人,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必须面对死亡。死亡的形式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一是善终,二是凶死、早亡。学术研究中谓之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

  严格意义上的善终,是上了岁数的老人无疾而终,像传说中的笑死程咬金,就是一个善终例子。但是,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小说家的虚构。即使是真的,能遇上这样好运气的老人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老人都是因身体肌能衰弱导致患病而不治身亡的,属于病死。严格的说,这种死亡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但是,由于这是一种人类无法克服的普遍现象,所以,这种老病死亡被人们视为老病寿终,排到了善终即正常死亡一类。除了无疾而终和老病寿终以外的其他死亡,都是凶死、早亡,即非正常死亡。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

  老病寿终民间习惯以六十岁为标准,民谚“六十岁不为短命鬼”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生活条件、医疗条件落后的过去,人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六十岁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大量的人在六十岁以下患病死去也是一个无法克服的普遍现象,这些人虽然被视为短命,但也被视为正常死亡。

  这样一来,一般所说的非正常死亡指的就是冻馁、交通事故、工伤事故、意外意故、自杀、他杀、死刑等造成的死亡了。

  对这些死亡形式分类普查得出的人口死亡数据的汇总数据,构成人口非正常死亡数据。这种数据表示的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绝对数值。可以称之为绝对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

  由于非正常死亡形式是一种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同样存在着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只有数量和严重程度的不同而已。比较而言,处于适中状态的某地区某时段的非正常死亡也就成了正常的事,可以视为“正常”的死亡,其人口死亡(包括正常和非正常死亡)均视为正常死亡,其人口死亡率视为人口正常死亡率。以这个地区和时段的人口死亡为正常死亡标准进行比较的其他地区其他时段的非正常死亡就成了相对的非正常死亡,比较得出的数据则是相对非正常人口死亡数据。

 

  第二节“三年”与四个时段的人口死亡对比分析

  

  为了比较准确地探究出“三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我们选取了下列四个新中国建立后不同时段的人口死亡状况分别与“三年”进行比较。

  第一个时段:1950年—1952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为17·6‰ 。年死亡率分别为18‰、17·8‰、17‰ 。

  第二个时段:1950—1957年。8年平均死亡率为14·31 ‰

  第三个时段:1957年。死亡率为10·8‰

  第四个时段:1979年。死亡率为6·21‰

 

  以这四个时段的人口死亡率为人口正常死亡率标准分别与“三年”进行比较,计算出的三年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见《一个降伏“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 第一节·一》)如下:

 

  第一个时段:与1950年—1952年任意一年比较,“三年”非正常死亡为0人。

  第二个时段:与1950—1957年的8年平均死亡率比较,“三年”非正常死亡为750.3万人。

  第三个时段:与1957年比较,“三年”非正常死亡为1449. 6万人。

  第四个时段:与1979年比较。“三年”非正常死亡为2364. 3万人。

 

  这四个“三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据,选哪个比较接近真实?

  首先,我们看第一时段。这个时段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而且正在进行着抗美援朝战争,与“三年”没有可比性。

  其次,再看第四时段。1979年是1950——1982的三十三年间死亡率最低的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至今人口死亡率最低的一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与它没有可比性。

  下面再看第三时段。1957年的死亡率是1950—1957的8年间最低的一年。这一年,没有大的天灾,没有兴建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人民正处于新中国建国后的休养生息期。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与它也没有可比性。

  接下来看第二个时段,将“三年”与新中国建国前八年的平均人口死亡率比较,个人认为比较切合实际。这个比较的结果是:“三年”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750.3万人。

 

  第三节非正常死亡750万人与104万人的解读

 

  有人一定要质疑了:对比分析探究出的“三年”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750.3万人,而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三年”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人,其间相差了666.3万人,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

  我说,一点也不矛盾。

  首先,这两个数据的性质是不同的。104万是一个绝对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据,它是由调查统计得来的。750万是一个相对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据,它是相对于新中国建国前八年的平均人口死亡率推算出来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互相吻合的可能,有差距是正常的事。

  其次,104万是一个专项调查(饥荒)数据,表示的是因饥荒导致营养性疾病的非正常死亡,其中有的即是饿死。而750万中除了包括这104万以外,还包括了“三年”中由于“交通事故、工伤事故、意外意故、自杀、他杀、死刑等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所以,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也是正常的事。

  再次,网上流传有我国如今每年人口非正常死亡800万人的传言,有说是320万。800万应不可信,300余万有可能。如果与现在每年非正常死亡300余万人比较,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非正常死亡750.3万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与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104万人的统计数据是基本合拍的。

 

  第五章

  国家密档向曹思源单独解密的传奇故事

  (写于2012年5月14日)

 

  第一节 国家密档向曹思源单独解密的传奇

 

  五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来到中央档案馆交付一分存档密件。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文件的内容是总理亲自守着电话机左手拿话筒右手捏钢笔整出来的。电话的那一端是当时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总理一个一个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一边听,一边记。每听完一个书记的汇报后,他就会严肃的交待:“请将汇报材料立即销毁,不得留下任何痕迹。”

  大家可能要问,总理的秘书干什么去了,整材料怎么让总理亲自动笔?告诉各位,这是因为材料的保密需要咧。总理先让秘书退出办公室,又担心他听“壁脚”(敝乡土话:隔壁偷听),想一想,干脆让他回家休息,以保证绝对安全。

  周总理白天收集了材料,晚上就带回家,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整理。半夜三更了,见总理还没有休息,邓颖超夫人耽心丈夫累坏身体,想去帮一把。谁知推门时,门被拴上了。于是,就敲门,咚咚咚咚也不知敲了多少下,里面的总理大概是太聚精会神的缘固没有听到,所以,邓颖超好久才听他问了一句:“有事吗?”,邓颖超说:“我来帮你一下。”总理说:“不用了。这个文件对你要保密。”

  就这样,总理忙了一个通宵,终于把这份材料整理好了。

  第二天,早餐没来得及吃,总理就带着这份材料去见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将材料递给总理。

  总理问:“烧掉吧?”

  主席说:“那多可惜。你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总理问:“怎么处理?”

  主席说:“送中央档案馆吧。”

  总理问:“密级?”

  主席说:“限我和你。”

  总理问:“保密期?”

  主席说:“人生不满百。这份材料的保密,我们就给它半百,五十年。”

  总理心领神会,亲自将材料封好,在封面上注明:阅文范围:周恩来、毛主席。存档期:永久。保密期:五十年。又将文件套缝口贴上一道“周恩来于某年某月某日亲封”的封签,再盖上国务院的大印。于是这份密件就钻进中央档案馆里睡长觉了,进入了漫长的冬眠期。

  2005年2月,这份文件的保密期到了。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见阅文范围标示为周总理和毛主席。大家犯难了,拆开后由谁看呢?只好作罢,仍让它保密。7月,又有领导提出,文件既然只保密五十年,不应该永久保密。至于由谁阅文?毛主席周总理是何等英明之人,一定事先考虑了这个问题。于是又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形成决议,马上拆封解密。

  谁知,拆开第一道封皮,里面还有一层封皮。封签与第一层完全一样。只是那上面的标示真是不可思义,令在场的领导一个一个地看得目瞪口呆,一叠连声说着:奇迹。奇迹……

  原来,他们发现了一个只应天上有的奇迹,只有在神话故事里才能看到的奇迹。可如今,这个奇迹却在人间出现了,而且就在眼前!

  你道什么奇迹?没有谁能猜得到的。说出来一定会令你百般惊奇,万分诧异。原来,第二层封皮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解密范围,仅限曹思源一人。下面还有一行小注:此人头衔为“曹(造)破产” 、“曹(造)私有” 、“曹(造)宪政” 。其中有位领导一见,猛然想起,真还有这么一个人哩。你看这事情奇也不奇。于是,领导们便责成公安,查找曹思源,火速带来北京接见。

  话说这曹思源见公安来找,先是吓了一跳,以为是“造宪政”造出了问题。因此,当时便出了一身冷汗。公安见状,赶紧作了说明。曹思源这才放下心来,欢天喜地的随着公安来到中央档案馆,见所有中央领导都在静候他的大驾光临,不觉十二万分的得意。自以为有原国务院总理授权,所以,没等中央领导吩咐,三下五去二就把第二道封皮拆掉了。谁知里面还有第三道封皮!上面也有标示:曹思源独自在阅文室阅后,以“曹宪政”的名义重写封签,将文件继续封存。在场领导眼睁睁地看着曹思源拎着密件得意洋洋地走进阅文室,只好耐心地等候他的信息。等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了。领导们齐声问:里面是什么信息?曹思源只答了两个字:保密。

  领导们莫奈其何,只好由他自去。

  于是,这份密件又塞进了档案柜。文件的内容,除了故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知道以外,现在知道的就只有曹思源了,全中国也可以说全世界就他一个人。他成了这份文件的唯一知情人和里面信息的垄断者!

  就这样,曹思源又保密了好几年。有一天,他想:垄断的信息本来就是一个好资源,我何必老替它保什么密。应该好好的开发这个商机,在最有利的时候,“卖”一个好价钱。

  正好“饿死几千万”的口水仗打了几十年,眼看着“饿死”一派理屈词穷奄奄一息。曹思源认为是“抛售”的时候了。他决定助他们一臂之力。

  于是,有一天的演讲,他就公开了这个隐藏了五十多年的秘密。于是,广阔无涯的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条火爆的信息——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过职的曹思源说:

  “大跃进期间58—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解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已经解密。”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饿死人问题的文件。说到这里,各位一定知道曹先生为什么要冒着违法违纪的风险泄密了吧。一秒钟过后,他的身价就开始成几何级数提升,“曹(造)破产、曹(造)私有、曹(造)宪政”的大名很快就扬声海内外!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他,一夜之间就成“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第二节 为什么说密档只向曹思源一个人解密

 

  说句良心话,曹思源其实并没有说这个文件只向他个人解密。他说的是:

  “今年二月、七月(2005年),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别的规定就不说了。只说这人员级别。在我们国家,“厅局级或以上干部”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说有一万,至少也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可是我从没有听哪位厅局级或以上干部提到看过这份文件,包括当今总理总书记!于是就产生了刨根究底的念头,逐个“采访”那些“专业部门对口”的学者专家。他们的答复都是没看见。要是看见了,还研来究去的折腾啥?谁不知道捡现成的?而且,他们都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显现在我们的面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人口学家蒋正华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了1700多万人。

  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说: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

  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说: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说: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

  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说:中国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教授说:“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千零40万。

  《墓碑》作者杨继绳先生说: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600万。

  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后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先生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

  党史专家石仲泉说:三年自然灾时期非正常死亡2200万人。

  香港商报总编陈锡添说:三年大饥荒饿死3800万人。

  水稻专家袁隆平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因为虚报“粮食生产问题”导致中国饿死4,000万人。

  国防大学学者丛进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这么多专家学者,都没有看到过这份“死亡3755,8万人”的解密文件!就连主管《党史二卷》编撰和修改工作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也没有看到过这份密件。

  张启华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2012年5月2日,曹思源就三年饥荒问题答复环球时报记者的提问时对此予以证实:“据我所知,当时没有批准他们(张启华等)看档案,写这么大的历史著作(《党史二卷》)不让看档案是很可笑的,也是不严肃的。”

  编党史的都没有得到批准查阅这份文件。谁还有资格看这份文件?由此可见,这份国家密档应该只是向曹先生一个人解的密。于是,我向曹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

  曹先生不语,但笑无言。

  白居易听弹琵琶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解读“无声”的妙句。本人用此法解读出了曹先生的“此时无言胜有言”,这份国家密档只向他一个人解密,确定无疑!于是,一时心血来潮,便为曹先生代笔,写了这篇传奇。

 

  第三节传奇故事中的“奇中奇”

 

  其实,本人并不善于也不爱好写传奇,平生最喜的是“钻牛角尖”。于是,又对曹先生作了一次“专访”,请教了几个奇而怪的问题:

  1、曹先生看到的的解密文件中有: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

  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

  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

  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按照他提供的这几个百分率,我计算了一下,以58年年末的65994万人为基数,经过四年持续下降,到1962年末,我国人口只剩下了58193.8万人。而在一年半以后截止1964年6月30日的第二次全国普查人口却有69458.2万人,将近7个亿。经过一年半时间“人口大跃进”,“暴涨”1点1个亿!

  2、上述错误估计是“密档资料”把千分率错写成了百分率。于是,我把百分率换成千分率重新计算,以58年年末的65994万人为基数,经过四年持续下降,到1962年末,我国人口只剩下了64937.7万人。在1964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半时间内,也“暴涨”了0点5个亿!

  3、曹先生的解密“公告”中说:

  “过去通称“三年自然灾害”(实为4年)的档案资料,现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

  原始文件的名称都改了。这是谁的授意?人家只搜集了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你凭什么弄出了四年!

  4、密档的原始资料中有: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522万人。其中城市:9万5800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155万人。其中城市:272万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327万人,其中城市:211万7000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751万8000 。其中城市:107万8000人。

  合计3755万8000。其中城市601万800人。

 

  四个年头的全国人口死亡数据,统计的范围却有三个说法。这是怎么弄的?饥饿是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一个原因。“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将互为因果的两个概念并列,这样的数据怎么统计呢?

  5、曹思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个资料长期以来是保密的,1960年到现在也有五十多年了,最近已经超过了保密时限。”

  2005年“解密”的这个文件,“也有五十多年了”,推算文件存档时间最迟应在1955年以前,也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发生以前,那么,哪来的“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数”数据呢?如果真是曹思源说的1960年存档,那么,1961、1962两年的“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数”又是怎样出来的!

 

  第四节“一定范围”的解密是个笑话

 

  2012年5月2日,曹思源答复环球时报记者的提问时说:“这个资料(三年饥荒饿死人资料)长期以来是保密的,1960年到现在也有五十多年了,最近已经超过了保密时限,所以中央把这些解密了,解密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一定范围里放开了,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矛盾,部分研究工作者知道这些历史,……”

  我们知道,国家机密包括绝密,它的所谓“密”都是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的,对于另一部份人也就是一小部份人并不是“密”。国家任何机密都不可能保守在一个人知晓的范围之内。机密之所以能够保持“密”的状态,全在于掌握它的这一小部份人对另一部份人的保密。机密一旦解密,它的“密”就不再存在而变成了人们常说的公开的秘密。

  可是,曹思源才说过“解密了”,马上又来一个“是在一定范围里放开了……(只有)部分研究工作者知道这些历史”,这就是一个笑话了。因为这个“只让部份人知道”的材料仍然属于机密!顶多也就是降低了密级。

  既然这个资料仍然属于只让一部份人知道的机密,它“在一定范围里放开”就不是哪个人能说了算的(解密同样如此),必定会形成正式文件,规定自何时起向什么范围以内的人员敞开信息。在此想请教曹先生:这个文件是何年何月何日由哪个部门下发的?还想请教曹先生,你是不是属于“只让部份人知道”的这一部份人之中?如果不是,这个资料你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是,你为什么将这个资料向另一部份人泄密?你知不知道?泄露国家机密是犯罪呢!

 

  第五节“数据上的空白”并不空白

 

  在答复《环球时报》的提问时,曹思源认为三年饥荒问题争议纷纭的原因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公布这段历史真相,造成数据上的空白”。

  “数字上的空白”是某些人制造“3千万、4千万、5千万、6千万、7千万”等竦人听闻数据的一个借口。好像有了这个“空白”,他们就有理由用任意的数报来填补这个空白。事实并非如此。本人于2011年4月11日,曾发《有据可查,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104万》,以铁的事实证明,曹思源及其同道长期以来散布的“数据上的空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谣言。这个数据见于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由民政部与国家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该页所载我国1959—1961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我将它简化为104万人(差247人)。要想了解这个真相的网友,请点击: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724/94/70/4_1.html

  曹思源看到过这个数据没有?我们先看他对赵记者说的这段话:

  “事实上,根据我研究的资料,据水文气象部门报告,59、60、61这三年的降雨量,成灾面积跟历史上比较,是风调雨顺,三分天灾都没有,完全是人祸,是共产风。”

  曹思源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对那三年的气象情况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彻底否认了《中国灾情报告》中记载的当时的灾害情况。既然如此,他的研究,接触到的第一份材料就应该是《中国灾情报告》。因为这个材料是他研究的对象,是他要射的靶子。如果他敢说没有看过《中国灾情报告》,那我就要问他:“一个你没有看到的靶,你是怎么射中了它!”

  现在,我们就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曹思源看过《中国灾情报告》了。

  既然他看过《中国灾情报告》,这个“104万”也就肯定看到了。他为什么要视而不见呢?这是所有造谣者的一个通病,因为不把真相掩盖,谣言就没有半点市场了。

 

  第六节 饿死“3755.8万人”不堪一击

 

  曹思源接受采访时煞有介事地引用“密档”数据说:“59、60、61前后这三四年里全国饿死人的总数3755.8万人,3755.8万人是怎么来的呢?是各个地方报上来的。周恩来总理给各个省打电话,让他们把饿死人数报上来,材料集中在周恩来这里然后转报给毛泽东,这个数据是逐级报上来的,显然会小不会大。”

  这个饿死3755.8万人就是曹思源所说的向他们这一部份人放开了的机密。对于这个小儿科的谣言,我们还是先请曹思源自己来一番敲击。曹在这次采访中还说:“(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掩盖大跃进的错误、掩盖三千万条人命死亡事件。”请问曹先生:既然毛泽东要掩盖三千万条人命,他为何还让周恩来搞出这个“3755.8万”条人命的资料,让你拿来作为攻击他的武器!?

  当然,你可以回答“这是周恩来先斩后奏搞出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也不妨事的。毛主席不是抽烟嘛,身边肯定有火种,一份资料多大的份量,一把火、两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绝不可能给你遗传这样一个攻击他的“核武器”!何必要劳神费力地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

  其实,我这里倒还真有一个反击曹思源的“核武器”。根据国家统计局1983公布的人口数据,59、60、61三年总共死亡人数为3601.9万人。就算他们全是饿死的,你的“3755.8万”还差153万死人。请问:你到哪里去调饿死鬼来充数呢!

 

  第七节 被王光美否认的“文革是为了整刘少奇”

 

  曹思源说:“毛泽东害怕自己身后被刘少奇揭发,所以要打倒刘少奇,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可是,早在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召开追悼会以前,当孙兴盛把这个问题当面向王光美提出来的时候,王光美却明确地表示了“不是”!

  王光美是谁?曹思源好像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应该就不会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了,应该就不会与王光美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嚼筋较劲了。因为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少奇夫人王光美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与王光美比发言权,你曹思源算老几!你凭什么否定她的表态呢?

  曹思源凭的就是一张嘴制造谣言!像这种众所周知的事竟然也敢如此。他的谣诼心态,可以说是疯狂至极。这样的人嘴里吐出来的话,还有哪一句可以值得别人相信呢!下录王光美同志答复孙兴盛的一段话,看这个曹思源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光美同志说:

  “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 “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孙兴盛:《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第八节 五十年前的人健在的数以亿计

 

  叫嚷饿死人的多,自己家里饿死人的却很少很少,这是“饿死几千万”论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一个尴尬问题。环球时报记者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赵记者问:“有几句话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三年时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专访了最严重的河南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过饿死人,而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真正见到饿死者为极少数。转发者近七千人,评论者五千余人,并没有谁告诉我他家里是谁饿死了。可只是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人。”这是之前网上的一些评价。他们错在哪呢?“

  曹答:“因为事情发生在五十多年前,从1960年到2010年,你要去调查的话,五十年前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了,调查有限……。”

  这能作为解释的理由吗?虽然你可以说“很多人不在了”,但是,你为何不说另一面:五十年以前的人还有很多在!给你提供一个数据好好看看吧。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1.8亿!这部份人1962年时都在10岁以上,三年饥荒时有没有亲人饿死,他们还能记不起来吗!

  如果以平均六人为家庭人口基数,13亿人有2.2亿个家庭。平均每0.8个家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在。

  这就是说,现在要调查三年饥荒的问题,基本上每家都有人可以把自家饿没饿死人的情况说出来的。因为,除了当时年龄在十岁以上的这1.8亿多人外,还有数千万年龄在十岁以下的孩子,有的也可以保留住对那时的记忆。其中一些年龄太小的虽然无法保存住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直接记忆,但是,凡是自家有饿死亲人的,一般都会通过其他亲人的述说,保留住对当时家境的间接“记忆”!

  可是,事情就有这么怪,五十年前饿死了3755.8万人,到了五十年后的今天,却没有几个进入这2亿多人的记忆!

 

  第九节 造谣者为何受不到惩处

 

  看过上面这个密档解密中的奇事怪事,不用我说,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国家密档解密传奇故事全是假的了,既不存在这个国家密档,也无所谓密档解密。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奇怪的问题:自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曹思源编造了这样一个十分低级的矛盾百出的重大谣言,为什么可以堂而皇之的又是公开演讲又是公开接受采访,竟然会畅通无阻呢?曹思源为什么敢如此的胆大妄为,公开造谣竟然没有一点顾忌!?

  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和重视了。

  谣言满天飞的时候,真理便失去了生存空间。造谣者横行之日,便是务实者的“短路”之时。长此以往,国家的前途危矣。

 

  第六章

  评杨继绳的《墓碑》

 

  《墓碑》是杨继绳描述上世纪我国遭受三年大灾荒时发生的饿死人事件的一部书。该书出版发行于香港,受到一些西方媒体的好评,特别是受到了他的一些同道的极力吹捧。然而,就是在这些人的吹捧之中和杨继绳的自誉之中,却显露出了许多假象,特别是杨继绳制造的其父假饿死,无异是朝自己的头顶狠狠敲了几大棒。他的《墓碑》在大众面前也被敲打得摇摇晃晃……

 

  第一节为自己立功德碑种摇钱树的《墓碑》

  2009年1月8日发表于华商杂坛

 

  杨继绳这部惊世之作取名《墓碑》,据他自己解释,有四重意思:这第四就是“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为理念而献身,果真如此吗?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我们从他那个“穷十年之力”可以看出,这块《墓碑》他应该是着手于1998年。这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整整二十年,而毛主席去世已22年。到了2008年《墓碑》出版,毛主席和毛时代已经被妖魔化整整三十年!

  杨继绳的《墓碑》选择了这时候剪彩启墓,究竟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政治风险和“而遭不测”?谁的心里都有数,杨继绳自己当然更有数:政治风险等于零!“而遭不测”的几率同样等于零!明明有数他故意装傻装没数,目的就是为了导出后面那个“为理念而献身”的自我标榜!这也是他所谓的为自己立墓碑的真实意图——立功德碑!

  在这样一个时期,面对这样一个“理念”,竟然会想起“而遭不测”而且还准备为之献身,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哄谁!三十二年前你杨继绳敢为这个“理念”献身的话,哪怕你的书全是假的,我也敬你是天下第一英雄豪杰!

  一句话,杨继绳选择《墓碑》立项,是经过了认真的仔细的周密的“风险评估” 和利益测算的。零风险,高回报,大实惠,这是《墓碑》立项的大前提。杨继绳正是看准了《墓碑》潜在的实惠和无风险。所以才毅然决定开发这个不可多得的“商机”。

  还是看他说的:“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你看他为自己算计得多到位!他要将他的《墓碑》存进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一旦达此目的!他就会从中得到两个大实惠:

  一是杨继绳就随同他的《墓碑》一道一举成名天下知而永垂不朽于千秋万代!二是他可以从世界各地收取《墓碑》“存留费”,天知道他的口袋将会因此增加进项多少呢!

  不过,杨继绳也非常清楚,要达此目的也并非易事,因为有关中国三年大饥荒的“力作”,早已有人捷足先登。他要再祭起这面旗子上阵,首先就必须具有想他人之不敢想、为他人之不敢为的精神,以保证他的力作成为超过他人的“超力作”,否则,他的穷十年之力哪怕是穷百年之力也都会是瞎子点灯。

  为了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所以,杨继绳不但穷尽了十年之力气,也费尽了十年之心机,同时还穷尽了自己的形象思维,用尽了世上的恐怖字眼。

  然而,尽管他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做了,但话还是不能这么直白的说。他的鼓吹者曾慧燕在评《墓碑》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因此,杨继绳决心为历史作见证,记录这一旷世灾难,以警后世。他强调,把真相公诸于众,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要卸掉,并要从中汲取教训。”

  杨继绳开发这个“商机”的目的,真如曾慧燕所言吗?

  若真如其言,那么,类似的大悲剧和应该吸取的教训,现实之中,在杨的眼皮底下,日复一日不断发生的悲剧不知有多少。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研究现实,反映现实,正是他的专责,也是他的专长。为什么他却回避了现实而选择了历史!选择了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早已成了半个世纪未再复发的这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复发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譬如官煤勾结导致矿难频发而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问题。很多新闻界的志士仁人对此竭尽了全力,特别是华商报的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揭露山西河津市天龙煤矿的瞒报矿难的行为,更是令我感动不已,新华社也有很多记者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遗憾的是,“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杨继绳对此却并不感丝毫兴趣。

  理由很简单,选择五十年前这段历史已经没有任何政治风险而且还有很大的经济利益。谁不知道,如今曝毛泽东的“暴”,是可以大发横财的。早已有人开发了这个“商机”,李锐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杨继绳只是李家一个拜师门下的弟子而已。

  而如果他把目光盯住现实中的这类问题,那就绝对不合算了。先不说政治风险吧。单就经济利益而言,那是肯定赚不到钱的!弄不好人家还会要求赔偿名誉损失的!杨继绳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了精打细算的。

  《墓碑》的落成,不但验证了杨的预测,也完全达到了杨的预期!——他为自己树起了一座“功德碑”,同时又培植了一棵摇钱树!

  “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这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说的。

  这个上市的“评价很高”,就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代名词,也就是杨继绳的“穷十年之力”的回报。

  什么“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大胆敢言的作家” 、“这是一部力透纸背的信史”之类的美誉也随之而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更是把杨吹得肉麻吹得天花乱坠:“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忍尼辛(又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

  接下来,在这位仁兄的眼里,连索忍尼辛也比不上杨继绳了:“像杨继绳这样出身于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可惜的是,赞的夸的也就这么几位自家仁兄而已,而且,报刊也就是几家。还冠上了“西方”呢。所以,为杨继绳带来的实惠毕竟有限得很,无法填满他的贪婪欲望。于是,他便狂呼乱叫,要在全国各地树起他的《墓碑》,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真要是他的“壮志”得酬,到了那时,十三亿人民人手一“碑”供他受用,我们的这位大学者一觉醒来,岂不就是一个“亿亿”富翁了吗!

  大家看一看,这位大学者的牛皮大不大,这位大牛皮的胃口大不大!难怪,在徐友渔的眼里,连彭德怀居然也没挂上号了,只提到了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我们知道,索忍尼辛在斯大林在世时即因批评斯大林而获刑8年,彭德怀更是敢于当面向毛主席提出意见,不管他们的观点怎样。他们的人品,我敬!

  这个杨继绳算什么?当年他是热捧毛主席的老积极,今日他是冷冻毛泽东的大冰柜。这样反复无常的人。恕我直言,即使他的力作“力透狗皮牛皮铁皮钢皮”,其人品却只能给他用上“德薄蝉翼”而已——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商。

  他的“侠气”,就是打死老虎!

 

  第二节一个弥天大谎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饿死的

  2009年1月5日发于华商杂坛

 

  一、墓碑是杨继绳为父亲立起的一座功德碑

 

  杨继绳这部惊世之作取名《墓碑》,据他自己解释,有四重意思:首先就是为他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上世纪80年代,杨继绳家乡兴起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气派。亲戚朋友也劝他为父亲修建个墓碑。

  杨继绳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杨继绳为父亲立的这块墓碑确实是够大的了,他拉了整整3600万条性命为这块墓碑奠基垫底!从而使他的父亲因“悲惨饿死”而得以享“善良、正直”之美誉而百代留芳而万世不朽而千秋万代永垂于天地之间永远地活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心里!

  请看,曾慧燕的评《墓碑》就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骨肉亲情是杨继绳写作《墓碑》的动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善良、正直的农民,1959年死于饥饿。”

  “一位善良正直的农民”,这就是杨继绳为父亲立碑的目的。那么,他父亲的“善良正直”体现在何处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养育了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

  由此可见,杨继绳实际上不是为父亲立的墓碑而是立的功德碑,同时,也是为他自己立的一块功德碑。可以说,没有这块《墓碑》,人们就不会认识这位“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更没有谁会知道这位“善良、正直”的父亲!

  我们在这里不想探究他父亲的善良与否,只想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他父亲有没有资格挤身于饿死者之列!尤其是有没有资格充当“3600万”饿死亡灵的优秀代表者。下面,我们先看杨继绳是怎么说的吧。

 

  二、杨继绳描述的父死惨状

 

  杨继绳在《墓碑》前言部分,详述了他父亲悲惨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学读高中,他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学校通知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他:“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杨继绳当即向老师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粮──3斤大米,然后赶回他下湾的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他走进家门,发现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变成这个样子,杨继绳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他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然而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与世长辞。

  在上述的文字中,杨继绳试图用下湾“惨景”和他父亲“惨死”的这两个特写镜头,将自己打扮成三年自然灾害的亲历者兼直接受害者,借以增加读者对他的“置信度”,然后,面对大众,来为他的《墓碑》揭幕剪彩,并将读者拉向他精心堆砌的那个人吃人的“鬼域”世界!可是,当我们一眼瞧过以后,便会马上发现,他说的并不是真的!

 

  三、杨继绳的“乡景”描写不“史”,他家乡没有饿死人

 

  杨继绳的《墓碑》号称写史写实。那么,被他刻在碑上的他的家乡大饥荒景象是不是写的史呢,请看:

  杨继绳家乡下湾有多少人?饿死了多少人?他没有说。是不知道吗?不可能!全中国饿死的人他一概全知,难道自己的家乡反而会一概全不知!

  他肯定全知,但他不愿意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乡没有饿死人,与他的《墓碑》不能保持协调一致,所以,他不好说!不过,他虽不说,馅还是露出来了。请看:

  “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

  这个个别现象不就是他家死了一个人吗!也就是说,他的家乡,其他人都没有死!他的家乡,没有饿殍为他润笔增“光”!于是,他就写景,写乡中“荒景”:

  “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树皮树根全啃光了,这是一幅无以复加的大饥荒景象。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大饥荒吗?没有了。因为树皮树根啃光后的大饥荒,只剩下泥土石块可以啃的了。

  我们再看他父亲那个“买盐冲开水喝”后面的背景,这不也是树皮树根啃光的“乡景”反映吗。盐本是用来烹调食物的,如今连熬树皮树根的用场也派不上了,只能冲开水!

  可是,接下来他又写道:“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的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来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认真说来,花生苗不属于野菜一类。今天的花生苗早已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当年杨继绳家乡,地里的花生苗还没有刨尽,人们却把树皮树根啃光了。莫非他们对树根树皮有特别的嗜好吗?这位杨继绳先生,真是嘴巴说谎不问脑!

  他的父亲快要饿死了。放着三斤大米不先熬粥给父亲吃,却不急不忙地挑满一缸水,接下来就去体验挖野菜的滋味了。杨先生这脑子,看起来还是不用为好呀。

  未来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居然做出这种高级傻事。笑话了!

  杨继绳的乡景想象描写倒也非常逼真。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家乡这个树皮树根啃光的并非“个别现象”与只有他家死了父亲的“个别现象”又打起架来了。你的家乡树皮树根都啃光了,只出现了你一家遭遇不幸的个别现象,而你描写的其他地区树皮树根啃光,为什么遭遇不幸的就是普遍现象,就是几乎家家饿死了人,甚至全家死绝甚至整个村子死光呢!你能解释得了吗!

  再说,树皮树根啃光的地方,居然还存在着集市和正常买卖(买盐),奇事!人们怎么不去抢?

  杨继绳在这里还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误,他在充分发挥自己的超人想象力的时候,忘记了还有一个不可谩侮的时光老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他父亲死的时候是1959年的四月底,这个时候,真正的大饥荒还没有起动“正常程序”!

  就算杨继绳的乡亲行动迅速,提前跨入了大饥荒。杨继绳又面临了一种更加尴尬的局面。1959年4月底,他的家乡人就把树皮树根啃光了。接下来还有漫长的三年啃什么?若是真的啃上三年泥土石块,那么,他家乡的人必定全部死绝,一个不剩!

  事实呢,就死了他父亲一个,而且,是否饿死,尚存疑义。现在,我们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了:杨继绳的“乡景”,究竟是直书的“史”,还是曲笔的“文”?毫无疑问,他写的是文学作品,乡景只是他动用了文学的艺术手段描绘出的一幅画!

  我的家乡可能也有这种个别人遭遇不幸的个别现象,但绝对没有人啃过树皮树根,山中的树叶照样绿,路边的野草照样青,只有山上的土茯苓是确确实实挖尽了,还有栗树子也确实成了一种美味,甚至还有人发明了栗子做的“豆腐”,集市上也有买的。

  再看“(杨继绳)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

  可是,大家知道杨继绳离家多久了吗?从学校开学到四月底,才两个来月(期间,他父亲还喊他回家吃过一次牛肉)!他离家之前,没有一点饥荒象征,过了两个来月就“一切都变了样”,连树皮都剥光了……。变化如此之神速,你信吗?

