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在五十年后

　　邙山红石

　　五十年前，当那场亘古未有的运动发生在神州大地的时候，地球上一切政治势力，无论是世俗的政客，还是宗教的领袖;无论是东方的“理论家”，还是西方的“人权卫士”;从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到华尔街的大老板，从游弋在塞纳河右岸的社会党人到泰晤士河畔的保守党人，都异口同声的对这场运动进行挞伐。他们视其为浩劫动乱、洪水猛兽。因为它颠覆了人类阶级社会以来的游戏规则，破除了上尊下卑的桎梏，把政治这个历来是上层精英把玩的玩艺交到了普通民众的手里。五十年来每当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总有一方被它的政治对手冠以“文革”再现的罪名而进行打压。从发生在巴黎街头的学生运动到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无一例外。甚至连台独这群跳梁小丑搞出的一个“太阳花运动”，也被它的对手可笑地冠上这个罪名。

　　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它是不会允许任何人利用手中的权利去颠覆历史的真相。五十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也足够我们去反思这场运动的发生、形式以及它所留下的精神财富。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接见外国友人的场合多次讲到，自己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事就是领导全国人民发动并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说法，概括地说就是如何建立政权和如何保卫政权两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上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而第二个方面则“路途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捍卫和建设政权的问题。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他就反复告诫全党同志，要警惕拿着糖弹进攻的敌人，不能在这种敌人进攻面前打败仗。他形象地将取得政权后比喻为是进京赶考，而且要考得合格，不当李自成。他老人家就是真的猛士，在他有生之年，始终以警惕的目光环注着这个世界，关注着党的队伍的纯洁，关注着红色政权的成长。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建立的政权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政权的一个全新的政权。它是一个以中国工人、农民为领导，以生产资料国有化占主导地位，引导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人民政权。因此这个政权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国内外一切剥削阶级的仇视，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攻击、围剿、封锁、亵渎，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另外在社会主义的早期，市场经济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经济运作方式。在这种条件下也会不断地滋生一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渴望攫取和占有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决不可能喜欢社会资源的共同所有，走共同富裕这条道路。同时由于这个新生的政权是从旧政权的废墟中脱胎而出，因此它势必带有旧政权中的种种痕迹。尤其是在中国，经过几千年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以“礼”制为核心的等级观念，上尊下卑观念，做官当老爷的观念已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这种思想的侵蚀下，新政权的内部也会不断地催生出一些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人在“糖弹”的攻击下，很快地就会忘掉自己原来的初衷，而沦落为敌对势力在新政权中的代言人。

　　面对众多的仇视这个新政权的势力，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除了不断地加大公共资源的积累，强化国防力量的建设，更重要的就是始终把纯洁党的队伍，强化党的肌体放在首要位置。因为他们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颠覆这个政权的最可怕的敌人是我们队伍中沦落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最可怕之处是党的肌体在反动思想的侵蚀下而浑然不觉，以至于造成党自身的蜕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断地清洗掉党的肌体上的污垢，才能使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使党的队伍始终成为蓬勃的健康的力量。因此在建国以后，我们党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整风”运动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这是党的建设的一种尝试，确实在党的队伍建设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尝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党的组织架构内进行的。这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高层发生蜕变能否起到作用，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集体蜕变的悲剧发生以后，这个问题更紧迫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防止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色的悲剧重演，毛泽东同志决心用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用真正民主的方式来整顿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建设党的队伍。

　　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考察时，向毛泽东同志提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经过深思后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提到民主，在一些人的眼里就是西方政治的代名词。“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在西方政治家看来就是最完美的民主形式，并且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强行向全世界推行。殊不知这种民主形式是一种极其虚伪的民主形式。所谓的民主选举，只是资本的较量，只是金钱的选举。正如一位美国的政治家在谈到西方的选举时说到，这是“金钱左右着舆论、舆论左右着选民、选民左右着政客”。在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下，阶级的压迫被抹杀了，资本的剥削被淡化了，人民对国家政策的知情权被取消了，对政府的监督权被剥夺了。而真正的民主则是赋予人民了解社会公共资源分配过程的权力，监督各级政权机构和所有工作人员作为的权力，使人民真正拥有随时甄别和罢免各种腐败分子和官僚分子的权力。

