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画：豆选
拿什么拯救虚无的抗战记忆？
李静 北京大学中文系
[保马编者按：抗战时的中国人总怀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由抵御外侮激起的民族复兴梦想;另一个则是由反抗政治腐败而激发起来的民主建国梦想。用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术语，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只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样是针对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战争。而后者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所在。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就是关于后者的历史。
如果撇开革命史视野，那么抗战还剩下什么?国民政府是当时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控制的军队垄断了国际援助。如果我们只抱有单纯的中日战争视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又怎么能与之相比呢?
无疑，这条在今天被淡化的革命史线索，恰恰体现了抗战孕育的新的可能。抗战是要把中国拨回日本侵略之前的老路，还是要奠定一个新的中国?史沫特莱在看到根据地豆选时的兴奋，美国军事观察团对延安的肯定等等，都告诉我们，这是与重庆不同的新气象。
这种气象之于中国，之于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的伟大意义，岂容无视?】
今年5月，笔者在网站弹幕的陪伴下，观看了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再次感受到了网络狂欢的其中三昧：军事迷耽于技术不问人事，政治控一再提及中俄领土争端，腐女们津津乐道中俄基情，更多人的目光则流连于中国三军仪仗队的风采。这不禁让人联想，天安门广场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时候，大家会怀揣何种心情，投以何样目光?会有多少人抱着猎奇甚至戏谑的心态，把对战争历史的纪念看作一场隆重的“演出”呢?
这并非多余的担忧。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政治生活如幽灵一般隐而不彰，“个性”作为新的时代主题，似乎可以张扬到不要“中华民族”本身了，历史则成了个性解放的牺牲品，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将历史拆解为无尽的碎片，在虚无和混沌之中为贫乏的日常生活加点历史边角料。国家主导的公共纪念仪式，所要抵抗的正是对历史的虚无和嘲弄，然而，这足以起到应有的效果吗?进而言之，抗战历史的虚无主义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又有哪些历史面向被虚无了呢?
1945年红场阅兵
拿什么拯救虚无的抗战记忆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细致分析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在传授社会记忆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仪式性操演和身体实践通过暂时消除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差距，可以让参与者产生共情和认同，重复演练直至形成日常习惯。由是观之，国家的纪念仪式和红色旅游等，皆是旨在传承历史的举动。但如前所述，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往往消弭于个性的“秘密花园”之中。那么，是什么在更有力地塑造我们时代的抗战记忆呢?
学校的历史教育是传承记忆的首要阵地，历史教科书的讲述深刻地影响着国人对历史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尝试屡见不鲜，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已经取代了革命史，成为主导领域。有的学者甚至归纳出近代史书写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臆想出二者的对立，并试图用后者去否定前者。
以目前通行的人教版高一历史教科书为例，该书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为主题，将中外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杂糅进一本书中，其主要线索无非是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如何学习西方。抗日战争一节列于“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一章中，仅仅占据4页，甚至不及“古希腊罗马政治制度”的论述篇幅，而且行文粗糙跳跃，仅从丰富的抗战史中“挑拣”出几场战役，打包进“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万能套路之中。很难想象今天的学生们会将抗日战争与历史上的其他战争区分清楚，更不要说能通过学习理解抗战的历史意义了。
与之相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一节的篇幅尚不及“美国三权分立”。抽离了历史观，历史就成了一个个事件的堆砌，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和历史脉络的连续性沉湮不见。背弃了“革命史观”的教科书是无法正确表述抗日战争的意义的，大学里的情况亦复如是。大学专业教材、经济学、管理学自不必说，连整日追求“学术创新”的人文学科也停留在80年代史观，部分大学老师系统地抹黑革命史和抗战，不遗余力地“占领”年轻人的头脑。加之僵硬的考试模式，本科生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令学生逆反的讲课方式，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个怪现状：似乎历史教科书、必修课上讲的都是假的，学生们更愿意相信学校围墙外的各路“太史公”和“历史真相党”，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类似于狼牙山五壮士曾经拔过老百姓的萝卜一类的无聊妄议才会大行其道。“历史真相党”擅长的策略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扭曲甚至捏造历史细节，令闻者失色，读者骇目，“正史”的千里之堤往往溃于这样的蚁穴。让人感慨的是，人类的正义和理想，苦难和辉煌似乎沦为了上个世纪的神话，如今最为流行的只能是“权谋史观”、“宫斗史观”，折射出经济人、市场理性、个人利益至上的时代镜像。