  还有,大家知道杨继绳家离学校多远吗?他在《墓碑·前言》说的,就20华里。20华里路程,用农民的两条腿丈量,可以说是尺寸之间。你看看,杨继绳父亲从生产队分到一斤牛肉,拔开双腿就往学校跑,把杨继绳喊回来吃(见《墓碑·前言》)

  可是,20华里对于杨继绳这个出身于农家的青年,却如同天壤之隔。他家乡饥荒惨烈到树皮树根都啃光了,20华里外坐在教室里的他却好像生活在世外桃园,竟然一无所知,直到父亲倒地后别人把他喊回家,这才回到人间,发觉“一切都变样了”。这不是在写《西游记》吗!

 

  四、杨继绳的家况描写不实,他的其他家人都没有死

 

  杨继绳说,发生在他家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他把自己家中的悲剧,当成了千万个家庭悲剧的缩影。但是,他写自己的家庭,除了父亲外,却没有提到其他家人。

  杨继绳的家况如何?他在《墓碑》前言中说,自己三个月大便由养父(伯父)抚养,养母于1951年去世。

  民间旧俗,兄弟之间,没有儿子的过继侄儿延续后嗣的现象比较常见。杨继绳过继给其伯父,只能说明其伯父没有儿子。那时不搞计划生育,有生育好几个女儿的还在想着生儿子或是抱养儿子。杨的伯父有没有女儿,杨继绳没有交待。

  如果杨继绳也有姊妹好几个,那就又有新的问号出来了。我们看,杨继绳的家里“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看这个样子,是不是他所有的亲人都“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如果是,那他所有的亲人应该也都逃不掉他父亲的命运,杨继绳带回来的三斤大米顶多可以让他们多活两三天而已。

  如果不是大家都“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那么,他的家里就应该还有挑水的人,不至于“水缸里连水也没有”的了。

  如果他还有其他家人却又只字不提其他的家人,那么,就说明他家里并没有闹饥荒,说明了他家的其他人都没有饿死!都还占有一个生存的空间。究竟有没有其他的亲人?杨继绳没说,好像是全家就父子两人相依为命似的。即使如此,家中就他父亲一个人,也不至于“水缸里连水也没有”,因为他父亲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地步,满担水挑不动,可以挑半担,半担水挑不动,可以挑小半担……

  再说,杨继绳还有生身父母一家人。从他过继给伯父来分析。这应该是一个多子女家庭,这个家庭是否饿死了人,杨继绳也没有交待。

  杨继绳家究竟还有没有其他亲人?我认为应该有。如果没有。他的父亲死后,他上学靠谁负担?我上中学时,每期都是领乙等助学金,记得是35块。每期学杂费、伙食费要50来块,自家还得交10多块。即使杨继绳领甲等助学金也只能满足学费和吃喝,穿衣服和必不可少的零花钱从哪儿来?况且,也没听杨继绳提过他成了孤儿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杨继绳的家况描写不实。他搞的是以点代面,用父亲一人的死,喧染全家受饥的惨!挨饿的悲!并以此为起点,辐射到全国。

 

  五、杨继绳的父亲死因描写不真

 

  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1、从杨继绳的其他家人都没有饿死进行分析(此“家人”为假设,因杨继绳没有交待其家人情况,如没有其他亲人,此分析则无效):

  杨的一家人都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中,别人都没饿死,唯独他父亲一个饿死了,为什么?

  2、从其家乡没有饿死人进行分析:

  他家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肯定还有一大群。然而这么多人却只有他父亲一个饿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别人都走得好好的,而且还有力气将他父亲从半路抬回来。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杨父的工作是看一条牛,在农村来说,这样的事算是很清闲的。劳动强度远比别人小。

  3、从生理的角度分析杨父的死因:

  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情况下,健康人的生命极限是多少?试举两例:

  例1、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灾时期,5月20日18时左右,绵竹市金花镇响水沟煤矿和城墙岩煤矿中4名矿工在被困196个小时后被空降兵某部救出。他们分别是赖正平、肖永军、黄伯明、陈运新。(200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例2、2002年3月7日晚10时左右,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城关乡焦家凹锦阳煤矿二矿发生透水事故,7名矿工被困井下。21天之后的27日下午5时许,19岁矿工杨显斌获救生还。被救出时神志非常清醒,只是身体非常虚弱。(大江网郑州讯)

  这几位长时间处于恶劣环境和饥渴状态中的幸存者,说明了人的生命对于饥渴的忍受能力是非常强的。

  杨父亲与上述两例的几个人相比,至少还有几个优势,一是相对而言有一个舒适的处所,二是有非常充足的新鲜空气,三是喝水肯定也没有缺的,四是多少还可以找到一些充饥的食物(断粮的具体时间不知)。怎么会在刚刚还走着时候,一跤摔倒被人抬回家里就不能进食流汁了呢?就连杨继绳自己也觉得不可思义,提出了怀疑。他在《墓碑·前言》中说: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自问过以后,他发觉这是在抽自己的嘴巴。于是赶紧采取补救措施,来了一个括号说明:

  (其实当时他脚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

  这样的话,亏他这个高中学生也说得出口!过苦日子时谁不知道水肿是饥饿引起的!既然你“不知道是饿的”,那就说明两个月前你家还有吃的。如果家里没吃的你却不知道父亲也会肚子饿,那就又是一个笑话了。

  总而言之,从杨继绳这牙齿咬嘴皮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月前,他家乡以及他家里,根本就没有出现饥饿的影子。要有,杨继绳有可能感觉不到吗?有可能不知道吗?

  即使后来出现了饥荒,他父亲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饿成这样的。

  再说,杨继绳家离学校仅20华里路程。从同乡到学校送信至杨继绳随同回家,也只有40华里,赶急走,四五个小时就到家了。如果杨父没有患病,杨继绳带回的三斤大米就是救饥的灵丹妙药,即使他父亲自己不能吞咽,即使他父亲饿得昏迷不醒,只要灌进一点流汁便可起死回生!何况当时的杨父并未到油枯灯尽之时,他还能说话,而且神智十分清醒,他是直到杨继绳回来三天以后才死去的!

  一个只是因饥饿太甚而面临死亡的人在临死三天前就不能进食流汁,令人难以置信!同样,一个刚刚还在路上行走的只是因饥饿太甚而摔倒的人,几个小时后就不能进食流汁,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4、从杨继绳对父亲死状的描写进行分析:

  杨继绳描写他父亲的手是:“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

  我读中学只比杨继绳低一届,记忆中无论初中高中都没有生物解剖课,人体骨骼标本肯定是没有看过的。读初中时,只看到老师做过几个简单的物理化学小实验,到了高中,学校虽然有了物理化学试验室,但也没有生物标本室,湘潭市当时是湘潭地区(包括今日湘潭、株洲,韶山三市)的所在地,我们市二中的教学条件与市一中不相上下,料想绝不至于次于湖北浠水县一中的。所以,杨继绳若说是在中学上课看过人体骨骼标本,我不相信。若说是后来在大学上课时看过,他又是学拖拉机制造专业的,看的标本应该是拖拉机。所以,我认为,他的这句“上生理解剖课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应该是信口而出的言不符实!目的就是要衬托出后面的这个恐怖场景:

  “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啊!

  他在这里将其父的手当成了饿死人的特有象征和标志进行喧染,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饿死的人才会有一只这样的手吗?难道其他因疾病死亡的人就不会出现这种“恐怖和残忍”吗!7

 

  六、杨继绳的父亲不是饿死的

 

  根据上面的几点分析,现在,我们对于杨父的“饿死”不能不添上一个问号了。

  他真的是饿死的吗?不是的,他的死,另有原因。

  据杨继绳在自序中提到的:其父(其实是养父)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而他父亲死的时间则是在“1959年4月底”的三天以后。这就是说,他父亲死时已经快满七十岁了,只差一个月!

  到了这样年纪的人,身体机能已经全面衰退老化,进入了疾病高发的阶段。在当时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由于感染疾病而导致迅速死亡是常见的事。

  我的父亲在1960年也差点死去——当时才四十来岁,患了钩虫病。这样的病,在今天是绝对不至于死人的。但是在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山区,就成了绝症,一是无处救治,二是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病。幸亏我有一个姨祖母在湘潭市,听我说起这个情况,让我把父亲接到她家住下,她又带我父亲到湘潭人民医院看了病,就治好了。

  假如没有这位姨祖母,我的父亲肯定也在这个大饥荒中死去了。当然这是不能算饿死的。不过,如果我想要发泄什么,或者想要达到别的什么目的,我也可以说成是饿死,而且,描写死状的文字可能也不会亚于上面的那个特写,可能还会更悲惨!更让人不忍卒读,更让人潸然泪下!

  所以,由父亲当时的患病,我联想到杨继绳父亲的死,一定不是饿死而是病死!杨继绳如果要人相信是饿死,他就必须解开我在前面提出那些疑问:

  为什么他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而别人却都还有力气刨树皮?为什么他父亲饿得没有力气倒在半路上,而别人却还有力气把他父亲从半路上抬回家里来?为什么他的家人都没有饿死而只有他父亲饿死?——

 

  七、杨继绳的父亲是正常死亡

 

  杨继承的父亲是得的什么病?从他父亲死前三天就不能进流汁来分析,我认为其父亲应该是患的食道癌!不然的话,也应该是患了食道病或肠胃穿孔之类的肠胃病!(仅为推断,不是诊断)。当然也有可能是患了中疯之类的心脑血管病。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六、七十岁的农村老人,患了不治之症或是有治的重症,是不可能送医院救治的。即使是今天的农村,也很少有送医院救治。至少我们家乡还是如此,都是请本地医生瞧一下然后就听天由命了。治不好的就当“老病”就当“寿终”也就是当正常死亡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老年人无疾而终的很少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老病而终,连毛主席周总理也没有例外。像小说中的笑死程咬金估计很可能是作者杜撰的一个故事,即真有其事,也不会有几位老人摊上这样的幸运。

  所以,老年人的老病而终与年轻人的染疾身亡对于人们的感情和感受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今天一些稍微富裕的农家,老人亡故的丧事,大吹大擂的就好像是大操大办着一桩大喜事,根本就找不到一点悲伤的影子!杨继绳的七十岁老父要是死在今天,说不定也会如此!

  在那个人均寿命才五十多岁的年代里(解放前为三十五岁),杨继绳的父亲已经达到了“寿比南山”的“古来稀”高寿,可是,杨继绳还不知足,面对着父亲的老病寿终,他还要哭穷哭饿哭饿死,不花钱哄着大家替他父亲哭丧送灵掉眼泪。

 

  八、结语

 

  综上所述,鉴于杨继承父亲是因老病而寿终,与饥饿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杨继绳真要为饿死的亡灵立墓碑,他就必须把他那位“正直善良”的父亲从碑首抹掉,将亡灵的数字由“3600万人”改成“35999999” 人才行,否则,他描写的那些天南海北故事,都会被他父亲的“假饿死”弄得暗然失色而变得一文不值!

 

  第三节 再议《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饿死的

  ——答“shao1949”(写于2012年1月4日)

 

  《一个弥天大谎 - “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饿死的》发出后,近日,发现《炎黄论坛》有“shao1949”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反驳。

  此君首先断言杨父患了肿病,然后详细介绍了肿病的症状及病因(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并由此而推导出杨父是饿死。

  杨父患没患肿病?杨继绳在《墓碑》前言是这样说的:“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

  已经年满19周岁的高中学生杨继绳居然会说出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话,实在荒唐得很!他在寒假中与父亲相处将近一个月,竟然不知道父亲腿上浮肿是因为饥饿引起的。说明在他的感受中,当时还没有“饿”的概念存在。所以,即使他父亲患了水肿病,这个“是饿的”也应该是假的。因为,患水肿病虽然与“营养不良”有关,但“营养不良”不一定与饥饿有关。由于自身肌体功能衰竭导至不能吸收营养也可以造成身体状况的营养不良。

  从“shao1949”贴出的肿病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进行分析,如果不是自身肌体的缘固,杨继绳家乡因肿病“饿死”的这一“个别现象”无论如何轮不到他父亲。因为“营养不良”他父亲与其他人处于同样的状况,而“过度疲劳”则绝对与他无缘。其他人都要从事诸如修水库炼钢铁耕种等繁重体力劳动,而他父亲的工作就是看养一条小水牛,这是当时生产队最轻松最自由的一项劳动。如果是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就相当于今天一些人养的一只宠物了。杨继绳也在《前言》中讲述了他和父亲与小水牛相伴的乐趣。

  所以,即使杨继绳家乡因肿病死亡这一“个别现象”摊到了他父亲的头上,我以为,主要也应该是他的肌体功能衰竭的原因。

  当然,如果平时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或在病时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他的寿命再延长一些时间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客观情况就是如此,在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平寿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那个时候的生存环境中,按照营养学家提供的营养结构来衡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在“营养不良”的状态中生活着,他们过早衰老病故(无论患什么病)的根本原因都是“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这两大祸害!难道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死亡都视为饿死!

  即使是今天,真正达到营养学家指导的营养标准的人也不是很多的。很多过早衰老病故的人,其病死的原因也都是“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这两大祸害!难道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死亡都视为饿死!

  “shao1949”对本人以遇难矿工坚持数十天不死为理由质疑杨父因饥饿倒地便不能吞咽流汁的说法作出了反驳,认为长期饥饿的人与被被困矿工不能相比。恰好昨天在央视九台《美国国家公园全记录》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

  18世纪,美国有位叫杜鲁门·埃佛茨的人随同探险队在黄石地区(今黄石国家公园)探险时,与探险队失去联系,独自一人在冰天雪地中在没有粮食吃草根的情况下在无穷无尽的恐惧中行走了三十七天被人发现而脱险。当时体重尽剩22公斤,被温泉灼伤的手则瘦得酷似鸟爪了。

  埃佛茨不是井下被困的矿工,他的生存条件比起杨父来不知恶劣了多少倍,可他坚持了三十七天还没有倒下去。杨父的生存条件比起埃佛茨来不知优越了多少倍,而他仅仅坚持了两个来月时间,一倒地便不能进流汁而一命呜呼了。难道他们两人也不可以作个比较吗!

  另外,从杨继绳描写其父的“瘦状”来看,也不知是否能与“水肿”融合到一起?

 

  第四节 随口乱道,杨继绳的治史之道

  2009年1月9日发于华商杂坛

 

  杨继绳的同道将他吹捧成是一个“治学严肃”和“论证理性严密”的学者。果真如此吗?我们先看一看曾慧燕评《墓碑》里的这两段文字: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幸存者及见证人……他穷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历史空白。”

  “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看后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曾慧燕在这里给杨继绳出了一个大洋相:

  “走访大量当事人”,到头来竟然就是“上百个”而已!就这样填补了一个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大空白!平均每个访谈者的头上顶着36万个!

  先不说那个“收集了近千万字”和“上千万字”资料的前后矛盾吧,就折中取“一千万字”的整数,算起来平均3·6个饿死的人才摊上一个字!再说,若是较起真来,天知道他是几万字的资料!

  当然,也不能全怨曾慧燕不晓世事,这些数据其实还是杨继绳自己说的。

  下面,我们言归正传,看杨继绳的随口乱道:

 

  一、“一字不差”真的没差一字吗?

 

  杨继绳说话,十分的“绝对化“,好像圣旨一般,诸如“没有一棵粮食、没有一点吃的东西、十分人祸”等,都不给人留下半点商量余地。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说的这句话:

  “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他在这里用上了“一字不差”,无非是强调说明校长王占崧对他的这篇力作的看好。但是,我们却无法揣知他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究竟是要向读者炫耀自己的文才杰出还是要向读者告知自己对大跃进的鼓吹力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不过,无论你想要表达什么,都没有必要用上这个“一字不差”!因为对于你的这篇文章,“一字不差”和“两字差了”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即使是钦差大臣宣读圣旨,一字差了或者两字差了也没什么关系,皇帝老子也没那么多功夫来追查的!

  总之,这个“一字不差”并没有任何值得你洋洋得意和沾沾自喜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既然你吹了这个“牛皮”,今天就非要追问到底:你的“一字不差”是不是录音了?要不,你凭什么肯定是“一字不差”!

 

  二、随意转换的死亡概念

  

  在《墓碑》第22章,杨继绳说:在1958年到1962年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

  可是,说着说着,他就变调了。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54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你看,眨眼间,他就将非正常死亡转换成饿死了。这一转换,问题的性质便翻了个个。因为饿死只是非正常死亡下面的一个分项。非正常死亡包括正常死亡以外的车祸、矿难、饥饿、疾疫,自杀、他杀、死刑等各种形式的死亡。非正常死亡是各国都有大量存在的常事,过去有现在也有。适中的非正常死亡则是正常的事。而大量的饿死人除了天灾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以外,就是属于罪过了。

 

  三、三年灾荒是“十分人祸”吗?

 

  关于天灾和人祸的的问题,以前的“毁毛专家”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断。杨继绳是“十分人祸”的开先河者。他说:“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为了证明他的这个“十分”。他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

  话说到这个地步,“十分人祸”按说已是牢不可破的“真理”了。不过,可能杨继绳自己感到这个权威资料和专家还有点不权不威吧,赶紧又来了一个补充,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应该是成反比例关系,即天灾大,粮食少)。

  这么一来,他的这个“十分”就等于买了“双保险”:没有天灾而出现饥荒,自然是十分人祸。有了天灾也不妨事,因为,根据“历史资料表明……”,并不是有天灾粮食就一定会减产的。所以,即使受了天灾而出现的饥荒饿死人,他也可以认定是十分人祸!

  杨继绳这个论断虽说非常高明。不过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没有兼顾到:人祸是人在作恶为祸,去祸的唯一办法也是根本的途径就是去“人”,“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可是,摆在杨继绳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国家元首都是毛主席,这个他所认为作恶为祸的人,与国家的命运一直不弃不离,执政整整二十七年之久。请问:为什么在这三年以前他不为祸,在这三年以后也不为祸而只在这三年内为祸?

  一句话,杨继绳说的这一场惨过古今中外任何一场惨祸的三年人祸,为祸的人未去,这祸是怎么去掉的!?十分人祸连半分也没去掉,这大饥荒是怎么收场的呀!?

  依理推之,大饥荒它能收场吗!它只能愈饥愈荒而愈大,而不断升级为“大大”、“大大大”饥荒!

 

  四、近百年的历史怎么了

 

  杨继绳说:“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你看看,这位杨大记者,他这不是越扯越远了。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他抛开现实而沉溺于五十年前的历史,本来就把个历史扯得面目全非了。如今他又扯上了近百年的历史,而且下的这个结论又是“独树一帜”:“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亏你还是一个号称“治学严谨”的学者,怎么就把话说得这么绝!

  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那个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还要兵谏逼他!

  你说国民党不搞投降妥协,那个汪精伪总不是共产党的人吧!

  你说蒋介石不是内战内行,那个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总不是第八路军消灭的吧!

  你说共产党不抗日,那个百团大战总不是你打的吧!

  你说共产党歪曲历史,十九路军的的上海保卫战,你总也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吧!

  再给你举两个共产党并不歪曲历史的事实:

  例1、国民党抗日阵亡陆军上将赵登禹,在解放以后,由毛泽东亲自向其家属签发了烈士证书。

  例2、1950年10月15日,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及“优抚条例”,国民党的抗日阵亡将士均视为烈士对待。原国民党陆军第79军军部少校副官吴植科(云南新平县人,在衡阳保卫战中牺牲),就是享受这种待遇的一个。

 

  五、请看杨继绳的杰出变脸表演

 

  杨继绳一会儿在说:“我不认为这(指父亲的死)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 ……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不明明是他自觉地欣然接受的党的教育吗!你看他说得多么的慷慨激昂,热情洋溢。这时候的杨继绳,一个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有话说了。他说他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不敢怀疑。“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这时候的他,又成了强制灌输的直接被害对象,一个被共产党的”暴政”压制的共青团团支部书记!

  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变脸”艺术的杰出表演者!你能听他的!你能信他的!

 

  六、请看杨继绳的“卵细胞饿死”

 

  杨继绳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杨继绳又说:“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

  为了让大饥荒与二战比惨烈,杨继绳把未成人形的卵细胞也请了出来助阵,直接编进了饿死人的队列。由于他的“卵细胞饿死”论付诸实施,成功地让大饥荒比过了二战的惨烈!7600万饿死人的惨烈以压倒优势“战胜”了死亡四五千万人的二战的惨烈。

 

  七、请看杨继绳的“干部专政”论

 

  杨继绳一会儿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

  在这里,干部又成了被专政!

  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就是各地干部向各地干部专政!

  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干部向干部专政!

 

  八、请看杨继绳牙齿咬舌头的故事新编

 

  杨继绳一会儿说着:他们“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可是,过了一会儿,卖人肉的要出场了,他又大开绿灯,给卖人肉的一条生路,他说:“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前言不对后语,你能听他的,你能信他的!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第六节杨继绳对饿死3600万人的肯定之否定

  写于2011年2月9日

 

  说到这个题目,不得不引出一个人来——丁学良。此人曾给杨继绳的《墓碑》写过一篇书评。他在盛赞《墓碑》的同时,也美美的将自己向读者作了一番推介。

  1988年,丁在哈佛大学作马若德的助教。马若德何许人呢?据丁所说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文革”的头号学者,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西方主要学府里专为“文革”开课的人。这门已开了20多年的课,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传统课程。马若德强调“大跃进”的失败是促发“文革”最大的因素。

  有幸成为研究文革“头号洋学者”助手的丁学良,“文革”也就成了他讨生活的一个饭碗。他与李锐、杨继绳等人一样,也是一个极尽造谣诬篾之能事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人!且看他在信阳事件上是怎样攻击毛主席的吧。

  1960年10月26日,毛主席看了中央工作组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后,当即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一个“即看”和“下午谈处理办法”,就足以说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了!接下来就是调拨大量物资、派出大批干部进行紧急救助和开展整风。很快就扭转了饥饿的恐慌局势。

  然而,在丁学良的口里却被诬篾成:

  (报告)“然後递到最高层毛泽东手里。可是报告到了最高层后,最高层把饿死人看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个指头’是伟大成就,饿死人是一个指头的‘枝节问题’”。

  如此的颠倒是非,大家说,这个名为“学良”的家伙,他学了一点良吗!他的心中还有半点“良”吗!就是这个自谓“从没有写过任何书评”的无良学者,居然要为《墓碑》“破例写一次”评,破例来了一番高歌盛赞,《墓碑》是个什么玩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文不打算对《墓碑》作更多的探究,只想指出这个丁学良在极度吹捧杨继绳的时候,由于“好心”办的一桩“坏事”,在无意之中揭了杨的老底,暴露了杨对饿死3600万人的“肯定之否定”。丁学良说: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 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丶王维志丶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後,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 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丁在这段话里,向大家介绍了杨继绳的“饿死3600万人”的来源:即比较了三个外国学者和三个中国学者“研究”出来的1958——1961年的三年间饿死人数据,再加上自己估算的三年前和三年后的饿死人数据,得出一个“3500——3700万”的数据,然后再来一个折中肯定为3600万了!再看丁学良说的:

  “作者(杨继绳)以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有在全国采访的机会,他搜集的资料的扎实程度,在我所见过的这方面的著作中,无与伦比。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这部书前,他也曾读过相当多的翻译自外国学者丶海外华人写的相关著作。他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者远离中国,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些作者无法像他到处调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全面调研的时间和条件。因此,杨继绳虽未经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的方法却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基本的要求。”

  丁学良这段话的意思本来是想说明在“三年饥荒饿死人”问题的话语权上的“唯杨独尊”,即杨继绳说的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权威性!以此为杨的《墓碑》鼓吹助势。可是,他却不曾想到,这些捧杨的词语同时又肯定了那六位“学者”根本就不具备研究这个问题的客观条件,所以杨继绳也觉得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根本没有可能触摸到问题的本质!因为他们——无论是那三个中国“学者”还是那三个远离中国的外国“学者”——都没有当过新华社记者,都无法查阅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都无法到处去进行调查……。一句话,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只能是无根之木!

  可是,偏偏杨继绳的研究“成果”就是建立在他们的“成果”基础之上。这样一来,杨继绳比较他们的“研究成果”作出的“饿死3600万人”的肯定也就被他自己一句“隔靴搔痒”给彻底否定了——肯定之否定!

  丁学良吹牛不打草稿,一番“好心”却替杨继绳办了一桩大“坏事”,帮了一个大倒忙!

  丁学良在《评墓碑》中还大吹特捧杨继绳的“细节”描写:

  “杨书中用的那麽多细节,超出我的想像……”

  “而且,这些细节不止来自一处。……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资料——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有上百页。”

  “他提到一个细节,那时信阳路边常看见饿死的人,基层还上报死人尸体被吃掉的事件。这些细节让人看了受不了……”

  在丁学良看来,“细节”就是“真实、可靠和权威性”的支柱和证据!要不他就不会如此卖力地为杨继绳吹“细节”了。可是,他却不曾料到杨继绳会如此的不争气会如此地扫他的面子,居然将两个方面最受人关注、最不应该出错的细节完全弄错,描成了假细节!这就是杨父饿死的细节和杨家乡饥荒的细节。杨描写的这两个方面的细节“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资料”而且都描写得非常之充分,非常之细致,非常之感人,非常之“让人看了受不了”……可是,只要我们用小指头稍稍一戳,捅破了那层蒙着的窗户纸,一眼就看清楚了里面藏着的全是一些假细节。(见《一个弥天大谎,《墓碑》作者父亲不是饿死的》)

  这样一来,为丁学良高度肯定的那许多“细节”便被杨继绳父亲饿死的假细节和家乡饥荒的假细节所彻底否定——又是一个肯定之否定!

  试想,杨继绳连自己亲历的事件的细节都描错了描假了,他那些道听途说得来的细节,谁能相信他不会描错不会描假呢!

 

  第七章

  评杨继绳的《通谓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写于2011年1月3日

  《通谓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原载于《炎黄春秋》2008年笫10期。通谓问题,是一个早已作过处理且再未复发的历史问题。杨继绳要整出这段历史,也无可厚非。但记述必须客观、真实,不允许夹带任何个人意气。通观杨的全文,发觉其个人主观意气很浓,极大地降低了其文的可信度,使得我们对一些问题不能不给以质疑:

 

  第一节以偏概全用通渭代全国

 

  杨继绳此文的标题定为“通谓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问题是通谓的,可他祭的大跃进是全国的。以通谓代全国,很不地道。

  首先,谁也不能否定,“通谓问题”,只是一个个案,我国的县级行政区划数以千计,一个两个或几个“通谓”绝对不能表示全国就等于“通谓”。杨继承的这一篇本应是对通谓县的《祭》变成了对整个中国的“祭”,就像某家死了一个人而旁人以其全家遇难为“祭”一样,十分的荒唐。如果这种情况轮到了杨继绳的家,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欣然受“祭”?

  其次,稍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人都知道,大跃进的性质绝对不等于“通谓问题”。通谓问题是共产党内某些人的官僚主义摧残民生造成的恶果,其中带有很大的故意成份(应有天灾因素),而大跃进,无论是否取得成就,其立足点却是推进和改善民生而不是摧残民生。何况,大跃进时期,除了短暂的“全民炼钢”造成了一定损失外,其他如交通、厂矿、农田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尽管有些人拼命在抹杀它的成绩,但是,它留下的无数水利工程、公铁线路和桥梁、厂矿等“硬件”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创造效益。无论谁都抹杀不了的。

 

  第二节自我标榜的“功臣”身份可以休矣

  

  杨继绳在在文中写道:“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40多年的真相。(其文第一节·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这些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杨继绳在恬不知耻的标榜自己!好像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一个人知道“通谓问题”,是他,为人民争到了这个知情的权利。

  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看他在文中说的:

  “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 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 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派出救助的工作组和医疗队的人数就有378人,一场大规模的整风整社运动查处县级及以下干部400来人!这消息怎么严密封锁?这真相怎么掩盖?是谁下令封锁的?

  杨继绳刻意将这个问题神秘化,无非就是标榜自己:与“无道”和“邪恶”斗争,我是勇士第一!

  别玩这种自勋自授的把戏了。杨继绳先生。你的“功臣”身份,可以休矣。

  揭开饿死人真相、批判饿死人问题的,首先是共产党自己。如果不是共产党自己的揭露批判整顿,类似问题肯定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甚至还有可能继续蔓延,有可能一直蔓延到今天。

 

  第三节荒唐的“饿死三分之一”

 

  杨继绳下笔点睛,文首即说:“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

  言下之意,通渭问题的严重性远远地超过了信阳问题。那么,这个通渭饿死三分之一的数据是从哪里的呢?杨继绳说:

 

  从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

 

  这里的32.8%,就是杨继绳提出的通渭饿死三分之一的根据。这是一个十分荒唐的“根据”!它源于一个杨继绳制定的“通渭县人口生产目标计划”。

  在这个目标计划中,杨继绳为通渭县1961年制定的人口总量目标值是299506人。确定这个目标值的依据是两个参照数据,即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2.67%和1958年的平均人口276742人。他的目标管理就是要求通谓县的人口生产在1958年的276742人的基础上,每年递增2.67%,到1961年达到299506人。 计划一个不能少,少一个便视为饿死一个人。

  遗憾的是,通渭县领导很不争气,没有带领他的人民努力“生产”,完成杨继绳交给的任务。1961年的“实有人口”竟然只有201255人,比杨继绳规定的目标值即“应有人口”299506人少了98251人,实际“欠产”98251人。也就是“饿死”了98251人!

  于是,杨继绳就在这个98251人上大做文章了,通渭县饿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我们知道,决定人口增减的要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而影响“两率”的客观条件是多方面的。就出生率而言,生活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杨继绳说的饿死人达到三分之一的通渭县,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劣可想而知,不会有几个孩子出生的。可是,在杨继绳的目标计划管理下,不但饿得奄奄一息的人要保证完成他下达的“生产”任务,就连那些饿死的人也不能例外,死人也必须替他生“活人”,以保证他有足够的“三分之一饿死人”!

  还有更荒唐的:杨继绳竟然直接将活人当死人!由他自己翻出来的通渭县文件上所载的“外流11940人”,人还活着,他就直接将他们转化成了饿死的人。

 

  第四节“病”一个埋一个的天下奇闻

 

  杨继绳在其文中有一个发明创造,这就是引“病”代死。所谓引“病”代死,就是将“病”字带上引号表示“死”。杨继绳在文中说: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死人只能说是病人,埋死人只能叫打扫卫生,而且要“病一个埋一个”,这样的天下奇谈真是闻所未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通渭县的这个“指示”进行一下分析。

  如果县里的“病一个埋一个”指示出现在书面文件里,虽然可以用一个引号把“病”字引起来表示死,但也必须作个注释才行,否则就很难保证不会有活埋病人的情况发生!本人深信这样的政府文件不会有。如果通渭县真的下了这样的文件,其文物价值就是不可估量的了。因为物以稀为贵,古今中外,就通渭县下了一道这样的文。悬请杨继绳先生再去一趟通渭,把这个宝物请出来让我们开一开眼界。

  如果“病一个埋一个”指示是领导口头作出的,杨继绳首先就得告诉我们是谁开的这个尊口?其次还得介绍一下这位开尊口的领导是怎样将“病”字在口里打上这个引号的!要知道,少了这个引号的“病一个埋一个”指示一旦在通渭县贯彻执行,全县所有的病人包括大病小病重病轻病的人就有可能统统都会当死人活埋掉!

  作出这样混账“指示”的领导,我认为第一个就要把他活埋掉才行!

  再说,这个指示的实际意义何在?你把“死人”说成是带引号的“病人”,是不是死人就会变成活人!是不是天下人都成了傻瓜蛋,不知道你这个带引的“病人”是死人!

  再说,这样的“指示”还有一个执行问题。如果通渭县成立了由财政拨款发工资补贴的专业埋尸队,看在每月发的工资份上,队员们有可能会执行上级指示,把死人说成是“病人”。

  如果没有专业埋尸队,那就是向全县的老百姓作指示了。已经饿死了三分之一剩下的这些时刻面临死亡的百姓,还有谁会听你县里这狗屁样的“指示”,指着饿死的亲人,告诉别人是“病人”!

  再说,死人称病人了。真正的病人叫什么?是不是转换“角色”,改称死人!

  那个把埋人说成是“打扫卫生”的“指示”,也很荒唐!更加荒唐!掩埋死人用“打扫卫生”发话,这话该怎么说?埋一个死人是叫打扫一次卫生还是叫打扫一个卫生还是叫打扫一遍卫生!

  这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绝无可能执行的所谓指示,即使是马大哈当县长也不会干出如此的荒唐事。能作出这指示的,只能是他杨继绳。

  不过,偏偏那个“吃人肉”的事,通渭县领导却没有作出不准说的指示。我看也得补上一条才行:不准讲吃的是死人,要讲吃病人!