　　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种真正的民主形式发生了。在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亿万群众投入到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中。他们的能量得以充分的释放。他们藐视各种权贵、藐视国家机器，他们参加各种规章制度的改革，摈弃那种束缚人的精神的旧的制度和形式。他们对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的运作进行监督，使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官僚分子现了原形，保证各级政府机构按照人民的意愿健康地运作。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座大熔炉，经过它的冶炼，党的队伍更加增强、更接地气、更能够自觉溶于人民群众之中，以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大学校，在这里，亿万人民群众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普及，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和任务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更自觉的接受。文化大革命就是一面照妖镜，在它的验证下，一切反人民的反动分子都无所遁形，一切经过验证的干部更加兢兢业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这里绝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有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内的公开腐败推迟了将近三十年。

　　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亿万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统治者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他们解放思想，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打破不合理的戒律。自三皇五帝以来，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造神运动，它使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我却说，它是一场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的真正演绎。毛泽东同志从来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湖南农民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的红色割据政权的星火燎原，抗日战争的全面抗战到第三次国内革命的土地改革，他都把动员群众视为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法宝。无论革命是在崎岖山路上蹒跚，还是在通坦大道上疾行，毛泽东总是表现得那么乐观和自信。这种表现源于他对人民力量的理解和相信。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卡留斯一样，只要贴在大地母亲的身边，就能获得无尽的力量。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造就了一个神，而是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毛泽东身上的体现。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争斗，是宫廷内斗殃及群众，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思维。试问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泽东的魅力还是威望，谁有这种能力去进行挑战?谁有这种胆量去进行挑战?如果不是考虑共和国的未来发展，毛泽东何须去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威望，在事业成功之后安闲地享受胜利的果实。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力，使经济发展遭到了破坏。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他们不是对历史的无知，那么他们就是对历史的有意亵渎。我们承认当一个旧的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尚未完全确立的时候，势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运作，这是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是政治、文化、哲学、国家机器等等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要确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三要素(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形式、劳动者)中，劳动者是最积极、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革命基本完成后，解放劳动者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劳动者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带来对经济运作秩序一定的影响，但国民经济的总量是发展的，工农业产值逐年是递增的。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之上，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官僚资本的剥削压迫下，国家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建国之初，我国工业钢产量仅十五万吨，勉强够用来给每户家庭打造一口锅。我国的工业体系还近乎处在手工作坊的时代，重工业企业基本没有，轻工业企业也是屈指可数。农业方面我们还停留在几百年前的耕作水平，没有抵抗任何自然灾害的能力，更谈不上基本保障体系的建设，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吃饭穿衣问题都没能解决。在国防工业方面我们更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到建国三十年，我们建立了以重工业为基础，轻工业为先导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年产量早已突破五千万吨，仅落后美、日、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在农业方面，我们建立了农业保障的基本体系，已具备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能力，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而且做到年有盈余。在国防工业方面，我们更是以梦幻般的速度向前发展，建立了完整的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使我们能够扬气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抵御任何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

　　当洪波涌来时定然有沉渣泛起，而激情燃烧时也会有人性的宣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革不合理的上层建筑的群众运动。它的目的是反腐防修，保障人民政权的健康。它的形式是人民为主体的充分民主。但是，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次，在它的运作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还是致命的问题。我们认识文化大革命，就要完整地、系统地、客观地来认识。绝对地肯定或者否定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告诉我们，当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后，要警惕“左”的思想的影响。因为“左”的思想非常容易渎惑人心。这种渎惑使人性由激昂走向宣泄。这种渎惑使人们容易迷失正确与错误的界限、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在保护群众热情的同时，更要注意引导他们，不受或少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不做或少做过激的行为。因为过激的行为和口号，会使普通民众反感和抵触，而容易被它的政治对手所利用。不可置否的是，正是有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口号，被以后有人扩大后作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实。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在新政权的建设中重要的是监督、参与和知情。要建设一个这样的机制，而不是一个政权的更迭，更不是一个朝代的更换，它是人民政权在群众运动中的涅槃重生，不能简单地用夺权来概括，用一部分人来代替另一部分人。如果这样，就会撕裂群众，就会陷入群众性的派别斗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都是阶段性的。毕其功于一役，把一切事情统统解决好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解决了主要矛盾以后，就要适当进行调整。这是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所决定。张而不弛会让事物走向反面。文化大革命亢长的过程确实让人们心里感到厌倦。当然，深谙辩证唯物主义的毛泽东也懂得这些，只是这毕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运动发展的走向也不是他老人家的意志所能完全掌控的。

　　文化大革命发生距今已五十年了。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使许多人开始冷静地思考：在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在党的建设、队伍建设、政权建设方面的种种论述，使我们获取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在人民政权的保卫和建设上，必须要坚守的原则。

