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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歪打正着 墓碑展示的历史真相——百问杨继绳之24

贺合林 · 2016-06-1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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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人十年磨一剑,杨继绳八年造一“碑”。功夫相同,用心不一。杨继绳不惜花费八年时间费尽心机弄虚造假打造出的有如重磅炸弹的《墓碑》,把毛主席诬蔑为“五风”和饥荒的始作俑者,企图用它炸毁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没想到歪打正着,竟然展示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段历史真相,使这颗炸弹正好炸到了自己。

鹤龄:歪打正着 墓碑展示的历史真相

——百问杨继绳之24

——贺合林——

  批《墓碑》系列帖标题更名说明:

  感谢乌有之乡网刊,使我的《墓碑作者杨继绳必须向世人说清的几个问题》得以一路绿灯的按序发表。原来只准备向杨继绳提几个问题,因此就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没想到一开问,便发觉要问的很多,且呈越问越多之势。现已问了23问,还得继续往下问。这样一来,很明显,标题中的“几个问题”已经不能表示其意;加之杨继绳至今未作一答,“必须回答”也成了一句极不现实的空话。故将这个标题更改为《百问杨继绳》。这里的“百问”并非实指,表示的意思是“问之多”、“不断的问”、一直问到没有要问的问题为止。至于杨继绳的答与不答,那是他的事,没必要逼他。他不答也是好事,《百问杨继绳》至少可以成就他一个“百问不烦、百问不答”的“美名”吧。

  歪打正着《墓碑》展示出的上世纪的一段历史真相

  古人十年磨一剑,杨继绳八年造一“碑”。功夫相同,用心不一。杨继绳不惜花费八年时间费尽心机弄虚造假打造出的有如重磅炸弹的《墓碑》,把毛主席诬蔑为“五风”和饥荒的始作俑者,企图用它炸毁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没想到歪打正着,竟然展示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段历史真相,使这颗炸弹正好炸到了自己。

  这个真相是什么?我们无需引出太多的其他资料来铨释,有杨继绳《墓碑》中的《潘、杨、王事件》就可以说明问题了。所以,本篇主要以经过梳理(文章段落顺序上的调整)的《墓碑》原文进行述说,从中展示出这段历史真相——与杨继绳所要表达的历史“真相”截然相反的历史真相!

  一、事件的两个主要人物

  《墓碑》第一章的第二节写了一个《潘、杨、王事件》。

  这篇文章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叫吴芝圃,一个叫潘复生。

  潘复生原是平原省的省委第一书记。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原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王庭栋随潘一道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

  吴芝圃是河南人,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一般情况下,一把手调走,二把手很可能接任,而接任的却是外地干部潘复生。所以,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

  二、毛主席批“小脚女人”是怎么回事  

  潘、吴的政见不同,使得二人的矛盾加剧。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墓碑》有这么一段文字:

  《墓碑》: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杨继绳此说用心险恶,他把毛主席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一语搬到这里当成是批评潘复生等人的“三年完成”,反推出毛主席支持吴芝圃的“一年完成”。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所载马社香的文章称(附文):

  “毛泽东1955 年5 月17 日召开十五省书记会,明确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收缩方针,中央农工部立即对此进行了相关的检讨和调整,重新制定了计划。6 月14 日,在毛泽东出外视察未归的情况下,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1956 年在现有67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到100 万个的计划。刘少奇在会上说,明春发展到100 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毛主席提出的计划是发展到130万个,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则要砍掉30万个。我赞同马社香的意见,邓的砍30万个是不对的。因为毛主席提出1956年发展到130万个,并不是全国农村可以在这一年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而只是保障了“三年完成的中央意见”如期完成。众所周知,我国农业合作化是完成于1957年,历时还不止三年。

  邓子恢则始终认为自己的砍是正确,并与毛主席发生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毛主席不得已,这才对他提出了是“小脚女人”的批评。

  三、吴芝圃大行“左道”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主持工作,给他推行自己的“左道”大开了方便之门。

  上节讲过,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吴芝圃是主张一年完成的。

  《墓碑》:在合作社规模上,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墓碑》: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

  《墓碑》: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

  《墓碑》: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墓碑》:1957年7月(17-21)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

  四、潘复生全力纠极左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

  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 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他们的主张,与吴芝圃的主张针锋相对。

  潘复生恢复健康主持工作后(《墓碑》没有交待具体时间,推测应在1957年第二季度以后),发现问题非常严重,立即着手纠偏。

  《墓碑》: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

  五、吴芝圃累批潘复生  

  《墓碑》: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扩大)全会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请看: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的《宣传要点》,8月即被“省委五次(扩大)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省委”7月发的关于“反右斗争”文件,8月便被“全会”批评并决定立即收回。可见潘、吴之间斗争的激烈。为什么“省委五次(扩大)全会”压倒了“省委常委”?分析的原因,很可能是吴芝圃以在“全会”中的人多势众,压倒了潘复生在“常委”中的人多势众。也可能上层有支持他的势力。

  《墓碑》:“1958年5月(5日-23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

  这里的“因病”,我以为应该补上一个引号。

  《墓碑》: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

  毛主席是怎么表杨吴芝圃的?杨继绳没有下文。

  六、毛主席“保潘”无能为力

  《墓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不管毛主席把潘复生与谁并提,但是:面对吴芝圃气势汹汹的批判,“潘复生是好人、不是闹分裂”的表意却十分明确;面对有人坚持“处分是正确的”,“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也十分明确的表示了毛主席的态度:不处理!