 

  第五节 荒诞不经的人吃人故事

 

  杨继绳有一道拿手好菜,这就是讲“人吃人”。下面是他在其文中对“人吃人”的浓墨重彩描写:

  “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

  “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杨继绳用了几个“不是个别”、“大量”、“不少”的形容词描写“人吃人”,感到还不过瘾,于是,又来一个高度“艺术”的修辞手法把人吃人的严重现象夸大到了极至:

  “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

  这句话有很大的随意性。“那时人”表示的可以是那时的所有人!

  那时人真是这样的吗?饿急了,提着篮子出去不是想去挖野菜,也不是想着去刮树皮,一心想的就是找路边的死尸割肉!这种现象,只有在路边的死尸多于野草、树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没有比较固定的尸源,谁也不会一饿急了就想到寻尸割肉。

  路边有那么多尸源没有?绝对没有的。那时人一是活动范围窄,从事耕种的都在自己生产队这片小天地里活动;二是活动都有组织性。被征调外出劳动的都是实行的军事化管理。所以,像今天城市路边有时出现的无主尸体少见而又少见。即使饿死了三分之一,也还有三分之二的活人嘛。哪有可能出现无主尸体丢弃路边不埋的情况。一个生产小队也就百几十个人,哪怕一天之内饿死了三分之一,活着的平均两人埋一个,草草的掩埋,一天时间也就解决了问题。

  由此可见,“那时人”在路边寻到尸体割肉的“机率”是很小很小的。小到接近于零!所以,饿疯了的人提篮到路边寻尸割肉的现象,我以为是很不真实的。再看。杨继绳在文中写道:

  “他(工作组的敬根年)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

  按照杨继绳的记述,1959年通渭的粮食并不是颗粒无收,总产还有8386万斤。秋收季节就饿死了这么多人,到了冬季,饥饿加上严寒的双重煎熬,还有可能存下活人吗!

  还有, “工作组的敬根年说的:‘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

  这是什么鬼话?杨继绳的笔下,也只见到活人吃死人的故事,没见有吃活人。既然“死人太多了”,要吃人肉的完全可以敞开供应,也省了掩埋的功夫,犯不着吃活人。即使真有人要调口味吃“新鲜”的活人,也轮不上你工作组害怕。谁敢在大岁头上动土,要吃也不会吃你“工作组”的人!

  为了让鬼话成真,杨继绳举例说明了:

  1960年2月,他(敬根年)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家家见不到炊烟。难道这个通渭县已经人烟灭绝了?如果还有人,取暖生火冒的烟应该有吧。公历2月间正是农历的寒冬腊月,在我们南方正是烤火取暖的时候,地处北方的甘肃人未必都不怕冷,竟然连生火取暖也省掉了!即使到了树皮被啃光的非常时期,那树干还是生火的好材料!

  杨继绳还举一个吃人的例子。他说: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6页)

  新华社记者的职责本是搞新闻的,不解他们为何都搞起了旧闻,远离现实而扎堆地钻进了历史?

  查阅《告别饥饿》原书,确实记了上面这段话。可是,一件如此重大的“吃女”事件的“纪实”,提供一手材料的王书记却有姓无名,吃女儿的和被吃的女儿以及女儿的父亲都无名无姓,“我家那个村”具体是哪个村也没有一个着落。这样的文字能算“纪实”,写人吃人的故事,坐在家里编,不用出大门!

  再说,当时“吃死人”的现象不是很多嘛,这个妇女“吃女儿”,只要不是吃活的,就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村里人还替她打什么掩护,直接告诉她丈夫也无妨。

  还有,既然村里人要替他打掩护,十多年后,这个王书记为什么要告诉记者,为什么不替她打掩护?

 

  第六节弄巧成拙泄天机

 

  对于通谓饥荒发生的原因,杨继绳全部归结为大跃进的“人祸”,只字未提自然灾害的作用。可是,当着中央、省、地采取积极救助措施结束了通谓的灾难以后。杨继绳却一反常态,搬出了气象因素说事: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

  为什么杨继绳忽然想起了“气象”?因为他在本文中一再叫嚷中央和省地派出的整顿工作组“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反右”这个名词对于他来说是一付很伤肝肺的“毒药”。可是,通谓饿死人问题客观上却在“反右倾”中被克服而扭转形势了。这不就成了“反右倾”的一个成绩和功劳吗?

  把功劳算在“反右倾”上,杨继绳当然不能答应,“风调雨顺”的气象资料在这关键的时刻正好帮了他一个大忙!气象资料在配合他说:“(通渭解困)这不是‘反右倾’的功劳,这是天老爷的功劳!”

  不过,杨继绳却没想到,弄巧反拙,气象资料也在这里帮了他一个倒忙。人们却透过“是年风调雨顺”,看到了另一个信息:原来,“不是年”即‘那三年’的气象情况,不是风调雨顺啊。

 

  第七节小说笔触述“史”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

  上面是杨继绳对通谓县“搜粮行动”的一段记述。说确切点,是描述。基本上都是带着夸张的泛泛之词,用的是小说笔触在述“史”。其中的“挖地三尺”自然不用说了。这是文学描写中的常用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老朋友”。“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算是一个细节描写,这样的描写可以说是夸张到极至了。可是,只要我们稍作分析,这个细节就会露出馅儿来。有权来到别人家里抄家的,会在乎一个不值半分钱的针线包吗!

  下面是杨继绳关于通渭县“酷刑”的描写: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

  “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

  如果他用的是“多种残酷的刑罚”,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各种残酷的刑罚”就夸张得没有边际了,表示的是,世界上每一种酷刑都用上了。

  可能是杨继绳自己发觉“各种”难以服人的缘固,所以,他在下面用了一个具体的概数120多种,并列出了五种刑名。五个“代表”来表示“120多种酷刑”能不能令人信服?我以为是不能的。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在一篇短文中将120多种酷刑名称、具体施刑方法等内容全盘托出,但是,起码也得交待一下这“120多种酷刑”见于何处,是否来自于《通谓酷刑志》?反正通渭120多种酷刑的内容和使用情况是足可以编写出一本《通渭酷刑志》来的了。

 

  第八节质疑数据,是扩大还是缩小

 

  杨文写道: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

  这里的死亡60210人比杨继绳的饿死人计划目标98251人少了30041人。不合其意。于是,2000年8月9日,杨在通谓县召开老干部座谈会上,寻找老干部的“支援”。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继绳如愿以偿:

  “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字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有了这几位亲历者的讲述,杨继绳的“饿死三分之一”论便大功告成了。不过,既然你可以质疑数据缩小,我们则有更多的理由质疑数据可能夸大:

  理由一、少报不可能,没必要少报。因为中央并不忌讳而是非常正视这个问题,不但当时进行了严肃处理,五年后还要求通谓就此问题作出汇报。这是一种十分认真的态度,而不是今天流行的“做秀”。所以,它需要的是客观的真情实况。所以,实报无需承担风险。而少报一旦查出,性质类同瞒报,要承担故意隐瞒不报的风险。

  理由二、此时的席道隆及其同伙均已下台。对于继任领导来说,不存在来自席道隆方面的任何压力。而且,前任的问题愈多愈大愈严重,继任领导愈好开展工作愈能体现出工作成绩。从这个角度分析,继任领导夸大原任领导在职期间的饿死人数据不是没有可能的。

  理由三、继任领导很可能就是倒席者。如果是,夸大饿死人数据就成了必然。就像杨继绳为攻击毛主席要拼命夸大饿死人数据一样。那几个亲历的老干部张口就说“实际是三分之一”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理由四、杨继绳的此文应是一面之词。在他调查的时候,当时的责任人很多都还健在,席道隆也还健在。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他们对这个问题发出的声音。杨继绳为什么不听一听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席道隆的声音。席道隆活着时,他不愿去采访。他在文章结尾对席道隆的情况是这样交待的:

  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非常遗憾,杨继绳给了质疑者一个死无对证!

 

  第八章

  四川饿死千万人不足信

  由《就四川饿死千万人而发——只想问问廖伯康》(写于2008年12月20日)整理

 

  四川省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一千万人的信息,源于一篇述说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与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的一次谈话的帖子。他们的这次谈话早在1962年,廖告诉杨四川饿死了一千万人。但是,通过分析,这次杨廖会见应不存在,所谓的饿死一千万人也不着边际。

 

  第一节四川省一千万人“饿死记”

 

  网上有一篇帖子叫《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一千万人》。此帖来源于《文摘周报》。原标题为《书记一字一泪诉川情四川大跃进非正常死亡1000万》。“一千万人”是怎么弄出来的呢?据该文所载: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廖借开会之机,将此前搜集的很多资料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作了汇据。胡耀邦非常重视,将谈话笔录交给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整理后报送中央,又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于是,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下面是该文对这次谈话的记述:

 

  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

 

  杨尚昆一连说了两个中央不相信。廖伯康当然不傻:这不明摆着是嫌800万太少嘛。所以,当杨尚昆接下来问“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的时候,他就胸有成竹的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答。原文是这样描写他当时的神态: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举起一个指头就是一千万!好像亿万富翁在拍卖场上举牌竞拍一样,多么豪爽的气概!不知廖伯康当时也考虑了没有?这一千万并不是千万元钱,而是一千万条宝贵的生命!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廖伯康回答。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杨尚昆问。

  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见杨尚昆听得很认真,可能是担心一千万还不能满足需要(我的猜想),廖伯康接着说:

  “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杨尚昆问。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唉。那一位“举起一个指头”!这一位一拍大腿!于是,四川省1000万同胞就在他们两人的这次交谈中,不,应该是在他们两人的这次“一举一拍”中全部饿死了。

 

  第二节对杨尚昆廖伯康两人谈话的质疑

 

  上述杨廖二人的“谈话”是否真实,谈话内容是否真实。很值得怀疑。

  一、此前,廖伯康已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向胡耀邦作了汇报,胡又将两人谈话笔录整理报送了中央,实际上先过目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再找廖谈话没有太多的必要。

  二、杨决定找廖谈话,目的无非是想从廖的嘴里了解更多的东西。他还需要了解什么?“谈话”告诉我们,他急切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四川饿死人数据!因为,廖伯康估测的四川饿死人数据,在向胡耀邦的汇报中(如果真有他这次汇报的话),应该已经提及,杨尚昆应该已经看到。汇报中的数据分析应该小于800万,没有达到杨尚昆的需要,所以,他一见面就用“你们怕什么”为廖伯康鼓气壮胆,又连着用了两个“中央不满意”(四百万不满意八百万也不满意)对廖伯康进行诱导,终于从廖嘴里要到了“一千万”!杨尚昆为什么如此?不可思义。

  三、从廖伯康说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来看,如果这是真的,杨尚昆在看汇报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一千万”,他就没有必要再明知故问了。

  四、作为两个共产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在谈及饿死1000万人这样一个沉重话题时,廖伯康竖起一个指头就是“一千万”,杨尚昆一拍大腿“就是你这个数字”,像谈一笔生意似的。很难叫人相信后来当上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会如此的草包。

  五、廖伯康了解到的四川饿死人的数字是1250万,只向上面汇报1000万,杨尚昆居然也认定了这个1000万,很难叫人相信,他们对于饿死人的这种大事,会如此的轻率!

  所以,我很怀疑,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过这两人的谈话?即有,两人是不是真的谈过这样的话?反正,在这个信息传出时,杨尚昆早已作古了。

 

  第三节 四川饿死千万人不足为信

 

  一

 

  廖伯康的“四川饿死一千万人”的依据是两个数据:

  第一个,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人的数据。第二个,1957年四川人口7215.7万人的数据。这是是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的记载。“两数相减正好约为1000万”。所以,四川就饿死了1000万。

  现在,我们就来探究廖伯康提供的这两个人口数据的真实性。

  第一个数据,1960年底人口总数6236万人。这个数据是廖伯康在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释中看到的。叫什么文件?廖伯康没有说。文件上注释的这个数据又是从哪弄来的?廖伯康也没说。但是,既然你引来表述一个饿死千万人的重大问题,就有责任对这个数据给出一个出处。如果找不到它的出处,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是伪据。

  第二个数据,1957年人口总数7215.7万人。廖伯康说是“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而人民网上有一篇“胥老汉”的帖子,标题是《在1957年,四川并没有7215.7万人》。胥老汉在文中说:

  “我在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根本查不到廖伯康所说的‘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

  如果廖伯康认为有,他就应该给我们指出这个数据具体出处,即在1957年《年鉴》的哪一页来。如果他找不出,那就是又伪造了一个数据。

 

  二

 

  我在这里也提供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四川省人口是62,303,999人(下面简为6230万)。这个数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

  四川省1953年的6230万人要达到廖伯康说的1957年的7216万人,四年时间内就必须增加984万,四年内能不能增加984万人,这就取决于它的人口增长率了。四川全省这段时间的人口增长率数据没有找到。暂借曹树基在《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中提到的成都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增长率数据一用。该文记载:

 

  “根据新都等十县县志(改开以后的新编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4‰。这一数据并不确切,是因为双流、金堂、郫县等三县1954年人口少于1953年。此三县邻近成都市,小块区域的划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减少的原因。从1954年至1957年,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若排除双流、金堂、郫县不计,其他七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9‰。由于成都市区另计,故以18.9‰作为成都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增长速度。”

  我们知道,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城市,其属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应该高于本省其他地区,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当时,人口的自然增长主要取决于地区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生活条件。因此,以成都府属的这个18.9‰的人口增长率代全省的人口增长率只有偏大的可能而没有缩小的可能。

  如果1953—1957年四川全省人口按照每年18.9‰的速度增长,在1953年的6230万人的基数上,到1957年底,全省的人口增加到多少万人呢?

  计算的结果是:四川省1957年人口总数为6715万人。

  廖伯康看到的省委文件注释中的1960年为6236万人。

  四川省人口1960年比1957年只减少479万人。

  按照这个推测,廖伯康的“减少1000万”浮夸了“521万”。若以这个减少的绝对值为饿死人数据,最多也不会超过479万,哪来的饿死1000万!

 

  第九章

  《无为县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质疑

  2009年10月30日发表于费尔多思论坛

 

  有个叫谢贵平的,写了一篇《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及其后果》,2009年10月30日被人转贴到《多思论坛》。谢贵平的此文,对安徽省无为县上世纪的大跃进运动看似作出了十分“真实”的记叙。但是,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却发现许多可疑之处,其中不乏许多夸大之词和不实之词。现提出几点质疑如下。

 

  第一节 深翻耕地一丈二尺的神话

 

  谢贵平在文中说:“还有一些公社干部以为,耕地深翻是翻得越深越好,竟将地表1丈2尺以下的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破坏了耕地土质,降低了产量。”

  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吗?绝无可能!

  我们知道,一丈二尺等于四米,约相当于今日的一层半楼房高。深翻一丈二尺,话是很好说的,可是,真要翻起来就非常非常复杂了。牛拉的犁肯定用不上。人力使用锄耙的普通作业法也不行。要是这样挖,永远也不可能挖到地下的四米深处,因为要挖到四米深处的话,四米深处以上的土都得搬到远处,所以必须安排运土的配合才行。怎么施工好呢?

  一种办法是像挖井打地窖一样,垂直向下掘进,开劈一个作业点。挖出的土怎么办?表层可以直接铲到土筐里挑到旁边去。不搬开就不能挖下一层了。每下一层,出土便增加了一层的难度。到了两至三尺深,直接将装土的筐提上来已不可能,必须要用绳索吊。作业面愈往下沉,泥土吊上来的难度愈大。这个工作量有多大呢?假设这个井长宽深均为四米,体积就有64立方米。一般泥土的比重约2500千克,出土重量高达16万公斤。16万斤泥土,一锄一锄的挖,一筐一筐的吊,每筐以50斤计,需装6400筐。16万斤泥土,一担一担的挑,每担以100斤计,需挑3200担。挑多远?估计至少要挑到15至20米以外。因为64立方米紧土挖松后,体积会“膨胀”增大,况且也不可能按原来的形状在地面堆成一个正方体。它会被堆成一座小山包。

  有人一定要说了:作业点何必要开这么大的场子呢?小一点不行吗?我以为,这个16平米的作业面不但不能小而且还要大。因为接下来还要施工,要把前面四米高坎上的泥土翻过来往这个坑里填。新挖的土不可能四面堆成垂直状态,靠近施工的这一面至少要堆出一个30度的斜坡才行。还有,由于紧土挖松后体积增大,所以新挖出的土还有一部份要吊上来挑到旁边去。要不,向前掘进2——3米的泥土,就把这个“井”填满了。又得开新“井”。

  事实上,这种垂直下沉的“打井”施工法,如果不在四边打桩护坎,随时都有塌方崩垮造成人员死伤的危险。所以,为了保证安全,四面都必须放出坡度来,使井体呈上大底小的形状。放多大的坡度才能保证安全又不至于大增工作量?本人实在无能找出答案来,只有请土建工程师来设计并指挥施工了。

  不过,要将一亩地深翻一丈二尺即四米深,也就是肩挑手提地将2668立方米体积、重666万公斤的泥土大挪动翻一个个,这个难度倒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个生产小队的三四十个劳动力,不说要半年时间,个把月恐怕是少不了的。

  这还不是关键的问题,反正只要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总有一天可以挖到一丈二尺深处。关键之处在哪里?这个关键之处也就是要命处!

  无为的耕地是水稻田。深翻一丈二尺破坏了土层要是不能蓄水了怎么办?即使还能蓄水也非常麻烦:农民再也不能下田了。下到田里就会遇上灭顶之灾——陷进四米深的沼泽里!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谢贵平是造谣不打底稿,闭着眼睛、昧着良心瞎说的

 

  第二节 夏可文提供的真实一手资料不真实

 

  谢贵平在该帖后面的注释(4)说:“夏可文,男,76岁,现居无为县无城镇上河街18号。“三年困难时期”曾任无为县粮食局主任。笔者曾于2004年8月份与夏可文多次交谈得知,他因工作需要,“三年困难时期”经常下乡检查统计粮食产量情况,经常与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对当时农村和农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现在讲述起当时的事情来,仍然记忆犹新。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为笔者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一手资料。”

  下面是夏可文给谢贵平提供的一个“真实的一手资料”:

  “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回忆说,1958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3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

  上中下取个平均值,平均亩产80斤。这个“真实的一手资料”,就很不真实。

  网上查到,现在无为全县的耕地面积为120万亩(没有搜到当时的耕地面积数据,权以此数代),1957年底,无为全县有982,979人,将近100万。平均每人约一亩二分田。这就意味着,无为全县1958年所产粮食,不留种子,不交国家,平均每人仅仅占有96斤稻谷而已。加工成大米,只有不到70斤了。1958年丰收年成就这样的生活水平,无为的人民怎么活下来的?三年饥荒不全饿死那才怪呢!

  谢贵平又在帖中说,“1958年姚奎甲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他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

  120万亩耕地6.2亿斤总产量,平均亩产达到了500多斤!而夏可文的“一手真实材料”平均亩产只有80斤,是实际亩产的七分之一。

 

  第三节关于豆浆制人造化肥

 

  谢贵平在文中记载:“据当地民众说,石门大队和兴胜大队(现改为莲花行政村)的干部为了完成积肥任务,竟将黄豆磨成豆浆,用大缸盛放置于野外田埂上,晚上大缸上面点白炽灯吸引各种飞虫落入缸中,经日晒雨淋后发酵成臭气熏天的所谓‘人造化肥’,却不用这些黄豆去救济正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群众。”

  一、如果说,个别好出风头的干部忽发奇想,别出心裁,用少量黄豆搞这种豆浆制化肥的实验,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完成积肥任务而将大量的黄豆磨浆制化肥,这就很值得怀疑了。

  二、如果是大量制造,还应该提供一些具体的资料,如用了多少黄豆?制造了多少缸“人造化肥”?每百斤“人造化肥”顶多少土杂肥任务?特别是顶任务的比例必须有个交待。因为,当时的积肥任务没有化肥这一项,主要是指土杂肥。如果“人造化肥”与土杂肥的“兑换比”为一比一的话,那造“化肥”的就等于是偷鸡不着反失了一把米,太不合算了。

  三、如果是为了用“人造化肥”的臭气熏天哄哄领导,那么,制造臭气熏天的“人造化肥”无需专用黄豆,替代品多得很,只要是有机物就行了。

  四、用盆子盛水上面点油灯(当时农村应该还没有电,谢贵平说用白炽灯不合事实)吸引飞蛾投火,是当时灭蛾的一种主要方法,大量的飞蛾落进水里,经日晒雨淋也会发酵成臭气熏天的“人造肥料”,根本就不需要花那么大本钱用豆浆了。要知道,飞蛾不是冲着豆浆来的,它们是来扑火!

  五、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谢贵平在文中记载:“稻种白天撒下田,晚上即被成群结队的饥饿群众捞上来,清除淤泥后将湿稻种带回家,用两块砖头一搓即食其米。当时可以说每村晚上都有饥民用这种方法偷食。”

  在污泥里面偷稻种,多费事!现成的豆浆,一缸一缸的放在田埂上,用手捧着喝就行了。多来劲。不喝那就真的是白不喝,不偷白不偷!

  所以,我很替谢贵平担心,这些“人造化肥”,恐怕等不到它们变成臭气熏天的“人造化肥”,早就成饥民们的粪便了。

 

  第四节饿狗饥狼刨尸的惨境不可能出现

 

  谢贵平在文中记载:“因尸体太多,埋尸的社员也饥饿而空乏无力,只将尸体草草掩埋。荒野常见不知是饿狗还是饥狼刨土扯拉啃咬尸骨的惨景,人见了也无力去驱赶。”

  这样的惨景,真的可以算是惨绝人寰了!不过,我们却可以肯定,这种惨景,只能出现在谢贵平的想象中,现实中的无为县绝对不会出现。

  先说饿狗吧。狗都是家养的,别说那年代养狗的特别少。即使有养狗的,也轮不上它们成为饿狗呀!当着狗主人自己饿到连父母子女都可以不顾的时候(在谢贵平的记述中,有吃子女尸体的,甚至还有杀丈夫吃的),还有谁会顾及一条狗呢?早就把它宰掉填肚子了。所以,在饿殍无人掩埋的时代,绝对不会有饿狗的存在!哪来的饿狗刨吃尸骨?

  再说饥狼吧。谢贵平在该文的注释(1)中指出,无为县“地处江淮之间,地形平坦”。猜想,这样的地形应该不是狼的理想栖息之地。在过苦日子时,还有狼的存在,不可思义!

  如果真有饥狼的存在,那就不是啃咬尸骨的问题了。那些见了“饥狼刨土扯拉啃咬尸骨”而“无力去驱赶”的人,都是狼的下饭菜!等不到被饿死早就被狼咬死了。狼也很懂得调口味,刨死尸它还不如干脆啃活的!

  再说,即使饿狗饥狼确实存在,尸骨也轮不上它们来享口福的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谢贵平是怎么说的:

  “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请大家想想,在结伙蜂涌而至新坟地的人们面前,饿狗饥狼除了干瞪眼,还能做什么呢!它们总还不至于狗(狼)胆妄为到与蜂涌的人群开仗罢。

 

  第五节干部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不可信

 

  谢贵平在该文中说:“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而土地是共产党的,所以野生植物也是共产党的。”

  短短的一句话,谢贵平将共产党与农民描绘成了一对生死冤家,好像共产党天生是与农民作对的,

  干部真的会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吗?我们且不说他们会不会这样做,先看他们能不能做得成?这个问题,还是请谢贵平来回答:

  “饥饿使许多人变得野蛮和残暴,为求生存,不择手段。曾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南北美洲巴西营养研究所所长的卡斯特罗教授曾指出,‘没有别的灾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人类在完全饥饿的情况下,所有的兴趣和希望都变为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部精神在积极地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危险’。‘其行为之狂暴无异于禽兽。’”

  如果谢贵平和卡斯特罗教授的话是对的,那么,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的这些干部肯定就会被“野蛮和残暴”到“不择一切手段不顾一切危险无异于禽兽”的饥民们活剥生吞掉的。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恐怖的局面。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之说,是谢贵平别有用心制造的一个谣言!

  稻种白天撒在田里,晚上就被饥民们偷吃了。这话也是谢贵平说的。请问谢贵平,连稻种都守不住的干部们,能有力量守住野生植物不让农民采摘?你的这一张嘴巴,还有一个定准吗?

 

  第六节黄立众对当时社会的描述不是历史的真实

  谢贵平该文的注释(15)记载:

  “黄立众是无为县昆山公社芦塘黄村人,原为北京大学学生,因被划为“右派”而遭开除学籍,回乡后因对‘大跃进’不满,在当地组织了‘中国劳动党’。其活动于1961年被破获,黄立众等8人当时即被逮捕判刑,对此案的追查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来当地政府承认,打击面过宽,造成了大量冤案。

  黄立众写的‘告全国同胞书’对当时无为社会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只有公社书记或省、县级部长才能买到东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口粮是每人4、5两。农民一年不见一块洗衣肥皂,连吃盐都没钱买。胶鞋、力士鞋是看不到的。纸没有了,把古老的封建时代宗谱拿来染色再用。……以前繁华的集市现在就像清水洗的一样。蔬菜比米还贵,毛鸡价值每斤80、90块钱。”

  谢贵平引用了这段话作为他所说“当时不仅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而且生活用品奇缺”的佐证。并且对这段话还作了一个补充:“连无为县城也是这样,县城里仅有的一点菜只卖给机关团体,不卖给群众。”

  其实,当时生活用品奇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像我们家乡,解放前至解放初期,洗衣服用的是皂壳、茶枯,穿的是布鞋、草鞋、木屐、油鞋,夏天干脆是赤脚,照的是亮片(竹片做的)和菜油灯 、刷牙齿用的是稻壳灰……至于穿力士鞋,那是过苦日子以后的事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历史不可能少的过程,根本无需黄立众的这个“佐证”。谢平贵把黄立众的这个“佐证”引来说事,起的作用恰好适得其反。黄立众作为当时政府的一个反对者,他的“告全国同胞书”对当时社会所作的描述的客观公正性本身就是值得打上一个问号,何况这短短的一句话,就露出两个疑点来了。

  一、“连吃盐都没有钱买”。这样的说法,干干脆脆一句话就可以将它顶到墙壁上:当时不是吃食堂饭吗?还买盐干什么?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多说两句。

  当时的物资供应,别的虽然都很紧张,但食盐并不缺。是敞开供应的,也是当时最便宜的食物,只有一角多钱一斤(记得是一角五分五),我们家乡罗卜最贵的时候买到八角钱一斤,一斤罗卜就可以换到五斤食盐。一斤食盐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罗卜就可以换到。这样便宜的东西,要说买不起的话,应该是极个别的人。不能含混其词,说成大家都买不起。在买不买得起盐的问题上,《墓碑》作者杨继承比谢平贵和黄立众就直道多了。杨继承笔下的家乡,树皮草根都啃光了,连缸里水也没有了,但他们家买盐的钱还有。据他讲,他的父亲就是在买盐的路上饿晕过去以至饿死的。

  二、“纸没有了,把古老的封建时代宗谱拿来染色再用”。无为县的纸张供应情况到底如何,不敢妄说,但我们家乡的纸张是没有断供的,从我们用的作业本来看,那时的纸张质量比较差,粗糙色暗,也是事实。以宗谱染色再拿来写字,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是件易事,但在那时候恐怕就是天方夜谭上的故事了。染成黑色倒不是太难,用靛青煮一下就行了。但黑纸怎么写字呢。如果要“染成”白色的话,工艺可就复杂了呀!无为是不是建有宗谱“染”白的工厂?即使有,原料也有限得很。宗谱都是十多年几十年或是更多年以前修的,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最关键的是:谱纸不像人民币一样结实耐浸。不要说放在染料里面“染”,放进水里它就很难“脱身”了,很快就散架变成纸浆了

 

  第七节苏秀芳姐弟凭这种办法可以渡过危机吗

 

  谢贵平说:“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饿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亲死后,她的弟弟时年2岁,依偎母尸旁,嗷嗷待哺;为了多领得一勺稀饭(当时他们村按人口到食堂领取口粮),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亲的尸体,与家人同卧一床,不让别人知道她的母亲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领取一勺粥水,从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度过危机;后因尸体腐烂臭不可闻,才埋掉她母亲的尸体。据笔者在昆山乡内随机访谈,当时为了多领取一份粮食,几乎每村都有苏秀芳家这种情况。”

  将死了的亲人不葬,让死人与活人睡在一起冒充活人领口粮。这种事件是否属实,不敢妄议。但是,以这种做法“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渡过危机”之说,则绝对是一个谎言了。

  尸体不葬停放在床上,可以保存多久不腐不臭呢?在夏季高温天气,顶多半天。在南方的冬季,即使冰雪天,顶多也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如果是与活人睡在一块,受活人体温的影响,用不了两三天就会发臭的。

  谢贵平没有说明苏秀芳的母亲死于什么季节。我们就假定是死于冬季的下雪天吧。就算停葬半个月,也就是说,蒋秀芳姐弟在这半个月内多吃了一份口粮。三年大饥荒,半个月时间,危机就渡过了吗?

  何况,像谢贵平文中描述的当时的干部,一个个如狼似虎,好像也没有这样轻易可骗!天天都有饿死的人,苏秀芳的母亲许久不亲自到食堂打饭吃,干部们就不会怀疑她已经饿死!这样的“骗术”,在“粒米如金”的时候,能骗得了干部们!?

 

  第八节关于小货郎死因的质疑

  谢贵平的文中记载:“据夏可文说,无为县城有一货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当时叫“投机倒把”),经常将赚的钱换一些食物藏在货郎担子里自己食用,从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吃;每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向他求食时即遭他的毒打,并扬言要杀掉他们母子俩;妻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趁丈夫熟睡之际,与儿子一起用绳子勒死他,以夺取食物。后来无为县公安局破了该案,周边群众纷纷要求减轻对这母子俩的处罚。”

  当时,农村人进城经商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货郎肯定是城里人。对于城市居民,政府的计划粮油一直供应着。货郎夫妻两个抚养着一个儿子,相比子女多的家庭,不是特别困难之家,只要夫妻同心,是完全可以过得去的,她的妻子不至于会到快要饿死的程度。

  即使是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为了夺取食物的目的,她也绝不至于要杀掉丈夫。如果她不是傻子,就一定会知道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把丈夫杀了,只取了这一次,下次就再也无处可取了。要夺取丈夫的食物,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因为她的丈夫每天走街串巷,食物不可能全部带在身上,肯定还是留在家里的,大不了也就锁在柜子里或是箱子里吧,她为什么不可以偷?

  货郎被妻、儿所杀的事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真的。但为了夺取食物而杀肯定不是真的。她的妻、儿所以要杀的原因,估计是受他的长期虐待所至。由于家庭暴力和虐待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残杀的现象不是那个时候特有的新闻,过去有,今天也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外国也有,世界各国都有。所以,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新闻!

 

  第九节关于饥饿的原因导致丧失伦理的质疑

 

  谢贵平的文中记载:“据时任无为县看守所所长的胡大海对夏可文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是因为饥饿的原因”。

  这段话是时任看守所所长的胡大海对夏可文说的,我们不明白谢贵平为何不直接采访胡大海获取第一手资料,而要借这个夏可文来获取所谓的“真实的一手资料”实际只能算是第二手资料。如果说是因为胡大海不在人世(如尚在人世,则请原谅我的冒失),那么,夏可文转述的这席话,就没有对证。究竟是胡大海所说还是夏可文自己所说,不得而知。

  即使胡大海真说了,无为县近百万人中,有几个丧失伦理的人也不足为怪。今天的监狱,“女人杀丈夫的,儿子杀老子的,母亲杀儿子的”犯人照样有。怪就怪在谢贵平要把这种伦理丧失归咎于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真的大都是饥饿的原因吗?前面提到的货郎被妻、儿所杀,就很难归咎到饥饿的原因上。

  谢贵平还举了一例:“现任涧李小学校长的谢益文说,当时他父亲是生产队长,且在食堂工作,每次从食堂回家带些米饭之类的粮食,放在家中柜子里锁藏起来,等自己饿时再吃;而对几滴米未进、一直嚷着叫饿的两个儿子置之不理,结果他的弟弟被活活饿死,自己后来被叔父救济才活了下来。”

  这位谢益文校长的父亲是不是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伦理”,置儿子的死活而不顾呢?我认为不是的。理由如下:

  一、请看谢贵平记载的两则第一手真实资料:“而基层干部们却‘多吃多占’,以致当地群众流传着‘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之说。”

  “而人民公社制度却让这样的干部们控制了农村几乎所有的社区经济资源,而且可以集中分配,干部们得以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措施支配、控制农民的行为,中饱私囊也大为便利。结果地方干部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盛行。”

  谢益文校长的父亲身为队长,应该属于可以“中饱私囊”的“一两二两,饿不死的队长”之列。这就是说,谢校长的父亲根本就不应该存在饥饿的问题!

  二、从谢校长“自己后来被叔父救济才活了下来”进行分析,疑问又出来了:谢校长的叔父为何又没有丧失“伦理”,没有放弃亲情,而要济助这位连自己父亲也不管的侄子呢?