大众文化中也有不少抗战历史的呈现，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抗战的认知。以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影视剧为例，有三种现象比较突出：其一，对经典抗战影视剧的颠覆和戏谑，主旋律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瓦解其公信力。其二，“抗日神剧”实质是披着抗战外衣的闹剧，最大程度地契合了市场规律和娱乐精神，无形中消解了抗战的意义。其三，用人道主义消解战争意义，这些作品的惯用手法是以小节掩大义，借个人情感和家庭价值取消对战争性质和历史必然性的追问，最终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者，每一个“小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反思战争”被简化为单纯的“反战”愿景。抽象的人性论取代阶级论，轻而易举地让人产生共鸣。此外，来自日本的影视剧和动漫“俘获”不少青少年的内心，他们以为兼听中日两方的声音，自然会更加“客观公正”地了解抗战。
崔永元曾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拍过两部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如他所说，“不能再等了，那些人太老了，他们年纪太大了，他们慢慢地在失去记忆”。希腊语中“故事”一词(geroia)本意为老妇，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古老的故事通过年长者代代相传。随着有战争经历的老人渐次凋零，以及核心小家庭成为主流，“祖母”的故事随风逝去，历史与我们的血脉濒于断绝。相反，同辈人的风习、时尚成为我们代际认同的根据，往往更为有力地塑造了个人的历史观念。小崔所说的“我们的抗战”，正日渐演变为“他们(陌生人)的抗战”。
关于抗战，什么被虚无了？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目前的抗战记忆到底虚无了哪些历史面向。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中国革命有两重任务，一为民族解放，二为阶级解放和现代化。第一重任务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以完成，第二重任务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如是观之，抗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同时存在于两重任务的进程之中。它不仅是一场反侵略战争，也是社会革命、政权建设和文化革新。只有全面地理解抗战，才能理解人民共和国的政权起源、国家性质和发展逻辑，才能勾连起抗战和新中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和战争后获得改造。”那么，抗战是如何改造旧中国的呢?
在8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共领导的武装方面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8万多人。相比这些扁平的数据，媒体更喜欢谈论山野密林、地道暗洞、青纱帐里种种游击战术，但媒体很少触及这些非常规军事手段的思想根源，即中共提出和实行的全民抗战的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与人民群众一道扎根乡土，将日寇包围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一系列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一盘散沙的局面，政权第一次具备了汲取基层资源和动员基层民众的能力。梁漱溟在《建国之路》中总结道：“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正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动员起广大农民，以高度的组织性、灵活的代表性和超强的行动力整合资源，最终完成了现代国家的转型。人民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国家才最终获得其现实性。
抗战期间，中共发展了19块敌后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敌后根据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形态。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并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为了让广大不识字的农民真正掌握政治，根据地采用了投票、画圈、划道、烧香窟窿、投豆子、分散投票、流动票箱等选举方法。秦晋民谣唱道：“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为此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里曾专门描述过晋中农民的豆选，认为这是比英美更彻底的普选。经济上，根据地适时调整战略减租减息，维护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延安大生产运动利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将劳动领域公共化，军民同生产，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同劳动，不仅成功克服了物质匮乏，而且创造了延安时期的平等政治。改造二流子运动使劳动成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手段，劳动者获得了生存的尊严和希望。文化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原则，新文艺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普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前往延安观察了解之后，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巨变，就连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逊·彼得金这样的右翼分子，都对中共在基层做出的努力大加赞赏。斯诺的《西行漫记》将红色延安当作中华文明新的开端，拉提摩尔则将延安视作中国王道的延续。然而，连外国人都曾看到的事实，今日却被构陷得面目可憎。“灭人治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将抗战简化为人间惨剧或是“手撕鬼子”的纯粹暴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阶级解放、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有意识地抹杀和忽略，是当下抗战记忆中的第一重虚无。
一战以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极大转变：欧洲衰落、美国崛起、苏联诞生，新的全球秩序和全球视野兴起。中国在亚洲战场的顽强斗争拖住了日本的主要军力，使其不得北上和南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世界格局。抗战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为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创造了国际环境，切实地重建着世界秩序。日本历史学家舆那霸润在《中国化的日本》一书中将中国抗战比作下围棋，日本进攻则类似于下象棋，形象地揭示了中日两国战争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借助对世界格局情势的把握，中共才能在不平衡的地缘格局中寻找机会，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抹杀中国抗战的世界视野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无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王道观和文明观，将之倒换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单纯的仇日情绪，自动放弃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无疑是对抗战的第二重虚无。
