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与学而思磋商

江西井冈山 2016-5-24

　　这是笔者2008年前后草就的一篇文章，由于怕被反毛份子利用，给左派添乱，一直弃之“我的文档”里，重装系统时险些被删了。今天江西造反派和毛派网友在《516通知》发表50周年之际，召开“文革研讨会”，笔者将《探讨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文做了些修改后，献给研讨会，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任大家去评论吧。

　　我一口气读完了‘学而思’先生七万多字的“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一文，从文字中看出作者对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事业一片赤胆忠心，与本人产生共鸣，对于毛主席在文革中丰功伟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是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原因完全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和红卫兵、造反派”头上，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欠公允的。为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即使红卫造反派愿意背这个黑锅，那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不利于总结文革的经騐教训。

　　三十年来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对‘文革’争论从来就未停止过，统治阶级恨它，恨得咬牙切齿;劳动群众盼它，盼它何时再来一次。右派精英定它为‘十年内乱’要彻底否定它，这是右派上台后以自己的好恶而做出的结论。他们上台后三十年的实践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这个结论。夺得了政权，并非就夺得了真理。不管他们是多么其势汹汹不可一世，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

　　自九十年代未新左派知识分子顶着压力冐着风险开始开始探讨、研究‘文革’，这总算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听到了一点受害者的申吟。时致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左派几乎可以大声疾呼了，但也只限于几个的网站上，在大量网站上被过滤、被封杀，在平面媒体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话语权。即使如此，左派阵营内也发生了严重分岐。毛派的分歧，不在政治分歧本身，而在政治分歧之外，无非名利二字，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到此打住。而‘学而思’的文章则属另类。有的网友将其划为‘老左派’我认为还是比较合适的。对于‘老左派’，张宏良先生早有比较洽如其分评价，这里就不多说了，不管怎样，总是左派吧，我们应该欢迎和我们并肩战斗。但是有些是非还是要讲清楚地。

　　现在网上大多数左派的观点是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肯定文革的及时、必要和深远影响，对‘文革’也有错误则讳莫如深，谈及的人很少，即使有涉及到这方面的文章，但也未触及到要害。生怕自己也滑到右派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而‘学而思’的“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文章则直言不讳的涉及到了这方面问题，但是，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为了总结文革、总结历史、总结教训、以利再战。我们不能不澄清某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和‘学而思’先生相反。

　　我的见解如下：

　　文革中的若干决策是不是有错误呢?可以肯定的说‘有’!否则的话也不会毛主席尸骨未寒就将无产阶级政权给丢了。这不能只怪叛徒、右派阴险狡滑，这要从内部找原因，从文革中和文革前的若干决策中找原因。

　　一、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清查了谁?

　　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到底清查了谁?可以说拥护走资派上台的社会基础一个也没查，而且将清查的大权交给了那些根正苗红、死灰复燃的保守派。他们把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查得鸡飞狗跳，将大部分造反派关进牛棚，它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集结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被彻底打散，从那时候起，可以说文革的左派势力已经不复存在。走资派上台后抓的一些人，只是一些在台上当‘花瓶’或被赶下台的造反派头头(笔者是其中之一)，他们根本就没有‘兵’。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冐着枪林弹雨向前冲的红卫兵、造反派已成为阶下囚、瓮中鳖。造反派是走资派的天敌，在造反派红卫兵大势已去的大环境下，政坛生态失衡，走资派如癌细胞一样泛滥成灾。毛主席逝世后，对走资派的所有威慑力量完全消失，当走资派壮着贼胆、战战惊惊搞宫廷政变的时候，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整个左派被打了个“闷宫”，左派中央首长也成了“阶下囚”、“瓮中鳖”。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呀!

