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时下国内学界传统上的解释还是多强调“保家卫国”“以战争赢得和平”“避免与美方势力直接接壤”等理由，或者说是“上了斯大林与金日成的当，为其火中取栗”。前一种观点是被官方左右了思路，官方思路之避重就轻，是为了彰显中国的“独立自主”;后一种观点则是西方视角，隐含着“与西方‘先进文明’为敌，总是错的”之前提，所以其起因不是道德败坏，就是智力低下。
事实上，由于中共是在苏联支持下赢得政权的，所以建国后，外交上“选边站”只可能选择靠向苏联。而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要发展，离不开外部援助，援助的来源也唯有苏联。但苏联的援助不是那么好获得的。虽然苏联需要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共抗西方，但由于中国体量之大、与苏联接壤及历史和领土方面的纠葛，苏联对中国颇具疑虑，并不愿见中国之强大。所以，虽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当时苏联援助的前景依然未卜。
适时发生的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为中国提供了获取外援、加速发展的机会——在这时，苏联对中国的需要，首次超过了中国对苏联的需要，中国向苏联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必不可少。正是因为有朝鲜战争(1950-1953)，有苏联对中国替其参战的需要，这段时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很顺畅，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内容。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多项基本建设也进展顺利。“一五计划”(1953-1957)之所以成就超出预计，并非完全是由中国独立完成，当时苏联的大力支持占比很重，更有着质的重要性。在此中苏蜜月期间，虽然有抗美援朝的战争负担，但中国经济建设的顺利性，足可比拟1980年代中美蜜月时期的顺利性。
但中苏后来为什么又闹翻了?首先，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对中国的需要减少，疑虑上升，甚至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可能更增强了苏方的疑忌，顾虑重新压倒需要，苏对中的援助开始收缩，尤其是拒绝按约定支持中国的核项目;给中方的印象则是背信弃义、“用完就扔”。其次，1956年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对中国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伤害，因为当时的中国把斯大林抬得很高，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主张与西方阵营和平竞争、和平发展、和平共存(后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对此，中国当然不干——你刚怂恿我和对方打了一大仗，撕破脸了，结果一转身自己又去和对方“和平共存”，你置我于何地?我又怎么和自己的国民交代(动员型组织方式确实更难掉头)?况且，当时的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专注于思想路线方面，路线问题是他大展宏图的主要方向，而大跃进、人民公社正是他那段时期的主要理论成果，绝不容人否定。同时，斯大林去世后，随着与苏联路线分歧，毛泽东内心或许也已有了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想法。但当时的毛，还没有达到文革时“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高度，虽然有此想法，如果不是有着前面的两个客观前提(苏联援助收缩、意识形态分歧)支撑，他也不可能拉着大家一起与当时最大的支持力量苏联决裂，化盟为敌。即使有了上述两个前提，相信当时党内的反弹也不小，毕竟其时亲苏派很强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彭德怀才被戴上“里通外国”的罪名(1958年苏联以与美国谈判核不扩散协议为名，停止向中国提供核项目援助;1959年7月彭德怀庐山上书并遭批判;同年同月，赫鲁晓夫发表署名文章，检讨苏联1920年代搞公社化失败的错误，暗批中国。二者在时间上构成相互呼应)。此前高岗的失势，亦有其与苏过于亲近、欲借苏之外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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