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最快乐”为何截然不同?

岳青山

　　在《毛泽东年谱》中，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情，说的是，打败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他却没有一天快活过，直到1955年，看到农民开始走集体化的道路“才快活”起来。这就是毛泽东1958年2月28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邓小平在座)所说的：“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05页)

　　世上事情，无独有偶。人们常见，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完全不同“情感”。

　　陈晋在《毛泽东之魂》中就曾说到，有人曾问过邓小平：“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解放战争”(第88页)

　　这两位的“最快乐”反差如此尖锐，难免不使人感到新奇、有趣，难免不值得好好琢磨和斟酌一番。

　　为什么毛泽东对打倒蒋介石、全国解放后会“没有一天是快乐的”?为什么只有看到多数农民参加合作社“才快乐”呢?

　　又为什么邓小平与之相反，只把对打败国民党，不把农民参加合作社看成“最高兴的时期”?

　　众所周知，喜怒哀乐，本是人之常情。毛泽东与邓小平各自有其“最快乐”或“不快乐”，“最高兴”或不高兴，亦人之常情，用不着大惊不怪，也无须小题大作。然而问题在于，他们这里所“最快乐”与不“不快乐”，“最高兴”与“不高兴”的，并非“小题”，而是“大题”， 并非日常生活琐事，而是打倒国民党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大题”，这就值得斟酌和深究了。

　　无庸置疑，毛泽东对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自然是高兴的，快乐的，理应感到一生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痛快。

　　李银桥《在毛主席身边十五年》也有过这样的记载：1949年4月28日，我服侍毛泽东起床。那时，我军已经顺利地渡江。捷报传来，毛泽东也睡得很安稳。4月23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来到凉亭看报纸，是《人民日报》关于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摄影师肖冰、候波夫妇要给毛泽东拍了一张照。毛泽东站起身来，看到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便走出凉亭说：“南京解放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也要一起照。”(第130页)他随即欣然命笔，一蹴而成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也是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那么 ，毛泽东又为何说打败蒋介石，他也没有高兴过，甚至说“解放后没有一天是快乐的”，只有55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我才快乐了”呢?

　　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毛泽东一生忠贞于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其实，他比任何人更深切感到党领导全国军民经过 28年的浴血奋战，历尽人世罕见的艰难困苦，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埋葬蒋家王朝，那是多么来之不易，那是2000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得来的结果!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的五位亲人。试想，等到“三座大山”终于推翻，他能不由衷欣喜?

　　然而，毛泽东伟大却又在于，他深知此种民主革命的胜利，固然开始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为社会主义革命打造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但相对于共产党人的伟大目标来说，却毕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而解放后也就“快乐”不起来!

　　而邓小平是不是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执着不够，或者淡化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也就自然而然地感到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最高兴”。

　　其次也因为、毛泽东“真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社会赖以存在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昭告世界的基本理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恩选集》第1卷，第265页)毛泽东一生就笃信这个客观真理，执着着，坚持着，实践着，守护着。任何偏离、违背、或者否定这个真理的倾向，他都毫不含混地与之作原则的斗争。因之，他目睹5亿农民土改分了田地那么发自内心的喜悦，面对农村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城市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就深感要在中国“消灭私有制”，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那是多么艰难呀，所以说“解放后没有一天是快乐的”，对他来说，亦在情理之中。

　　反观邓小平，则像似对私有制情有独钟，视集体经济为“闹鬼”。如其不然，他又怎能在我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的61年，提出黄貓黑貓，“分田到户”是好貓，在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多次作过检讨，而文革后一旦大权在握，就立马废人民公社，恢复个体经济?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只感到“解放战争最高兴”!同样，也理所当然地对把亿万农民参加合作社“快乐”不起来!

　　最后还因为，此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把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看得最重。正如他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所作的概括那样，“以一生的力量为痛利益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奋斗到底”。这就是他所说的，我看到灾难深重的中国工农大众，“日子过得非常痛苦”，而痛苦的根源，“只是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1卷，第383页)。 终其一生，口心如一，言行一致，既是这样说，又是这样做。因之，毛泽东只有到1955年，看到有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合作社，看到了那么多工商业家实现了公私合营，中国的劳苦大众扔掉了世世代代“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锁链，踏上了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大道，才感到“快乐了”，也是自然之理。

　　与此相反，邓小平把少数人先富起来当成所谓“大政策”，视广大劳苦大众受压迫、遭剥削为避免不了的“常态”，那还不理所当然地只感到“解放战争最高兴”，也理所当然地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高兴”不起来!

　　可见，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两种不同的“最高兴”、“最快乐”，显现两位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种不同的认知，说到底，源于两位人生哲学和世界观的不大相同!

　　不知道这么想，这么看，是否有当?

　　(201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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