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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人为什么要革命?

孔庆东 · 2016-08-16 · 来源:《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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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无聊折腾?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说,有些人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总是把群众运动说成是受鼓动。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谁也鼓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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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天涯》2005年第1期,原题:《九三年》、革命与人道主义

 

  1990年代,李泽厚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1990年代起,掀起了一个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卷入这个浪潮中,当然选择不一样。于是“左派”成了一个贬义词,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新左派”,其对立面是“自由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很有意思,左派的对立面不叫“右派”,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自由派”。由于老百姓对左派印象不好,就把这些为工农说话的、主张公平的、为革命辩护的人叫“左派”。

  人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无聊折腾?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说,有些人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总是把群众运动说成是受鼓动。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谁也鼓动不了。革命首先是合乎人性的,把革命和人性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是不对的。

  革命是人性的表现。当一个社区把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怎么能不革命。这时候,革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革命包括不包括杀人,包括不包括杀错人?必须非常残酷地直面这些问题。正因为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教训、血腥,它替整个人类做了一个实验,使以后的革命少了很多残酷。

  现在电视台都喜欢播法律节目,往往一切坏事都归结为不懂法律,归结为法律不健全。法制节目一方面确实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却还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秩序进行辩护。

  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吗?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颁布了多少法律。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法律为谁说话的问题。为什么贫困百姓被冤枉了,没人替他说话,而黑社会老大、官员被判了死刑,有那么多大教授出来给他辩护。根本问题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

  现在按照著名法学家的说法,那杨白劳就是该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就是很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道理,是整个世界强权的道理。在这样的强权社会中,我们怎么思考?

  革命是社会出现了问题,严重问题,就像人得了病,打针吃药不行了,必须要动大手术。要把坏肉割掉,就得割掉一部分好肉。谁也不可能找到好肉和坏肉明确的分界点。所以为了完全割掉坏肉,就必须割掉一部分好肉。但动手术不是最终目的,就是病人,他也会问,我病好了目的是什么呢?

  鲁迅说过,医治人的灵魂比疗治人的肉体更重要。鲁迅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以前是学医的,他放下医学的手术刀,拿起医治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说,这些人天生就不是革命家,他们是理想家。他们设想有一个很完美的革命。他们开始就想“毕其功于一役”,认为一次革命就把所有的事情解决了。鲁迅为什么对革命这么坚定,鲁迅没把革命想成太好的事。他把革命看成就是动手术,谁会把动手术看成是好事呢?

  我们今天能体会到:一个好的社会能不革命就不革命,革命不是好事,能不能通过改良就解决了,解决在萌芽状态。但是一旦革命,就有它的必然性,接受或参加革命时就要接受它的残酷性,革命就是带着血腥的。革命就是不可能把脏水泼掉,把婴儿完整地留下,很可能一批婴儿被抛出去了。这只能说是天道太残酷。

  鲁迅一方面没有把革命看成太好的事,另外一方面,更残酷的是,鲁迅根本就没有想到革命要胜利。

  他认为很多人参加革命是为了革命要胜利,甚至一部分人是算准了革命胜利才来参加革命的。用今天的话说,把参加革命看成是入股,入了一个“革命股”,等着分红的。这样的人,一旦革命遇到挫折,马上从极左变成极右。

  4・12大屠杀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自首,这些人一个月前还是非常革命的。这样的人很容易从极左走向极右,见风使舵。把革命想得太好,这是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发生的问题。

  革命初衷,如果是小规模的暴动还有个动机问题,如果发展成规模比较大的革命,初衷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往往是在过程中出了问题。比如“文革”,起源动机都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一个新建立的政权,面临腐化的危险。一批共产党的官员,虽然跟今天比,算不上什么腐败,但别人的孩子走路上学,你的孩子车接车送,这给普通百姓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压力。这时,毛泽东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要推翻新的官僚体制。

  “文革”是人民正义的起义,是中国重新推翻官僚体制的起义。但“文革”同样有一个幻想,认为经过“文革”,中国就全好了。虽然政策是不杀人,但他要改造人的灵魂。毛泽东有个太超前的愿望,他要改造人性。而改造人性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过的,中国有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通过一场革命把人都变得大公无私,而大公无私是做不到的,反而培养了大批的伪君子(今天的右派“精英公知”)。不是把革命想象成一次革命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想“改天换地”。由于愿望的不切实际,革命中途发生了问题,被革命的对方所利用,最后就夭折了。