　　二、军队支左问题

　　军队支左问题，搞文化大革命要稳住军队是非常必要的，以本人看，军队根本不能参与文化大革命，更不要说支左。军人参政对任何一个政权都是大忌

　　就拿江西来说，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以方志纯为首的领导班子集体撂挑子不干了，将一个省的行政事务丢给了群众组织，借此给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另人称奇的是，在67年1月——3月这三个月中，江西的社会治安、生产秩序井然，这是江西有史以来由群众组织管理的三个月，这不是因为江西造反派有高明的管理才能，而是证明了‘没有走资派的捣蛋和破坏’江西人民才能安生。这三个月的政权是中央没有认可的。我就想不明白：在这几个月中江西占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党政干部并不少，如杨尚奎、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韦新等，中央完全可以批准由这些干部和群众组成领导班子来指挥江西的革命和生产，可是中央并不这样做，而是将有官无兵的江西军区请来‘支左’。结果是这些人一插手地方，地方就乱，本来已经分崩离析的保守派，他们又将其重新收编起来，并发给枪枝，从此江西大乱，在江西军区的怂恿和指挥下打死江西造反派、红卫兵300多人。为讯速结束这种乱局周总理曾九次接见江西代表。为了结束这一乱局，中央又将6011部队和程世清派到了江西支左。

　　程世清也不是生活真空中神仙，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军人，他有他的好恶和观点，他和江西的造反派只有不到半年的蜜月，他是67年8月末来到江西，68年的3月他就变脸了。他搞的‘三查’比中央的清理阶级队伍提前半年时间。先反‘极左’再搞‘三查’，后反‘四七意见’，接着组织攻打‘洪都’，将3000多工人下放，将大批造反派关进牛棚。前后仅半年多时间将江西的造反派彻底打散搞垮。江西的三查倒底整了多少人、关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小民无从知晓，就本人单位一个400多人的小厂，竟关进牛棚40多人，受害者达10%，大部分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有些历史问题的职工。

　　致此，程世清在江西成了至高无上的土皇帝，他放个屁下面的一些哈巴狗都得用纸包着彺下传达。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将一个造反派头头送进牛棚，他的一个指示就可以使一个无名小K当上委员、书记、常委。程世清的专横拔扈连文革前的老书记都望尘莫及。程世清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身着解放军这张‘虎皮’，手握着中央的‘上方宝剑’，从而不把江西任何人放在眼里。

　　此事追根求源，还是要追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身上，不应该让军人插手地方政治，应该相信地方干部是能够治理好地方的，即使被群众批判过干部(如江西的白栋材、黄知真)能够占出来工作并接受群众的监督，也比程世清这样的军人好得多。中央没必要让程世清这样什么都不懂的军人出来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

　　这也是马后炮，是总结经验教训而已。如果毛主席不派正规军队来江西平定抚州叛乱，江西造反派红卫兵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当然，军队“支左”是起因，军人乱政是后果。

　　其实存在这样问题远不止江西，即使有些省份已经实现了三结合的地方干部也先后垮台，统统换上军人当一把手。如：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四川的二刘、黑龙江的潘复生、广西的李再含等。我近期看了无锡陆渭文同志的‘古稀之年的哀叹’一文，引起我强烈共鸣，一月风暴后的无锡的党政领导和红卫兵造反派是多么好的干部和群众，忠实地创造性地按着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行事，很快就将无锡的局势稳定下来了。然而，到67年的春夏之交支左部队一插手地方文革，地方马上大乱，华东地区分裂成所谓‘好派、屁派’，‘天派、地派’无不和支左部队有关。许世友老将军戎马生涯一辈子，让他管地方政府就勉为其难了，如果让他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更是‘张飞使针，大材小用了’。整个文革中的华东乱局无不和许司令有关。许司令是拥毛的，也许他并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但是，许司令是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会搞军事运动而不会搞群众运动。动不动就要‘枪毙’这个，‘枪毙’哪个{他曾说：不看在老杨(杨得志)的份上，我毙了他(王效禹)}，十足土匪派头，让他指导华东地区的文革能不出问题吗?这不能不说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失察。

　　直到9.13事件后，中央才有所省悟，匆匆忙忙要改变这一状况，但时过境迁为时已晚，这时的地方干部的“领军人物”已是邓小平，而不是毛泽东了。这能说不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吗?