  三、真实的谢校长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他很可能是一位真正的以食堂为家的好干部。为了食堂这个“大家”而忘了自己的小家。在他的身上,不存在什么“中饱私囊”和“饿不死”的特权。如果这个“可能”不成立,那就是前面提到的货郎一类有家庭暴力的人,只不过他混上了一个队长。

 

  第十节关于食尸的质疑

 

  谢贵平说:“由饥饿导致的人伦之变异,真是骇人听闻。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在这一段骇人听闻的文字后面,谢贵平为了证实他所描述的历史的“真实”,举出了两个“真实”的事例。

  例一:“据苏秀芳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

  在谢贵平的描述中,当时的“食尸”,已经成了一种为社会所允许的普遍现象,既可以随意打听,也可以结队蜂涌至坟地掘尸。那么,苏秀芳的二伯死去的女儿,由他这个做父亲的自己食用应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反正,自己不吃也会被别人吃掉的嘛。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将女儿的尸体带到村后山岗上去分割呢,在家里分割岂不是更方便了!从“以掩埋尸体为借口”这话里表达出的意思来看,他好像还是怕人知道这回事的。可是,既然怕人知道,就更应该在家里悄悄的分割呀!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带到后山岗上,让“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莫非这“食尸”他也要做秀!?

  例二:“据昆山乡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追问之下被迫说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虎毒尚不食子”。“大跃进”竟逼得母亲腌其亲生子尸以食。”

  村民反映本村的“食子明星”而没有名字,这样的旧闻的置信度就已经所剩无几了,偶进其屋的邻居以及追问她的干部都没有名字,其置信度还剩多少?我的回答是:零!

  何况,这位吃儿子尸体的老妇人还是一个活人呢?她要瞒着别人吃儿子的尸体,就不晓得把门闩插上啊!

 

  第十章

  刘家远杀子食子案谣言证伪

  写于2012年5月3日

 

  早在2008年以前,《刘家远杀子食子案》就在网上传开。文章的作者是自诩为“当代中国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的原中央党校教师余习广。2011年,他又进行采访写了一篇《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再调查》,也在网上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转来转去。他一次再次的调查,调查出来的刘家远杀子食子真相究竟怎么样?本人细细的研读了一番,发现关于“食子”这一项,他的“再调查”完全否定了第一次调查,从而论证他所谓的《刘家远杀子食子案》,其中的“食子”全是假。下面,逐一述来,以揭穿这个谣言真相。

 

  第一节 “杀子食子”是谁定的案

 

  对于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在澧县的这起“杀子”案件,余习广花费了很多笔墨,在大饥荒这个背景上大做文章,认定这是一起由饥饿酿成的杀子而食的人伦悲剧。不过,既然此案已经通过了当时有关部门的审理判决,案件的定性肯定不能由他说了算,他必须把当时有关部门对此案定性的原始档案材料公布出来!

  这是作为读者的我提出的一个最起码要求,一个十分合理的要求。

  《史海钩沉》有位“一群蚍蜉”网友也提出了如我一样的要求:

  “京客(余习广的网名)先生,既然那本书是你的原创,那就回答我50楼的问题吧,别和我说在查阅“澧县公安局的档案材料”时只翻拍了两张照片相机就没电了,封面没拍,文字部分一点也没拍....呵呵。楼主如果不解释那就说明你是造假能手、骗子。自己承认原创的,怪不得别人了。从此以后骗子就不要再出面了。”

  “一群蚍蜉”对余习广的文章和图片有所怀疑,希望他提供有力的可以令人信服的现场照片和原始档案材料的翻拍照片。这样的要求本来就无可非议。可是,却被余习广骂了个狗血淋头:

  “你算什么?有什么资格和我说上(拍)封面、上(拍)文字?我按照自己的风格引用材料不行吗?你们这帮家伙,自己不学无术,没有功力不说,又不能扎扎实实地去下功夫发掘材料,以证明没有大饥荒、没有饿死人、没有食子案的时代!免费告诉一个进入史学的基本常识:你要推翻人家的结论,必须拿出自己的证伪材料来证明你自己的观点!你要推翻我的观点,必须要你自己来下功夫对我的材料进行证伪,这是你起码该做到的,懂吗?真是个无脑的笨蛋!我一直在说:毛毛虫们为了捍卫他们的尊神,泯灭人性,满嘴高调谎言。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去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下真功夫、找可靠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的。而耍嘴皮子嘛,又缺少严谨的逻辑、扎实的功底、感人的文采、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字功夫和魅力。即使在毛毛虫时代,现在的这些耄粪家伙,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一帮百无一用的废物。”

  我是真的佩服这位“当代中国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了。人家“一群蚍蜉”碍了你何事?值得你如此大动干戈啊。譬如说:人家吃了你提供的食物,身体立刻感到不适而且有明显的中毒症状,虽然他无法证实你提供的食物含有毒素,但问你一声请你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难道你可以用痛骂骂退人家?那又是谁给你骂人的权力和资格?原来这就是你的史学真谛呀!

  所以,在此,我也要向余习广先生免费提供一个做人做文的基本知识:“引用材料”不会“臣服”于你的什么“自己的风格”,真实性是它的一个最起码原则!你无法让人相信你的“引用材料”的真实性,你就必须把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引出来!

  你拿不出当时有关部门对刘家远案“杀子食子”的定性原始证据,你就必须收回你嘴里吐出的《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第二节 照片 “名老”实不老

 

  余习广的此文“感染力”如此之大,传播如此之广,得力于其文后附着的两张“老照片”:一张案发现场照片,一张被害人半岁时的照片。由于这两张照片的“老”资格,一些人便将此视为“奇珍异宝”,拿来大肆抄作,认为这两张“老照片”就是那个时代的罪恶铁证。有的帖子里跟帖一片连声:“这就是……铁证”、“这就是……铁证”……

  《凯迪社区》有一篇《老照片——大饥荒时代的刘家远食子案》,一本正经地标着:“大饥荒时代的刘家远食子案,公安局拍的照片。图片提供者:澧县档案局。”

  但是,我认为,这两张老照片一点也不老,它应该属于“九零后、零零后”这个范围的“年轻”一代。

 

  一、刘家远儿子的半岁照

 

  先说被害人的半岁照。据“习文”所述,刘家远于1958年初结婚。“年初”这个概念至少可以表示一年的元月这段时间。我们假定刘家远在元月15日结婚。他的儿子出生最早也要到当年的11月15日(早产除外),长到半岁是1959年5月15日以后的事。

  可是,按照余习广所述,这时候正是澧县如东公社大刮共产风吃公共食堂的时候。“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据说是被打伤的)的钱也没有。”

  那么,照像要不要钱呢?这个问题就很有一说的必要了。那时照像不但要钱,而且找个照像的门店也很难。那时可不像现在,自己拿起相机、手机,咔嚓咔嚓的只管照就是了。六十年代末,我老家的区镇就一家照相馆,全区就这么一家!六十年代初,区镇有没有照相馆?我的记忆中怎么着也找不到这样的印象。但是,可以肯定一点,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在我老家的乡下,照像这个单词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我的直系血亲,从祖辈、父辈到我这一辈,三代共十七个人,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留有一张那时候的照片。只有我照过两张,1963年高中毕业时用于毕业证上的一张大一寸照,还有一张是全班的合影留念照。

  至于小孩子出生后的什么三朝、百日照,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一套!这个情况很好说清。年轻人可以问问自己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长辈,看哪位的父母给他留下了纪念照。

  当然,也有可能澧县(湖南)的现代文明比我们湘潭来得早。可是,从余习广的笔下来看,刘家远的家乡比我们那里还要糟!大饥荒都饿得快要人吃人了,还拍小孩子的半岁纪念照!

  最简单的检验方法是,如果余习广出生在当时农村的普通社员家里,那就请他出示一张自己的三朝、百日或是半岁纪念照!

 

  二、刘家远的长袍胶鞋照

 

  再说刘家远的照片。刘家远身着长袍,就从他的长袍说起。解放初期,我们乡下还有人穿这种长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穿。毕竟这种袍子很费布料,做衣服要多花钱。很多穷人连过冬的夹裤都做不起,自然就不要说做长袍了。当时我们乡下最“时髦”的打扮是系围裙。一块靛青粉煮成黑色的布料,自己缝上一串边,在上方的两端各钉一根布带。往腰间一系,就把身子的下半截围住了。冬天可以保暖,做事时可以防脏。制作简单,清洗方便。如果要下水田,将钉布带的这条边象卷画卷一样卷几圈,卷到可以遮住挽起来的裤管为止,也可以起到保护裤子的作用。长袍就没有这些好处,而且劳作的时候很碍事。所以,一般经济稍宽裕的人做一件袍子,也多是作为礼服出门会客穿的。当然,冬天穿上防寒保暖也是挺好的。

  不过,没过多久这种服装就在我们那儿淘汰了。具体什么时间淘汰的确实记不起来,但到五十年代末,我的记忆中已经没有这种服装了。我自己虽然穿过右侧开衩的上衣,但记忆中是没穿过袍子的。穿第一件学生装的记忆非常清楚,是一九五六年。估计长袍和开右襟的服装消失也是在这个时候。

  所以,刘家远1960年犯罪的时候还穿着长袍,从时间上分析,以我家乡的情况来衡量推测,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澧县那时还兴这种服装,我的怀疑就是多余的了。

  即使澧县那时还兴这种服装,但我以为刘家远不会穿这种服装。因为他是当过兵的人,穿惯了短装。三十来岁的他复员回来以后,应该不会追求这种正在“退潮”的老式装。再说,从经济力量看,孤身一人(余文没提到他有父母)的他,好像也做不起这种“富贵装”。

  刘家远的脚上好像是穿的胶鞋?如果是穿的胶鞋,那就又有疑问了。那时候我们乡下还没有胶鞋。晴天是布鞋草鞋加赤脚,雨天穿的是木屣加油鞋。当然,刘家远当过兵,复员回来可能有一两双军鞋。但照片上的他,穿的不像是军鞋。再说,他复员已经十年了,即使从部队带回一两双军鞋应该也早已穿烂了。

 

  三、被害人的尸体照

 

  再看被肢解的刘家远儿子那个完整的端端正正的摆在一块非常方正的像石碑一样的石头上的头部图片: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头发,完好无损,看上去栩栩如生。可是,我们再看余习广的文字,就发觉不对劲了。《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再调查》中说:

  “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

  “屋里几块砖垒的灶上,甊锅里在煮东西。俺姆妈怕他煮的是鸡子,上去把被窝一把拉开,滚下个没脑壳的伢儿。脑壳煮在甊锅里。

  “还说他四女儿看了那个甊锅里煮的伢儿脑壳、胡萝卜,从此一辈子不吃胡萝卜。”

  文中三次提到孩子的头在锅里煮。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了。煮了多久呢?我们还是从余习广的文章中找答案:

  “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就把儿子杀死了,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报案。”

  这段话把刘家远杀子的时间和邻居发现的时间交待非常的清楚。如果刘家远将儿子的头一直煮过不停,至少也煮了整整一个晚上,煮到第二天邻居发现时,他儿子的头骨恐怕都熬成膏了。虽然熬这么久没有必要,但是,既然打起了要吃的主意,起码也得熬烂煮熟吧。哪有可能还留下一颗完好的头颅给公安拍照呢!

  还有一个疑点,匆忙中胡乱从脖子上砍下的头颅,能像长在肩膀上一样,稳稳地端端正正地搁在石块上吗?除非砍头时精确计算好了!

 

  四、一张人为摆设的展览照

 

  整个图片是一张将犯人、已经肢解的被害人和鼎锅组合在一块的组合照。可以肯定,这不是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图片。哪有公安部门会如此拍摄犯罪现场的?为了侦破案件的需要,为了更好地保存现场证据,他们绝对不会吝啬一张两张胶卷,该分开拍的一定会分开拍,不可能把鼎锅里煮的人头安放到石块上与肢体组合在一块拍。架在两块砖头上的鼎锅煮头颅现场也一定会单独拍。掀开锅盖的锅内情节也一定会单独拍,而绝对不会人为的将鼎锅靠墙侧放再将锅盖搁在锅侧上方进行拍摄。很明显,这样的图片不是为办案需要拍摄的,而是为了让读者观看而拍的展览照,目的就是为了搞展览。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公审会现场上拍摄的,本来就是在搞“展览”。我认为,如果是这么回事,余习广起码也应注明一下,告诉大家这是公审大会拍摄的像片才行。但是,把被害人尸体与凶手一道示众的怪事,本人既没有看见过,也从未听说过。我们还是从分析图片中找答案。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一扇青砖墙壁的一个部份。刘家远和儿子尸体以及鼎锅都置于台阶之上。台阶很窄,也没有其他人其他物的陪衬,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批斗会的现场。这样狭窄的地方也不适合做批斗会现场。

  退一万步讲,即使当时真有这么一张公审大会的图片,这张图片也只能证明刘家远杀子而不能证明他食子。余习广要认定刘家远食子,就必须把能够证明他“食子”的证据亮出来。

  附: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7/50/18/6_1.html

  http://bbs.news.163.com/bbs/history/235757298.html (内有图片)

 

  第三节子虚乌有“食子案”

 

  大家可能要质疑了,你凭什么作出了这个结论?我的答复:这不是我的结论,而是《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再调查》的作者余习广经过一次再次去事发地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请听余习广先生的。他说:

  “县委调查材料称:刘家远将煮好的孩子,“吃了几块”。知情人告诉我:刘家远把儿子吃了一餐,在审讯时还说,好几年以来,他是那天第一次吃了一餐肉。

  我在2011年的再次调查中得知,刘家远把儿子吃了几块,是干部刻意人为的事件。刘家远杀儿子后,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人发现报案。”

  “还没有来得及吃”不就是没有吃嘛。这个“食子案”岂不是子虚乌有了!

  “还没有来得及吃”,这算什么话?刘家远先天晚上杀儿子,被邻居发现是第二天了。他真是饿疯了要杀儿子充饥,顶多个把小时就煮熟了。真要耐不住饥饿的话,半生半熟就可以开始啃。实在不行,生的也可以吃。饿汉面前的肉,绝对不可能出现连吃都“来不及”的情况!。

  如果他真像余习文刻划的那样:“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那么,不用说一个儿子了,只要肚子装得下,这一天晚上,他吃掉两个儿子三个儿子也“来得及”!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吃儿子?唯一的理由是,他根本就没有动过吃儿子的念头,他杀掉儿子不是为了充饥!

  他真要吃儿子,也不会这么蠢,放着臀部的肥肉不要,却煮脑壳吃!脑壳脑壳,一个空壳,才一岁多的小孩子的脑壳,能啃到几两肉,猪也知道挑食呢。如果刘家远煮儿子的脑壳是为了吃,那他的脑壳就真的蠢到了家,不如猪脑壳!

  他真要吃儿子,还偷红罗卜干什么?儿子再瘦,也不会少于十来斤。他的肚子再饿再饥,饱餐一顿肯定是绰绰有余的。是不是红罗卜比肉的味道好?是不是人肉必须搭配红罗卜才能吃?

  而且,他家瓦罐子里还有半升谷子呢。在饿到要杀子充饥的情况下,民兵的这个发现,等于是发现了一个人间奇迹!

  综上所述,刘家远没有食子之心的结论是无可辩驳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听余习广的:

 

  2011年4月,我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刘家远的侄儿、该案的报案人之一刘生涛,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其所述事实,与官方文件及公社干部和其他知情人所说情况有所出入。

  ……他回来十天,腊月二十三回来,正月初三就出了这么个事。是我姆妈和我发现报案的。……(我们)冲进屋里的时候,他还在灶门口烧火。就这么一会儿,刘家远已经把伢儿杀成几大块,放在甊锅里煮起了。

  杨祖万问他:刘家远,你在搞么得?!他说:哎呦,我把一个死猪仔弄来吃的。

  ……几个人用绳子把他反捆起,用抬屍的杠子从背后一串,一边抬起到公社,一边就去报告。甊锅是一个剃头匠拿起走的。

  我(余习广)问他:材料上说,他把小伢吃了几口,是怎么回事?

  刘生涛非常沉重地摇摇头,答:不是那么回事,是公社领导祸害的。

  人捉到公社后,公社领导先审的。当时伢儿还没吃,公社书记张先其问他:你把伢儿杀了准备干什么?他答:饿了,想弄来吃;张先其一拍桌子,喝道:那你吃给我看!刘家远起身扯了小伢吃了几口。讲起来真的过不得!然后在全公社各公社游街示众。

 

  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原来,所谓的刘家远食子,“是公社领导祸害的”!公社领导祸害?也值得怀疑!

  就常理而言,没有食子之心的刘家远不会随意说“想弄来吃”的!既然刘没说想吃,张先其就不会说“那你吃给我看”了。既然张没说“你吃给我看”,刘家远也就不会有“吃了几口”的行为出现了。

  即使刘一时交待不出杀子的原因而用“饿了,想弄来吃”搪塞,几十年后由刘生涛代说的“那你吃给我看”的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因为没有任何旁证,只是一个当时才九岁的刘生涛的回忆!

  即使张先其真的说了这句话,也不可能导致没有食子之心的刘家远马上“就扯了小伢吃了几口”的。因为,刘家远肚子饥饿的因素并不存在,他虽然没吃儿子,但是,红罗卜肯定饱餐了一顿。如果他连煮熟的红罗卜也“没来得及吃”,那就说明他根本没有饿,因为红罗卜和白罗卜一样,不用煮就可以吃生的!

  就算他真的没吃红罗卜,肚子早就有了饥饿感,在接受审问的紧张情况下,这种感觉也早已被惊恐驱退了。

  当然,如果是在张先其的淫威强逼之下,刘家远不得不吃几口儿子的肉还可以凑合着说过去。但据刘生涛所说,张先其并没有强逼的行为,只是顺着刘家远的话随意说了一句“那你吃给我看”并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这句话和这一巴掌不具有导致刘家远当众食子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余习广第一次调查出来的“刘家远把儿子吃了一餐”和第二次调查出来的“公社书记让他吃的”都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撑,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相互矛盾的两个说法充分说明:如果当时澧县真的办了一个“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那么,这个案子肯定是办得十分糊涂的!

 

  第四节尸之举为哪般

 

  既然刘家远并没有要吃儿子的念头,那么,他为何要把儿子的脑壳放到鼎锅里煮呢?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叫焚尸灭迹。焚尸灭迹是杀人犯使用较多的一种毁灭罪证的手段,所以这个词也成了一句成语。我在这里将它变通一下,叫做煮尸灭迹。刘家远煮儿子的尸体就是为了消灭罪证——煮尸是为了灭迹。可能有人要说,有你这样的说法吗?我说,有的。请看,《一母亲掐死亲生女儿外婆帮忙煮尸灭迹》:

  沈英、唐秀艳系母女,均为黑龙江佳木斯人。2006年8月,唐秀艳带着仅3个月的女儿阿欣(化名)同其母亲沈英一起来到佛山,在佛山市红棉新村某出租屋内开始了与顾某的同居生活。同年9月,唐秀艳与顾某因感情问题多次发生争吵,顾某向唐秀艳索要分手费,并多次对其进行殴打。2006年9月25日晚,两人再次发生争吵,唐秀艳又再次被殴打。26日凌晨2时许,顾某将房门反锁后,逼迫唐秀艳亲手将女儿阿欣掐死,声称否则要杀死唐秀艳和沈英。沈英进房间发觉后,按照顾某将尸体煮后再抛江以毁灭证据的提议,于26日12时许,协助女儿唐秀艳将阿欣的尸体煮烂毁灭。9月27日8时许,三人合伙将阿欣的遗骨装进塑料袋内,扔入附近河中。

  同样是杀子煮尸的案件,这一起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饥饿的背景,谁也不会想到煮烂是为了吃。

  另一起则是发生在大灾荒的年代,饥饿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于是,一些多嘴生事的人,就把刘家远的煮子与食子连到了一起。讨伐的声音惊天动地,讨伐的帖子铺天盖地!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是为了蒙骗别人,有的是受了别人蒙蔽。

 

  第五节挥刀杀子是何因

 

  一、刘家远的为人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公社牛张大队人。先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后被俘又当解放军。1950年,复员回乡。

  1958年初,他娶了个“拖油瓶”老婆,是津市段家湾人,带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按说,在当时,像他这样的出身,只要没有身体方面的缺陷,只要没有品德和性格上的不好名声,只要勤劳发奋务实持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找一个当地女子成家过日子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他直到复员回来八年后年纪应在三十岁以上,才娶了一个外地带有孩子的女人。说明他的做人很不成功,在当地的名声,很可能就属于欠佳的一类而不属于那个时代推崇的“艰苦奋斗勤俭持家”这一类型的人。

  有人可能会说,因为他家里穷呀。这不是理由。刚从部队回来,二十来岁年纪,年轻力壮,和别人一样分到了“一亩三分自留地”,只要勤劳节俭,不说比别人富,至少也不应比别人穷。况且,那时候也没几个富有的,家家都一样。刘家远的哥哥也就是报案人刘生涛的父亲就是最好的说明,他养育了六个子女,大的正在当兵,其余五个,都是几岁、十来岁,刘生涛时年九岁。

  不到两年的时间,刘家远的妻子离家出走。刘生涛认为其婶母的出走原因是“当时没得吃的,……实在过不去了”,所以“就带着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

  这理由能不能成立?刘生涛自己的话给了否定的回答。刘家远一家只有四口,而他家有七口人,为什么他妈就觉得还可以过下去而没有出走回娘家?

  实际上,那个时代虽然都比较穷,夫妻间因穷而吵嘴也是免不了的事,但离婚的情况很少很少。刘家远不能留住妻子,根本原因还得从自己身上找。

  刘家远在当地的名声,前面说过,应该不属于“艰苦奋斗,勤俭持家”这一类型的人。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哥嫂家里有鸡丢失而他家连鸡毛也没有一片。其实,农家院落里,喂几只鸡不是什么难事情。

  据他侄子刘生涛说:“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究竟是抱个伢儿动不了身还是懒得动身?我以为应该是一个懒字在作怪。岁多点的孩子也不过十几斤重罢,用背带捆缚在背上,未必连野菜也挖不成!

  余习广第一次调查时获得的县委“材料”中对此却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这个解释显然也不能令人信服。刘家远胆小怕事,鼎锅里那些红罗卜是谁帮他偷的呢?

  除了这个懒的毛病,刘家远在当地应该还有一个“小偷小摸”的名声。余习广的文中对此也有所表述。抛开“反偷风”干部逼他交待的那一次以外,杀儿子这晚上去偷红罗卜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刘生涛说的下面这件事是个更有力的说明:

  “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别人一丢东西就会将小偷怀疑到某人的身上,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相信不用我向大家多说。特别是嫂子家里丢鸡马上就联想到了小叔子刘家远的身上,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反偷风”干部逼刘家远交待偷东西的事。我经历过那个时代,也参加过一次大队召开的斗争小偷会(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晚上全大队就斗了一个,是我们生产队一位小有“名气”的姓彭的人。刘家远所在的如东公社即使比我们家乡抓得紧,应该也有一些摸排到的重点对象,而不可能人人过关个个审查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向刘生涛提个问:干部逼你爸妈交待偷东西吗?你爸妈被逼得交待偷什么了?

  想必他的回答一定是:没有呀!

  如果我对刘家远的上述分析没有错,他妻子的离家出走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二、妻离子幼起杀心

 

  “据澧县县委上报材料称: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湖北公安县(毗邻张家远所有的牛张大队)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刘生涛说:婶子天天吵架,过后就带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把女娃丢在家,自己到湖北公安那边去了。”

  余习广的两次调查,都提到了刘家远妻子出走的情况。

  妻子出走,好好的家庭突然解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之痛。对于刘家远这一类型的人,无异是塌了头顶上的一片天。妻子给他留下一个岁把大的孩子,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寻妻之路。先寻到湖此公安县那个野男人家里,无奈的妻子只好回到了津县娘家段家湾。刘家远也跟到了段家湾。但是,他终于没能挽回妻子的心,在腊月23日(1960年1月21日)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三日(1960年1月30日)即将儿子杀掉了。

  没有妻子的这几天,刘家远的生活是怎样渡过的?余习广第一次调查到的澧县上报材料称: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余习广第二次调查时刘生涛是这样说的:

  那时候吃食堂,没饭吃,饿得都没得办法。俺屋里大哥当兵,剩五姊妹(方言,兄弟姐妹),加父母亲,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俺几姊妹就出去搞点菜、野根子回来,姆妈放在锅里一和,大家再吃。60年我九岁,天天出去挖野菜、寻草根。家里人饿得个个喊头昏,病病痨痨的。

  叔叔两个人,一小钵水发饭,给伢儿吃都不够。记得天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个伢儿,坐在边上看。俺也没得吃,也给他吃不了。天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都没得法。

  他屋里长期没吃的。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也是饿的得浮肿病,走路都歪搞起。那个伢儿也是饿得皮包骨,只剩一低低

 

  这两次调查材料,都把刘家远杀子的原因归咎于饥饿。但是,我依据这两份材料仔细进行一番分析,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

  1、这时还在办公共食堂。无论是澧县上报材料中提到的“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还是刘生涛说的“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都不可能少了刘家远父子这两份,别人有吃他们也有吃。

  2、从明处看,刘家远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去挖湖藕、找野菜,但是,与别人比,他有更易寻食的方法,这就是偷。杀子的这晚,即正月初二的晚上,他还去偷了红罗卜!谁能肯定他初一晚上没有去偷、三十晚上没有去偷!……

  所以,他们父子与别人的饥饿程度应该是一样的。而据刘生涛所说“湾里只有我姆妈带湾里的十多个小伢”,这个生产队应该还有十几个小孩子,为何别人都没有因为饿而要杀孩子,只有刘家远饿得没办法要杀儿子呢?

  这就必须从刘家远身上寻找特殊原因了。与众不同的情况是,他的妻子出走了,而别人都有一个完整的家。

  澧县上报材料中有这样一段:“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

  岁多一点的孩子,刚刚离开母亲不能适应没有妈妈的生活,吵闹特别厉害、“围着他要妈妈”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即使不饿也会如此的。孩子无休止的吵闹对于正处于失妻之痛中的刘家远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使他的生活陷入了度日如年的煎熬中。

  “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就是刘家远这段日子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说明他的心理已经出现了异常状态。

  晚上是孩子吵闹最厉害的时候,所以,对于他来说,晚上的时间更难熬。据刘生涛说:“天天(每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饭),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每晚来看人家吃饭不可能是因为饿的原因,因为看人家吃是看不饱肚子的,反而会增加饥饿感。刘家远为何每晚到刘生涛家来串门,其实是在无奈之中到哥嫂家中来消磨难挨的时间!

  孩子夜晚吵闹不止,是有可能导致心理变态父母作出极端行为的。下举一例,《20岁妈妈掐死两个月大女儿抱其尸体睡到天亮》:

  肖美霞嫁到曾章青家,生了一个女儿。由于受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曾家人很少给她笑脸,照料女儿的一切事务都成为肖美霞一个人的事情。这期间,肖美霞还得面对曾家人的冷眼。2009年11月19日晚上9时,肖美霞抱着女儿回到房间准备睡觉,刚把女儿放在床上,女儿便哭起来,喂了几次奶依旧无济于事,睡在一旁的丈夫觉得吵,便睡到床的另一头。肖美霞叫老公起来哄抱一下女儿,但老公不愿起来。直到晚上12时,女儿还在哭闹,心烦气躁的肖美霞找不到什么方法让女儿停止哭闹。

  “我起身用双手掐住女儿的脖子,我想这样她就哭不出声了,刚掐不到一分钟,女儿的哭声变小了,脖子用力地晃。再过了一会儿我就放手了,发现女儿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肖美霞说道,“当时我心里有些怕,用手在女儿的鼻孔边试了一下,发现没气了,这才知道女儿已经死了。”

  令人更为惊异的是,知道女儿已死的曾明霞,不但没有声张,反而抱着女儿的尸体睡着了。

  孩子哭闹不止的日子,刘家远仅仅忍受了十天之久,十天后的正月初二晚上,精神彻底崩溃的他终于向儿子动起了杀机。

  因夫妻不睦、感情破裂、离婚而导至父母杀害亲儿女的事件,则不是一例两例而是有很多。

 

  第六节 题外的话

 

  余习广的此篇,很为他的同道看好,也博得了其同道的叫好。可是,这些先生们只顾了叫好,却没有一个人认真细读这篇文章,所以,把此篇中本来应该令他们十分扫兴十分尴尬的明显的假话和无意中“漏出”的真话也混到一起“好好好”的嚷叫起来了。闲着没事,顺便提醒他们一下,说几句题外的话:

 

  一、余习广说谎不打草稿

 

  (1)、“1958年初,刘家远取了个“拖油瓶”老婆,是津市段家湾人,带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当时没得吃的,婶子还带了个小女儿,一家四口,一餐两小钵水发饭,没吃的,实在过不去了,婶子天天吵架,过后就带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

  五八年的一位三四岁小孩,五九年就长到九岁了。是不是笑话?是不是谎话!

  (2)、“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儿子杀死了,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

  让他诉共产风的苦,家里被搜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了。让他杀儿子,菜刀马上从地下钻出来了。让他煮儿子的肉吃,鼎锅立刻从天而降了!是不是笑话?是不是谎话!

  (3)、“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

  58年初两人才结婚,58年9月孩子肯定还在娘肚子里。被人一脚踢出来,眨眼功夫就长到两岁多了!是不是笑话?是不是谎话!

  (4)、“他屋是土墙瓦顶木板壁。干部瞎指挥,喊“一年要插四季稻”,十冬腊月田里就要下谷种。田里结冰,干部就把各家的板壁拆了,竖在田堪四周挡风。刘家远到外头跑了几个月,回来只剩下个屋壳子。”

  一个高级笑话!木板围住田坎,田里的冰块就会融化吗!撒下的谷种就会发芽吗!

  (5)、“他的门是用剩下的大柜一挡,俺就使劲推。推开进去……”

  一句低级谎言!不是才说过他家的板壁被拆了嘛。没有墙壁的“屋壳子”,四面八方全是“门”,还用得着安装门吗?还用得着推门进去吗?

  (7)、“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

  “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

  “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和“水发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县委材料中的“野菜粥”与刘生涛说的“水发饭”,总有一个假!

  (8)、要刘家远“吃儿子的肉”,他儿子的头就在鼎锅里熬;要“拍照”作证据,儿子的头又完好无损的搁到石块上了。

  (9)、要刻划干部队凶狠,“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全部被搜走了。使得他们“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可是,要“拍”孩子半岁的“老照片”给读者看了,人民币马上就自己印制出来了。

 

  二、余习广乱说“漏出”真言

 

  和余习广先生顶了半天牛,现在,我要说句衷心感谢他的话。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也把真实的那个时代告诉我们大家了。

  (1)、“这下终于了结了‘延续香火’的心愿,他着实开心了好些日子,乡亲们还记得他为儿子办“百天”,请了几个亲戚吃酒的事。”

  刘家远于1958年初结婚,满打满算,他儿子满半岁最早也是1959年5月间的事了。我们十分欣慰的看到,正在经历着“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的澧县如东人民公社,孩子出生的喜庆方式-做百日酒的传统习俗还在!人们的正常亲情友情还在!

  (2)、刘生涛说:“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方言,发dia音,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可想而知,刘生涛家里应该喂了很多只鸡!原来,那个年代,即使是吃公共食堂时,也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至少可以喂鸡!

  (3)、“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去找”。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的时代,如东人民公社的正常社会基础——家庭,并没有受到破坏。刘生涛父亲与弟弟刘家远还是作为两个独立的家庭存在!

