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翻案不得人心。”
趁着当代中国的“歌爹文学”与“靠爹政治”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这天达到了巅峰之际，当年对中国革命犯下了滔天大罪的王明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博古的儿子也跳了出来，为其老爹翻案。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在延安
十一月二十三日，《红歌会网》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篇题为《我的父亲博古与周恩来毛泽东》的文章。该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秦铁。在文章中，作者自述自己是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也就是中国名叫秦邦宪的那个人的儿子。
自毛主席逝世之后，我们中国便开始了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当然要翻。但翻案的前提，那就是此案必须是冤假错案。然而为了否定毛主席的需要，不用说毛主席亲自定的案，但凡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案件，也就都成了冤假错案。因此不仅统统都要翻，而且还要必须翻。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和叛徒、内奸、工贼的案子翻了，庐山斗争中的反党集团的案子翻了，反右斗争中的右派案子翻了，“三反”、“五反”和土改斗争中的地、富、反、坏的案子翻了，现在就连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案子也要翻了。而随着这些案子的翻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翻了，中国的近现代史翻了，就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翻了。因此当今的中国，这才出现了改革开放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的父亲博古与周恩来毛泽东》这篇文章中，秦铁闭口不谈当年他老爹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闭口不谈当年多少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无谓地命丧于其老爹之手，反而还要在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上，为其老爹争上一份功。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是公认的中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父亲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了整个会议。这次会议有几项重要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确立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开始时，博古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当然要由他来主持会议。此时的博古，不过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因此仍是党内的同志而不是敌人。特别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象博古这样也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能够逐渐地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在遵义会议开始前，毛主席就向张闻天和王稼祥二人建议，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路线，而并不讨论政治路线。因此，如果说仅仅是因为主持了遵义会议，就为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也立下了一份功，那可实在是大言不惭。
“这次会上，并没有让李德发言，我后来从父亲留下的笔记中看到，会上，当其他同志向他发难时，他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中止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
秦铁所说的“父亲留下的笔记”，应该就是博古的个人日记。政治人物的个人日记，写过几句真实话语。博古早已作古，如若不然，建议他应该向蒋介石学习，多读几遍《蒋介石日记》。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李德不仅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委员，而且就连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不是，他有什么资格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把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人派来的这么一个交通员，不仅请到了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而且还更是对他如太上皇般俯首帖耳。特别无耻的是，在此期间，博古还更是以革命的名义，安排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名叫萧月华的红军女战士，做李德的性伴侣。这些，都只能反映博古不仅处处都在为苏联人的利益考虑，而且还更是患上了严重的崇洋媚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次会上，并没有让李德发言”这句话，其背后的含义就是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博古没有让李德发言，从而使遵义会议才得以顺利完成。歌爹不是不可以，但如此的歌爹，是不是太不顾羞耻。博古拿李德当爹，但其他的领导人却未必如此。在不仅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而且就连自己的性命都眼见不保的情况下，谁还会听李德的瞎指挥。不惟参加遵义会议的其他人，就连博古本人也清楚地知道，如果继续按照王明的路线走下去，那么葬送的可就不只是中央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了，而且还更会葬送他本人。如此一来，那可就是孤魂追野鬼了。果不其然，后来，王明真的是死在了苏联并葬在了莫斯科新圣母公墓，从而成为了有家不能回的野鬼。
“会上，当其他同志向他发难时，他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中止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
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中止会议。此时的博古，还有这样的权威和能力吗?史料记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遵义会议上的话并不多，只是说：“现在我明确表态，如果继续这样领导的话，我们再也不能跟下去了。”在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到了穷途末路之际，连朱德这样的忠厚之人，都如此绝情地表示不跟他博古走了。总司令都不跟着走了，那全体红军指战员还能跟着博古走吗。此时的博古不用说打断别人的发言，提出中止会议，就连大家继续走时，是否应该带上他，恐怕都会有人产生疑问。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敢跑到中央苏区去不仅雀占鸠巢，而且还要排挤、甚至是打击创建了中央红军并开创了中央苏区的毛主席，就是因为看到了毛主席的党性太强。为了中国革命，能够承受个人天大的委屈。如果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敢到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去作威作福，恐怕都会被张国焘捆起来扔进粪坑里。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会上，博古竟然遭到了张国焘“你这个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谈军事!”这样拍桌指鼻的痛骂。经此一骂，吓得博古以后都再也不敢朝张国焘的面了。
在整篇文章中，秦铁总算还说了点实话，那就是他知道遵义会议召开时的他爹，“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一个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而只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的人，只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了，还敢去打断任何人的发言?还敢提出中止会议?