　　五十年的历程使我们明白，建设和保卫人民政权，必须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充分民主，否则就会人亡政息。这个民主就是要赋予人民群众对各项政策的知情权，对公共资源分配的参与权，对党的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各级官员的监督权，拥有罢免腐败分子、官僚分子的绝对权力。要建设必要的机制，使各级官员置于这种监督之下。而且随着职位的提升、权力的加大，这种监督只能更全面，检验只能更严格。在人民的利益面前，权力的运作越透明，资源分配才会越公正，社会才会越平等。人民群众的真正民主，才是反腐防腐的最有效的手段。各类腐败分子最害怕的就是人民民主，他们害怕人民的监督，害怕听到人民的声音，因为他们的作为只能在暗箱中操作，在角落里交易。为了封堵社会的声音，他们取消“四大”，对上访的民众甚至采用法西斯的手段。“四大”只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手段之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民的声音是堵不住的，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是堵不住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有的人认为“依法治国”是反腐防腐的唯一途径。这种认识是非常糊涂的。作为法律虽然是惩治腐败的一种重要手段，但不是万能手段。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法律并不能全面涵盖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同时由于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所以法律的制定始终滞后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的滞后和法律存在的缝隙，就为腐败分子留下足够进行黑色交易的空间。另外法律并不是刚性的。这是因为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由于执法者的立场，即使是同样的案情，在面对种族不同、贵贱不同、金钱交易时，也能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和认定。在我国历史上，明朝朱元璋称帝后，因为他出身下层，深知腐败的危害，所以制定了极其严苛的刑罚。可是历史就和他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再者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它维护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有些涉及统治者利益的犯罪，在法律层面就把它合法化。在美国行贿被作为政治献金，那些接受了金钱交易后的政治掮客，更是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

　　还有人认为“高薪养廉”是防腐的有效手段，鼓吹这是某外国非常有效的措施。我们且不论“高薪养廉”并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标准的国产货，是清朝雍正年间，在推行火耗归公的吏治改革中实行的。然而，也就是这个“高薪养廉”推出后，清朝就出了一个最大的贪官和珅。“人心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在权、钱、色的诱惑下，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借用陈毅同志的一句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只有在人民这个孙大圣的火眼金睛下，任何妖魔鬼怪都会显形，都不能逃脱。

　　五十年的历程使我们明白，建设和保卫人民政权，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的阶级性。我们知道政党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特定阶级为了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政党是由自己所在阶级的优秀分子所组成，并由其中杰出人物形成的核心来领导的。一句话，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决不会存在超阶级、非阶级的政党，更不会出现代表所有阶级利益的政党。

　　我们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的阶级性，是这个政党和它所建立的政权性质决定的。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权，是对一切损害这种利益的敌对阶级实行专政的政权。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的阶级性，才能使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定位，从最大多数人利益出发，全面考虑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眼前和长远的利益。才能使这种考虑作为党的意志贯注于国家机器，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行有效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排斥其他阶级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但是要求他们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只有实行这种转变，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员。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允许其他阶级的代表加入自己的党。否则，党的肌体就会受到腐蚀，党的性质就会发生蜕变。

　　资产阶级政党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全民政党”的样子，这是他们政党性质所决定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党只能代表资本寡头的利益，为了抹杀资产阶级社会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淡化人民群众反对阶级压迫、种族压迫、资本剥削的斗争意识，他们刻意抹去自己身上明显的阶级色彩，装扮出代表全体人民的模样来骗取人民的支持。地球人都知道，这方面尤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它们身后是石油、军火制造、金融、机器制造不同垄断财团的支持。在选举时，他们巧嘴如簧把自己扮成天使，好像是全体美国人的杰出代表、最忠实的利益捍卫者。一旦入主白宫，他们立马端出有利于身后那些财团利益的盘子。为了石油、军火财团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美国子弟的生命，在中东挑起战火。为了金融、制造业财团的利益，在欧洲他们千方百计地制造危机，来打压欧元的地位。在亚洲则强势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来保护其金融霸权和贸易垄断的地位。说穿了，美国的两党执政无非就是不同财团轮流坐庄的滑稽剧。

　　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要想改变人民政权的性质，必须先改变这个党的阶级性质。要想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特性，首要的就是割裂这个党的阶级基础。使其成为一个貌似超越一切阶级的政党。