  (4)、刘家远寻老婆从湖南澧县到湖北公安县再到湖南津县再回到自己的老家澧县,历时好几个月,一路畅通无阻。原来,那个时候的农村社员,也是可以自由外出的!“身无分文”的刘家远,也可以带着一个孩子,在外面待上好几个月。

 

  第七节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的杀子案例

 

  1、一时心烦,母亲竟亲手掐死了两岁的女儿21岁的陕西渭南人张某,因向家人索要100元回娘家不成,心烦意乱之中,竟将女儿掐死。今年6月4日,咸阳市中级法院判处这位狠心的母亲有期徒刑15年。

  2、妈妈推儿入水致其丧命今年10月,陕西礼泉县一26岁的母亲陈某,与丈夫关系恶化欲离婚,进而迁怒儿子,竟狠心将4岁儿子推入水库中致其溺亡,事后还假装儿子失踪报警。警方查清真相,将这名残忍母亲刑拘

  3、惠州博罗县园洲镇阿宏和阿蓉夫妻一直关系不好,婚后多次发生争吵。8月15日,疑因夫妻感情问题,阿蓉竟用菜刀手刃了6岁的大儿子和仅两岁大的小儿子,致小儿子身亡,大儿子重伤。所幸二儿子不在家,逃过一劫。杀子后,阿蓉用尖刀捅向自己胸口,当场死亡。令人唏嘘的是,她肚子里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

  4、2008年,河南省一女子任某为报复前夫,给儿子喂下26片安眠药。女子自杀未遂,被警方刑拘

  5、家住深圳罗湖区的周某因怀疑在茶楼做楼面经理的老公跟茶楼的服务员有染,萌生了杀害三个孩子再自杀的念头。今年2月4日凌晨,周某用一个塑料袋捂死了一双亲生儿女,随后,她服安眠药自杀未遂。

  6、因为感情出现裂痕,家住深圳的28岁的任某与丈夫张某在去年9月12日协议离婚。张某把房产留给了任某,带着儿子“净身”出门,和新交的女友一起住,希望从此过上平静生活。丈夫带着儿子离开后,任某情绪一度很低落,她希望和张某复婚,共同抚养孩子,但遭到拒绝。“牵手”无望,任某把对张某的怨恨转移到了儿子身上,2009年6月28日,在一家宾馆,她结束了儿子的生命———他才1岁7个月大。

  7、2009年7月30日,绥化市一女子因与丈夫感情不和,对自己亲生儿子痛下杀手。导致其8岁儿子身上留下多处刀伤,耳朵险些难保。

  8、张某在上海打工认识了王某某,两人相爱后生了个孩子,2005年王某突然消失,张某只好在上海一家影楼打工,维持母子二人的生计。2011年9月2日凌晨,对生活失去信心精神上十分压抑的张某,用绳索把10岁的儿子勒死在床上。

  9、2011年,3月30日上午,肥东县靳伦英因琐事和丈夫桑某在电话中发生争吵后心中生气,遂将3岁的儿子小杰拉至家中一盛有水的洗脚盆旁,用手将小杰的头按进盆中,约2——分钟才松手,后锁门离开。小杰被发现时已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小杰系溺亡。

  10、2011年5月14日凌晨零时左右,冯家康因妻子董双对其不忠、被害人冯俊杰并非其亲生儿子等原因,在肥西县紫蓬镇烧脉村原燎原道班的家中,乘冯俊杰熟睡之际,用双手扼其颈部,致其当场死亡。

  11、陈某与丈夫邱先生于2008年结婚,婚后一家人居住在广州市荔湾区桥中某出租屋内,2009年有了儿子小中。2012年3月28日,就在他们从老家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回广州后,由于一直对丈夫偏袒婆婆存在怨气,加上离婚又得不到补偿,陈某挥刀砍向了婆婆和自己的亲身儿子小中。小中被砍五刀身亡。陈某自杀未遂,其婆婆受重伤。

  12、2011年8月31日,因夫妻双方感情不和,海南三亚荔枝沟一女子黎某一时想不开,将两个亲生儿子杀死后自杀。

  13、2006年,河南信阳市谭家河乡刘春霞离异后经人介绍,与在武汉某公司工作的阳新县兴国镇七里岗村王某相识,8天后,闪电般地办理了结婚手续。因缺乏了解,刘春霞婚后与王某经常发生口角,认为王家不尊重她,丈夫王某甚至还动手打过她。为此,刘春霞在怀孕4个月时,曾想堕胎报复王家。2007年夏,其子小明出生后,刘春霞见公婆对小明十分疼爱,而自己在王家的地位并没有改善,便认为一切不幸都是小明造成的,遂对小明怀恨在心,多次萌发杀子报复丈夫一家之念。2010年1月26日下午,刘春霞因家庭琐事再次与王家发生矛盾,失去理智的她遂将儿子小明带到自家厕所,将其捆绑后堵住嘴巴,持刀残忍地将其左腿砍下,并丢弃在厕所内的粪池中,导致小明因失血过多死亡。

  14、2001年与宋某结婚,婚后两人感情一直不和。2006年2月1日,两人因事发生口角,丈夫宋某动手打了妻子沈某。沈某气愤之下将宋某的部分衣服烧掉,导致夫妻关系进一步恶化2006年2月3日,沈某向丈夫提出外出打工,被宋某拒绝,沈某万念俱灰便产生了死的念头。想到自己死后4岁的儿子可怜,她便想用电触死儿子后再自杀。

  于是,沈某购买了两只电热管,午饭后将其儿子带到二楼的床上,用通电的一只电热管!接往其儿子的脸部烫。在发现此举未能电死儿子的情况下,沈某又从床上抱起儿子,将其从自家二楼扔下,随即自己也跳楼。邻居发现后将母子二人送往医院抢救,幸免于难。

  16、2006年2月9日凌晨,攸县渌田镇群力村官上组的刘夏娥家因与丈夫感情不好,于是将气撒在儿子过鹏身上,将熟睡的儿子勒死后,再纵火焚烧房屋。随后,她企图割腕自杀,但未遂。

  17、山东广饶县李某长期与丈夫感情不和,两人数次萌生离婚的打算,但为了孩子勉强维持着夫妻关系。一心想与丈夫摆脱夫妻关系的李某,将儿子当成了离婚的绊脚石,2011年6月26日晚,狠心的李某将只有4岁的儿子用农药毒死。

  18、11年5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男子林某疑因家庭不和,一怒之下将两个亲生女儿杀害。随后,林某向公安机关自首;

  19、11年6月27日,广东高州一妇女怀疑丈夫出轨,竟然杀死三名亲生女儿,随后割腕自杀。

  20、11年6月22日,东莞一名23岁的年轻母亲,将11个月大的女儿先吊死,然后自己也上吊自尽。

 

  第十一章

  对吴围子队大饥荒纪念碑的质疑

  写于2012年5月24日

 

  2012年5月10日,应一位网友要求,就《中国第一座大饥荒纪念碑》(下简称《碑》,2008年即传于网上)写了一篇《简析吴围子队“大饥荒纪念碑”》(下称《简析》)。因为造碑的吴永宽先生所谈吴围子队的问题非常具体,所以标题也不敢用“质疑”两字,但是,经过分析以后,还是提出了几点疑问。

  5月18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刘洋硕发一篇《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下称《刘文》)。感觉应是对我的小文作出的回应。将《碑》文与《刘文》对照了一下,发觉两篇矛盾较多,于是,这回干脆提出几点质疑来。

 

  第一节 吴围子(孜)队到底饿死多少人

 

  本人在《简折》的“其四”指出:“《碑》中两座碑的照片,一座(局部特写)题为“一九五九年粮食关遇难肆拾贰仕纪念碑”,该碑刻有42人的名单;另一块碑上刻有29人的名单。两碑共计只有71位饿死人的名单。可是,给《南方人物周刊》来信的吴晔却列出了72个饿死人的名单,多出了一个。”

  这次,《刘文》让吴永宽就此作出了解释:“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晔)。”

  多出一个“饿死人”的漏洞总算在八年以后的今天给补上了。不过,我们也有理由责问责问吴永宽先生: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您怎么连饿死人的数量都没搞清楚,就匆匆忙忙的造起饿死人纪念碑来了呢?更有甚者,还有一个“冤魂”,不但从碑上而且也在数据上被你彻底的抹杀掉。抹杀他的理由就是“记不起名字”了。记不起名难道也记不起姓?记不起姓用一个代号“73”表示也行嘛。饿死的人由你这样随意的说,到了明天,你说又记出了一个,我们是不是也得信你的呀。

 

  第二节 吴围子(孜)队到底有多少人

 

  四年前传出的《碑》中,吴永宽说:“那个时间人人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由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

  请注意,是一百二十人而不是一百二十来人或一百二十多人。

  可是,四年后的《刘文》却是这样说的:“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55人,‘没过关’73人。”

  共计多少人?吴永宽计算得很清楚:“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

  如果这一回是“清楚记得”,那么,四年前的“一百二十人”肯定就是“糊涂记得”了。吴围子到底多少人?信你哪一次记忆是好?

  再说,这样的泛泛之谈也经不起推敲。吃小孩子这样的重大事件,就用两个字:“有的”!这“有的”都是谁呢?吃小孩子肉得黄肿病,这是谁研究考证出来的?不到半个月就饿死了72个人,半个月后再没有出现过饿死人。这样的怪事只能用瘟疫突然而来又迅速退去才能作出解释。不是说树皮都刮光了嘛。剩下的人又是凭什么保住命的?是不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呢!

 

  第三节 吴围孜队绝后的人到底有多少

 

  《简折》的“其三”指出:72个饿死的人中,除了26人外,另有46人标的是绝户。平均每户以两人计,46绝户就有92人被饿死,如果平均每户以3人计,46绝户就有138人被饿死了。有人可能要分辩:这里的绝户表示的还是一个人,几个死人共一家,因为全家都死了,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属于绝了的户。不过,我要告诉你,户是户,个人是个人。一个家庭死的人再多,只能统计出一个绝户。如今你把46个亲人全死光的人,统计成了46户绝户,不说是弄虚作假,故弄悬殊的嫌疑总是推不掉的吧!大概是为避本人所责的“故弄玄虚之嫌”,这次《刘文》让吴永宽作了补充说明:“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绝后”。这是此次《刘文》中新增的一个统计项目。恕我直言,这个“四十多人绝后”又有故弄悬殊之嫌。怎样定义“绝后”?譬如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儿子,儿子结婚生了五个孙子。假若这一家三代9人都死了。是按全家9人还是按孙辈5人或者按父辈2人按祖辈2人统计“绝后”?夫妇2人是按一家还是按2人统计“绝后”?总共不到30户的吴围孜,40多人绝后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第四节 吴永宽家共有多少人死了几个人

 

  《刘文》中说:“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这句话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给读者造成的感觉是,吴永宽家除了他和母亲外,其余的人全部饿死了。

  如果是全家五口那就饿死了3人,全家8口就饿死了5人,全家10口就饿死了8人……

  那么他家总共有多少人?从他把三叔算作“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来分析。他指的这个家是“大家”。这个大家庭里至少还有一个大叔和一个二叔,应该还有60余岁(推测)的爷爷和奶奶,连同吴永宽和他的父母,这就是一个8口之家。如果吴永宽的大叔二叔均已成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口至少在十个以上。如果大叔二叔生有子女,这个大家庭的人口至少就在十二个以上。如果吴永宽还有伯伯或是四叔五叔,这个大家庭的人就更多了。这个大家庭里,死了吴永宽的父亲和三叔,活着的人还有好几个,怎么能说“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至少还有一个大叔和二叔嘛。

  就吴永宽父母这个小家庭而言,吴还有一个出嫁的姐姐,这就是一个四口之家。父亲虽然死去了,但出嫁的姐姐还在。家庭成员中减少了姐姐,是因为“女大该嫁”了,与“那场灾难”毫无关系,怎么能说“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呢!要知道,姐姐虽然出嫁了,还是他身边的一个亲人。

 

  第五节 父死没影响吴永宽上学读书

 

  吴永宽父亲死于1959年,那年他15岁。在《碑》里,他说:“我那时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让我无法上学,连病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他是否因父亲的去世而失学?从《刘文》中看,应该没有。《刘文》说:“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

  毛主席于1960年10月26日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此后,即开始对信阳问题进行查处。因此,吴芝圃来光山道歉的时间应该是这一年年底的事。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会议的吴永宽,仍在读书是毫无疑义的。可见,父亲的死并没有导致吴永宽失学。那时候读书花费不像今天这样巨大。中学阶段包括伙食费在内每期只有50来元钱。家庭困难的国家有助学金。我比吴永宽大一岁,59年下期进入高中。每期享受乙等助学金(记得是35元钱)。所以,在那时候,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墓碑》作者杨继绳父亲也是死于1959年,不是读到了清华大学毕业嘛。

  《刘文》又说:“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即1961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这年他才17岁,没有再上学读书,回家当生产队会计并结婚,推测应是初中毕业没有考上学校的缘固,与父亲的死去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推测吴永宽的58—59年,大部份时间应是在学校渡过的。

 

  第六节 学校因缺粮停课应不可能

 

  《刘文》说:“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

  当时的初中学生粮食户口即迁往学校。应不存在缺粮停课的问题。我所在的县当时有八所中学,七所设在乡村,没有一所学校受饥荒影响而停课。据《墓碑》作者杨继绳说,当时他们家乡树皮草根都已经啃光了,可是,他就读的淆水县一中,也没有停课。他还从学校带回三斤大米给父亲救急呢。

  从《刘文》提供的信息来看,光山县里的学校应该也不存在缺粮停课的可能。《刘文》说:“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

  这条信息说明,当时光山县的城镇人口,粮食并没有断供。与城镇一样供应粮食的县里的学校怎么会因缺粮停课呢!

 

  第七节 吴永宽的命是怎么保住的

 

  《刘文》说:“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上节说过,学校因缺粮停课是不可能的事。吴永宽既是学校的学生,应该就有他的一份粮食。如果不是学生,他为何会想到上县里的学校找吃的?这是我们无法理解透的事!

  《刘文》又说:“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这里有个大疑问。据《碑》帖中说:“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

  可是,那时候的吴永宽并没有浮肿,如今有米糊汤喝了,他的手脚反倒开始浮肿了。这就成了怪事。养了一个多月,浮肿又退去了。是凭什么东西“养退”的呢?他又不说了。说话如此含混,我们真不知道他这条命是怎么保住的?他母亲的命又是怎样保住的?

 

  第八节 光山县当时没有天灾吗

 

  《刘文》说:“《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

  然而,也是在《刘文》中,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否认当时发生了自然灾害是所有毁毛者经常使用的常规武器。不过,一般都会说是研究气象资料发现当时没有自然灾害的。《刘文》干脆连这个“程序”也省掉,直接用吴永宽的“记忆”就把县志所载的情况彻底否定了。

  一个在1958年才14岁的小孩子,在那个时代,其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他所在的社队以及十多里外他就读的学校。即使他的大脑如同计算机,可以把当时所见气象情况全部贮存到今天,又有什么资格侈谈当时全县的天气情况呢!何况,吴永宽的记忆能力有限得很。《刘文》中就多次提到过“吴永宽记不清”: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

  本应是极度饥饿的人们印象最深的终于又有饭吃了的事,他连一个大概的时间都记不清,哪有可能把当时全县的天气情况都记清!

 

  第十二章

  对几位赶“饿死潮”的名人的批评

 

  “饿死几千万”的无稽之谈,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成了改开时代的一句流行语,好像也成了是否有人性是否属于改开派的一种标志。以至一些名人明星也都赶起了这个时髦,言必称饿死。

 

  第一节对袁隆平所说饿死几千万人的质疑

  2009年9月3日发表于费尔多思红色论坛

 

  袁隆平是一位水稻研究专家,他研究出的杂交水稻极大地提高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为解决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我一直对他是非常敬重的。尽管也在网上看到过有关他的非议,譬如有人认为杂交水稻这个科研项目,本来就是国家立项并由国家投资的,科研取得的成果应为国家所有,功劳则是所有从事这个项目研究的同志共同的。所以,袁隆平有贪天之功为己有之嫌。对于这些观点,我只是随便看看,不太在意。

  近日,从为打虎而来网友的帖子中看到了袁隆平的一段话,照录如下:

  “水稻专家袁隆平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参考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A19版)

  如果这话真是他说的,那么,这位水稻专家的为人就在我的心里大打折扣了。为什么?袁隆平是研究水稻的,而饿死人涉及的则是一个人口问题,虽然人和粮食分不开,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门学问是风马牛不相及。一句话,袁隆平没有对饿死人问题作过任何调查研究,就凭自己的“看到的”几个所谓“饿殍”发布饿死几千万的信息是极不负责任的。一个如此严肃而重大的话题,能允许用上这样的数字吗!九千万也是几千万!如果饿死的是蚂蚁,随便这么说说还差不多!请问: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单位面积产量,能用亩产几千斤表示吗?你肯定不会干!因为两千斤也是几千斤。你一定会斤斤计较,甚至是两两计较的。

  袁隆平的“饿死几千万”之说是极不严肃的。人口专家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研究得出的三年饿死人数据从一千多万到七千多万的不同数据就有十来个,专家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本来就闹得难解难分,如今袁隆平又以门外汉的身份杀进来,也弄来一个成果凑趣。这还像科学研究吗?简直是耍把戏。

  袁隆平看到过“五个饿殍“之说,也很值得怀疑。他是在何时何地看到的?是在同一个地方看到的,还是在五个不同的地方看到的,是在一天内看到的,还是在三年内看到的?这里面的份量大不相同啊!如果是一天内的同一个地方出了五个饿殍于道路之中,那就是饿殍遍野,多到了无人收尸的地步!我想,那年头应该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吧。即按饿死七千万来分析,十个人中饿死一个人,九个活人未毕埋不掉一具死尸?怎么还会留下五具饿殍给袁先生看呢,除非是特意为他筹办的饿殍展览!

  至于那个“大跃进把树都砍光了”,虽然有些些人常常这样说,但是,你袁隆平这么说就不行。因为你是从事科研的学者专家,说出话来必须要有科学性。“都砍光了”是什么意思?是砍到一棵都不剩了!这不符合事实吧,就在我生活的地方,千年古树还有好几棵哩!假如人家要问你:长白山砍光了吗?兴安岭砍光了吗?大行山砍光了吗?……你怎么回答人家?

  尊敬的袁先生,恕我直言一句吧。你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里是一个最明白的人,可是,走出你的领域,你就糊涂了。从你这些糊涂话里,我好像隐约看到了你身上的“救世主”自誉:“各位请看吧。因为有了我,过去的那样就变成了今天的这样!”

  对不起,很可能是我的感觉出错了。

 

  第二节对刘晓庆饿死人不计其数的谬论的批评

  写于2009年12月14日

 

  2009年12月14日,成鸡思汉将刘晓庆的博文《自白录》2(1)转到多思论坛:

  刘晓庆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

  本人按照成鸡思汉提供的地址,进入刘的博客,对其谬论进行了批评,多次被删。无奈,只好发表于费尔多思论坛上了。

  刘晓庆女士:你知道不计其数是个什么概念吗?告诉你,不计其数可以是千万、万万,也可以是亿万万!另一个意义是眼里看到的东西多到数不清。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这样的话,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名人明星,作为一个号称是有良知的人随便可以说的吗?这样的话只能是你看到的死人(饿死)多到数不清的时候才能够说的!

  你看到了不计其数的饿死的人吗?如果你没有看到不计其数饿死的人而要说是不计其数,那你就是闭着眼晴、昧着良心在乱说、瞎说。

  再说,饿死的人有可能会是不计其数吗?我们中国的户口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到位的,即使真的饿死千万、万万,也是可以计其数的!

  你对饿死人的数量如此不负责任的瞎说,使得你口里吐出的话全都失去了可信度。所以,你说的看见“饿死人尸体”之类的话也值得怀疑。因为,这种无从稽考的事,任何人都可以说出千宗万宗来。

  有位吵一吵网友替刘晓庆解释:她所说的“‘不计其数’,其实是‘不知道有多少’的意思。有,也见过几个,推想其他人也会见过几个,但是不知道当时总共有多少。”

  我答:“这样的事,是不能推想别人也会见过几个的。自己见了几个就是几个,没见就没见。不知道总共有多少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可以用不知其数但绝对不可以用不计其数!”

  刘晓庆当然不会不知这个道理。她是在这里故弄玄虚,发泄情绪,制造看点,以博得某些人的欢心。标题是《自白书》,倒你自己那一坛醋不就行了嘛!为什么她要在“自白”中扯上“饿死人”这个早已引起激烈争论的大话题,胡乱发泄一气。

  这个刘晓庆很会扯乱谈。总是忘不了对那个时代的饥刺。她的《自白录》还记了一件这样的怪事:

  “在申请入团的时候,班主任觉得我与父母、妹妹都长得不像,于是让我回去问个究竟,母亲怕我入不了团只好告诉了我还有一个离了婚的父亲的真相。当我听到此事时没有什么震惊,只是为我的亲生父亲并不像班主任所猜测的那样,是大干部或是什么显赫人物而感到有些遗憾。”

  刘晓庆出生于195510月,到她入团的时候至少已是六十年代末期她读初中时的事。

  入团的问题应该是属校团委和班团支部管的事。与班主任无关。学生团支部一般都是由学生团员担任。即使这个班主任兼着团支部书记,也不可能如此搞政审的。人家与父母、妹妹外貌不像竟然也列入了审查范围,也要弄个真相大白,简直是天下奇谈!不知大家信不信?反正我是不相信。这样的查来查去,要是查出人家的母亲有外遇,怎么办?

  何况,孩子与父母“挂像”(我们家乡指相貌相似)兄弟姊妹挂像也不是什么“铁律”,非得要挂像!一点不像的,现实中很多很多,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再说,刘晓庆读书的时代,不像现在,还有家长陪读的,更不需要家长去向老师送礼套近乎拉关系。我在那年代读了十几年书,父母从没有到过学校与老师见过一次面,读小学也是如此。那时候,孩子读书,哪有可能像现在这样,要一个专人护着,每天接来送去的。也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必须由一个专人护着,因为那时候学生的人身很安全。

  那个年代,一个班主任能认识几个学生的家长!怎么可能知道学生与其家长像不像?除非刘晓庆是这位班主任的亲戚还差不多。如果是亲戚,就应该知道刘晓庆的家庭情况,也就没有必要查问了

  班主任还认识她妹妹,更不可信。除非刘刘晓庆姐妹二人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再就是与老师的亲戚关系了。

  就是这样一个随意编故事造历史的人,我们能相信她“好几次看到过饿死人尸体”的神话!

 

  第三节 请问寒冰,她老人家是生吃的人肉吗

  写于2009年12月6日

 

  2009年12月6日,有网友在多思论坛转贴时寒冰的《与父母的对话》,下录两段:

 

  母亲很平静地给我讲述往事: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根据时寒冰讲的,1959年,他的父母都是十一岁。对往事有了一定的记忆能力,其回忆应该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我们也没有证据可以否认她母亲所述的真实性。但是,分析一下,还是有些疑问需要请教寒冰先生:

  1、XXX的娘吃了孙女,还吃了7个人。她是怎么吃的呢?你母亲告诉你了吗?是在铁锨上面煮的还是在火里煨的?根据你母亲所述“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的作为,这两种吃法都不可能,她只能吃生的!

  2、吃七个人有一个较长的过程,XXX的娘是腌制保存的还是用冰箱保存的?如果没有长期的保存法,这七个死人她无论如何不可能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吃完。即使每次只弄回一个死人吃,也得好几天才能吃完吧,她是怎么保存的?

  3、从XXX的娘吃孙女来看,当时她就是做奶奶的人了,年龄估计应在五十岁以上。这么大年纪的女人,是怎么把六个死人(其孙女除外)弄回家来的?干这种扒坟偷死尸的事,应该都是在夜间吧,不但要有力量还必须要有胆量!

  4、既然是“XXX的娘”,而且还有孙女,那就肯定还有一个“XXX”和“XXX的妻子”。老娘吃了7个死人,有没有给他们分一杯羹?他们是不是也饿死了?也被老娘吃掉了?

  5、“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你妈告诉你没有,被活活打死的都是谁?

  6、关于你家饿死人的问题,本不想妄加议论。但是,看了你母亲对你说的“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以后,很受启发,所以还是想说一句:你母亲的妹妹不是饿死了嘛,你母亲还有你的大舅二舅都没有吃自己的妹妹,你母亲没有吃自己的女儿,你母亲的母亲也就是你姥姥没有吃自己的孙女,她们不是都没有饿死,都从三年大饥荒中走过来了吗!他们都是吃什么活下来的?

 

  第四节“饿死3800万”香港商报总编是传谣还是造谣

  写于2010年8月2日。

 

  昨夜,从电脑台前下来,坐到了电视机前,跟着老婆子看了一会《三国》。此节目看完,镜头切换到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市民文化大讲堂拦目。正值深圳特区报总编兼香港商报总编陈锡添在讲邓小平南巡。说是邓小平说了“要反右更要反左,左的危害性更大”(不是原话,意思如此)

  小平同志的此说是否如此,我们无由得知。但是,最起码的一点,单就此话进行分析,小平同志并没有否定右的存在和右的危害,只是比较而言,认为左的危害更甚于右的危害。

  同样是危害,必须“一视同害”的予以坚决反对并予以坚决的肃清,这才是正理正道。就像稻田中夹杂的大小两株稗草,农民绝不会愚蠢到拔出大的而把小的留下让它发育成长一样。

  所以,我们从没听过小平同志有保护右的危害的说法。相反,小平同志倒是在人们“反左”的同时,一再提醒、警告,不要向右。网上曝出的小平同志十条警告就是如此。

  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11739066/d67694512.htm

  可是,接下来陈锡添就开始大谈“左害”了:一是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800万人;二是反右整了好几十万(他着重强调“都是有思想的”);三是文革害死了好多人。接下来,他又神秘兮兮地说:“那个时候呀,有句话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至于小平同志同时提到的“不但要反右”中的“右”,就被他珍藏起来秘而不宣了。事实上,这种“彰左害隐右害”的技俩,正是几十年来“反左”精英们共同遵守的一个基本法则。

  陈锡添已是古稀之人,又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界精英,自然不是袁腾飞那种街痞和楞头青之类的人物。因此你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向社会负责、向听众负责才是,否则,人们也就有理由视你为袁腾飞之类。

  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你才可以向大众公布这样的结论:饿死3800万。

  第一种情况是你亲自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在掌握大量证据并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论证出确确实实的不容置疑的无懈可击的饿死了3800万。而从你的职业来看,你应该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少探讨和研究。

  第二种情况是传播别人的信息。传播外部信息必须对信息的出处和真实性进行认真的核对。确保传播的信息真实无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业和新闻工作者的生命,自然也就成了新闻工者的一个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他们的良心所在。作为两个大报总编辑的你,不仅仅是一个高级记者而应该算是一个“高级记者头”了。理应比所有的记者特别是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懂得这个道理。

  可是,看了你嘴里吐出的这个“饿死3800万”,我认为你已经是职业道德殆尽了,用我们老百姓的俗话讲,这就是良心背到了背上。

  因为你在传播着一个谣言,而且是一个竦人听闻的谣言,而且是早已被许多人揭穿了的谣言。

  关于三年饥荒饿死人数据至少有十几个,这些数据都在“自己肯定自己”的同时而被十几个别的数据所彻底否定。它们就像一群正在进行混战的割据诸侯,其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服众的“真命天子”,个个都是谮越的草头王!

  稍微通了一点官气的数据是2200万,因为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他编写的《党史研究》里采用了它。

  石仲泉这个数据出于前统计局长李成瑞之口。如果李成瑞的数据是出于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那就可以算是一个官方数据了。

  可惜的是,这个前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数据也是源于两个人的:一个是前副委员长蒋正华(应该是全国人大的吧),他的数据是1700万;另一个则是洋人即石仲泉说的外国人库尔,他的数据是2700万。我们的国家统计局李局长就来了个中西合璧土洋结合,做了一道小学一年级数学题,求出了两个数据的平均值2200万。(见后附的〈饿死2200万,石仲泉负的什么责任〉)

  作为深圳特区报总编和中共党员陈锡添,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职业道德还有那么一点点党性的话,非要传播这个消息也只能传播李成瑞的2200万,因为这个数据已被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史仲泉收进《党史研究》里,人家真要追问起这个数据的出处和真实性,至少还可以把石仲泉和李成瑞搬出来挡上一阵的。

  如今,你这个3800万出于何处呢?没有一个正规的出处,我们就有理由认定你在传播虚假信息即传播谣言。

  如果是你自己的研究成果,那就请把足以证实饿死3800万的证据亮出来,否则,我们就有理由认定:你这个深圳特区报和香港商报的总编是在编造谣言!

 

  第五节对陈光标兄、姐饿死的质疑

 

  2010年9月6日中国之声记者张棉棉专访中国富豪陈光标。这位今日富得流油的大富翁,也是出口就不离当年的饿死人,甚至自己捐款从事慈善事业也是受影响于当年家里的饿死人。他对记者说:

  “我作为一个富人,不愿意做财富的守财奴。财富就是水,是身外之物。我走到欠发达地区,看到需要帮助的百姓太多了。四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分别饿死。小时候家里面特别穷,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我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大手拉小手共同成长。”

  陈光标这样的名人都现身说饿死了。有人兴奋得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网上抄作的帖子一篇接一篇。把陈光标的话拿来当作抹黑毛泽东时代强有力的证据。《凯迪社区·猫眼看人》有一篇帖子的标题是:《毛时代饿死人的又一铁证:中国首善陈光标:我哥哥姐姐是饿死的》。三百余条留言一片声的乱嚷:“毛时代饿死人的又一铁证”……。

  陈光标的哥哥姐姐是不是饿死的?仔细分析,很值得怀疑。

  2010年9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也有记者采访了陈光标。陈光标仍然是出口不离饿死人。可能是上了年纪的缘固,才隔了两天,他就一时失忆,记不清当年家中究竟饿死几了个人!

  当《21世纪报道》记者问到“你的慈善理念最早是什么时候萌发的”的时候。他回答说:

  “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的,更早来自于自己父母的影响。”

  话说到这里,“什么时候萌发”的问题已经圆满答复。可是陈光标意犹未尽,因为他家饿死人的“光荣”历史还没有亮相。所以他又接着说:

  “我小时家里穷,饿死了好多个兄弟姐妹。但在我的成长经历中,父母却一直帮助别人。”

  他的这个题外话究竟想说明什么?如果是想用“饿死”说明“萌发”的原因,那么,早在他四岁时,哥、姐就已饿死,为何等到十来岁读三年级时才“萌发”呢?

  不过,更值得我们一问的是:“四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分别饿死”怎么就变成了“饿死了好多个兄弟姐妹”呢?难道你不知道“好多个兄、弟、姐、妹”是表示很多个,最少不能少于四个吗?“两个”绝对够不上“好多个”的“级别”!

  在自家亲人被饿死的问题上,说出话来竟然会如此的随意!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件题外的事。

  2010年7月28日10时11分左右,扬州鸿运建设配套工程有限公司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万寿村15号的原南京塑料四厂旧址,平整拆迁土地过程中,挖掘机挖穿了地下丙烯管道,丙烯泄漏后遇到明火发生爆燃。截至7月31日,事故已造成13人死亡、120人住院治疗(重伤14人)。

  在事故直播连线采访时,身为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光标,却说成死了100多人。

  据中新网南京8月2日电(朱晓颖),陈光标于本日发表声明,就此事表示道歉。声明称:

  “刚开始我说有100多名伤亡人员,结果可能因为看到了当时的情景,联想起了汶川地震,口误说成了100多具尸体。实际上我只看到了100多副担架被抬出去,并没有走近细看。由于我的口误,误导了部分网民,将100多人伤亡,理解成了100多人死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这里,我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歉意,也向在事故中的死难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对受伤的市民表示歉意和问候。”

  原来,“他并没有走近细看”,只是在远处“看到了100多副担架被抬出去”,就“联想起了汶川地震”到处是尸体的景象,“将100多人伤亡,理解成100多人死亡”了。

  这次爆燃事故死的是别人,乱说死亡数字可以用“没有走近细看”作出解释,可以说一句道歉了事。自家的兄弟姐妹饿死了,连数量也没弄清楚,道歉自然用不着,但是,总不能也用“没有走近细看”作出解释罢。

  一个人的嘴巴如此随意,说出话来叫人怎么能相信呢!

  好在陈光标是我们中国屈指可数的名人,自己记不清的家事还有别人替他记。我通过百度替他核实了当年家中饿死人的数量,其父母生了五个孩子,健在的还有三个,饿死的肯定只有两个而没有好多个。

  不过,对于他哥、姐两个的死是否饿死,我却无法替他核实。因为陈光标生于1968年7月,满四岁是1972年7月的事了。当时的生活条件虽然还是很艰苦,但已远远地优于十余年前的“大灾荒”。有人说那个时候很多地方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不是也有很多人没有饿死嘛。1972年的中国,再穷再苦,没听说有剥光了树皮,挖尽了草根的地方。当时的陈光标都有四岁了,其哥、姐肯定都在五岁六岁以上,为何不去挖草根野菜充饥,而宁愿躺在家里活活饿死?再说,陈光标的父母不是都好好的活着嘛,他们为何只顾了照顾陈光标及其弟妹(百度上说陈为老三,哥姐死后即为老大)而忍心让其哥、姐活活饿死?

  还有,陈光标也曾提到他“奶奶生了11个个孩子只存活两个”的事。他爸爸这九个兄弟姐妹估计都是生在旧社会,都是怎么死的?陈光标没说是饿死,那就是另有原因而死。他爸妈生5个孩子存活三个。死去的两个,是否也和那9个的死因一样而引起的早死!

  再钻一个牛角尖。七月份农村的早稻已经收割,绝对不是饿死人的时期。如果陈光标的兄、姐是1972年饿死,陈光标就只能说,是在他快满四岁时饿死。如果是陈光标满了四岁以后饿死的,死期就要推到1975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陈光标只能说:其兄、姐是在他快五岁时饿死。

 

  第六节让“张贤亮大饥荒饿死复活”的鬼话见鬼去吧

  写于2012年12月11日

 

  看过《 张贤亮忆三年大饥荒:全裸被送进太平间,自己爬出来》后,感觉只有四个字:“连篇鬼话”!