  光说“文革”中有大量的武斗,但现在却不去研究谁挑起的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哪里来的,包括很多重型武器,机关枪、坦克是谁给的?还有武斗中吃亏的是哪些人,是哪方吃亏了,是代表基本群众的吃亏了,还是高干子弟?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总之,“文革”是一笔糊涂账。今天一说什么不好,就说是“四人帮”,再进一步说,就推到毛泽东头上,说是个人崇拜造成的,而对革命本身不能好好思索,于是从革命马上跳到反革命。

  《走向共和》其实是在帮助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它是在否定革命。很多小孩看了以后,都认为孙中山是坏蛋,最好的是袁世凯,袁世凯是大英雄。就在去年高考中,有学生就写,慈禧太后是民族英雄,她忍辱负重,外抗强权,家里还有一帮不懂事的人,还有孙中山这样的捣蛋鬼。

  他们的理解是,只要你是革命的,那你就是坏人。这类现象的出现有它的学术背景。对晚清、近代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档案的解密,革命神圣化的光环去掉,使我们也确实知道了,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是人嘛。一旦是人,就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有些情况下人格修养也不一定都那么高尚,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对这个人的整体否定,革命领袖人格上的缺陷和他的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不因为秦始皇、汉武帝的缺陷就否定他的贡献。为什么对我们共和国的奠基人要求这么高?

  对他的神化和妖魔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因为过去太神化,所以现在就很容易走向妖魔化。妖魔化的基础是原来什么都好,不能有缺点,而一旦发现了缺点,就说成是骗子、大坏蛋,是魔鬼。我们对革命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对贪官污吏要不要宽恕,法律对他们要严一些还是宽一些。从这样的问题入手就会挖得深一些。今天的老百姓觉得法律太宽松了,隔一天枪毙一个,都有人漏网。这不是一种法律思维,这是民怨。鲁迅临死前的一句话:“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一生都在反对宽容。

  今天很多批评鲁迅的人在推崇胡适,称他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也莫名其妙,胡适怎么就自由了,鲁迅怎么就不自由了?鲁迅从不考虑宽恕,他经常考虑复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世界都在鼓吹和平,是和平发展的时代,说这样的话,是保险的,保证“政治正确”。不管心里怎么想的,表面要说正确的话。

  鲁迅一辈子总是喜欢大多数人不喜欢的东西,他说话犯忌讳,喜欢猫头鹰、乌鸦。他在《野草》里有两篇文章都是《复仇》,他强调复仇的正义性。复仇是以人性为基础的。

  如果你被杀得家破人亡,心里产生复仇的想法,这是不是合乎人性的?这时候能批评你残酷吗?这时候你想把凶手全家都杀掉,这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合乎人性?

  现在我们有法律,你不能自己复仇。法律剥夺了个人的复仇权。你不是要选择民主社会吗,那你必须交出你个人复仇的权力。法律是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掌握在谁手里?法官律师手里,但他们也是人,其实你是交给了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他们用暴力剥夺了你的个人复仇权。

  我们假设法律很好,把凶手抓住了,凶手枪毙了,但这个凶手用很残忍的手段杀过你一家六口人,而一颗子弹就把他解决了,这是否合乎人性?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没有问题但从人性上考虑,你心灵的创伤是永恒的。而古人解决这个问题,则可能是我去把你一家杀了。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长盛不衰的原因。

  因为武侠小说弥补了法律的不公正。你杀了我一家满门,我就要杀你一家人,我不考虑他是妇女还是儿童。你让我讲人道主义,你杀我家人的时候怎么不考虑人道主义?

  鲁迅不但自己说一个都不宽恕,他还告诉许广平和他的孩子,最要小心的就是天天讲宽容的人。他们损了别人的牙眼,还不让报复。

  一般说,讲宽容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他害怕别人跟他算账。现在很多人都要求,其实也都实现了,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要求最强烈的是那些利用种种不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的人,已经成功地把国家财产转入自己账户的人。他们急于让国家利用法律形式把他们的既得利益保障下来。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样写,只有在中国要求这样强烈。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宽容。

  现在有好多学者在为有钱人说话,说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赦免企业家的所有原罪,不管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说这样才能继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的人权也是这样丧失的。

  美国不断地批评说中国没有人权。他们的批评也有道理,传统上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是存在,但新出现的这种对人权的剥夺是现代化带来的。为什么外国人愿意在中国投资,因为他们在中国投资能得到在世界各国都得不到的实惠。革命的目的如果是平均主义,那就是革命的隐患。

  (本文节选自《天涯》2005年第1期,原题:《九三年》、革命与人道主义) (本文由作者本人根据演讲记录整理而成)   

  孔庆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集《47楼207》、《独立寒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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