　　为此目的，他们推出“两个先锋队”的理论，宣传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本国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在这个看似“革命”的口号中，我们总似感到一些不安。难道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是全国人民和全民族的先锋队吗?难道无产阶级政党所代表和坚持的不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吗?无产阶级是人类阶级社会中最后一个阶级，它最具革命的彻底性，它要打碎的是人类社会中实行阶级压迫的国家机器，它要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它最无私，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自己的阶级利益，它和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是融合在一起，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自己身上的锁链，而获得的是整个世界。既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队伍，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勿须由阶级的先锋队而递进为全民的先锋队。那么推出“两个先锋队”到底是为了什么?原来他们的目的在于：一切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都可以加入无产阶级政党。注意在这里他们使用了“其他社会阶层”这个模糊的名词，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构成的阶级基础外的其他人。

　　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有些人不愿承认但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在这个阶段，除了无产阶级和他的同盟军农民以外，还存在着敌视人民政权的其他阶级。独立于这些阶级的其他社会阶层是根本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所以先进，就在于他代表的阶级先进性。当无产阶级政党允许其他阶级的代表进入自己党内，那就是这个党蜕变的开始。当这个党宣布自己是超越所有阶级的政党时，那就说明这个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五十年的历程使我们明白，建设和保卫人民政权，必须要坚持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和教育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成熟的革命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贯彻着一条主线，就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这种革命理论不仅指导了当时无产阶级的具体革命，而且科学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今后所应坚持的方向。是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党和教育人民，还是阉割革命理论的灵魂，以实用主义的反动理论来改造党和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是关系到人民政权走不同道路的分水岭。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一个全新的波澜壮阔的事业，在这个伟大事业当中，作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力量的作用。在面对复杂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替代自己朴素的阶级意识，才能起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作用。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党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一切怀疑和反对这个伟大事业的人们，一切怀疑和反对这个用革命理论武装的党的人们，总是用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来动摇这个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谈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时说到，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也曾这样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可见坚持革命理论的指导，使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成为党的多数成员行动的指南，是一个何等艰巨的工程。

　　在当前危及无产阶级理论基础的种种思潮中，实用主义是最危险的。实用主义用近似革命的词藻来阉割马列主义的灵魂，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替代辩证唯物主义，用看似折中的理论取消马列主义有关政党、阶级、国家的学说，用局部利益代替全部利益，用眼前利益代替长远利益，以麻痹人民。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那貌似马列，好像辩证法的“唯一”论。

　　真理是事物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人们认识真理的途径来源于，首先是人的生存本能。也可以说是遗传基因，是人对客观外界认识的自然反应。其次是教育途径，通过接受先哲已经经过检验并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第三是在探知未知事物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来认识真理。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人的实践过程，号召革命者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实践是人们认识和检验真理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唯一选项。唯一论的炮制者把实践做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要害就是否定革命理论的存在，否定革命理论在人们生活实践过程中的指导作用。目的就是为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谬论张目。

　　在实用主义的谬论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猫”论。“猫”论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它违背了事物的发展是过程和目的完整统一的要求。用局部代替全部，用目的掩盖过程。按照“猫”论的观点，只要逮住老鼠，那怕它就是在捕鼠的过程中故意打碎价值千金的瓷器，也是一只好猫。这是一个为贪官开脱的“标准”，为腐败分子造势的“标准”。在发展经济的借口下，他们明目张胆地挥霍、侵吞社会公共资源。用一切为了GDP的这面大旗，掩盖他们任意破坏环境、肆意占有国家财产、恶意欺凌民众的罪恶。

　　在实用主义的谬论中，“摸”论更是一朵可笑的奇葩。“摸”论用人们的眼前利益来代替长远利益，使人们丧失斗志，忘却理想。只看脚下的一步，而忘却存在的危险。试问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河中，谁能仅靠摸着石头就能达到江河的彼岸?摸着石头只能渡过的是一条水沟，充其量也不过是潺潺的小溪。人类的奋斗史告诉我们，怀有伟大的理想，不断地革命实践，在革命理论指导的桥梁上奋进，才能抵达胜利的彼岸。“允许在改革中犯错误，但不允许不进行改革。”这才是“摸”论的实质。在“改革”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下，原本只能存在于阴暗处的东西被台面化，朗朗乾坤却有硕鼠横行。改革啊改革，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在进行。