  张贤亮如是说:

  你想,没有肉没有菜没有蛋,一天只有2两多原粮,你怎么活?而且长期如此,不是一天两天。把这2两多原粮磨成可以入嘴的所谓的饭,其实就是稀汤了。所以《我的菩提树》的英译本书名就叫做‘Grass Soup’,‘草汤’嘛。人在这样一种长期饥饿的状态下,就会引起极度的营养不良,因为营养不良,最显著的病症就是浮肿。”

  我在这里还要替他补充一点,劳改农场不是疗养所,不是每天给你二两粮养命的。犯人们还得干活,干体力消耗很大的农活!

  今天,我们不妨让张贤亮做一个这样的实验,每天吃二两多粮食,除水以外再不给任何食物,看他的身体会有什么变化?不要说长期了,半年时间,看他还有没有力气站起来。如果再让他居住在一个零下20度的环境内,两个月后,看他来能不能站起来?如果再让他每天从事8小时体力活,一个月后,看他还能不能站起来?

  谁要认为每天吃二两多粗粮在零下20度环境下每天干8小时体力活可以撑上数月半年,不妨自己去试试看。

  再看,张贤亮如是说:“我也死过,所谓‘死’是假死,我们现在讲就是休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

  张贤亮说谎不打草稿,信口胡诌,想怎么喷就怎么喷。假死就是现在讲的休克吗?

  百度 假死:是一种严重昏迷状态,病人像死一样,呼吸、心跳、脉搏、血压十分微弱,用一般方法查不出,只能通过机器测量。很容易误认为已经死亡。

  百度 休克:休克(shock)是一种急性组织灌注量不足而引起的临床综合征,是临床各科严重疾病中常见的并发症。休克的共同特征是有效循环量不足,组织和细胞的血液灌注虽经代偿仍受到严重的限制,从而引起全身组织和脏器的血液灌注不良,导致组织缺氧、微循环瘀滞,脏器功能障碍和细胞的代谢功能异常等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

  休克分休克早期、休克期、休克晚期。早期及时诊断治疗会很快好转。进入休克期,患者会出现神志淡漠甚到昏迷。晚期可致死亡。

  由上可知,休克和假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临床表现也截然不同。

  张贤亮亲自假死过一次,竟然连什么叫假死也没有弄明白,如果不是说谎狂,肯定就是糊涂蛋!

  再看,张贤亮如是说:“在太平间,我半夜又醒了。醒来之后我看到我周围的人全身赤裸,因为大饥荒年代什么都缺,死人身上的衣服都给扒掉了,寸布不留。我也是这样,大冬天的,那是1960年冬天,零下20度。但我活过来了。”

  经过长期饥饿而倒地的张贤亮全身赤裸被扔进零下20度的太平间,如果是休克,在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只有一条死路。如果是假死,虽然还有一点十分微弱的生命,那也只有一个被冷冻的可能。就目前来看,世界上好像还没有冷冻人体复活的先例。所以,无论张贤亮是假死还是休克,他都没有复活的理,而只有做僵尸的份!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生命的维持要热能,一个基本“停机”的生命要重新启动,必须供给大量的热能!零下20度的温度下赤身躺地的基本上已经死了的张贤亮,重新启动生命的热能从哪里来?

  再看,张贤亮如是说:“人求生的本能是很强的,因为有月亮照射,我依稀地看到门在哪儿,所以我就往门那儿爬,爬着我又晕过去了。第二天他们来收尸,推门推不动,因为我正好爬到门边上,顶在那儿了。”

  我们家乡有句专批说谎者的俗话,叫做“乱谈吊起扯”。张贤亮就是这样一个乱谈吊起扯的人。看了他的这句话,谁也弄不清楚这个太平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是关着,就没有月亮光射进来为他引路。是开着,就不需要收尸的来推门!

  再看,张贤亮如是说:“恰好那个医生也是劳改犯,他在1957年的时候读过我的诗,挺同情我的。因为我身体太虚弱,要增加营养,他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吃乌鸡白凤丸,劳改队女性的药有多的。他就天天喂我这个玩意儿,一天喂好几颗,我就这么活过来了。”

  乌鸡白凤丸是由乌骨鸡、人参、黄芪、丹参、当归、白芍、川芎、生地、熟地、甘草、香附、鹿角胶、鹿角霜、银柴胡等20味中药制成的。

  每天只给犯人吃二两多粗粮的劳改农场,给女犯准备的乌鸡白凤丸竟然用不完,竟然可以让犯人医生开后门送给犯人当饭吃!

  见你的鬼去吧。哄谁呢!

 

  第十二章

  被苏联逼出的毛泽东灾年如约按期还债

  原题 《放弃对日索赔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写于2011年6月5日

 

  用没有天灾和苏联没有逼债,将中国1959—1961年发生的“饥荒”认定为百分之百的“人祸”,这是企图从全盘否定毛主席入手以达到推翻共产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极右势力祭出的两大法宝。历史的真相如何?网上有很多文帖作出了剖析,本人于2008年在华商论坛即与人有过论辩。结论是我国在1960年想“暂缓还债”而苏联拒不同意。在苏联的逼使下,中国在灾年如约按期还债,最后按期还清了债,并且提前还清了1960年欠的新债。现在,中华网友“2906097041”又在《网上谈兵》把这个话题搬了出来,故作此篇,以正视听。

 

  第一节所谓毛泽东“争气还债”的四点理由

 

  苏联没有逼债,而且还主动提出援助,可毛泽东却要争气,提前还清债务。这是极右们对这个问题作出的结论。他们的目的何在?“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很明显,其目的就是要裁污毛主席。他们的理由,无外乎以下四点:

  1、 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232页。)

  2、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河北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纵横》)

  3、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原载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4、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第335-338页)

  

  第二节 四条理由的相互“打架”

 

  四条理由中的“1、2、3”条说的是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给了我们大量的支援;而“4”则表明是毛泽东要争气提前还债。从表面看,它们形成了一个“苏联没有逼债而是毛泽东要争气还债”的统一体。其实,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无法自圆之说,它们是一个矛盾体:毛泽东不是要在苏联人面前“争气还债”吗?那他为什么又同意向苏联借粮、借糖?连 20万吨粮食、50万吨白糖也要,这不是很不“争气”嘛!而且,在1960年还违约欠交应供应给苏联的商品,这不是很“无赖”嘛!还争什么气!

  所以,我给提出这些理由的“2906097041”留言:“不要不加分析的乱引资料,这不是在敲打你前面贴出的“毛泽东争气还债”嘛!”

  这个“争气还债”的毛泽东,不但60年因贸易逆差欠了苏联的新债,而且,在61年又借了苏联的新债。

  很有意思的是,这“1、2、3”条苏联没有逼债的“证据”又成了揭穿“没有自然灾害”的证据!又成了揭穿“仓库有粮就是不给百姓吃”的证据”!又成了揭穿“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的证据!

  而且,这些内容也有不实之处。请看“2”里面提到的“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可是,《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却只有50万吨糖的建议,没有谁提出借给100万吨粮食的建议!《公报》中,分五年偿还的贸易逆差指的是“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欠帐问题”,也就是一斤米换一斤盐中间相差的那两分钱的问题。并没有10亿卢布贸易逆差的记载。

  《中苏贸易会谈公报》是1961年4月8日签订的。4月10日的《人民日报》就是看在这50万吨糖和“1960年贸易逆差”的份上表示感谢的。

  

  第三节 苏联对中国的狠招

 

  上述“1、2、3”提到的苏联“友好援助”都是1961年发生的事,而此前的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撤走了1390名所有在华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苏联单方面撕毁312个协定与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与合作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新技术,不再供给中国钴、镍等矿产品。”(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编写组:《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第317页,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在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关键时刻,苏联出此狠招,使出了杀手锏,分明是要一剑封喉,置中国于死地。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经济建设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还比较大,获得的外援主要来自于苏联。如今,它当头一闷棍,把专家撤回,技术带走,连图纸也带走,使得我国花巨资兴建的数以百计的重大工程项目全部成了“烂尾楼”,这个打击的力度,对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国才十来年的新中国,毫无疑问是致命性的。如果类似现象发生在今天,所有外资突然宣布从中国撤走,看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说别的,单是失业造成的压力,政府就无法承受得了,经济危机也将无法避免的。

  对中国怀着如此歹毒之心且已痛下毒手的苏联,逼中国还债的事还有干不出来的可能吗?!一些人用半年多以后苏联发的那点“善心”来否定它此前对中国的逼债之举,请问,苏联的撤专家、毁合同之举,你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它的这点“善心”予以否定呢!

  这样的否定就像一个犯罪份子用后来做的一件好事否定以前的犯罪行为一样。莫说只做一件好事,即使他真的改邪归正变成好人了,也不能否认过去曾经犯过的罪行!

 

  第四节 苏联逼债应是铁案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周恩来传》的这段话:

  “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垮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第1548页)。”

  这是中苏两国的一次“债务偿还”会谈,是苏联派代表来到我国进行的会谈。苏方派来的只是一个副部长级,而我国出面的却是国务院的周总理!这样的级别悬殊对阵,既说明了国家对这次会谈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这次会谈内容对于我国是非常的棘手。谈什么内容?讨债还债!因为这一年我国欠了很多应该供应苏联的商品,所以苏联派人来讨债。由于苏联讨债的态度很强硬,所以我们的周总理才亲自出马去接待,目的就是要争取苏方的宽限,同意我国暂缓还债。于是,就有了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之说。如果像某些人说的,毛泽东要争气提前还债,周恩来为什么还要屈尊去与人家的一个副部长会谈!为什么在会谈中还要向人家叫苦叫穷叫困难!

  1960年12月31日以前,中国至少应偿还苏联3000万美元(不包括利息)债务。此款借于1950年2月14日,共3亿美元,根据协定,自54年年底开始偿还,10年还清,每年还十分之一。

  周总理表示“暂时有困难”,既是解释欠交商品的理由,也是请求对方给以谅解,同意“暂缓还债”。可是,对方的答复却是冷冷冰冰的一句话:“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 。“这个”,指的是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

  一个外国的副部长在我国总理面前竟然如此趾高气扬傲慢无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既是对周总理人格的侮辱,也是对我国国格的侮辱。这种不留任何商谈余地的话,还不叫逼债?难道非要人家喊出“你们的天安门就很好”才算是逼债吗!

  春秋时期,齐国发生严重的饥荒,很多人被饿死,贵族钱敖在路边摆上食物施舍,一个饿汉经过时,他傲慢地喝道:“喂,来吃吧!”谁知那饿汉竟表示宁愿饿死也不吃这嗟来之食。

  想不到今日一些中国人的人品,竟然不如两千多年前的一个饿汉!呜呼哀哉!

  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们还想不还他的债!是不是想要周总理跪地乞怜,求人家允许暂缓还债!你们可以失掉人格,但中国不能失掉国格!

  事实上,到期债务虽然偿还了。但1960年的中苏贸易逆差,中国又欠了苏联的新债。根据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在“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欠交,是一种违约行为,“很大的欠交”,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解决暂时困难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对方没有谅解的情况下,不惜背负违约之名,能欠的就欠下了。对此,

  苏联直到第二年发布《中苏贸易联合公报》时才表示了谅解。

 

  第十三章

  对其他网上谣言的批驳

 

  第一节 一个大饥荒惨剧被揭穿的真实故事

  写于2011年4月15日

 

  2008年12月20日,华商杂坛有网友转出帖文《四川省前政协委员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看后,随即发出《为四川饿死千万人而发——只想问问廖伯康》。此帖一出,杂坛哗然,随即遭到数十人的穷追猛打,骂声一片。辩论到第四天,即12月24日,有古道西风瘦马网友留言:“您也没个数据或者事实啥的证明您自己的观点或者推论,您叫我们能信您的?您要是有可靠的数据说明当时没有死那么多人,我就第一个支持您!”

  针对其说,本人当即发出了调查帖《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情况网上调查一》,这下乱子更闯大了。骂声自然没有断,有人还给我的调查起了个名,叫做“鹤氏调查法”。由于进入帖子的网友直系亲属被饿死的一直只有3人,随着进入帖子的人数增多。饿死率就越变越小。

 

  一

 

  2009年1月1日.有位“专门注册为抬杠”的网友在我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情况网上调查》帖中发了一条留言:

  “今天有空,和旁边村子里的一个小饭馆老板聊了几句。他是河南信阳人,拖家带口的在这儿做生意赖以聊生,今年也就是四十五岁左右。我问他有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事儿他知道不知道,他说听老人说,那个时侯他们老家那里很惨,死了很多人,有的村没剩多少。他们村的人饿得实在不行,把红薯窖里面那些坏了的红薯都偷出来吃了;有的人偷的时候被民兵发现,就往死的打;有的人在偷的时候,红薯窖着火,被烧死了。死了的人刚开始还是一个一个埋,后来就一家子里的埋一个坑······”

  他在介绍了这场大惨剧以后,接着又发了一通感慨:

  “再多的我也没有往下问,就这些已经让我觉得难以忍受了!可怜的中国农民啊,当初是你们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用小推车支前,才创立了新中国;可为什么新中国创立以后却让你们去承受如此巨大的灾难?

  在这里我不想指责谁,我想既然是人民选择了你(指共产党),你必然有人民选择你的理由,和人民选择你的道理。我只想说,请你真正肩负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壮士断腕的勇气,去清除自身机体内的腐败分子,焕发出新的青春的活力!”

 

  二

 

  这篇帖子当时我没有看到,后来看到了,因要写另一篇帖子,所以没有及时给他答复。

  这位网友本就以为全是真的,见我久不作答,愈加信以为真,愈是信以为真,就愈希望我给出答复,也就是要我公开承认错误。因为他知道我在论坛是“有问必答”的,现在不答复他,肯定就是无话可答了。

  于是,他就在第三天也就是2009年1月3日11:37分,把上述内容重发在我的《不怕批,不怕骂,坚持说真话——鹤龄告华商网友书》里,接下来又说:

  鹤龄先生,这是前天我给你回复的帖子。上次你可能没有看到,这次我再转过来希望您认真看一下!不知您看完以后做何感想,您还觉得您这个调查能做到客观、公正吗?还有意义吗?

  放弃本质性东西的探寻,只在纠缠这样的表面文章,如何告慰这些枉死的亡灵?如何还历史于真相?又如何让那些真正的作孽者受到惩罚——哪怕仅仅是良心上的?又如何避免在中华大地上再次上演这种悲剧?

  你这样的调查,看似执着,实际固执!造成的后果将是真正的亲者痛、仇者快!你的这种调查,只会让刚刚聚集起的网络正义力量声音得以分化——因为绝大多数网民对腐败、特权、虚假造假深恶痛绝,这一点本身大家是相通的,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但是由于你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所谓调查,目前已显现出分化的苗头······你难道不该自省吗?”

  9分钟后的11:48分,他又把上述内容复制到我的《上世纪大饥荒饿死人问题网上调查六》里。

  见他如此心切。我决定再拖一下,把与他同观点的那些人的情绪都激起来。

  13:34分,他又留言:“‘我们这儿有句俗话: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睡哪家的炕拆哪家的窝!看看今天的那些落马高官们,不就是这样一群混蛋吗?’这是当时我回复一心求真网友的话。他们不就是历史悲剧和今天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直接制造者吗?认真想想吧!鹤龄网友!敌人不是这些看似偏激、实则苦心的网友,我们大家共同的敌人,是那些‘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睡哪家的炕拆哪家的窝的’,制造昨天的悲剧和今天的许许多多‘周老虎’的混蛋们!”

  有位叫罗布庥的网友又不失时期的补上一条:“记得小时候,大人们讲过,有人偷生产队的粮食,被抓了,晚上下大雨,水灌进窑洞,人被砸死了。”

  14:07分,专门注册为抬杠再次留言催促:“鹤龄先生,请回答!”

  有位北院门网友,是与我同观点的,见我一直不答,便连着三次留言提示。

  他的第一次留言:“看起来上面的都是听说的”(指专门注册为抬杠网友是听小老板讲的故事。)

  他的第二次留言:“听说的。”并且引用了“他(小老板)说听老人说,那个时侯他们老家那里很惨,死了很多人”

  他的第三次留言:“又是听说的。”并且引用了罗布庥说的“记得小时候,大人们说过……”

  北院门的意思是提醒我用“都是听说的”来回答专门注册为抬杠。听说的事情没有根据。

  古道西风瘦马网友不满意了,说:“可不是吗!饿死的。一个都没来!”

  专门注册为抬杠也不满意,说:“是啊,是听说的。问题是,我所说的这个小饭店老板和家人,有可能参加鹤龄先生的调查吗?那么现在我就代表他们接受鹤龄先生的调查,让他算一下百分比!”

  14:51,他再次催促:“鹤龄先生,请回答!”

  14:53,他又催:“鹤龄先生,请根据这个计算一下新的百分比!”

  我只是看着,仍不作答。专门注册为抬杠就一直紧催。

  19:33,“鹤龄先生,请你把我所问到的信阳这家人所说的加进你的统计数据中。”

  19:38,“鹤龄先生,我看到您在线,请回答。”

  19:54,“鹤龄先生,我看到您在线,请回答。”

  20:12,“鹤龄先生,我尊重您,同时也希望您尊重我!你一天不回复,我只要看见您在线,我就会把这个帖子重新顶起!”

  20:13,“鹤龄先生,我尊重您,……(重复上句)”

  21:05,“鹤龄先生,我尊重您……(重复上句)”

  见专门注册为抬杠一而再再而的呼叫,而没有我的回应,“草根小民”发话:

  “已经脑死亡了。 算了。”

  估计我一定不能回答了。在华商杂坛与我辩论最多的“灵魂摆渡者”也说起了风凉话,讥讽道:“也许鹤龄老先生:当年迎风尿三尺,如今却顺风尿湿鞋……哎,老了……”

  “叶孤城”附合:“他不会老?”

  “七色娱乐社区”:“会老,但不要老糊涂!”

  于是,与我同观点的西园公子留言打园场:“饿死我了!今天一天没有吃饭,头晕眼花天旋地转!老头。去遛遛鸟,逗逗小孩多好!真的累了!”

  古道西风瘦马立刻把他顶到了墙壁:“你啥意思?你不让鹤老发言?你剥夺鹤老那啥的权利?”

  他用的是激将法,逼我说话。……1月3日就这样过去。

 

  三

 

  1月4日,12:04分,“专门注册为抬杠”又催了:“鹤龄先生,我尊重您,同时也希望您尊重我!你一天不回复,我只要看见您在线,我就会把这个帖子重新顶起!”

  这时候,我开始给他回复。我说:

  “专门注册为抬杠网友:谢谢您对我的尊重,您也确实是一位值得我尊重的网友(他在华商一直没有骂过我,属于比较文雅的一个),我非常尊重您 。

  因这几天有点别的事,没有回复。请谅。其实,本人早已申明,在调查贴里只接受网友提供所需的调查情况,其余问题一般是不予答复的。”

  古道西风瘦马一听,以为我又想推脱。立即说:“不管是真话假说,还是假话真说,我都支持你讲话,您不说,我们该多寂寞?”

  装大蒜随声附和:“我说呢,咋变腔了。”

  他们没料到我这次是专来答复专门注册为抬杠的。

 

  我答专门注册为抬杠:

  “有的人偷的时候被民兵发现,就往死的打;有的人在偷的时候,红薯窖着火,被烧死了。死了的人刚开始还是一个一个埋,后来就一家子里的埋一个坑……”

  看了你提供的情况,我觉得这位老板所言不实。

  难道你不知道,民兵并不是联合国派的维和部队,也不是国家派的正规军和警察,他们本身就是农民,没有谁给他们发工资,也没有谁给他们发补贴,更没有人给他们发奖金!他们不但自己是农民,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是农民,他们的亲戚朋友肯定也都是农民。他们干嘛要和自己的父母兄弟还有亲戚朋友过不去呢!

  再说,在那些树根树皮啃光了的地方,也没有人给民兵发白面馒头吃呢。他们照样也只能啃树根树皮。别人该饿死,他们同样也是该饿死的。他们怎么就会这样傻?专门和自己的父兄过不去!谁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还有,红薯窖里起了火,肯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嘛!肯定是阶级敌人在里面堆了干柴,淋了汽油的。要不,红薯窖里的红薯是绝对烧不着的。

  请您想想看,偷红薯的农民总不会明火执仗举着大火把进窖吧,怎么有可能着火呢,就是带几个大火把进窖也无妨,您就带几个火把去试试,看能不能烧燃红薯窖!

  再说,烧死那么多人在窖里,把窖门封死就行了,多省事,还挖什么坑啊!

 

  专门注册为抬杠:“看来你是真的不明白,我所希望的,是的停止由您引发的,这种无谓的争吵。因为限于互联网使用者的局限性,您的这份调查根本不可能产生出客观真实的数据结果。同时,您的这个分析是否有所偏颇?他们会不会就在红薯窖里想用火烤熟?进而烤着了红薯窖里的红薯蔓?……”

  我答:“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说明您毕竟是没有挨过饿,所以不懂得挨饿的人面对着红薯会怎么办。红薯本来就是可以生吃的,晾吹一段时间后的红薯味道特别甜。我们小时候就最爱吃。至于烤红薯,那是吃饱了的人想换换口味,而且还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耐心,一个红薯要烤熟,不说要一个小时,起码不会少于半个小时吧。饥民进了红薯窖,会采取的行动只能是,饥不择食地先咬上几口填肚皮,然后赶快往口袋里塞上几个急忙往家里逃。不可能会在里面烤着吃的。而且,进窖的都是红薯,不会有什么红薯蔓的。看来您一定是个城里人了。所以,我可以肯定,那位老板完全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而随意说的话。你相信他这种矛盾百出的话,自己又想象出一个烤红薯的“可能”,说明你对这个问题多少是带着一点偏见的。”

  从我在华商杂坛与“专门注册为抬杠”网友的很多对话来看,感觉这位网友是一位文雅懂礼也讲理的青年,不是一个极端的仇毛毁毛者。然而,令我很不解的是,对于信阳老板随口编的这个漏洞百出的故事,他,也包括他们,竟然没有半点辩识能力,竟然会如此虔诚的信以为真。可见社会上流传的这许多谎言对他们的毒害之深。这些谎言的灌输已经使他们的头脑中对前三十年的中国产生根深蒂固的偏见了!

 

  四

 

  “七色娱乐社区”网友对我说的民兵不会和自己的父兄过不去很不满,留言:“难道你不知。照你这么一说,旧社会里的那些所谓的爪牙、家丁那都是虚构的了。都是农民子弟,怎么可能为财主们欺压百姓呢?”

  我答:“你说的那是爪牙,爪牙和禽兽的躯体是连在一起的。你见过离开躯体而活着的爪牙吗?我没见过!你知道什么叫家丁。丁就是人口的意思。如抓壮丁,人丁兴旺里的丁就是指的人。所以,家丁其实就是家人,自家的人。你说说,爪牙、家丁不为主子服务还能为谁呀!而我在这里说的是民兵,民兵是像兵一样的民,而不是象民一样的兵!他们的社会地位绝对是定格为民!”

  专门注册为抬杠:“呵呵,你强辞夺理,旧社会爪牙保护的是财主,新社会爪牙保护的是干部,相同的。他们都来自人民,都有武器,可以用暴力打压人民。只是名字叫得不同而已,不要你用字面来区别他们。你当别人不懂下岗就叫失业?”

  我答:“你认为我是强词夺理?那好吧,这回我就不强词了。‘爪牙家丁’与‘民兵’的不同,绝对不是一个词‘强’来的。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人身的依附性。爪牙和家丁是依赖主子为生的。而当时的民兵却是和其他农民一样,依靠在生产队出工自食其力,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

 

  第二节别人都在闹饥荒,她在夺“高产”

 

  在我的《三年饥荒饿死人情况网上调查五》里,“长发媚精灵”留言:

  “楼主,我一直不愿意说话,可是就在刚才,你知道我想做啥吗?我想拿我的鞭子抽你丫的。怎么会有你这样无耻的人,你身上流的是血还是水?你还有点人的味道没有。我的外婆今年81岁,请问她的见证是不是可以是事实呢?我外婆的姐姐生了11个孩子,只活下两个,剩下九个孩子活活饿死了。我的外婆在我大舅三岁的时候,又生一个儿子,自己亲手把第二个孩子掐死了,用哺育第二个孩子的奶水喂养我大舅,才没把我大舅饿死了。单我外婆姐妹几家就死了十个孩子,你告诉我这不是饿死的,那是怎么死的?”

  长发媚精灵提出的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在生育无法计划控制的过去,由于受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影响,婴儿成活率低,生育多而成活少,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淘汰一部份生命力弱的,保存生命力强的,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规律。因为成年妇女的生育年龄长达三十余年,生育七八个孩子是常事,像长发媚精灵外婆的姐姐生11个孩子的现象也普遍得很。如此频繁的生育,要是没有这种存强汰弱“机制”,世界人口很可能早已爆炸,人类社会很可能早已毁灭。不用说过去那种十分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无法应对人类自身繁衍的高生产力,即使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今天,同样如此。试想,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七八个乃至十几个孩子的现象得不到控制,谁又能保证这些孩子都能个个成活呢!

  至于长发媚精灵说她外婆把第二个孩子掐死,用奶水喂养大儿子才使大儿子没有饿死的故事则是一个大笑话。因为育婴妇女的乳汁不是清水自然转化的。它的来源只能是食物。如果没有比较充足的食物提供能量,她外婆的乳汁从何而来?既然还有一定的食物,又何必通过母体转化成乳汁喂养已经三岁的儿子呢?直接让孩子自己食用摄取能量不是更好嘛!这样更有利于孩子的发育和成长。

  三岁孩子还吃母奶,这是母亲溺爱孩子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大饥荒景象。所以,当时我也没客气。针对他要“拿鞭子抽我”的挑战给以狠狠的回击。我答复他:

  “请你先拿鞭子抽自己几下再说。不错,你外婆的姐姐生了11个个孩子只活两个,请问,都是在三年大饥荒生的吗?那不会叫人笑掉了大牙!即使走“高速公路”,一年一个也要从解放前生起才行呀!再说,其他人都在闹饥荒,她老人家却在夺高产,有这样的事吗!”

  长发媚精灵好久没有答话。为打虎而来赶紧帮腔:

  “你有没有脑子?不都是生于大饥荒的三年,难道就不能在那三年去逝?还笑掉大牙?面对逝者,你还有没有良心?连我都想大耳光扇你。”

  长发媚精灵见有人帮腔了,就说:“你脑子真的病的不轻啊。大家看看这个神经病。”

  我答:“大家看看谁是精神病,他外婆的姐姐在三年内居然生了11个小孩,正常人会说出这样的话吗!”

  装大蒜说:“他没说是三年生的。”

  我答:“那又为何都算在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账上!”

  装大蒜:“如果死在三年就可以算。”

  我说:“这是对的。但不可能,那时他外婆的姐姐才三十多岁,不可能就生了11个孩子。”

  为打虎而来:“你怎么知道她外婆的姐姐那时30多岁?30多岁怎么就不能生11个孩子?”

  我说:“她妹妹今年81岁,当时只有30岁,她本人不是只有30多岁吗?

  育龄妇女,一年生一个小孩的情况很少,不间断地一年生一个,一直生到11个恐怕没有。这是人的生理情况决定的,如果不间断地一年生一个,不但小孩的哺乳会受到很大影响,难成活,就是母亲亦相当的危险,不用说身体吃不消,在当时的落后医疗条件下,妇女生育死亡的也很多。一般情况下,妇女生育11个孩子,至少需要十七八年,多则二十几年至三十来年。所以,生育十一个孩子的三十多岁的母亲是不可能出现的。

  为打虎而来:“你还有逻辑吗?妹妹30岁姐姐就一定30多?以前兄弟姐妹之间相差20岁都不稀奇吧。”

  我答:“这是他自己的事,没作任何前提表述,说一句‘生了11个只活两个’就骂别人无耻。中间留下这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难道别人就不可以去揣测!就依你说的,算她比妹妹大20岁30岁吧。五九年她就有五、六十岁了。那她的孩子岂不都是生在旧社会,要算账就该去找蒋介石。她如果要找毛泽东算账,就只能是30多岁!”

  为打虎而来:“生在旧社会,在60年前后饿死,也要算在蒋介石头上?你凭什么自由裁量别人的事情?这空间是你自己给的吧?”

  我答:“不是死在三年饥荒时就不能算是饿死,死在这三年内也不全是饿死。他不把话说清楚就骂人,我就有权对他那些不知所云的话进行揣测,回驳他。”

  为打虎而来:“你的揣测丝毫没有逻辑。”

  我答:“这只是你的看法而已。”

  这个问题很好说明。如果当时她已经六十岁,她的11个儿子都是生在四九年以前的旧社会,又都活到了三年灾荒时候,那么,她的多数孩子早已成年,最小的也有十几岁了。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怎么有可能他们大量饿死而六十来岁的父母却没有饿死!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这九个死亡的孩子不可能集中在三年饥荒时一起被饿死!

 

  第三节英雄本是多孤独的“饿死惨剧”破产记

 

  一位叫“英雄本是多孤独”(下称英雄)的网友在我的《四个人口非正常死亡数据你信哪一个》中留言:

  “有位网友(指我)拿死亡率说事,我颇不以为然,你是不会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饿死人并非一天饿死,长期营养不良,造成人人走路都要拄拐杖的,风吹即倒,我庄上一家七口被发现时七人抱着一只从村干部家偷来的死鸡(当时鸡饿死的很多)临死时居然没有力气把鸡弄吃了,埋他们的人今还健在。七个人埋一个坑里,他们家三族之内全部饿死,以至无人上坟,后来逐渐坟被平了做耕地了。

  我答:对于“一家七口被发现时七人抱着一只从村干部家偷来的死鸡(当时鸡饿死的很多)临死时居然没有力气把鸡弄吃了”这个信息有点怀疑。

  一个能够破门进入人家偷鸡的人,应该还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居然不能把鸡弄熟吃掉,不合逻辑。你应该没有过挨饿的体验,所以不知道饿急了的人会怎么样吃鸡。饿急了的人吃鸡没有今天这么多讲究。点把火烧掉毛就可以用牙齿啃着吃。即使没有火,会吃生的。”

  “Fjljp”网友也涮了他一把:“只能说这一家子比较讲究吃。快饿死的人了还在想着是烤着吃,还是煮着吃更好一点。结果商量着就饿死了。特别是这家人很团结,饿死也是一同死。可以进入世界之最了。”

  我又补了一句:“您这个解释极具说服力。很可能是开了几天家庭会没有最后形成决议。干脆就不吃!”

  英雄本是多孤独说:“鹤龄兄,既称你为兄,说明比较敬重你对一些事情的分析的能力,然而看你对我所说一家七口饿死之事的评论着实令我气愤,且不说你对此人间惨剧的冷漠与嘲讽,单单你对这件事的分析上稍欠周全,当时的人们饿死并非一朝一夕就死,而是长期吃不饱造成,有好多吃人肉的过不了几天就拉稀拉死了,那是因为他们的肠道已受不起高脂肪食物了,有的走在路上风一吹,倒下就起不来了,一家七口死在一起或许不是一天死的,但当一个人的身体衰竭处于极限时,身边亲人相继死去,会产生什么情绪?反过来又会怎么样影响身体呢?我所说的事情至少我庄上健在老人都可作证,当时悽惨之事,实在太多太多,我手机上网一时很难尽述,如哪位网友怀疑,尽可去皖北各县实地调查,我是毛主席的崇拜者,他曾讲过: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答:“‘英雄’网友。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尊重。

  对于您提供的这个信息。因为非常的特殊且非常重要,可是,您讲述的却非常简单。这句‘一家七口被发现时七人抱着一只从村干部家偷来的死鸡(当时鸡饿死的很多)临死时居然没有力气把鸡弄吃了’,没有把问题交待清楚,像‘七人抱着一只死鸡’明显存在语病。故很难让人信实。如果讲得详细一些,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是根据你提供的这个简单信息通过事理分析对这一点进行质疑的。其实,你说的‘当时鸡饿死的很多’也值得怀疑。从事理分析来看,很多鸡与人一同饿死的情况,与很多人守在一缸水边而渴死类同。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翔实的证据,就很难叫人相信。

  当然,分析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都是正确的结论,不一定就可以推翻你提供的事实。

  “Fjljp”又给了一个补充:“一家七口竟然连吃一头鸡的时间都没有就都死了。不是一起死的还是怎么死的?要知道,一家七口有老有少,身体有强有弱。即使是同时没饭吃,也不可能同时饿死。可你的故事是鸡抱在怀里死的。不是同时死的是什么?的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违背常理的事有必要去调查吗?我说牛在天上飞。你是不是也要来调查才能否定我的话?”