　　三、群众组织

　　王力雄先生曾有篇文章说毛主席搞的文化大革命“只破不立”，我觉得王先生说的也未必对。其实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立，626指示、赤脚医生、五七干校、样板戏等都是立。只是有个根本问题他没有立，就是十六条中倡导的群众组织没有立。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十六条发动起来的群众组织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这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组织’，自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所谓‘组织’就成了共产党的专利，其它人谁也别想沾边，轻者坐牢，重者杀头。然而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全会制定并通过的十六条，却开了个先河，用现在右派时髦的话说：就是开了‘党禁’。也唯有这一条，文化大革命才能发动得起来，各种各样的‘组织’如雨后春笋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在两、三个月内形成摧枯拉朽之势，给中国的官僚主义体制、修正主义、走资派以极大的冲击。这些组织除了毛主席之外什么都可以反，这种民主与美国的‘只反总统不反老板’的所谓民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由统治集团的第一把手领导人民大众反对体制内的统治阶级的大民主的形式，开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先河，也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尝试，然而，‘巴黎公社’失败了，毛主席的尝试也失败了。究其失败的原因，是军内走资派利用党中央毛主席自1967年夏开始调整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属之机，将誓死愿以生命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彻底打散，大部分造反派被关进‘牛棚’。运动中形成的大小小的群众组织荡然无存，走资派将这一成果延续至今，当今的左派无论怎么折腾，不能成立组织，都是一盘散沙。

　　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与五一六通知一起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我就是冲着这两个文件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作为党的文件，它应该是对百姓的一个承诺，然而到了68年的时候，这一文件实际等于废止。其重要标志就是将文革中成立的群众组织搞垮了。

　　毛主席曾说“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按着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应该将文革中产生的群众组织依法律的形式给固定下来，做为对党和政府官员的监督、制衡和后备军。

　　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准许有派别和组织，不准许有不同的思想存在，这个社会和国家必将成为一滩死水，毫无生机，在污泥浊水中滋生各种霉菌和病毒，乃至蛀虫。

　　我们国家有政协和人大，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实际是一些老人休闲养老的地方，名人集会的地方。试想一下将这些群众组织头头都推选或吸收到各级人大和政协里去，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那绝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党政机关的监督机构，那个干部敢乱来。如果北京人大、政协和全国人大、政协也是这样的机构，那个敢搞‘宫庭政变’?

　　68年将群众组织搞垮，就是废除了文革左派的武功。试想没有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头头进革委、进党委，也不过是一个新官僚而已。这样的官僚何其多，还要你造反派进来干什么?

　　四、共产党这个组织

　　右派上台后清算文化大革命时打出的一面大旗就是‘组织原则’。这个组织原则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是对付国民党的重要手段。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个组织原则是拿来对付谁的呢?是对付百姓的?是对付非党民众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成了特殊于民众的利益集团。从这点上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这种组织形式的反动性。毛主席也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造我们的党。

　　但是毛主席在文革中未有解决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在毛主席逝世后这个党失去了主义和信仰，这个没有主义和信仰的党就变成了邪教，这个党的总管就成了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它的成员要绝对忠于这个组织的‘老头子’，你可以背叛信仰、背叛理想、背叛主义，但是，不能背叛‘老爷子’。以此为标准来清查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和事，将大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给划为另类或三种人。这个党就如毛主席所说的变成了‘反动的党、法西斯的党’。

　　文革中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实就是对这种组织原则的最大的冲击。这也就是王力雄先生所说的‘破’。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被右派哭哭涕涕批了30多年，可以说如丧考妣，可见‘踢开党委闹革命’捅了‘马蜂窝’，捅到了走资派的要害之处。其实‘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群众起来打碎了共产党的陈旧的‘组织原则’，使官僚资产阶级失去了专控权和棲身之地，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闪光的亮点。然而在68年之后，这样一个旧党组织却原封未动的恢复了，以至文革中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逐渐被淡化或代替了。

　　为此，在68年秋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曾发起过反复旧运动，但是，由于毛主席当时未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者是出于全局的形势的考虑，将这一运动给压下去了。使这个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问题未有得到解决。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个被‘邪教组织’控制了的党，这个党就像‘牛皮癣’一样癞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你想甩都甩不掉它。有这样一块‘牛皮癣’癞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未来若干年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中国人民的灾难还在后头。

　　中国的劳苦大众不能没有共产党，为了保证党不变色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怎么样改造共产党，毛主席已经给我们开出了药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四大”也就失灵了，怎样保证“四大”实施，归根结底还是无产阶级政权问题，其实，无产阶级专政和“四大民主”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放而兴，因收而败。左派同志要思考研究这个问题;中国当政者也应该思考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不是说要‘改革攻坚’吗，看他们怎样攻这个坚。弄的不好，共产党的命让中国的汉奸卖国贼给革了!