为了将其老爹塑造成一副大义凛然的形象，而一改其老爹原本一副猥猥琐琐，只不过就是苏联人手中的提线木偶的原貌。秦铁在文章中竟然还这样写到：“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然而据曾经长期担任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所著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记载，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张闻天承认了临时中央到苏区后，确有篡位问题。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革命研究室主任杨奎松所写的《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一文，更是明确记载到：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王明在对博古、张闻天等过去他自己的那些老同学的揭发批判中说，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去，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说他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件事深感不满了。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一九三一年秋，他与周恩來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九月二十九日，中央学习组就王明的揭发批判，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先后发言，具体说明自己当年所犯错误的情况。
博古明确讲：自己所犯的错误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的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
博古和张闻天的政治局常委和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身份与地位不仅王明指定的，而且王明还更是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所在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帮的帮主。因此王明这个揭发的可信度，要远远的高于秦铁为其老爹的辩护。
为了提升自己这篇文章的可信度，秦铁还要借毛主席之口，来这样表扬他的老爹：“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十月二十七日常委分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一九三四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
秦邦宪的确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但他的原则和组织观念，就是以苏联人的原则为原则，以苏联人的组织观念为组织观念。
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毛主席被选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职务，却由朱德和王稼祥、彭德怀分别担任，从而第一次巧妙地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而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开幕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尽管毛主席再次被选为了不担负任何实际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博古却把毛主席曾经担任的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交给了张闻天。此举，既打击了毛泽东，又将已经与之产生了分歧的张闻天排斥在了中共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之外，真乃是一箭双雕。
早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工作期间，张闻天就与博古产生了分歧。为此，博古便想把张闻天排斥出临时中央，而让他到北方局去担任书记。后来在苏联人的干预下，博古和张闻天这才双双到了中央苏区。而博古与张闻天的分歧，也并非是什么原则问题，只不过就是为了在苏联人面前争宠。而苏联人经过长时间的豢养与观察，不仅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宠儿，而且这两个宠儿还一个都不能少。
毛主席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之所以能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是因为一九三三年三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给中共中央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它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革命道路的正确，尽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认识不到，然而苏联人却不仅认识到了，而且还更是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共产党最终将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控。对于中国的革命，苏联人可是把它放在自己的世界战略中有着通盘的考虑的，因而中国革命的进程，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方式必须要符合苏联的这个世界战略。历史上曾经严重伤害过中华民族且又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基因的苏联人，最希望的就是中华民族即使不能成为他的一个听话的仆从，但最起码也只能是他的一个贫弱的盟友，而绝不会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他的一个强大的邻居。然而只要沿着毛泽东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道路走下去，那么中国不仅革命肯定能够取得成功，而且毛泽东还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而只要毛泽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那么中华民族就必定要走向振兴，走向强盛。
中国革命只有不死不活，才对苏联最为有利。但是苏联人也更是清楚地知道，尽管王明博古、张闻天、项英和周恩来等人极易受他们的操纵，可是中国革命如果由他们来领导，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的结果，是苏联人所不希望出现的。然而中国革命如果由毛泽东来领导，那么不仅能够很快取得成功，而且中华民族也将很快走向强盛。这样的结局，更是苏联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此时对于苏联人最好的选择，就是通过受自己操纵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自己来约束毛泽东。让毛泽东在接受限制的情况下，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能力。这一点，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宁可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去武装国民党，而也不愿提供一枪一弹给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上，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可能就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受苏联人操纵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才会给中共中央发来这样一封内容非常奇特的电报。
