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我也觉得这个说法是靠谱的，但与当今的语境显然是不同的。甘阳先生在《通三统》中就讨论了一种困惑，当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纷纷瓦解导致国家分裂之时，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近代的危局中却奇迹生还，还是大一统摸样，这的确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事情。
这其实也是韩毓海先生的著作《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讨论的主题。中国的民族融合政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奠定的。而中国的历史也早就印证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但在不同的程度上有不同的反映，这也是毛泽东《矛盾论》中所讲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内容。众所周知，中国民族大融合最激荡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也是少数民族英雄辈出的年代。在那个时代，我们也经历了民族的仇杀。但最终所有的当权者都明白要想入主中原，就得善待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盛唐的到来也是缘由均田制、科举制的成熟。中国由一个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型。
对比中西方历史也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农民被认为是最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代表，是最容易被统治的人群。但要说哪个国家的农民起义最多，成功的概率最高，又非中国莫属。与农民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忠君的代表，他们的理想化身就是诸葛亮。他们中最激进的一批人就是像商鞅、王安石那样的变法者;最无耻的就是秦桧、汪精卫那样的变节者;最无奈的就是纪晓岚那样的合作者。仔细分析中国的两位草根皇帝刘邦和朱元璋，就能够发现，他们是在中华文化面临危机的时代挺身而出的。中国的农民是最能理解中国文化精髓、捍卫中国传统的一批人，他们是孔夫子传统的最好践行者。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什么时代开始变得激进了呢?是从李大钊开始的。康梁还不是，他们都是老派的士大夫，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也不是，他们带有西方的一些因子，但骨子里还是中国式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背离共产党的周佛海等人不能坚持共产主义也在于他们身上中国的传统因素太过浓厚。蒋介石和汪精卫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个极端，要么做强者，要么与强者为伍。共产党的成功是中西合璧式的成功，一个根基就在于中国的农民，这个力量是爆炸性的，是中国传统力量中最具革命性的一支。另一个就是学生，五四运动的弄潮儿就是他们。国民党的学校用西式的教育源源不断的为共产党提供生力军。共产党打仗靠的是农民，宣传鼓动靠的是热血青年，两个轮子走路，靠革命理想联系，这是中国革命的中国模式。而最好的粘合剂就是毛泽东。中共的领袖中兼具农民和诗人特质最明显的就是他了，也只有他能带领看似截然相反的两帮人创造了人间奇迹。
苏联的共产主义靠的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理论自洽后达到的现实成果。也正是如此，苏共内部的理论争论才如此多，苏共的分裂历史才那样久，他们决心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之时，就是他们解体的开始。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在革命时代，毛泽东能够让农民和知识分子各司其职，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矛盾就无法调和了。毛泽东在生活上是照顾知识分子的，在思想上是与农民站在一起的。但最终矛盾还是要爆发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就是红区与白区的矛盾，是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矛盾，这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由谁领导的问题，关系到社会革命的成果由谁分享的问题。中国农民的最大问题是只会打江山不会坐江山。毛泽东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毛泽东传统的烙印，时间将会转变中国的知识分子，至少现在看来这种遗产还在延续。
邓小平的传统是另一种形式的调和：让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给农民现实利益，让统治阶层向士大夫转型。老实说，在一定的阶段这种政策是奏效的。靠着白猫黑猫说，摸着石头趟过了河。但89年那场风暴证明：想要调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是不现实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实力对决。目前中国的形势也是邓小平传统的延续，就是在各种利益集团博弈中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让每个派别都有生存空间，大家都按照规则行事，不能乱了规矩。但在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晦暗不明的今天，调和主义是行不通的，最终中国还是有再一次的对局。毕竟中国有太多的房奴，房子已成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何新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哲学。确实在逻辑思辨上，中国与西方差距过大。靠着实践和空间编织的哲学，西方引领了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但我总相信人是世间的根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伦理教化将是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是需要农民和诗人一起来开拓的。毛泽东是一位先行者，他创造了巨大的哲学场，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行为主义哲学家。缔造了中国全新的哲学后，我相信中国梦会变成世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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