  英雄本是多孤独:“fjljp网友:我反驳下你的观点,一是我说的一家七口饿死被发现时确实是在一起,至于死亡时间上不好确定,或许相隔很久,但被发现时确是七口在一起,其中有人怀中抱着鸡也确有其事,死后埋一个坑也确有其事,至今许多老人回忆起还不免惋惜:偷鸡没吃成反七口埋一个坑,肯定犯了咒了。”

  我答:“如果许多老人都说过这一家‘是犯咒死的’,那就说明他们自己当时的境况都比较好。因为他们都没偷鸡都没犯咒。所以,这一家只能是个特例。死得蹊跷。”

 

  第四节 质疑《1960年被饿死的5位先人50年祭》

 

  网上有一篇《1960年被饿死的5位先人50周年祭》。发帖人以代理人的身份首先作了一个说明:“代77岁的老人发帖。”

  首先,这个“代理发帖”就很值得怀疑。上网发帖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老人虽则77岁了,好歹也曾是一个大学教师,学习上网并不难,无须他人代发帖。

  从文中内容来看,这位退休教师是有多个后代子孙的。就常理而言,他应该让子孙代理发帖才对。这位代理人与老人是何关系?是其子还是其孙?一般读者也很希望知道,最好也能作个说明。是其子、孙则应以代父母或是代祖父母发帖开篇才对。

  看起来,这位代理人什么也不是,是一个与老人毫无关系的人。所以,接下来的第二句,这位代理人也是以旁人的口吻在说话:

  “老人是大学退休教师,现居深圳。”

  其次,对于回忆一个不仅是其家庭而且是当时整个社会发生的一件惨重事件,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很难满足一般听众的胃口,因为,今天诉说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既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也不会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所以,这位委托别人代发“诉状”的老人,应把姓名、所住乡村也“诉”出来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在听众的耳朵里产生真实感!

  而且,这位“我”(即老人)还是“冒死”向周总理写信反映实情并挽救了一批将要饿死的人的大功臣呢。说出名字给自己带来的只有感激声还有一份光荣。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含蓄”,藏头露尾的在幕后演戏。

  《祭文》中对“我”的这段光荣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在叔父去世前,我急得直跺脚时,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上书中央为民请命。信当然不能写给那个造成大饥荒的始作俑者,考虑再三,信写给了敬爱的周总理。后来国务院派人到我的老家调查我反映的情况属实,下发了一批拖拉机等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以及一些药品,使一些人得救。文革中有人想借此来整我,后经工宣队到国务院调查,国务院说我反映情况属实,对人民是有功的。当时幸亏写信给周总理,假如当时写给刘少奇主席,文革中我不死也得坐牢。”

  当年“反饥荒”的大英雄,如今却成了“忆饥荒”的小狗熊!谁能相信这位“我”说的话?

  其三,从“1960年春天的时候,我正在外地读书,暑假就要毕业”的叙述来看,这位当年27岁的青年应该是正在读大学的。一个家庭在饿死五人的同时,却有一个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样的事听起来总让人感到有点稀奇古怪有点不可思义有点不怎么“协调和谐”。

  其四,再看“父亲为了活命变卖了家里一切可卖的东西,连厢房也拆了卖了,这才多活了两个月”,实在很难令人置信。不是正在吃食堂饭吗?许多回忆这段历史的帖子中,记述的都是锅碗瓢盆全部“共产”了,谁还有什么东西卖呢?我家里当时的锅碗瓢盆虽没有“共产”,但真要卖也没有买主,谁还要这些玩意呀。说句实在话,即使家里真有金元宝,也没人要。因为,你想活命人家也一样的想活命。大家最迫切要的是粮食。

  “连厢房也拆了卖了”就更没谱。几块瓦片和木条,拿去送人也没有受主。木条送给公共食堂当柴火还差不多!

  其五,“在我叔叔去世的那天,全村饿死了7个人。1960年全村死了600余人,外流1000余人”。简直竦人听闻。可是,张开嘴巴就露出了马脚。那时候农村基层只有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当时的生产大队成了今天的行政村。我老家的生产大队当时也就1000来人。如果,“我”说的这个村指的是大队,就算它有2000人吧,饿死600多又逃出1000多。这个大队也就“报销”完了。覆巢之下无完卵,它的“左邻右舍”肯定也差不多。这个比信阳问题还严重的情况,反映给了周总理,总理还能不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还能不发句话吗!

  其六,“叔母一个人带5个孩子怎么生活啊?她带着2个小的孩子出去讨饭,三个大点的孩子到食堂去领6个人的饭吃,他们就这样艰难的度过难关。我把母亲接到我的单位,2个人吃我29斤定量粮,再加些野菜充饥,母亲得以活命,活到89岁在1996年去世。家里只剩下16岁的弟弟,他也到食堂领取母子2个人的饭吃得以活命。”

  冒领死去亲人的口粮而得以逃过死劫的故事,是很多人在文帖中解释那些活下来的人为何没有饿死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当时农村的基层干部,描写得一个个的如狼似虎,到社员家里搜粮甚至搜到了挖地三尺的程度。我们不禁要问,就是这样的一些干部,竟然连死去的人逃出的人都不知道,还给他们保留着口粮,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哪有这样的好事!即使干部糊涂不知道,旁人也都会不知道吗!

  令人难以置信,就是这样一个“我”讲出的故事,既没有“我”的姓名,也没有“我”的住址,而且也没有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居然会有人信以为真,到处转载,宣扬传播。这其中不能排除,有些人明知是假,故意以假当真。

 

  第五节对尤太忠将军家乡饿死人质疑

  写于2012年5月16日

 

  《凯迪社区》“一叶秋声”转了一篇帖子。标题为《一件可以证明大饥荒及毛时代官员是否腐败的事情》。帖文如下:

 

  “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闻母病重,急返乡。将军家为河南光山县砖桥乡龙岗村。其时浮夸风正烈,村中二百余人,仅剩四十余人,路有饿殍。将军母亲卧床不起,家人食糠。将军见此心情极为沉重,至亲好友每家送五元,所带二百元全部发完。返回时,县长马龙山请将军吃饭,作陪者皆胖子,将军拂袖而去。”

  ——本文是一字未改地抄录自文摘类期刊《特别关注》2012年第三期第九十四页。

  本文说了两件事实:一是大饥荒是事实;二是毛时代的官员一样腐败一样有特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连大饥荒这种惨烈的事实都想否定的话,那中国未来的灾难将会更加惨烈。

 

  经查找,本帖内容来源于吴东峰所著的《侠义尤太忠》的一段,原文是这样的:

  “尤太忠将军侄女尤岭珠言:‘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闻母病重,急返乡。将军家为光山县砖桥乡龙岗村。其时,浮夸风正烈,乡民饿死不计其数。村民200余人,仅剩40余人,路有饿殍,乡入骨瘦如柴,面如秋叶。将军母亲卧床不起,举家食糠。其兄尤太俊正携全家外出要饭。将军心情极为沉重,至亲好友,每家送5元钱,所带200元全部发完。返回时,县长马龙山请将军吃饭,作陪者皆胖,将军大怒,拂袖而去。’”

 

  比对一下,我们发现,“一叶秋声”所说的一字不差,其实是很多字有差。最关键的是差了“尤太忠将军侄女尤岭珠言”这句话。

  转帖者为什么要删掉这句话?因为,这句话非常关键,它决定了谁对龙岗村饿死人信息负责的问题。有这句话,便由尤岭珠负责。没有这句话,对这个信息负责的就是尤将军了。转帖者之所以偷梁换住把将军侄女变换成将军本人,目的就是想借用将军的声望增加这个信息的可信度——增加到不容置疑的程度。

  可是,原文作者吴东峰对这条信息所持的态度却十分谨慎,所以,在前面特别交待信息的来源是“尤岭珠言”。整篇文章仅此一处作这样的交待,作者的用心显而易见。

  而且,从作者记述1973年邓小平由江西回北京时,尤太忠随苏振华、李达前往探视的这个情节后面的附注“1997年2月22日上午,尤太忠将军对余言之”来看,作者吴忠华是直接采访过尤太忠将军本人的。采访时将军并没有提及家乡的饿死人情况。一年零五个月后,尤将军即已去世。《侠义尤太忠》这篇文章在网上搜索到的问世时间最早为2006年《中国人才》第十期。此时将军已故去多年,由他侄女提供的这些信息与将军毫无关系,反正死无对证了。所以,原作者特意在此信息前注明“尤太忠将军侄女尤岭珠言”,其实是告诉读者:

  尤太忠将军不对此信息的真实性负有责任!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转帖者扯上一个尤太忠将军的名号就确信它。

  尤岭珠提供的这条消息是否可信?下面也简单地分析一下:

  1、“乡民饿死不计其数。村民200余人,仅剩40余人”。这句话里用了两个概念,乡民和村民。作者表达的意思:乡民所指是一个乡(砖桥乡)的人民,村民所指是一个村(龙岗村)的人民。很明显,这是对当时行政机构缺乏了解的一种表现。对应当时的行政机构应该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乡民表示的是一个公社的人,村民表示的是一个大队的人。一个大队才200多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一般来说,一个大队有十来个生产小队。一个小队一般都有100多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文章的叙说非常的混乱。

  2、尤将军生于1918年,1959年时,已经41岁,他的上面至少还有一个哥哥尤大俊,由此推测他母亲当时的年龄至少应在60岁以上或70上下。这样年纪的老人得重病不是什么怪事。他们一家虽然和其他人一样过着“举家食糠”的日子,但“举家”并没有一个人饿死,包括“卧床不起”的母亲也没有提到最终被饿死。为什么全村那么多人被饿死,而处于同样生活环境的将军一家却没有一人被饿死?

  3、“其兄尤太俊正携全家外出要饭”,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母亲卧病在床,弟弟在外面工作,却带着全家外出要饭,谁来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呢?

  4、“至亲好友,每家送5元钱,所带200元全部发完”。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答案是一共送了40家。每家以最少两人计,就是80个人了,加上将军自己还有一家(其哥哥尤太俊),这不,将军的至亲好友就有80几90来人了嘛。全村怎么可能只剩40余人呢!即使将军的至亲好友有一半不属于本村。也与“仅剩40余人”对不上号。因为,总不可能剩下的全是将军的至亲好友吧!总不可能不是将军的至亲好友就统统地饿死了!

  再说,将军的40家至亲好友,饿死的人也应该有个数!要是没有饿死的,仅仅这40家,就可以达到200来人了。

  5、“返回时,县长马龙山请将军吃饭,作陪者皆胖,将军大怒,拂袖而去。”

  此句为作者刻划尤将军正直清廉的一个细节,但以“作陪者皆胖子”作为将军拂袖拒请的理由,作为当时也有腐败的证据,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作为正直清廉的尤将军,自己村子的200多人饿死只剩40多人了。马龙山县长的政绩可想而知。这样的惨景下,将军还有心情去赴宴吗?这样的父母官设宴,他还用得着看见“作陪者皆胖子”然后再“拂袖而去”吗?真要“拂袖而去”,他就根本不会去赴宴了!

  既然领情赴宴,就是给了马县长的面子。即使“胖子”真是腐败的标志,马县长的手下也确实有几个“胖子”,你尤将军也没有理由“拂袖而去嘛!只要马县长本人不是胖子就行了。马县长是不是胖子?文中没有作出交待。但尤将军应该心中有数。将军回乡时应该和他见个面的。否则,你一个军队干部悄悄回来,地方领导也用不着动心思巴结啊。

 

  第六节十分钟粉碎一个谣诼

  ——大家茶馆(165279560)的短暂辩论——

 

  鹤龄按:攻击共产党通过公社化收缴农民在土改时分得的土地的谣诼,网上时有所见。2012年5月29日上午,《大家茶馆群》又有人挑起了这个话题,于是接招与辩。

 

  MZ蝈蝈(842393923) 9:40:01

  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农民的,毛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诱饵让农民为其卖命,然后又收缴了土地。这就是现在某些狗屁官员说土地是共党给的渊源。

  鹤龄(1097410047) 9:42:50

  请问,何时收缴了土地?

  52度的酒(12908677) 9:44:06

  58年人民公社时期

  鹤龄9:44:31

  收缴了土地,还存在征地这个词吗?请回答,征地是什么意思?

  52度的酒9:45:20

  土地分国有集体所有。

  忧郁的狮子(925109475) 9:45:25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不是收缴土地了吗

  鹤龄9:45:42

  请回答,征地是什么意思?

  神马云(2387256039) 9:46:13

  (图像表示支持)

  鹤龄 9:46:30

  请回答,征地是什么意思?

  52度的酒9:46:42

  征兵什么意思?征粮什么意思?

  - 9:46:57

  额(表示支持)

  忧郁的狮子9:46:58

  (图像,表示支持)

  dghyjuu(876755791) 9:46:59

  征婚什么意思?

  - 9:47:03

  (图像。表示支持)

  鹤龄9:47:18

  请回答,征地是什么意思?

  忧郁的狮子 9:47:26

  那鸟毛有病(骂鹤龄)

  —- 9:47:34

  额(表示支持)

  52度的酒9:48:03

  强征什么意思

  鹤龄9:48:04

  征的对象表示不属于自己。

  鹤龄9:49:13

  凡是征的对象都表示不属于自己。强征也好,用金钱征也好。都表示征的对象不是自己的。

  鹤龄 9:50:27

  征婚、征粮同样如此。

  鹤龄9:51:37

  还有要说的吗?

 

  此帖发在中华论坛上,中华网友“没有财运”问:鹤龄反复问“征地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鹤龄答:政府用生产队的地、开发商用生产队的地,必须要向农民“征”,说明这“地”的所有权不属政府不属开发商,而是属于生产队的,属于生产队每一个成员集体所有!这就证明,“政府通过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土地收缴了”是一句混话!当年要是政府收缴了。如今政府用地还要向农民征吗?

 

  第七节对中监委调查组长李坚的安徽饿死人数据质疑

  写于2013年11月22日

 

  最近,网上又炒出一篇《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文章出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35期。作者米鹤都。该文“史无前例”地提出了“饿死3500人”的信息出自于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中组部机关院内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曝出安徽三年灾荒中饿死了350万人。看后,发觉疑点甚多,提出几点如下:

  1、本文后注“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文中没有交待李坚父子的出生时间,根据“三年困难时期,我(李卫平)十来岁”以及“家里孩子也多”来推测,当时李坚的年龄最低应在40岁左右,今天应是110多岁的老人,所以,很可能已故去多年,不知米鹤都在李坚生前采访到的这些资料为何要在他故去多年以后才发表?这就很难避免死无对证的嫌疑!如果李坚今天仍健在则此问作废。

  2、李卫平说:“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透露出当时还属绝密的数字: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此说纯系无稽之谈。文革期间,揭发饿死人问题不是什么犯禁忌的事,只是都把账算到了走资派的头上而已。这样的大字报贴出来,群众组织不会撕,走资派不敢撕。用撕大字报封锁消息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再说,依李卫平所讲的“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谁又能保证不在“中组部院外传开”?!所以,这条饿死3500万人的信息其实就是一条公开的信息,知道的人必定是成千成万,岂有大人全部失忆而仅仅存在于当年只有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子的记忆中!中国饿死3500万人的这条公开信息,正是当时的鼻子比猎犬还灵的《美国之音》所要猎取的好资料,哪有可能等到1983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公布以后才由一个美国人来“始发”!

  3、李坚说:“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这是李坚第一次摆脱地方干部进行的“自主”调查,理应有比较详细的文字记录和比较深刻的记忆。可是,文中却连最起码的调查地点也没有!再说,作为“钦差大臣”,看到的死尸你可以一闪而过,那“奄奄一息”的妇女,总不能置之不理吧!她是哪里人?姓什名谁?你是怎么救助她的?救活没有?作为读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希望能听到一个中央领导私访拯救快要饿毙妇女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4、李坚说:“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民兵统治人民”的现象,很多谈“大饥荒”的文章都有提起。但是,民兵的定位是民不是兵,包括大队的民兵营长在内,都是依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的农民。大饥荒都到了饿死几百万人、“有许多人吃人现象”的程度,不享受国家津贴和食物补助的民兵,其亲人包括自己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和自己和亲人们过不去?

  5、李坚说:“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这是安徽全省进行的一次饿死人普查,这样的普查,没有政府的积极配合,任何个人,无论你的权力多大,本事多大,都没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都没有可能得出一个真实的数据。

  6、李坚说:“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按李坚所说,这次“普查”是由他个人的两条腿走遍安徽全省所有的生产队、所有的村(当时应称大队)、所有的县(中间还缺公社一级),走出来的!

  7、李坚说:“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止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按这个说法,原来,还有少数县、乡(应为公社)他李坚并没有一个一个地跑!这个“少数”是多少?即使是三五个县,涉及到的公社、大队、小队就是一大片了。

  既然是一个逐级汇总的统计数据,即使存在误差,也不能一下修正了50万嘛。这一修正,还叫什么统计数据?只能叫估计数据了。

  8、李坚说:“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安子文凭什么“推翻”李坚的“300万”?难道处于“流放”中的他,也进行了一次从队到社到县的逐级“跑调查”!

  9、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总之,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由中监委派出的调查组调查情况,而以个人名义写调查报告,很不可信。通谓、信阳等地的问题都在1960年反映到了中央并得到了及时的处理和救助“最高领袖”从没有怪罪过反映情况的人。李坚被派到安徽的这次调查是在“1961年1月3日”以后,所以,所谓的“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不可能出现中监委害怕担责而让李坚个人担责的怪事。即使真有“万一最高领袖怪罪”的可能,中监委也不可能做这种让下属个人担责的推卸责任的缺德事。

 

  第十四章

  “百万大逃港”与“千万大进深”

  由《从千万“大进深”看“百万大逃港”》(写于2010年12月21日)和《内地人“大逃港”与港人“大逃深”探由》(写于2011年1月10日)两篇整理

 

  不久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秉安的《大逃港》。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陈秉安答:“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陈秉安在这里有点答非所问。没有他的《大逃港》,深圳真的“就会不知自己从哪儿来”吗?这是哄傻瓜蛋的鬼话!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之所以要送这份礼物,是摸准了“市场”行情的。他那句“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甚为重视”才是最好的回答。可别小看了“甚为重视”这四个字。它是对即将而来的名利双收作出的“气象预报”!

  当然,政治立场上的原因也是有的,他用“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作了概括。李悔之觉得过于含蓄,于是,又替陈秉安作了一番解答:

  “因为在乌有之乡的反复鼓噪之下,饥寒交迫、暗无天日的毛泽东时代,都快成了“准共产主义天堂”了。直让许多“八零后”和“九零后”也跟着一些“辫民”们直呼起“毛主席万岁”了。看来,如果不及时将实话告诉年轻人,再过几十年后的中国人,还真会把毛泽东时代当成是人们理想中的所谓“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了。”(见其新浪博客)

  这才是陈秉安真实的政治目的:用“历史大悲剧”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

  “历史的大悲剧”能否定那个时代吗?难难难!很难很难!就是在李悔之告知了真相的后面,粗略的流览了其博客的第一页留言,网友们砸砖头的远多于拍手板!而且有的是怒不可遏!群众的眼睛雪亮雪亮,他们知道,历史的问题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看!

 

  第一节进深、逃港性质是一样的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三十多年前的大逃港?我不由得想起了改革开放以后千多万内地人民涌往深圳的情景(以下简称大进深),虽然不能称为“历史的大悲剧”,但与大逃港是同一种行为——由一处向另一处的“大迁徙”。

  同样是大迁徙,它们有没有共同点?下面让我们从“大进深”的角度来看“大逃港”,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和相互关联。

  为什么会出现大逃港?原因很简单。因为香港的经济比深圳发达,人们生活相对富裕。为什么会出现大进深?理由同样如此,因为深圳的经济比内地发达,人们生活相对富裕。总而言之,逃港也好,进深也好,都是人口由相对落后的地方向相对先进的地方迁徙。这是人类求得生存发展的一条基本法则。只要条件允许,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会不断地向着更加适宜生存的地方迁徙。我国有句俗语,叫做“人往高处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人往高处走的现象,一点也不奇怪,是非常正常的。不过,如果有人回过头来指着曾经的生存之地不分清红皂白地断言“那里没有光明,那里只有黑暗,那里不是人住的地方”,这就很不正常了。因为不一定合符事实。这里“光明”,不表示那里就一定“黑暗”。这里更适宜居住,并不一定表示那里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以深、港、内地三者为例。如果大逃港可以表示当时的香港光明而深圳是一片黑暗,那么,大进深岂不也可以由深圳的光明表示出内地是一片黑暗?这种以弹丸之地的香港一丝光明毁全国于黑暗、以弹丸之地的深圳一丝光明毁内地于黑暗的逻辑既荒唐而又可笑,很不可取。

  怀着这种心思的人,本想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结果将自己为之高唱赞歌的改革开放时代也一道全盘否定了。

 

  第二节 数字比较,千万绝对压倒百万

 

  大逃港的人数号称百万,有人干脆将它称为“百万大逃港”。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而李悔之掌握的官方资料则是近12万人次和6万来人。

  陈秉安的56万人次不知是港府统计的“逃入”数据还是宝安边防统计出的“逃走和逃而未走”的数据?是港府的统计数,有遗送多次又来的,是宝安统计数,有多次出逃未遂的。据陈秉安所说,有一位先后出逃13次,直到最后一次,检查的过意不去才将他放走。可见这56万人次,真要折算成人数,压缩的空间非常大。有可能不到30万不到20万不到10万或者更少。可见“百万大逃港”的“百万”只是一种虚张声势而已

  李悔之的《惊心动魄,49年后百万广东人大逃港内幕》则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典型。不但强调了“百万逃港”,还特别强调了“49年后”,好像49年前没有“大逃港”的民国政府真的就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了。殊不知,那时不是没有逃港的人,而是没有可以供人们逃的“港”。河南等地的人逃湘、逃鄂、逃赣……年年有,天知道是百万还是千万几千万!这能说明南方的湘鄂赣就是天堂吗?

  李悔之帖中提到: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这里的官方数据,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是,刘宝玉的“数据”则可以肯定不能成其为数据。因为他的“至少30万和不下100万”没有任何依据!所谓的“据”就是“本地老人”四个字。“本地老人”居然可以作为“大逃港”人数的据,只能是一个“历史大笑话”。而李悔之就是检了这个大笑话在咋呼:百万大逃港!百万大逃港!

  不知他为何要在“百万”上如此下功夫?好像逃港的愈多他的脸上就愈风光。

  既如此,我又要搬出千万“大进深”来了。深圳现有人口1200多万,而户籍人口不过200多万,实打实的整整一千万是从内地进来的!即使那200多万,大多数也是内地进来的。深圳本地人的数量只是200多万的零头而已。

  这个实打实的千多万未必就“敌”不过你那虚张声势的百万!

  如果当年的“百万大逃港”可以视为毛泽东时代的“暗无天日”,那末,今日的“大进深”岂不是等于说,改开后的内地比当年更暗无天日——至少十倍于当年的黑暗!

 

  第三节 香港与深圳经济的剪刀差原因简析

 

  香港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拥有的深水港湾,是它迅速发展成国际贸易中心的前提条件。转口贸易成了其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如果我的理解没错,转口贸易就是俗称的做转手买卖。从我国市场交易“生产的不赚钱,销售的赚钱,中间转手的更赚钱”的规律来看,商业特别是转口贸易对于香港经济繁荣是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

  可能有人要质疑了,深圳不是同样如此吗?

  是的,深圳同样如此。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我国东南沿海都处于准战争状态。属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边缘地区。深圳的定位就是如此。当时的深圳相当于今天的边远地带和偏僻山区,经济发展受到了客观环境的制约,使得其经济水平不但落后于香港,也落后于全国。

  而香港则完全不同,不但在国际上而且也包括了我们国内(后面另作说明),都给了它十分宽裕的自由发展空间,使它得以充份发挥其自身的优势,迅速的崛起。

  这样一来,深港两地经济上的“剪刀差”就自然而然出现了。

 

  第四节 我国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的促进和支援

 

  由于社会意识的原因以及大陆与台湾的对立,使得我国大陆与一些国家(地区)的贸易往来都不得不经过香港中转,以至于形成了香港对这种贸易的“垄断”地位,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譬如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除了经香港中转,几乎没有别的途迳。故有论者说,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量有多大,香港受益就有多大。

  内地对大陆的支援也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香港的面积不大,资源不多,生产和生活资料都离不开外地的支援,特别是内地的支援。内地的支援,首先是中央政府给了它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上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都宣布废除了,中国内地所有的租界全部收回来了。只有香港是个例外。当然不是无力收回它,在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可以说,收回香港只要毛主席发一句话!

  中国不但没有收回它,而且还在尽全力的支持它。周总理亲自批示“三趟快车”为香港送物资就是一个例证: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猪肉、鸡蛋、粮油等主副食品,国内供应紧张,香港市场更是告急,市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当时,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决定由外贸部和铁道部联合开辟供应港澳市场的鲜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满足港澳同胞生活需求。

  1962年3月20日 ,第一趟支援港澳的鲜活货物快运列车751次(现82751次)由湖北、湖南两省率先组织始发。在开行到100列时,周总理又作出指示:“由江苏、上海、南京去深圳的鲜货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同年12月,增开了由上海新龙华站始发的753次(现82753次)和郑州北站始发的755次(现82755次)快运列车,从此,“三趟快车”拉开序幕,香港人亲切地称这“三趟快车”为“香港同胞生命线”。这“三趟快车”每日满载着猪、牛、羊供港鲜活商品,经深圳笋岗铁路北站口岸运抵香港。

  还有,香港的水资源也非常紧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饮水十分困难。东江供水工程自1965年3月1日开始对港供水,源源而至的东江清流,帮助香港解决了这个制约其发展的极大难题。曾有香港人士说:“没有东深供水工程,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安定。”

  可是,今天的一些人却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他们或以为全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功劳,或以为全是自己的功劳。曾是逃港者现在是香港某大型物业公司老总的叶小明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陈秉安说:“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得意忘形的他却不知道,没有祖国内地的支援,不但他的“血和眼泪”没有了来源,即使是口里喷出的唾沫也没有了来源!

  搜集了大量“大逃港”秘密的陈秉安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些不是秘密的资料,可他就是不愿意向大家说。

 

  第五节深圳迅速崛起的原因简析

 

  深圳在一个相对短时期内由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国际上的大都市,原因何在?我以为:

  一是中央彻底改变了它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定位,确立了它的全国经济建设改革中心点和试验场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它可以充份发挥自身所具有的优越自然条件的前提。

  二是国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扶殖。如高新园区内的高新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就有:增值税的优惠、企业所得税优惠、关税和进口增值税优惠等。对于吸引资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内地资金的盲目南下潮为深圳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上世纪90年代初,内地凡是稍有财力的国企,事业单位甚至包括某些国家机关,无不南下投资“赶海潮”,结果大都是无私奉献交了学费。本人所知某企业在南方(并非全是深圳)投资兴办的五个分公司就是如此,全部血本无归。

  四是蜂涌而至的十分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说,没有内地提供的这些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便不会有今天的深圳。

  当然,有人肯定会对我的看法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是改革开放后深圳率先开启的“深圳模式”创造了深圳的奇迹。

  我以为,深圳模式只能适用于深圳,而且必须有上面所述的前提。可以断言:深圳模式虽然可以使深圳通过出卖土地、征集税收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崛起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但是,一百年、两百年或是更长时间,却不可能使全国的每一个乡村都变成深圳;深圳模式可以使深圳本地人在极短时期内通过“栽种”房屋收取租金成为富豪,但是,一百年、一千年或是更长时间,却不可以使每一个深圳人变成富豪,更没有可能使全中国每一个人变成富豪。

 

  第六节历史的大悲剧现实的大悲剧

 

  无可否认,大逃港确实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对于当时的历史演绎者,确实应该正视、反思,检讨,并要尽一切努力争取少给后人留下“历史的大悲剧”。但是,作为观看“历史大悲剧的”现实中人,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多关注“现实剧”。

  因为,“历史的大悲剧”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历史的大悲剧”。中国的毛时代留下了“历史的大悲剧”;中国的改开时代,同样也留下了“历史的大悲剧”,譬如“收容遣送大悲剧”、“工人下岗大悲剧”;1949年以前的中国,则留下了更多更多的我们记不清看不完的“历史大悲剧”!即使是许多人向往的民主圣地美国,也一样的留下了许多“历史的大悲剧”!我们不提它被殖民时代的“历史大悲剧”,只说它被民主时代的“历史大悲剧”:谢司起义大悲剧、南北战争大悲剧、种族歧视大悲剧……还有近些年它导演的阿富汗大悲剧、伊拉克大悲剧!还有,震惊世界的“9·11”,其实也是它自己导演的“历史大悲剧”,要不,恐怖份子为什么不在别国而偏偏要在它美国上演这场“历史大悲剧”?

  更因为,“历史剧”毕竟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能量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切切相关的都是“现实剧”。我们的责任是要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社会不要上演“现实的大悲剧”,从而又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历史的大悲剧”!

  令人不解的是,如今许多精英,却将其全部身心投入了编写“历史的大悲剧”而无视“现实的大悲剧”!是现实没有大悲剧吗?不对。现实中悲剧素材比比皆是:妇女儿童被拐卖大悲剧、大头婴儿大悲剧、矿难大悲剧、黑砖窑大悲剧、讨薪大悲剧、跳楼大悲剧……

  我曾编了一本《矿殇晚吊》,记录了发生在地底下的“大悲剧”,在2004年11月28日发生的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的矿难中,程家老大程增胜、老三李世雄(上门女婿随女方姓)老四程健三兄弟同时遇难,还搭上了他们的妹夫赵红军一起遇难。而他们的老二则早在2001年的矿难中就已经遇难。

  这一家人故事,可以说就是一场大悲剧!因此,我给他们送了一首挽联:

  阳世难聚首,只为生计

  地府大团圆,脱了红尘

  还有一位遇难的王矿生,其弟弟也是在他遇难几个月前遇难的

  我估摸着他这个名字是目睹了无数矿难死亡者以后改的名,取在矿里生而不会在矿里死之意。结果,无情的命运还是让他成了王矿死。故作联以吊:

  1、昨日寄生于煤矿,故名矿生,

  今朝惨死于煤矿,终作矿死,

  2、矿生无法再矿生,天不长眼

  矿死有弟早矿死,鬼也寻亲

  悲剧啊悲剧。明知井下黑暗没光明,他们却前赴后继的“大逃矿”!

  虽然,他们的故事也已经成了“历史的大悲剧”,但是,现实中却天天在上演着类似的“现实大悲剧” !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某些精英们的“良心”,为什么他们会无视这许多朝夕相伴我们的“现实大悲剧”而沉缅醉心于那个早已离我们远去的“历史大悲剧”!

 

  第七节并非全是历史的大悲剧

  

  看过“百度”对“大逃港”的简介,我不否认这场“历史的大悲剧” 。但是,我以为有些情况可能也不全是“历史的大悲剧”。

 

  1、怎样看待“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

  这种农村出现的“十室九空”究竟是不是悲剧?很难说。如果说是悲剧,那么,这种悲剧今天又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的增多。很多地方,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很多农舍,已成空房,很多田地,已经撂荒……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农民由“黑暗”走向了“光明”,应该是喜剧而不是悲剧。

  再深入一步问一声,为什么他们都能“逃港”成功而使村庄“十室九空”?答案就是共产党导演了这场“喜剧”。某些人的“大饥荒时政府派民兵设卡拦截禁止外逃”的谎言被彻底撕破了。连香港也可以去,甚至还“大放河口”让人们自由的去,哪有可能会在内地禁止人们外出逃荒呢!

  如果有人说是人民政府管不住逃港的口子,那又是哄小孩子的话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击退了,真要严防死守,还能管不了这个“百万大逃港”!实在管不住也有办法,喊一声“英国佬滚回去”,看有谁还会再逃港!

  总而言之,逃港的成功,一是香港有廉价劳动力的需要,二是政府管理的相对宽松。没有这两个因素起作用,绝对不会有大逃港!

  2、“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此语很有可能是出自于有此经验的人的编造。因为,当时的小渔村深圳肯定不会有动物园。小小的宝安县城估计也不会有,即有,连人都养不活的当时,应该也很难养得活老虎。

  3、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此语应该是说相声的段子。漂洋过海的他们,即使个个都是世界游泳冠军,也该提防着被水呛罢!

  4、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

  “拉尸行”的新职业应该不存在。因为,作为一个行业必须保障其从业人员天天“就业”,200从业的“拉尸佬”以最低标准的工作量计,每天需要保证有200偷渡者的尸体。

  5、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70年代末派出所的“拉尸计酬”规定应是针对 1979年5月6日 这次大逃港临时作出的。除此,这条规定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 1980年8月26日 就成立了特区,据说几天后“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完全消失了!”

  6、“突然消失”过于夸张,事实是若干年后还有“小逃港”。

  7、 1979年5月6日 ,既然深圳“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第二日海面上的数百具尸体,是怎么来的?是香港警方击毙的?