　　五、文革后期大量启用骑墙派、乘凉者

　　毛主席临终前谈到老中青三结合时曾说“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有人要问，毛主席所说“好的”，是不是就是骑墙派呢?问的好!是的，不然的话文化大革命也不会失败!华国锋、倪志福、陈永贵、纪登奎、汪东兴等哪个不是“好的”“花瓶摆设”;哪个不是到“大树下面来乘冷的”，大树既倒，有谁能为大多数穷苦百姓撑起一片天?没有!怂包软蛋、乱臣贼子充斥朝野;判卖钻营、栽脏陷害一时成为时尚!

　　……

　　中华民族酝酿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才产生的一次文化大革命，难道连一个英雄和领袖都不会产生吗?回答是否定的!无产阶级的擎天柱在哪里?!在文化大革命火与血的斗争中产生的造反派红卫兵中!但是由于毛主席晚年在病中制定的政策和策略的失误，以及共产党中走资派的摧残和镇压，中华民族的脊梁被“消灭在萌芽中”，这种镇压不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六四的坦克、21世纪大审判，是中国走资派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继续，经过这样的逆淘汰，中国政坛还剩下的就是一批酒襄饭袋和一大把软骨头了!在68年至76年这种现象弥漫于全国各省、市，直至中央。74年江西造反派被召到京西宾馆，多次接见我们的中央首长有王洪文、华国锋、倪志福，从他们多次对江西造反派的训斥中我们知道他们对造反派红卫兵是厌恶的，对于有见的、有水平的造反派是排斥的。王洪文批判过上海的潘国平、江西的曲凤亭、李九莲、广州的李一哲。被批者的才华、事迹、独到见解和“敢上九天揽月”的斗争精神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他们在中国无论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都无立锥之地。

　　但笔者深信这决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也不是毛主席对“骑墙派”、“乘凉者”的赏识，而是文革中策略上的一次重大失误!毛主席赞赏的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而不是躲在阴暗角落里“争春”的夜貓子。

　　启用什么人，也就是依靠什么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种价值观取向，骑墙者就是一种可进可退的价值观，给个人预留了一条后路，大限来时他们首先想的是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什么信仰、主义、人民都是“扯蛋”，哪里还会有“五不怕精神”。真正有五不怕精神者被边缘化，被关在监狱里。在“十月里响春雷”，雷声传到监狱的时候，江西的优秀红卫兵李九莲、钟海源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这是右派政变!”结果一个处决后被奸尸，一个被挖活肾。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李九莲、钟海源是被江西的造反派头头xx、xxx首先合谋送进监狱的;是叛徒华国锋和江西的走资派合谋送上断头台的!xx、xxx充当了“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这个角色。

　　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央的警卫权十分重要，谁掌握了这个权，谁就有可能左右天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暴露出他这个“骑墙派”的嘴脸，自九届二中全会到毛主席逝世有六年之久，岂可让这样的乱臣贼子、软骨头长期留在中央警卫团，最后连毛主席的妻子、侄子都成了他投靠的见面礼。这能说明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吗?