　　在众多实用主义谬论中，“不争论”是最直接最反动的论述。它用看似中庸的语言，直接剥夺人民手中批判的武器。在国有资产被分割的危险时，它让人民放弃抵抗，在社会主义经济被挖空时，它让人民放弃斗争。实用主义就是用这种渐行的过程来麻醉人民的神经，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了一碗红豆汤而丧失了自己的“长子权”。

　　五十年的历程使我们明白，建设和保卫人民政权，必须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同，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性质不同，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地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

　　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标志。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之后，首先就是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做为统治的阶级地位，才能保证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对绝大多数的人相对公平。才能保证不断以适当比例的公共积累使社会得以发展。在这里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不是以追求利润的面目，而是以保障人民生活和社会公共积累的形式出现。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这是正常的。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是为了国有经济发展的补充，是完善社会服务的一种手段。但决不是放纵和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替代全民、集体所有制形式而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

　　改变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所有制形式，从基础上瓦解这个国家。有些人认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形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改变这种所有制形式，使全民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成为私人拥有的个人企业或股份企业，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观点的反动在于他们不愿意承认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最好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经济形式能够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能够保证工人、农民在国家社会的主人地位，才能达到解放劳动者的目的，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正是由于我们采用这种经济所有制的形式，大大地调动劳动者劳动的主动性，出现了许多大庆、大寨式的先进的工农业典型，涌现了许多像王铁人一样的先锋人物，创造了红旗渠这样的人间奇迹。建国后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至今仍然采用这种所有制形式的豫北农村——新乡刘庄，成为中国最美好的农村之一，也证明了这种所有制的优越性。至于有人说国有企业不如西方个人企业创造的利润多，这更不值得一驳。因为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国有企业，不是以拼命压榨工人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它不仅承担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责任，同时承担公正分配、员工福利的社会责任和扩大生产、创造就业、稳定社会的国家责任。

　　在国有企业中确实有一些企业的业绩不佳，但这并不说明这是所有制形式造成的。在这些企业背后，我们往往看到腐败分子的鬼影。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方面肆意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另一方面出卖国有企业的产品品牌、原料渠道、销售渠道等市场资源，以谋取私利。恰恰正是这种人往往成为鼓吹改变所有制形式那群人中的中坚分子。在改制的过程中，有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用极低的价格把国有企业变为私人企业，有的是用欺骗的手法，用国家的钱买下国家的企业，再交到私人的手里。整个过程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最终结果就是人为地催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值得警惕的是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国家和农民对土地的拥有权和使用权，防止催生出新的地主阶级。如果国家和农民的这些权利被简单地剥夺，社会主义的国家就彻底地蜕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它勿需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历一二百年时间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发展。它只是以国家的名义，实现高度的经济垄断、寡头的政治统治、严密的国家机器。

　　五十年的历程使我们明白，建设和保卫人民政权，必须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式，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是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经济地位的不同决定政治地位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要保障工人、农民的国家主人的地位，使绝大多数的人享受高度自由的政治尊严，就要保障绝大多数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获得必要的、公正的利益。在相对公正的利益分配中，社会财富才不会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利益的获得者。所有的劳动者根据自己劳动程度的多少和创造价值的大小获取自己必要的社会所得。在这里没有悬殊的贫富，更没有血淋淋的资本剥削。每一个劳动者的权利和尊严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保护。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仅是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也是劳动人民的政治需求。

　　是走共同富裕还是少数人富裕的道路，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向不同方向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主张走后一条道路的人推出“先富论”作为依据，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这是多么赤裸裸的欺骗，连一丁点的遮羞布都不要的语言。当少数人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已经占有了社会资源的一大部分后，他们还允许和其他的人们来共同享用社会资源这块蛋糕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们需要做的是，利用已经占有的社会资源，影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舆论，使其原来阴暗的资产阳光化。同时运用已经占有的社会资源，在资本剥削的运作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的更多占有和垄断。

　　为了达到先富的目的，除了直接的占有和掠夺，他们还无耻地推出所谓的双轨制。在双轨制的掩盖下，价格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一些掌握国家经济计划的人成为可耻的经济掮客，他们靠出卖国家的经济秘密和计划批文，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价格差异中，谋取自己的肮脏收入。在先富论影响下，社会财富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占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却占有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在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面前，还有什么社会的公正和正义。

　　五十年过去了，五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优越性，其强大的生命力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类向着更美好社会前行的步伐是坚实的。它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在否定的否定之后，经过扬弃，表现出更新更高的内容。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论发生多少困难，甚至发生逆转倒退，它都会像九曲黄河那样最终汇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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