对于当年毛主席为什么要提议由博古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目前较为流行的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毛主席胸怀博大、不计前嫌、知人善任、团结同志，特别是为了帮助那些曾经犯过错误、哪怕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毛主席都会本着“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样“给出路”的原则，安排工作，量才使用，决不搞“一棍子打死”。第二种观点是毛主席不仅胸襟狭隘、心狠手辣、独裁专制、报复欲强，而且往往还要象“猫戏老鼠”那样，喜欢欣赏已经失败了的对手被自己戏谑时的那种窘迫和惨状。因此，对于当年毛主席为什么要提议由博古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那就全由你个人去想了。
近年来，为了给博古翻案洗白，秦家是儿子女儿外加侄子齐上场，又是出书，又是接受采访，又是写文章。然而当年博古对毛主席的排挤、打击和对外国人的驯服，不仅早已是铁的事实，而且博古在排挤、打击毛主席时的卑鄙和在外国人面前驯服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耻，更早就为世人所知。这真是老子卑鄙无耻，儿女外加侄子更是无耻之极。
在翻案成风的这三十多年里，我们中国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都混蛋到家了的逻辑。就是不管某人在历史上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过多大的损失，但只要是后来改正了，那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革命的功臣。而唯有不仅给中国共产党创下了第一笔、也是最大一笔的家业，而且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败坏光了这笔家业之后，又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毛主席，才是“三七开”的“历史罪人”。
为了给其死去多年的老爹翻案洗白，秦铁在文章中还更是把当年他老爹之所以会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全都推到了周恩来和王明的身上。
“九月(一九三一年)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检查中回忆，他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二十四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捉摸。
父亲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到一个小酒店会面。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后，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与卢福坦三个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他们重新组织新的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九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与卢福坦为常委。
关于父亲的新职务，各种正规史料里面也是说法不一。比如《辞海》一九九九年版称博古为“负总责”，也有的资料称“总负责”;“中共党史网”上则称他为“总书记”。而一九三三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我倾向于“负总责” 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管名称是什么，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 一九三五年一月，父亲是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当年，由于周恩来要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而并不是什么军事部长)，王明也要离开上海到苏联去任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这个工作需要，所以二人在临行前才组成了临时的中央政治局并指定博古临时担任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和王明的这个决定，是为了让你博古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而并不是让你博古来葬送中国革命的。如果博古自认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完全可以坚辞不就。即使实在推迟不掉，那么也完全可以照部就班，只是做个王明以及王明背后的苏联人的传声筒罢了。可从后来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对毛主席等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看，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的确都是怀着各自的野心的。
说来也是奇怪，在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先后叛变，因而使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租借里的党中央，处在了万分危急也更是万分艰难的时刻。然而此时身在党中央工作的王明和周恩来这仅有的两位政治局常委，却为什么要双双地离开党中央?难道他们出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就那么急迫吗?没有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去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工作，就持续不下去了吗?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之后，中央苏区的工作有了显著进展吗?中央红军有了迅猛发展吗?这一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难解之谜。毛泽东时代对这些问题的解释，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故而总是用“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而一笔带过。然而“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可人却都不是幼儿吧。特别是同时期的毛主席，为什么就能那么成熟呢。仅仅这一点就能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而决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是完全的胡说八道，而且更是死不要脸。
自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自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自从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后，由于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才不仅更加伟大、光荣、正确了，而且也更加干净、高尚、纯洁了。特别是此后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具有了无以伦比的道义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才能凭借“小米加步枪”，便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便打倒了国民党，便打败了美国野心狼，才成为了中国的执政党。因此毛主席逝世前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必须紧紧围绕着毛主席来进行主体叙述才行。否则，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失去道义的力量，而且还更将失去在中国继续执政的历史合理性 。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可不是当年的那个革命党了，而是中国的执政党，更是中华民族的凝聚中心。在当年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想要葬送，那也只能葬送它自己。而今的中国共产党若再葬送，那可就连中华民族一起葬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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