只谈民族解放而忽略阶级解放和社会革命，其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只谈民族主义而不谈中国革命的世界视野和文明观念，势必会助长中国威胁论，巩固现有的霸权秩序。围绕抗战记忆展开的争夺，其本质是国家观和发展观的分歧。当我们看懂各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是如何使历史“改道”，歪道和邪道便再也遮掩不住。
身着中国军装的美国“迪克西使团”
个人记忆与国家观
霍布斯将现代国家描述成最复杂的人造机器，千差万别的政治势力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技术中立工具为自己服务，国家对个人来说，完全是外在的东西和无关善恶的政治中立者。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只在于它的功能和绩效，私人领域则明确排斥国家的侵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国家观。当国家成为“人造人”之后，个人凭什么要服从它呢?国家还有任何神圣性可言吗?战争记忆难道不是个人私事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公知们痴爱的自由民主乐土是如何处理此事的。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一书中指出，美国内战的苦难超越了种族、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上的分歧，使“为国家牺牲”成为南北统一的精神基础。死亡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塑造了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民众而言，南北和解的前提是北方联邦对于南部叛乱各州的正义性，解放黑奴对于奴隶制的正义性，因此统一的美国就是善本身，它就是自由民主本身。耶鲁教授保罗·W·卡恩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共同体起源于牺牲，国家是通过牺牲获得的救赎。每个公民都要接受随时到来的对国家信仰(亦即民主自由信仰)的检验，心甘情愿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从而超越小我的生命意义。
毛泽东在接见谢伟思时，曾说：“中国共产党跟林肯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人缺乏对国家的神圣信仰，似乎比美国民众更为“自由”。当代中国确乎有某种技术中立化、市场化、公司化的趋势，它逐渐退出私人生活，任由个人记忆消解集体记忆。个人与国家成为契约的甲方和乙方，他们的利益不再紧密相连，个人经验与国家叙述之间不可通约、难以理解。在人道主义者看来，争取抗战胜利，保护民众安全是国家应尽的义务，惨烈的牺牲只是政权为了自己的胜利而制造的“必要的恶”。如此理解抗战，将使国家陷于困境。国家背负着牺牲者的血污，却无从为自己辩解。
中国作为以革命立国的人民共和国，人民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连接有着最切己的革命基础和运转机制，本应如臂使指般自如。相比于美国的政治神学，人民主权更为现实。现今的纠结在于，和平时代的国家越来越成为一台技术中立的机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变得不再重要，只剩下保障法律体系中的公民权和作为“自然权利”的人权。对人民共和国而言，如何用法律守护革命传统，避免法律的程序正义摧毁人民主权的政治意志，确保后革命时代的法律秩序不抛弃自身的革命起源，是确保国家性质和法统的重要问题。是继续走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呢，还是被动地加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安于被支配的命运呢?如果我们不只低头拉车，抬头看到这样的分叉路，会如何选择呢?
结语
私人生活的崛起，经济主义对政治意志的消解，使集体生活和国家责任成为“古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隔阂是危险的，因为真正能熔铸政治共同体的并非一纸契约，而是爱、信仰与认同。知识精英和社会名流必须对此做出反思，或许相比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国家认同是最弱的。头脑中“世界精英共和国”带来的优越感和现实中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保障，足以让他们放弃自己的祖国，迁徙到心目中的天堂。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如果国家不去保护市场化、私有化大潮下被剥夺的农民，不去保护作为“自由”劳动力的新工人，维护他们的利益，普通老百姓嵌在无限的资本之网中，又能逃往何处呢?如果国家不去遏止资本对所有领域(甚至行政、军队领域)无所不在的渗透，那么迟早会被自己造就的千千万理性人、经济人制造出“利维坦的死亡”。
抗战记忆被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和私人化，战争被抽去意义后，正义战争和人民战争就被同质化为纯粹的暴力。这种历史观是不可以纵容的。个人属于历史，而非历史属于个人。尽管每一代人都可以重写历史，但历史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就的，虚无一种记忆，实质就是否定一种秩序。
如何续写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呢?必须既充分忠诚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逻辑，又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利益诉求及其与国家的互生共荣关系，重建政权的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同时，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古代史、现代史、抗战史)，改变叙述和宣传策略。因为这不仅涉及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而且事关国家的政治信仰和未来道路。
唯有如此，记忆不至于虚妄，纪念才是可能的。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
作者鸣谢：感谢李北方老师的认真修改和闫作雷师兄的耐心指正！感谢“保马”不弃，转载此文！
本文原载于《南风窗》2015年第18期（出版时间：2015-08-26）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