　　这是重用“骑墙派”的后果。

　　六、接班人中途换帅造成严重后果

　　76年10月13日我第一次听说中央发生宫廷政变时，我的脑子首先是一片空白，紧接着就产生个‘怨’字，怨毛主席不应该‘指定接班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华并不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应该给后人留下一个选拔接班人的制度。毛主席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以至让华国锋等几个阴谋家、野心家的‘宫庭政变’得逞。从而丧失了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后来发现我的这种想法有问题，笔者特别关注左派“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有毛主席“无奈论”、有林彪失事后“权力真空论”、有“左派无能论”、“文革反对派强大论”，有“文革根本没有失败论”，有的人甚至说这是“毛主席的又一伟大战略部署”……，以上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未论到问题的要害，包括笔者以上几论只能是丢掉政权的远因，而非更直接的近因，我认为74——76年党的领导人几次中途换帅酿成严重后果——给野心家、阴谋者留下了谋权篡位的空间。

　　913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内形成四股力量格局：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以华国锋为代表的“骑墙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人势力;以邓小平为首的坚定的反文革派。这四股势力是一个不稳定的四边形，代表四个利益集团，都要问鼎毛、周、朱后的中央政权。在中国历朝历代权力交接期都是诡秘、敏感期，即使父子兄弟都会兵戎相见。就在这期间重病在身的毛、周老人家频繁试用“中央主持人”，视王洪文为“刘盆子”，拿下来，换上邓小平;又因邓“永不翻案靠不住”拉下马，又换上“聪明不惷”的华国锋。“中央主持人”实际就是王储、摄政王或总经理这么个角色，而不是类似董事长的掌门人。国不能一日无君，毛主席逝世后竟有二十七天“君位虚置”，这给阴谋家、野心家谋权篡位者留下了时间，国家岂能不出大乱子!如前文所述华国锋是个“骑墙派”、软骨头，软骨头是不可能自立门户的，只能投靠。“骑墙派”在某种条件下即使不是野心勃勃，也是贼心不死，华在二十七天里有充分的时间实施叛卖活动，江青等左派就这样被当作投靠走资派的见面礼了!从而完成了叛卖交易，四股力量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华在叛卖别人的时候，也将自己卖掉了。

　　“国不能一日无君”，就是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党的主席怎么可以二十七天虚位。

　　国人都知道，启用华是出于政治平衡稳定大局考虑，笔者认为大局首先是稳定，其次才是平衡。稳定的第一当务之急，就是将掌门人先稳定下来，让觊觎权柄之徒没有施展阴谋的时间。

　　73——76年这一敏感期“主持中央工作”三易其人这给阴谋家、野心家谋权篡位者留下了施展阴谋的空间;党的主席二十七天虚位这给阴谋家、野心家谋权篡位者留下了施展诡计时间。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毛主席是伟大的智者，什么事都让他考虑到了，就在接班人交接班程序上出了这么一个破绽，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给丢了!用千百万烈士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江山瞬间灰飞烟灭，这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千古憾事。

　　七、共产党的接班人任期、选拔、监督、罢免制度不完善。

　　‘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领袖人物是在大风大浪中产生的，不能由谁指定，也不能自封。这个意思在十六条中规定了的，毛主席也在不同场合强调过这种精神。毛主席一生指定了几个‘接班人’，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可见他老人家对选接班人的挑剔和慎重，最终还是未选到一个合适的，而被坏人钻了空子。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他错就错在他没有留下一个对领导人的任期、选拔、监督、罢免制度。

　　我以为接班人的条件固然重要，而对未来的领导人制约和监督更重要。也就是说要有选拔的机制、监督的机制、罢免的机制、任期制度。前文谈到政协和人大，将选拔提名权交给党中央、选举权交给人大，将弹劾、监督、罢免权交给政协。共产党的组织从中起领导协调作用，但，不能包办代替。在中国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并不多，多数是信仰者和追随者，只要他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忠诚信仰者，操守好，有一定的才干就可以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接班人，但是，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行也能换下来，废除终身制。

　　左派批法律党的“程序正义”是坑害弱势群体的陷阱，这没错。但是作为国家的权力交接必须得程序正义，必须执行游戏规则。

　　作为一种制度(游戏规则)就必须讲程序正义，文革中对刘少奇、林彪的处理是由弹劾到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并作出决议，程序正义。王洪文通过十大上位，程序正义，而73——76年这一敏感期“主持中央工作”三易其人在古今中外政坛上也很少见。