  一句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是坚决保护潘复生的。包括丁玲、古大存、陈再励在内,毛主席主张都不给处分。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的这些主张都没能实现。他的这一席话放了空炮,打了水漂。

  七、总书记“助吴”一言九鼎

  吴芝圃不会不明白毛主席这一席话的含意和份量。这当头的沉重一击,使得他对于借这次会议置死潘复生的计划没了底。于是,《墓碑》中便提供了这样一则信息:

  《墓碑》: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前面讲过,吴芝圃在大会上是发了言的,发言的内容中,也向大会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在会后向邓小平汇报河南党内斗争呢?分析:一种可能是,在大会发言以前向邓汇报的,先向邓备好底;另一种可能是,在大会发过言又听了毛主席发言以后才向邓汇报,因为心里没了底。

  不管怎么说吧,会议期间的会外私晤总是不太正常的。不找别人而找邓汇报,说明他的所为,此前就是得到邓支持的,两人早就有共同语言。

  更重的是,邓所说这句话的一言九鼎份量:无异是给吴芝圃吃了一颗定心丸!一颗具有特效的定心丸!

  “真理”果然站到了吴芝圃这一边!

  总书记的一句话显了灵,毛主席的主张没实现!即此便可看出,当年河南的问题,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毛主席!由此是不是也可以推及全国呢?

  八、潘复生完败于吴芝圃  

  《墓碑》: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

  《墓碑》: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墓碑》: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墓碑》: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1958年7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

  九、吴芝圃浮夸放卫星

  《墓碑》: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事实上,在打倒潘复生以前,从合作化开始,主导河南的一直就是吴芝圃这个二把手。

  《墓碑》: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月到12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

  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标。1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墓碑》: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1958年3月8日-26日),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墓碑》: 4月(1958年),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2.9亩小麦试验田平均亩产达3530斤.

  《墓碑》: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墓碑》: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十、毛主席当头泼冷水

  《墓碑》: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着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标的2.4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在这段话里,杨继绳说毛主席“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可是,毛主席是怎么肯定的,却没有下文,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否定;杨继绳说毛主席“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可是,毛主席是怎么鼓励的?我们却看不到,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批评。

  “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难道这话可以算是肯定而不是否定,可以算是鼓励而不是批评!只要不是傻瓜就一定能明白,这就是否定、批评、泼冷水!

  “可能有些能做到……”,这能算是肯定!后面接下来的“可能有些做不到”,为什么要删掉它?

  “毛主席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担忧”表示的是什么语意?而且是多次表示了“担忧”!

  “可以让河南试验”,是面对迫切要求全面铺开的一种十分谨慎的表态:权当作个试验,仅限于河南,不涉及其他。

  “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岂不更好”意味着此前已有人在为吴芝圃叫好。遗憾得很,要是落实了毛主席这句话,1958年的大跃进至少就会推迟到1959年,如果河南不灵,很可能就没了。

  粮食增产的“四、五、八”,还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样的目标还能出“卫星”吗!

  “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没有前导和后续的这句话,表示的是按河南报的数字可以排全国第一,不等于肯定这个数字,也不等于认定这个全国第一。

  “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一句没头没尾的语意不明的话。

  十一、始作俑者不是毛主席

  《墓碑》: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蛹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毛主席是始作俑者吗?根据前面梳理过的《墓碑》的叙述,中央领导对河南问题有表态的主要是三个人:毛主席、总书记和谭震林。谭震林是盛赞吴芝圃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这里就不提他了。

  尽管杨继绳多处用了毛主席“表扬、肯定、鼓励”吴芝圃的语句,可是,怎么“表扬、肯定、鼓励”的?却都没有下文。《墓碑》还有一句“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同样,怎么称赞的也没有下文。

  然而,毛主席保护“右倾”潘复生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有杨继绳的《墓碑》的记录为证。毛主席对极左的吴芝圃的“批评、怀疑和担忧”也是千真万确的事,也有《墓碑》的记录为证。所以,我们有足够理由做出判断,毛主席绝对不是吴芝圃这个“作俑者”上面的始作俑者!

  那么,吴芝圃上面的这个始作俑者是谁呢?答案只能是:潘复生的反对者和吴芝圃的支持者!总书记邓小平曾发过支持吴芝圃的一言九鼎之话,这始作俑者,舍他其谁呢!

  附:

  毛主席为何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419/c85037-211995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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