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为什么会被革命

张志坤

　　在人类近现代革命史上，许多著名的革命党往往都演绎蜕变成为可怜的被革命的对象，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在国外，比较经典的例子应该是苏共。苏联共产党所发起的革命，其世界意义与人类影响有目共睹，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史上的重要一章。但是，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这个革命党却发生了缓慢却坚定不移的变化，那就是革命性日渐消退，直至最后沦为可怜的被革命的对象，以惊人的速度崩溃并退出历史舞台。

　　在我们中国，堪称为典型的是中国国民党。想当年，国民党也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为国为民不惜流血牺牲，写下许多留芳青史的英雄诗篇。但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国民党也很快就堕落了，堕落的速度其实远超苏共。所以虽然嘴上依然高喊革命，但事实却很悲哀沦为被革命的对象，同样被无情地赶下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曾经为国民党二把手的汪精卫可谓是其中的一个个体缩影。想当年，这位反抗封建专制的志士何其豪迈，“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诗句就是今天读起来，也仍然令人神往，使人不仅神驰作者当年之倜傥风流。可滑稽的是，仅仅二十多年过去，此公就成了中国的头号汉奸。造化竟是如此弄人，不可琢磨。

　　上述中外两个政党都是有名的执政党，大致也走过了一条相似的历史轨迹，都曾在肇兴之初生龙活虎地“革”他人之“命”，而几十年过去，变成被别他人所“革”者，或者丢政治性命，或者命悬一线、不知归宿，这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一定非常丰富。因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革命党为什么被革命历史命题，这不仅相当有趣，而且也相当有意义。

　　革命党之所以被革命，一个必经或者必须的环节，是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实现这一转变之后，党的手里就掌握了大量的公权与资源，由此而来，历史角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原来的革命党就可能发生如下三种变化：

　　一是许多革命者自身发生蜕变

　　一些人在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原来的理想与信仰开始淡化、虚化、假化，最终沦落成为一个装饰与一件外衣，徒以冠冕堂皇的形式存在而不能成其为内在的品质。这样的情形，国民党与苏共内部都曾大量发生，任何其它执政党也不例外。历史上李自成是这一蜕变的典型，因为他带头蜕变，所以他率领的农民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把历经多年战争所锻造出来的强大战斗力一扫而空，他的曾经十分强大的军队，几乎眨眼间功夫就沦落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概而言之，革命者以斗争为使命，需要流血牺牲;而执政者则以生聚为宗旨，需要致富生财，在这样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角色转换过程中，一些革命者蜕变异化就在所难免，所差只在多少而已。

　　二是李鬼泛滥其间

　　革命是一个严酷的优胜劣汰的过程，做革命党人是抛头颅、洒热血的事情，这其中没有阿谀奉承之辈与投机拍马之徒的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这些人请都请不来，因为弄不好就要遭遇横祸，历史上无论中外，革命获得成功的比例并不高，而能够最终看到革命成功那一天的革命党人更也为数不多，革命者干革命，可谓是血雨腥风无有涯。这构成了历史政治的自然清汰机制;但变成执政党则完全倒过来，这时手中大权在握，掌握着公共资源，于是趋炎附势之徒争相奔走前来，挤进这个队伍，以分得一杯羹，自然清汰机制失效了，队伍内部很快就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时间长久了甚至还会螺壳蟹居，虽然表面上还依稀旧容，但实质已经截然不同，李鬼泛滥，充斥其间上下。

　　三是经历一个为钱而疯狂的时期，沉沦在金钱物欲之中

　　国民党建党晚于苏共，而则堕落早于苏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抗战胜利后发生的大“劫收”，在这一个骤然而至的历史转折点上，差不多整个国民党上层都沉浸在金钱与物欲的狂欢中，号称“五子登科”;而苏共则是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把执政者的特权放大蔓延，导致出现了一个顽固的既得利益官僚阶层，这一阶层盗用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名义，炮制着有组织的谎言，厚颜无耻地进行着掠夺行动......这样的行动甚至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改头换面地以私有化的名义进行。

　　经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发酵，于是，当年的革命者，也就是现如今的执政者，就沦为人民大众与社会、历史的对立面。当此之时，执政者的人民性就要严重流失，而原来所奉行的革命理论只不过就是一块道德与道义的遮羞布，成为一块政治招牌;就要出现一系列政治上的失败，执政能力发生多种多样危机;就要毛病百出，社会群体事件也此起彼伏、日甚一日......于是被革命也就在所难免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规律。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历史的宿命与轮回，这样的轮回屡屡发生，所差只不过是周期长短而已。

　　这样的历史教训总是为聪明高尚的执政者所汲取，他们往往致力于改变或者改写这样的轮回，其所努力的方式与方法有很多，但核心的要义，还是如何保证执政党的革命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因为没有一定的革命性，就不会具备相应的革命精神，而一个失去了革命精神的政党，则很难不走上历史的下坡路。所以，继续革命的命题十分地沉重，能够抓住并托举这一历史杠杆的人，古往今来也没有几个。

　　说了这些，难免使人消极，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变相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对历史也许并不应该这样悲观，许多事不妨顺其自然，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内，自古没有不亡之国，任何事物最终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党自然也不例外。就此，我们不妨用几句古诗做一个安慰性的结尾：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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