　　宣统皇帝三岁登极还坐了三年皇帝;阿斗那么的昏庸也坐了十多年蜀中王。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接班人王洪文怎么就连一天的党主席都当不了呢?笔者认为，不但王洪文可以当一届党主席，毛主席所选的几个接班人都可以任党的主席，问题不在于接班人的能力大小，而在于四种力量的政治格局不能突变，中国共产党的任期、监督、罢免制度必须完善。

　　文革是个大破大立的过程，选拔接班人、稳定政权的机制没有在斗、批、改过程中建立起来，是丢掉无产阶级政权的近因。

　　八、造反派红卫兵应承担的责任，责任重大，但不能承担文革失败的全部责任，也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恕暂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结束语

　　笔者从文革派内部总结出八条文革失败的原因，其中七条是从67年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派生出来的，是7.20事件迫使毛主席重新调整文革的“战略部署”的，向军人让步，由“放”变“收”，首先违心的处理了王、关、戚，并无奈的喊出：“还我长城!”的呼声，紧接着向林彪让步，抓捕杨、付、余，将军委办事组交给了林彪，至此军队的文革权全面失守;不仅如此，还将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造反派红卫兵全部交由军人处理……;为了召开九大又处理了红卫兵“五大领袖”。

　　大家不妨考查一下笔者所列的七条，几乎条条与毛主席这一“战略调整”有关。毛主席这一“战略调整”的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从文革后毛主席的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中得知：毛主席在7.20事件后反复吟诵唐.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由此不难理解毛主席在作出这一重大“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内心是多么的压抑和痛苦。戚本禹同志是这一“战略调整”的第一个受害者，江西，乃至全国的造反派红卫兵没有受到伤害和影响的有几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者又有几个?最后落得个“似大厦倾”、“似残灯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有些失误是可以挽回补救的，只有政权易手无可挽回，无产阶级再想翻身只能从头来过!即使再用2000万革命志士的头颅和鲜血也未必就能挽回无产阶级政权!

　　这个结论显然过于悲观、颓废了，在历史长河中这仅是个插曲：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她的精神永存!她的影响永存!谁曾料到她在西方开花，却在东方结果，不到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几乎复盖了东半球;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她的精神永存!她的影响永存!她在中国开花，她又有可能在北美、南美结果。也许不要半个世纪社会主义会复盖全球;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失败并非都是坏事，失败是“照妖镜”，他让善良的人民看清了一切牛鬼蛇神的原型;失败是“净化剂”，漫天的冰雪冻死了那些在文革中寻骚觅臭、闹哄哄的苍蝇;失败是证明书，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是多么的英明正确;失败是“播种机”，将文革的种子深深的播在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心中，不要很长的时间，必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虽败犹荣，文化大革命的壮举必将引领未来若干世纪的世界历史潮流!

　　十月政变后40年修正主义份子把国家和民族折腾到危亡的边缘，在党内、外形成了一个汉奸卖国利益集团，他们拥有经济、舆论大权，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向敌国输送利益、盗卖国有资产、围剿搞臭爱国者、对爱国者进行反清算……。当务之急不是争论什么“主义”的问题，而是民族救亡图存问题，左派应该高举爱国统一战线大旗，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只要爱国并和汉奸卖国贼划清界限都要联合起来，投入爱国救亡运动。在体制内、外我们要找同路人，而不是找“靠山”，也有些“毛派”在体制内、外专找敌人，不找同路人，不是怀有私心的搅屎棍，就是混进毛派队伍中敌对分子。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不分门派，爱国也无须谁批准。

　　2015年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全国统战会议，将左派据之门外，有些左派心里很不舒服，右派也借机冷嘲热讽。造反派遭冷遇是从文革后期开始的，并不是习近平的发明，我看我们知趣点吧，不要“带着孝帽子进灵棚——硬装亲门近支”了!

　　当今毛派应看清未来大势：争民主争自由是世界潮流;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游行示威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什么特色都阻挡不了历史车轮前进!毛派应该顺势奋起力争，不要把希望奇托在任何人身上，没有自强、自立、自信，总想依附权势过日子，是没有前途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导师和舵手毛主席早已离开我们，“奉旨造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老人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如何传承下来全靠我们自己了。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现在叫什么专政?不要脑子进了水，把教条拿来生搬硬套。《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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