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骂的“禽兽”

　　杨子墨子学说如何与孟子冲突?杨子的很明显，“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当然不合孔子之道，因为“礼”首尊者君，“仁”首爱者君，“义”是讲“君臣上下之事”的，为臣的岂可以讲“为我”?而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既不爱君，又不爱天下，只爱自己，这岂不与禽兽无异?骂得似有道理。

　　不过，我们能为杨子说一句的是，那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的现象，不是因为听了杨子的话才做出来的，是当时诸侯君王巨室权臣向来的自私与无道。所以，孟子在梁惠王面前引用公明仪“庖有肥肉”这句话，目的是为了教育梁惠王这样的君王。如果说杨子在这情况上也有责任，是他不该面对诸侯君王巨室权臣的自私无道，就思想走极端，鼓吹“为我、贵己”，好像是赌气一样。殊不知，这样的理论，虽然也有启蒙普通人走向人格独立的作用，却也有使天下人都只知自私、天下更无望的作用，毕竟含有消极性。

　　另外，我们还能为杨子说一句的是，杨子不过是一个讲学者，日常所过的也许还是很贫苦的日子。所以，若从孟子的时代去看，那些“放恣”的诸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他们治下的国家里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孔孟这些人，还这样起劲叫人俯首贴耳，“庶人……不敢见诸侯，礼也。……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仁，急亲贤也”，“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实在也够狠心。

　　虽然孟子总是提醒君王“为民父母”，但君王若是“放恣”而想不到“为民”，民也就没办法。(据分析，“民”指自由民，其下还有广大“劳力者”阶层。这个我们姑且不说。)像杨子这样会思考一点的，因为诸侯这些人的“放恣”的情况，愤慨发出要“为我”的声音，那就是一种要求生存和解放的呐喊，又有何奇怪呢?许多年后还有人说，“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朱熹)，此类说教其实只是做着“诸侯，巨室”的帮凶而已，而杨子偏不听他们的。

　　《列子》一书有《杨朱》篇，据研究，不全是杨朱原著，但读来觉得与杨朱“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为我”思想是有联系的，比如，杨朱针对世人往往“为寿，为名，为位，为货”而“不得休息”，提出主张说：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人人不损一毫(意谓‘不损天下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意谓‘不以天下自利’)，天下治矣。”

　　这样的社会，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杨朱还说：

　　“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之物者，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

　　“不横私、公天下”该算是杨朱思想最终的结晶，放射出的决不是自私自利的光芒，他的“贵生、为我、爱生”等宣言的真正归宿或原有底蕴，其实竟然是“公天下”而反对“私天下”，这与墨子的“兼爱、尚同”正好相通。所以，墨子杨朱其实是殊途同归，墨可通于杨，杨可通于墨，孟子看得很清楚：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孟子·尽心下》)。

　　但表面上，墨子正与杨子相对，一个讲“为我”，一个讲“兼爱”。墨子的“兼爱”，恰恰没有像孟子那样说要把“君”以及“君子”们至高无上地“急”爱，这犯了大忌，当时也是可以攻击的最薄弱环节。孟子从一个很刁的角度说，墨子“兼爱”则“无父”。既然如此，当然就更是“无君”了。其实墨子哪里“无父无君”?孟子扣人大帽子，也算是开了风气。

　　总起来说，杨墨是违背了孟子所阐释的“仁义”的宗旨。杨与墨就被孟子一锅煮，叫做“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刚烈威猛的卫道形象，真有其“浩然之气”。

　　孟子对时政的抨击，尖锐激烈，他对梁惠王说：

　　“庖有肥肉……为民父母，行政或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孟子认为，这一切的恶政暴政，其来已久，百年前的孔子早就为之痛心疾首，“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至此为止，孟子大体说得不错。而接下去，他认为，有两个人很可怕，一个是杨朱，一个是墨翟：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真有点“越说越可怕”。

　　他要挺身而出救此乱世：

　　“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其实，问题首先在于“礼崩乐坏”，而“杨墨”只是在“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邪说”。孟子一方面苦口婆心劝统治者变得好些，另一方面对“杨墨”这样的“邪说”(实为来自“民”方面的平等思想)加以讨伐，一切在于迫切需要“克己复礼”，回到“圣王”之世，百年前孔子对问题抓得是准的，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愈演愈烈，孟子要接着孔子的事业做下去，实在也是一种“精英”的精神。

　　孟子的看法，在本来就是以“礼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各诸侯国等级制社会里，代表了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应当得到他们的赞同，而不应当不听他的劝说。所以，博雅开明的司马迁认为，“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性情，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也。是儒墨之分。”(《史记·礼书》)所谓“两”，是指对立着的贵贱两方。司马迁认为在“两得”与“两失”的现实面前，只有选择“两得”，而不能选择“两失”，实际上是认为墨子(以及杨子)的主张尽管是在“性情”中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仍只有孔孟主张的“礼义”治国，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司马迁未有孟子那样的“义愤”，而只是面对现实予以了冷静的衡量。司马迁之后延续了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证明他的这个判断是切合实际的，同时也证明孟子是很厉害的。

　　孟子认为，“世道衰微”的根子，在于“利”，而“利”与“仁义”是对立的，讲“利”，则会排斥“仁义”，所以他处处批评“利”，处处提倡“仁义”。而这个以争“利”为特点的时代，就是礼崩乐坏到极点的战国时代。上上下下的统治者都尽力的争利，向腐败的无止尽的极点奔去，孟子劝他们“与民同乐”，缓和些与民的矛盾对立，他们听不进去，于是又有杨墨这样的“邪说淫辞”出来，这是很可怕的，于是用“无父无君”的大棒无情地打下去，孟子是在他的时代既反“右”(统治者的腐败)，又反“极左”(杨墨的平等思想)。

　　杨子“为我”，大有维护与张扬个人利益的意思，墨子“兼、同”，也大有人人皆有生存与政治权利的意思，他们两个在当时都属空想，在思想史上可以说很了不起，而在孟子看来却很可恶。归根到底，孟子那“仁政、与民同乐”，是以君主贵族王公大人的绝对统治为前提。到唐代韩愈，仍要继承孟子的事业，但感到任务比孟子还重，因为“杨墨交乱，圣贤之道不明”，早已使孟子头疼，而到他这时，“释老之害”又“过于杨墨”，他感到自己“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然而，他决心“虽灭死万万无恨”，也够“精英”的。

　　李大钊早年所作《民彝与政治》说，孟子“所言多与近世民政相符，独其距辟杨墨，至诋为邪说淫辞，而谓‘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吁，此其言之背于逻辑，何其甚也。自是而后，儒者排距党伐之风，日以昌炽。”此处李大钊未深入分析何以孟子会如此“背于逻辑”，而在韩愈看来，孟子之言却是绝对合于逻辑的。这也就是活在中世纪的人，与活在二十世纪的人的不同了。人的思想差异，在此确实比猴子与人的差异还大，叫住“不可同日而语”，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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