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青社的猖獗，看邓小平是怎样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银川骑

2009-10-13 16:29

　　今年我国台湾西藏新疆的分裂分子活动猖獗，中情局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支持的深青社自由化分子也活动猖獗。这些事件不得不使咱们反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危害，不能不使咱们回忆起邓小平理论中有关的述说。

　　“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大病毒，有许多子病毒。比如当年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提出的三个“对不起”谎言，就包含其中。哪三个呢?

　　其一曰：我们“对不起少数民族”。

　　其实咱们的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对不起少数民族。从红军时代起，咱们共产党就一直主张民族平等，不像国民党那样搞大汉族主义。解放后，有了条件，更是优待少数民族，努力发展教育和经济，努力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建立起民族大团结的和谐社会。咱们坚定地依靠当地劳动人民，让他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同时又注意团结与改造上层人士。何来对不起少数民族?

　　然而，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权派却自编“对不起”的谎言，给其上层剥削分子道歉安抚，把它们拉进政协人大政府部门，拨巨款修建了几千座庙宇助长迷信，大力恢复私有剥削制度，扶植热比亚等分裂分子，支持汉族私商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贩卖伪劣商品。这些都给制造民族矛盾培养分裂分子准备了条件。

　　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邓小平设计的改革蓝图明明是【公有制为主·共同富裕】，怎么会施工成“私有制为主·两极分化”的?那不是给制造民族矛盾创造条件吗?邓小平说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甚至“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今年，西藏、新疆分裂主义分子的闹事，就是明显的例证。

　　其二曰：我们“对不起知识分子”。

　　应该说，解放后咱们党对知识分子政治状况的估计是正确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也给了他们为人民服务和与工农相结合的机会。这些都是为他们好，并不曾对不起他们。即使有一部分知识份子，由于党内某些人搞形左实右的“反右扩大化”而受了委屈，那也是反右官员们的个人责任，而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责任。还有一批知识份子在文革中被“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路线蒙蔽的高干子女红卫兵殴打侮辱，那也是反右官员们的个人责任，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叫他们干的。

　　然而，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权派却自造“共产党对不起”的借口，给右派文人道歉安抚，把它们拉进政协人大政府部门，比如那个因流氓行为而劳教、扬言要“改造共产党”的张贤亮也拉进去了。真是风光的很。后来这样的文人进人大政协越来越多。开起两会来，大家都看到，除了官员，不是老板就是文人。所以有利于私有化的法律很容易提出与通过。它们是打着邓小平理论旗帜、专门建造违背邓小平设计的伪劣工程的施工队。

　　邓小平早就指出：像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共产党员。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对付这些人”。决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搞不好，“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他认为，自由化思潮“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他尖锐指出：在那些煽动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当中，成名的和带头的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

　　邓小平还指出：右派“尽管打着拥护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旗号，但其目的并不是真正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是真正地要解放思想，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说穿了就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基本政治理念实际上“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看看深青社的爪牙们的表演，咱们就不得不佩服邓小平论断的正确。

　　其三曰：我们“对不起民主党派”。

　　实际上，民主党派作为党派，中国共产党也从来就没有对不起它们过。没有民主党派，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不能建立新中国?笑话嘛!然而共产党浴血战斗几十年打了天下，还分给它们座位，让它们参政议政，对它们有大恩。就是不给它们，也没什么对不起它们的。谁欠谁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不欠它们的，中国人民更不欠它们的。为了团结它们一起干社会主义，给了待遇，让它们参政议政，很不错很仁政了。

　　然而，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权派就莫名其妙给它们道歉，并以西方贵族参议院为榜样，增加编制和办公设施，提升政协职能，使各民主党派成为了新的官僚机构。本来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协与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不一样，它应是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对付革命之敌的统战机构。它只应促进各民主党派多搞调查研究，通过政协向党和政府提供资讯、参政议政。而现在，政协似乎在向代表各民主党派的超级党派、向西方参议院靠拢、向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方面发展，向三权鼎立政治结构方面发展。这样就造成工商联这样原来用于统战工商资本家的机构的变味，变成资本家集结地，变成资产阶级向党和政府讨价还价、要政策、要法律和造舆论的地方了。该处的自由化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改革变味的一个污染源。

　　邓小平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咱们搞无产阶级的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咱们首先是给工人阶级以充分的民主权利，以摆脱资本专制;其次是给所有劳动人民充分的民主，以消除官僚主义。咱们不能搞精英治国、剥削阶级治国那一套。咱们知道，三权鼎立无非是少数人监督少数人、欺骗劳动人民的鬼把戏。

　　对照邓小平理论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的许多问题，比如上述三个方面，民族、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事情，都是由于没有坚持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泛滥而造成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拨乱反正，不能文过饰非，不敢正视，不敢自我批评。

　　邓小平说过：“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年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这些错误新政，今天所给党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造成的危害，正好反映出邓小平以上意见的正确性。邓小平曾经反问过：“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翻身?”作为旧中国走过来的领导人，他很明确那答案是否定的。

　　邓小平还说过：“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做到“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呢?他指出就是要【公有制为主】，而不是现在某些领导干部猛力鼓吹与推行的“私有制为主”。

　　他还指出：“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质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话非常实事求是，非常符合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还提醒大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决不是一般的思想矛盾和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很多，现在都应该找出来有针对性地好好批判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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