 

  第八节大逃港的根本原因

 

  大逃港的原因,陈秉安认为主要是贫穷和饥荒。他的《大逃港》就是在贫穷饥荒这个阴沉昏暗的背景下涂抹出的一册毛泽东时代的画卷。他试图告诉人们,大逃港就是一个大苦果,这个苦果产生的土壤,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苦土”。

  陈秉安煞费苦心,在这片“土壤”里挖地三尺寻苦根。而把真正的根子隐匿了或者说是“加密”了。不过,我却在无意之中从天涯社区首页首要位置上的一篇帖子《我的30年:真实讲述另类土著的人生轨迹》里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篇帖子是一位自称为博士的网名叫“yiyicheng”的深圳本地人写的,他也在天涯论坛上大谈“大逃港”。

  他爸爸原是沙井医院的外科医生。后来逃了港。他爸告诉他:

  逃港“如果上岸了还在新界范围(比如流浮山、元朗、屯门、上水、粉岭……)还算是在边境地区,还没有成功到达香港,在这些地区,“差佬”抓到就可以押解遣返大陆,如果过了新界(比如到了沙田),到达香港,就算是“抵垒”。

  “过了新界(过了边境区),抵垒之后,就算还没身份证,差佬也不抓你,你就算偷渡成功了,领身份证只是时间问题,没有什么难题。”

  “类似于我们(指深圳)设了关外关内的情况,他们新界的的士是绿的,绿的不允许进香港,香港的的士是红的,才可以自由进出香港与新界。深圳关外的士也是绿的,关内的士是红色的,深圳绿的也不可进入深圳关内。”

  原来,内地人只要进入香港“关内”,身份就起了根本变化,变成了香港的合法市民了!这是一个喷着奇香的大诱饵。“大逃港”就是由这个大诱饵诱发形成的。

  这个诱饵的吸引力有多大?无法用言词形容它。不过,我们却可以用一个假设来说明。假如现在(不是假如过去)深圳也实行内地居民进入关内即成深圳市民的政策,深圳的这几道关口看谁能堵得住!千万大进深肯定就会变成亿万大进深。

  这个假如也可以是别的城市,如果进入京津沪地界即可成为京津沪人,肯定也会出现千万亿万“大进深”和“大逃港”!

  即使这个假如换成某个省城或是某个县城,同样也会出现“大进深”、“大逃港”!只不过相对而言“大”的气势略逊一筹而已。

  深圳与香港一“网”之隔,加上边防管理不严,以劝阻为主(1979年5月13日沙湾有逃港群众四千余人,民警对其中二百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六人愿意回家——见李悔之博文《49年后百万广东人大逃港内幕》),所以,偷渡香港的环境比较宽松。)

  上面提到的“yiyicheng”的帖子里也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

  “在我读小学的那个年代,嘿嘿,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们班上三十几个小朋友,隔几天少了一大片,过几个星期那消失了的小朋友又回来了,怎么回事?哦,原来她去了趟香港,结果没呆下来,被押解回大陆了。”

  看起来,香港对于这些小学生,几乎可以说是来去“自由”的。成年人去香港自然就更便捷了。

  在这样宽松的去港环境下,深圳农民大量涌进香港做香港市民,是必然之事,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香港政府为什么要接纳内地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为这些廉价劳动力可以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第九节 怎样看待香港警方对逃港者的大遣返

 

  在接纳内地人的同时,遗返偷渡入港者也是香港警方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工作。陈秉安的《大逃港》还着意描述了1962年发生在香港华山上的一次3万人大遣返的悲烈场景。

  既然香港需要内地的廉价劳动力,为什么又会出现香港警方对逃港者的大遗返?

  这种接纳与遗返同时存在了几十年之久的制度,实际上是香港方面推行的劳动力“计划调配”制度。它始终掌握着“调配”的主动权。不需要时就遣返(进入过多),需要时就接纳(进入适量)。

  它所坚持的都是以“我”的需要为原则。即使今天,它不接纳成年劳动力了,但还在为未来接纳预备劳动力——接纳在香港出生的婴儿为香港市民。

  其中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我们无法得知。但据当年深圳(包括南方某些城市)那种“一方面每天遣返,一方面每天又在接纳”的收容遣送情况来看,收容遣返实际上成了谋取利益的一个“产业”,既与真正的收容遣送无关,也与城市是否需要无关。

  香港方面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没有。但真要说香港政府工作人员个个纤尘不染,没有一个人借此机会谋利恐怕也是不太现实的

 

  第十节逃港的人突然减少的原因

 

  对于大逃港的原因,陈秉安除了将毛泽东时代那片“土壤”直接深翻刨根究底外。他还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证,即改变了这个“土壤”,眨眼间,苦果便消失而变成甜果了。

  他引用了曾负责广东特区筹办、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的话:“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你看看,神不神,特区条例公布才几天,大苦果就下架了。

  所谓完全消失、不是事实。事实是,直到今天还有人逃港,而且人数还不少,去年11月10日,边防武警一次就查出一起14人集体偷渡香港案。

  不过,逃港的人在深圳特区成立后很快减少也是事实,

  突然减少的原因是什么?真的是成立特区起的神奇作用吗?否。真正的原因又被隐匿“加密”了。

  真正的原因是:据“yiyicheng”的爸爸说:

  “1981年开始,香港政府颁布了偷渡客不能在香港获得合法身份(法令)。如果这个时期以及以后的偷渡客,永远就是非法居留,只要抓到就是要押解遣返的。所以他们只能躲藏起来做黑市劳工。”

  南方都市报的《偷渡香港廿九载老翁思亲欲返穗》也显示出了这条信息。

  原籍广州的黄谭永于1981年3月成功偷渡香港,可是,“ 让黄谭永失望的是,就在1981年的1月份,港英政府取消了偷渡者进入市区就给身份证的政策。”

  三个多月前的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宣布成立。与港府新规的时间相隔如此之近,这就给了某些带有偏见的人一个可以忽悠的空间。

  究意是特区成立起的作用还是香港法令起的作用?其实,不要我讲大家一定都明白,陈秉安们的心里自然也都明白。

  如果真有弄不明白的人,那我就再来一个“假如”作说明:假如现在香港取消这个法令,仍旧恢复原先那个准入制度,看会增添多少人大逃港!

  又假如深圳边防再像1979年5月6日那样来一天“大放河口(自由出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肯定是千万大逃港!可以断言,暂住于深圳的千余万人凡是得知消息的都会“大逃港”!已经成立三十年的深圳特区有能力通过劝说阻止他们向香港进发的脚步吗!

 

  第十一节 港人“大逃深”的原因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

  这一组为特区脸上抹金的比“内地人大逃港”的60157人(官方数据)还多了3万余人的港人“大逃深”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

  如果按照那个“大逃港的大苦果论”,如今这个更大规模的港人“大逃深”就是一个更大的苦果了。进而推之,香港的“土质”变了!?毛泽东时代化了!?

  当然都不是!港人“大逃深”既不能表示深圳是天堂也不能表示香港是地狱;既不能表示深圳是光明,也不能表示香港是黑暗;既不能表示深圳是进步,也不能表示香港是反动。它显示出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

  人口流动的首要一条是流入地的主动接纳。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人口就无法流动,就不会有人口流动。

  “港人大逃深”的先决条件是深圳方面的主动接纳,因为这种现象符合深圳利益的需要。深圳需要他们的投资来发展经济,需要他们的消费来活跃市场。

  于是,一部份香港的有钱人冲着深圳的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动力来到深圳发财了。

  于是,一部份原先逃港的深圳人冲着深圳相对的低物价还有祖上遗下的房产回到深圳享受生活了。于是,一部份香港社会底层收入较低的市民也乘着这个机会来到深圳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了。

  但是,不管是哪一类来到深圳定居的人,谁都不会放弃香港的户籍。

  港人“大逃深”的现象在促进深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来了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都是带着香港的较高工资收入和较高福利待遇来抢占深圳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资源的,极大地助推了深圳的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给深圳人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带来的可以说是灾难!

  这种限内地人进港而不限香港人进深的政策,实际上违背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

 

  第十二节 怎样看待逃港中发生的悲剧

 

  不能否认,在逃港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悲伤的悲剧。《大逃港》的主题就在于宣扬渲染这些悲剧。

  怎样看待这些悲剧?

 

  一、要进行辩识,看它是不是客观真实的悲剧。

 

  由于陈秉安写作此书时带有明显的偏见,所以他说的话不一定完全真实;由于陈秉安的采方对象有所选择。即使他真实地记录了采访对象的言谈,但是这些采访对象带有偏见的所说不一定都是真实。

  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很多。譬如前面提到的“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就不是真实的。而它却出自前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之口!其他人的话还用说吗!

  那个在天涯论坛大谈大逃港的“yiyicheng”,一边说着“隔几天他们班的小学生就会少了一大批”的十分轻松的逃港故事,一边又在说着“偷渡一截下了水要游一截才能到达流浮山上岸的,香港那边不会开枪,但是大陆这边势必开枪,杀错也不要放过”的政府的血腥镇压。你能信他的胡说吗?如果按照他这个“杀错了也不放过”,几次大逃港势必就出现了几次大屠杀!事实上进入60年代,政府就已经严令禁止开枪!

  再看:“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样纯粹搞笑的话,要不是陈秉安自编的,就是别人有意编出来以满足陈秉安的需要。其实编得一点也不高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避孕套还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再说,一个口吹起的避孕套能有多大作用!深圳的竹子倒不少,可他们就没有想到就地取材,锯一截竹子能顶多少避孕套。

  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就不怕水呛着自己了!

  再看: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难道说,他13次逃港,都是被同一个边防战士查着了!要不怎么会脸熟呢?边防战士卖人情,不怕违犯军纪了!

  所以,当我们道听途说一些逃港悲剧包括阅读陈秉安记载在书上的逃港悲剧,都不能把这些“历史大悲剧”全盘当作历史,必须认真思考,分清哪些是历史,哪些是伪史!

 

  二、怎样看待逃港途中发生的悲剧

 

  人类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喜剧。与此同时,也在上演着永远没有完结的悲剧。没有哪个时代停演过悲剧,没有哪个社会停演过悲剧,也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停演过悲剧。如果真有哪一天停演了悲剧,人类社会也就完结了。停演悲剧的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

  这一点想来是不应有争议的。譬如旅游,人们的主观愿望应该都是喜剧,但是随着一次意外事故或是一场天灾,以喜剧开始的旅游活动就转化成了悲剧。只要还有人类便会有人类的旅游活动也就肯定会有喜剧开始的旅游悲剧!

  悲剧无外乎三种类型:人为的悲剧(包括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悲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悲剧和掺杂着人的因素的自然灾害悲剧。

  我以为逃港中所发生的悲剧大都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悲剧——掺杂着人的因素的自然灾害悲剧。当然,也有人为的悲剧。

  为什么所有悲剧都有人的因素?因为深圳与香港唇齿相邻,如果有坦途供人们自由往来,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什么悲剧,除少量的意外事故以外。但是,深圳的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为人们提供这个坦途,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悲剧。

  据说是1962年,一批在深夜从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的人群遇到了突然而降的暴雨,使得很多人被山洪冲走。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当然是洪灾,但是在陈秉安的笔下,就不是这回事,变成了对当时政府的控诉了:谁叫你贫穷逼使这么多人去逃港?要不是你设防堵截大家怎么会有人深夜去逃港?

  贫穷不是逃港的根本原因早已论说过了。这里只就“堵截”问题作一点说明。

  堵截是政府的正常职责行为,也是一种向国家负责向国际社会负责的行为。我们知道,香港的总面积才1100多平方公里,不及深圳的2020平方公里的一半大。

  如果当时的大陆政府开放边界,不负责任地听任内地人流入香港,堵截偷渡入港者的责任便全部落在香港警方了。港英当局在无力应对的情况下,弹丸之地的香港用不了几天就会人口爆炸,整个社会就有可能瘫痪。这样的状况港英当局会希望看到吗?

  一个这样不负责任的政府,不但会引起港英当局的强烈抗议,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责难。

  所以,当时政府的堵截逃港行为,我认为是不得不为之的。人们为了躲避政府不得不为之的堵截或是在政府的堵截过程中遭遇的天灾、车祸、溺亡、坠岩等方面的灾难都不应由政府承担过错责任。像1962年的那场逃港悲剧,就只能归咎于天灾!

  如果我们把所有逃港过程中发生的悲剧都归咎于政府,那么,今天许多打工仔在打工往返途中所遭遇的灾难譬如车祸岂不是都可以归咎于政府了。他们不也是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吗!

 

  第十三节正视深圳的昨天和今天

 

  深圳无疑是一个高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无疑也是一个使用内地廉价劳动力高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不能否认它在发展中起得了一些经验,也不能抹掉了它在发展过程中所犯下的一些过错。

  人们记忆犹新的全国性的收容遣送恶制,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也没有“免俗”,也曾使很多打工仔遭受了极大痛苦和屈辱。

  2001年4月9日 ,广东深汕高速公路惠东县段的一场大火,致使汕尾市海丰县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改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现为汕尾市社会救助站)收容遣送车上的25名被收容人员被活活烧死。

  这一惨剧虽然没有发生在深圳,但与深圳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被烧死的有一些人就是深圳收容转运到那儿的。

  这种收容遣送的悲剧,在全国还曾发生过多少?没有具体数据,但肯定还有。譬如2001年,广东韶关收容遣送站也曾造成被收容人员5死4失踪的惨剧。

  这种类型的悲剧完全出于人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所幸的是如今也已成了历史的大悲剧。

  我们虽然不应忘记这类历史的悲剧,但是,我们更应该正视现实的悲剧。今天的深圳,还在上演着一些不应上演的现实悲剧。

  去年的富士康十三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的“小跳”也不只一次两次。2010年12月29日晚,打工女孩陈严跳楼身亡。其遗书突出一个累字,上个月加班100小时。曾提出辞职,厂方不允,如自动离职则领不到未发的工资。厂方则解释加班是自愿。

  2011年1月7日,坪山碧岭工业区内,一名40多岁的女工从工厂宿舍楼顶跳下身亡。据称,跳楼原因可能与该女子提出辞职后厂方不给工资,最终不堪精神压力有关

  类似的跳楼悲剧多与劳动时间长和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有关。这是深圳今天还存在的一种极不合理的现实问题。也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第十五章

  “饿死人”问题网上调查记

  发于 2008年12月24日

 

  第一节 网上调查的起因

 

  2008年12月20日,华商杂坛有网友转出帖文《四川省前政协委员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看后,随即发出《为四川饿死千万人而发——只想问问廖伯康》。此帖一出,杂坛哗然,随即遭到数十人的穷追猛打,骂声一片。《只想问问廖伯康》一帖争辩了整整五天。论辩对手见没有把我辩退骂退。“古道西风瘦马”(下称瘦马)就出来“劝退”了。他说:

  “瘦马给您个最真切的劝告吧(绝对不调侃也绝对无恶意)。鹤老。您的年纪都这么大了,现在很多语言您用的很不好,骂架斗嘴您吃亏都吃的是哑巴亏,这不是您的长项,您想占便宜几乎根本就没有可能。您才半年的功底,来混什么啊?你这个年纪还是回家抱孙子比较合适,西园公子劝您远离网络,也是好意,该回回吧。欺负您是我们不好,你这么大年纪还这么执着地护短,真不容易!我也是真的不忍心了,真的,回吧,啊,回吧。”

  蔚蓝壮观紧接着说:“实在不清楚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但能看清你这个人睁着眼睛胡说的功夫真是超一流。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接触网络仅仅半年,而且还有两个月在乡下(这是我在回答‘西园公子’时说出的)。你以为论坛这些人都是傻子呀?你的骗术谁信?”

  我答:“谢谢瘦马网友的好意。不过,不会“回回”的。在网上和您们玩玩不也很好嘛。虽然只有几个月功底,这没什么。在社会上,你们年龄小是一个优势。在网络上,我的网龄小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优势吗!你们不是早就有人(譬如上面的蔚蓝壮观就是一个)怀疑我的年龄了,说明我和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是玩得来嘛,越玩越年轻。所以,进了这个门户,我是不会退出的,否则,网络岂不就成了你们年轻人的专利了。”

  瘦马:“好,人老痔不老!老当益壮很好啊!那,咱可得说好了,万一您要是脑中风、脑溢血、半身不遂啥的可不许怨我们!而且,您的推论也不具备科学性,也没个数据或者事实啥的证明您自己的观点或者推论,您叫我们能信您的?您要是有可靠的数据说明当时没有死那么多人,我就第一个支持您!”

  在瘦马这条留言的提示下,我决定在论坛上做一次关于三年大饥荒饿死人问题的调查。

 

  第二节 骂声一片阻止调查

 

  2008年12月24日我在华商杂坛发出了《三年饥荒饿死人网上调查》帖:

  我的这个调查帖,旨在探究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真相,无论调查的方式方法如何,总比那些听着别人谣传而跟着空喊的“饿死几千万”强过了百倍千倍。如果各大网站都允许并全力支持这样的调查,调查的对象将越来越广泛,接受调查的人员将越来越多,与真相的距离将愈来愈近。在接受调查的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一个离真相不远的大饥荒情况便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遗憾得很,调查帖一出,谩骂便接踵而至,骂声一句比句个高,骂词一个比一个毒。

  “陪伴注视”:“鹤龄,鹤龄,你就是一个瓜皮!你真是少有的至尊级的腻味!你调查的内容很是令人反感,请问你的祖上有几个人是被车撞死的?有几个是得癌症死的?客观点讲,你去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积水之类的疾病,尽快治疗!”

  “南院门”:“快乐的圣诞日你搞这个题目来恶心大家?你真是活的吗?”

  我答:“南院门。前面有两位初次见面的网友开骂。我没理会。你是老熟人了。请自重点。‘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侮辱别人即是把自己置于任人侮辱的地位了。’这是我送给瘦马网友的忠言警语,顺便告诉你一下。同时告各位网友,如有再骂的,本人一定回敬!”

  “七色娱乐社区”:“咦,傻比要骂人了!老婆快来看!”

  我答:“倒是想请问社区先生。我要骂人,你自己看不就行了,喊你老婆来看什么呢?我又没有骂你老婆是……。请你最好不要再说这些没意思的话!恐防惹火烧身呀。”

  “陕西老牛”:“老猫粪很可爱!”

  我答:“人家都爱猫,偏你专爱猫粪。用物以类聚推理,可知你不是什么陕西老牛,而是一砣陕西老牛粪!我最讨厌的就是粪,里里外外全是臭的!如果你家当年饿死了人,就报出来。没死人,滚出去,不要在这里喷粪!”

  因骂声不断,难以应付,便发了下面这个帖子。

  鹤龄告网友:

  因本人贴中,有几个善骂的一直追骂不止,骂兴特浓。为最大限度地尊重其骂人之专利,充分发挥其善骂之专长,使其十年寒窗研读的“骂学”也有一个“英雄”用武之地,本人在此慎重宣告:开放骂禁,任其破口痛骂、烂腮痒骂,破口烂腮地痛骂痒骂都行,均算合理合法。现在,请各位网友暂时回避,让善骂者先上!

  一心求真:“鹤龄。是政治流氓还是野种?(一个很长的骂帖,共6条,1、2、3、4、5条略)

  6、鹤龄,我,一心求真,现在用你的“鹤龄调查法”向你提出第二个调查:“请你说出你子女的姓名、生日和死期,以及供验证的户口册证明”,如果你在三天内不能提供,或者你不回帖,那么,鹤龄,你就是一个断子绝孙的狗东西!”

  我答:“我的儿子生于1973年,预定死于2073年,到时可能延期。我的女儿生于1983年,预定死于2083年,到时可能延期。他们都活得好好的,绝对不会饿死。

  你总说你家饿死了亲人。请问,你的祖父母、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到底饿死了几个。如果你在三天内不回贴,那么,我不骂你,因为你是专攻“骂学”的,我只能退避三舍。不过,请把你赠予我的带回去就行了。此后不再回复,任你骂。我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实行‘三不’!你总应该高兴了吧。”

  一心求真:“鹤龄。你看看我的要求:1、‘请你说出你子女的姓名、生日和死期,以及供验证的户口册证明’,你没有证据,这个回答不算数。2、鹤龄,你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回答!”

  一心求真:“你根本不是调查帖,是找骂帖呀。本人恭敬不如从命:鹤龄,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歪眼和伪君子!”

  为了对付这些人的骂,2009年1月3日发《不怕批不怕骂坚持说真话——鹤龄告华商网友书》

 

  各位华商网友,

  本人慕华商盛名而到华坛,希望借其空间一隅,表达个人对国事对社会的一些看法,没想到华坛深处却有那么几个坛霸,他们不许人发表与其不同的意见,动辄抱团结伙,对本人实行围攻辱骂,在遭遇本人严辞谴责,将他们逐出本人门户后,他们又发多个专贴对本人进行侮辱谩骂。

  为最大限度地尊重这些人的骂人专利,充分发挥他们善骂之专长,使他们十年寒窗研读的“骂学”也有一个“英雄”用武之地,本人决定开放骂禁,任其破口痛骂、烂腮痒骂,破口烂腮地痛骂痒骂都行,均算合理合法。

  因为本人系军人出身,曾为解放军的一员,接受过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好的军人教育,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不”。具体的说,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偏激行为面前,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绝不开枪”。今日虽非军人,决定再发扬一次光荣传统,以昭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当然,也还有一个本不想告人的个人动机,这就是在恐妨贬低自己的同时,也想借此挨骂的良机偷偷地搭趟便车,顺便把自己抬高一下。

  最后,本人也向各位网友表示,本人虽可以容忍他们的骂,但绝对不会屈从于他们的骂,他们愈是骂得凶,本人就愈觉得自己做得对,愈要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因为骂人是无知无赖无理的生动表演,说明这些人除了骂就说不出话了。

  现在,请各位网友暂时回避,让善骂者先上!

  说来也怪,这篇帖子发出去,有些人反倒不骂了。唯独这个“一心求真”,写了几个骂帖以后,又把他在前面发过的长帖复制贴了出来:

  (1)鹤龄:是政治流氓还是野种的结论:

  鹤龄,将这种流氓手段用到政治和历史问题的人,就是一个政治流氓!

  鹤龄,根据你的“鹤龄调查法”:鹤龄,你就是一个没有父母的野种!

  鹤龄,根据你的“鹤龄调查法”:鹤龄,你就是一个断子绝孙的狗东西!

  (2)鹤龄,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歪眼和伪君子

  ……

  以后,无论我发什么内容的帖子,他都会把这个骂帖贴进去。一直闹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其他人的骂声,稍息了没两天,也回复了原样。

 

  第三节“饿死人”调查与“焚书坑儒”调查

 

  除了骂声,有的网友也比较理性地对我进行诘难。“世界无限大”网友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摆了一个“焚书坑儒调查”的阵势向我挑战。他说:

  “俺非常钦佩鹤老的调查结论!俺认为,直觉归直觉,直觉是不准的.要相信调查,相信数据.鹤老是做了调查的,数据我看也很真实,大家不要对鹤老的结论有意见了。我提议:在华商论坛掀起一股调查之风,来促进论坛风气的全面向好发展。

  由俺先开始,俺想做一个有关"焚书坑儒"的调查,有信息的请报上来...俺要借鹤老的宝地发布俺的调查结论。

  按照鹤老的方法,俺的"秦始皇坑过你家的祖宗吗?"调查结果新鲜出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是不存在的!不信你瞧.……”

  他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寻找谁家先辈有被秦始皇坑杀过的儒生,又问我的祖先有几个被秦始皇坑杀的人。自然是一个也有,所以,他得出了没有焚书坑儒事件的结论。这样的诘难比较奇巧,看似很难破解。我想了想,给他回答:

  “我家里没有饿死人,并不等于别人家没有饿死人,我也不否认别人家里饿死了人。我所要探索的是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而不是有没有饿死人?凡是有网友报出的家庭当时饿死人的情况我都如实地作了统计,一个饿死的人都没有漏掉。同样的道理,秦始皇没坑我家祖宗并不等于没坑其他人的祖宗,所以,焚书坑书存在!

  而按照你上面提出的逻辑,只有说话人自己家里有过的事才叫做事,那么你提出的这个不容我质疑的饿死的“三千万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就反过来推断你们家有饿死的人。而实际上你家里并没有饿死人!”

  他以为我上了他的套。他就是等着我这样的回答。所以,马上又回话了。他说:

  “老鹤,你误会了……。我家里没有被秦始皇坑过先人,并不等于别人家没有被秦始皇坑过先人,我也不否认别人家里没有被秦始皇坑过先人。我所要探索的是究竟有多少人被秦始皇坑过先人?而不是有没有被秦始皇坑过先人?凡是有网友报出的家庭当时被秦始皇坑过先人的情况我都如实地作了统计,一个被秦始皇坑过先人都没有漏掉。可惜我统计出来的是0蛋。所以焚书坑儒是不存在的……。

  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做了调查,我也做了调查。我的逻辑体系和你是一模一样,为什么你的结论成立,我的就不行?毛主席也不会答应你这种调查霸权的.....。”

  他想置我于“死地”,请出毛主席来将我的军。没想到我又杀出了一条“血路。”我说:

  “你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古代历史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一个近代历史的问题。虽然你采用了和我一样的调查方法,但是,你没有一个可以接受你的调查的对象。而我却有很多,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今天的中国不说还有一亿两亿,至少超过五千万!这也正是我要进行这项调查的原因。再过三十年的话,这个问题很可能就会取决于杨继绳的那块挡住人们视线的阴森森的《墓碑》了。而现在却不能由他混淆视听,因为,还有这么多从大饥荒中走出来而没有饿死的人。”

  究竟有多少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还健在?我在网上也搜到了一个答案: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日前(2009年10月4日前)出席在天津举行的2009中欧社会论坛时透露,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9亿,且以每年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来源《广州日报》)

  这个数据说明,在1959年已满十岁的人,今天健在的至少还有1.69亿!而十来岁年纪的人,正是对外界事物感受最深刻记忆最深刻的人。

  “世界无限大”没有再说话。

 

  第四节 天上飞着的3600万只“鸟儿”……

 

  “专门注册为抬杠”又答腔了。他在前面提出的来自一个信阳小老板的饥民在窖里偷红薯被烧死的故事,已经被我揭穿。(见《一个大饥荒惨剧被揭穿的真实故事》)他说:

  “看来您还是没有明白我的苦心!以上我所转述的那个小老板的话您可以不信,但是我想给您说明的是,该接受您的调查的人绝大多数根本没有机会参与您的调查!您如何保证您的调查的公正性?同时,您的这个调查能够改变历史的什么?我劝您的是,放弃这个所谓的调查,因为这个丝毫改变不了那段历史的原貌——那段时间中华大地上的确发生了不该放生的人间惨剧,同时希望您进行能尽您所能的探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悲剧发生?将来又如何避免历史重蹈昨日的悲剧?这样,那些屈死的亡灵或许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我答:“不是我不明白您的苦心,而是您采访的那位老板说的话确实不真实,至少可以说他没有把话说清。我只不过是按照他说的分析了一下,说了一句真话罢了。至于调查的问题,我想还是坚持下去,我不相信:天上飞着的3600万只“鸟儿”,就永远不会有十只百只千只飞进我的‘网’里。”

  然而,自2008年12月24日在华商杂坛发出《三年饥荒饿死人情况网上调查》至2009年1月初帖子被锁,十多天时间,按照调查提出的要求,自家直系亲属(祖辈、父辈 、子辈三代)在那三年死去的有“瘦马”的祖父祖母、“瞎球逛”的二姐共3人。扩大范围算上“6163114”的岳父,共4人。

  程砾自述弟兄姐妹9人,存活4人,病死3人,饿死2人。5人的死亡时间没有说明。

  另有“小马哥”留言:“昨天中午CCTV采访陈光标,陈介绍说他的哥哥姐姐都是饿死的,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当时也将这2人算上。后得知,陈的兄、姐不是在“三年”中饿死 (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对陈光标兄、姐饿死的质疑》)。

  实际上,在那三年死去的人,“入网”的只有6人。

 

  第十六章

  饿死人数量与性质的关系的争辩

 

  尽管毁毛们非常清楚,饿死人的多与少,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为了诋毁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他们会把上世纪三年灾荒时饿死人的数据无限扩大,从饿死千多万扩到2000万到3000万到3600万,甚至到4000万到5000万……。杨继绳更是将4000万未成人形的卵细胞加入了“饿死”的行列,凑成了7600万,以达到他预期的三年大饥荒的惨烈度: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杨继绳如是说。

  可是,每当我的辩论对手在“饿死几千万”面前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便会放弃“量”而改谈“质”,理直气壮的质问:

  “饿死200万与饿死2000万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难道你们认为,饿死200万人就天经地义?

  死多死少,性质真的没有区别吗?否!

 

  第一节没有量的存在也就没有“质”

 

  在我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情况网上调查》帖中,有位“灵魂摆渡者”说:“究竟饿死多少人,无论100万还是3000万,是统计学界的学术问题。数字不同但性质相同。究竟饿死没饿死人,和平时期应不应该饿死人,这是态度问题。楼主纠缠在数字问题上,本身就说明你故意回避事物的性质。”

  我简单的一句作答:“你干脆就说当时饿死了六亿,岂不是更好。免得我们今天在这里瞎猜了。”

  在我的《对刘晓庆“饿死人不计其数”的谬论的批评》中,“成机思汉”也这样说:

  我个人觉得就饿死人的问题,饿死100人和饿死10000人性质是一样的。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会饿死人呢?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对他多说了几句:

  “这个‘是一样的’不是你个人的认为,在网上看过很多这样的认为。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量,对于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没有量的存在,也就没有质。对事物如此,更不要说对于人了。特别是对于饿死人来说,更是至关重要,怎么有可能饿死100人和饿死10000人的性质是一样的呢?饿死100只鸡和饿死10000只鸡的性质也不一样!

  少量的饿死人现象,没有哪一个社会没有出现过,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包括美国在内。因为,饿死人虽然与食物有关,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即使拥有充足的食物,因为无法送达饥饿的人口中,也会出现饿死人现象。

  由此可见,少量饿死人与大量饿死人性质大不一样。

  为什么会有‘是一样的’论调出现?这是毁毛人士在‘天文数字的饿死人数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情况下,推出的另一个毁毛招数。因为,大饥荒饿死人现象是个客观存在,他们无法从数量上置毛泽东于死地,于是,便退而求其次,在‘质’(性质)上做文章,企图用这一手彻底毁掉毛泽东。

  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是就当前世界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相比较而言的,所以,无比的优越性并不等于没有缺陷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起来的时候,许多人的思想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各种问题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人就与这一类人的作恶为祸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另一个原因就是苏联逼债。”

  

  

  第二节听之任之与积极应对性质不一样

 

  中国陕西华南虎:“这个问题大家争论了不知多少回,各大网站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但是毛左们往往纠缠在3000万是夸大的这个节点上,我想问问:如果当年饿死了300万或者30万就应该了?毛左们总不会说当年没有饿死人吧?”

  我答:“其实,这个问号也不是你的发明,很多资右们在几千万无法圆场的时候便会搬出这个问号来救急。

  饿死3000万与30万怎么可能是一回事!

  就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言,救灾措施得力就可以降低饿死的人数。3000万将要饿死的就有可能降至30万!

  即使像信阳这样的人祸,如果在发觉之后听之任之,死人便会无限的增加,而如果迅速采取救急措施,饿死人的现象就会马上得到遏制不再扩大。

  在灾害和人祸面前的听之任之与积极应对,难道会是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吗?当然,人祸的饿死人是绝对不应该的。但是,由于抵御严重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饿死人则应另当别论了。”

  吵一吵:“饿死3000万与30万,至少在政治上来说来看是一样的。”

  我答:“按照兄弟的意思,在灾害和人祸面前的听之任之与积极应对,政治上的性质肯定是一样的了。再具体一点说:面对着一个生命处于危险境地的人,见死不救与积极施救‘至少在政治上来看是一样的’了。再落实到具体的人,在大地震中,范老师丢下学生的‘跑跑’与一些老师为救学生而牺牲,在政治上来说也是一样的了。”

 

  第三节饿死三个和饿死四个有本质区别

 

  马罗说:“关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确切数字。由于多种原因(官方的有意隐瞒,地方官员的隐瞒,中国人口的庞大,等等),我们很难得到当年饿死人的确切数字。”

  我答:“既然‘我们很难得到当年饿死人的确切数字。’那么,你说的饿死3000万是什么数字?是不是确实不切的数字!饿死几千万人的一个数字,能允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以这种理由‘不确不切’的乱喊一气吗!

  官方隐瞒了什么?官方不是把历年的人口数据都开诚布公的昭示世界了!那些教授专家学者不都是根据官方公布的同一个数据在研究中国饿死人的数据吗?

  他们为什么得不出一个共同的哪怕是基本相同的结论?说明他们的所谓科学研究是不科学研究,是乱弹琴!”

  马罗:“饿死3000万还是4000万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我答:“一个身上仅有40元钱的人说:被盗30元钱和被盗40元钱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能否留下10元钱对于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一个亿万富豪却会这样说:被盗3000万和被盗4000万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反正都是被盗一次,只当它是一次输进赌场了。

  珍视生命的人说:饿死三个人和饿死4个人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多饿死一个,又多了一位无辜受害者。

  漠视生命的人说:饿死300万和饿死4000万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反正我们中国人多,随便怎么说!反正我们中国人多得像蚂蚁一样,横竖不值钱!踩死300万蚂蚁和踩死4000万蚂蚁,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说不定有一天还会出个大学者,他得出的结论是饿死1亿人或者2亿人。我们当然也应该相信他说的,因为这与饿死100人或者饿死200人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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