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母讲,我的命是只花了五毛三捡回来的。
那是在我刚出生17天的时候,不幸患上了麻疹、肺炎、百日咳合并症,在当时是难治疗的大病。父母带着我到当时长春市最有名的儿科医生“赵小孩”那里看病,“赵小孩”遗憾地摇了摇头说:这病不好治,我能看,但是没有药,省军区司令的孩子得的也是这个病,但人家坐飞机到广州去买药了,你们要是也能赶紧去广州买药,这孩子也许还有救!
父母回家一合计,当时的往返飞机票大约500元左右,再加上药钱,在那时可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父母两人半年的工资,虽然按当时的政策,家里直系亲属有病时,单位可以报销大部分(好像是60-70%)医药费,但不能报销飞机票钱, 而我那时已经是朝不保夕、奄奄一息了,听父母讲,当时已经浑身一点点在变凉,只有胸口还有一点热气,父母还有姥姥都以为已经没救了,家里哭声一片。
当时我家住在长春百货五商店(现今的长春百货大楼)和市政府后面的建和东胡同,是一个由四栋日式二层小楼加一道木栅栏围成的小院。后面有一栋筒子式二层黄楼,有一位市政府的秘书住在这个楼,他下班时,路过我家门口,听门前邻居们在议论说这家的孩子快不行了,虽然素不相识,但他却赶紧进来看个究竟~在毛泽东的年代,党员、干部是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和办事,把百姓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不象现在,很多人只会耍嘴皮子说点子连猪都懒得听的套话空话大话。这位秘书大叔看见我还有口气,便说有一线希望就要抢救,于是他赶紧赶骑自行车返回市政府,打电话给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告诉说有一个重症患儿需要急救。母亲见状马上跑到工作单位(重庆路副食品商店),找来了单位的大卡车~1959年那时候,大卡车也是很少见的!
车到传染病医院,一群医生护士早就等候在门前,本来主治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已经下班了,医院接到电话后,赶紧派人都给找了回来。 对我进行检查后,立刻打上两针,我就昏睡了过去。
那时的传染病医院隔离很严格,四周是高高的围墙,由于在医院买饭价格相对高些,为了节俭,父亲便每天和母亲约定好时间和地点,互相呼应后,把在家做好的干粮扔过去。
就这样母亲带着我一直住了17天,我的病奇迹般的好了。到出院时,父亲从单位借了300元来结账,问医院要交多少住院费时,医院说五毛三!父亲以为听差了,如果是53元,的确是很便宜,要是530也可以理解,究竟是救活了一条命,那就得赶紧回单位再借钱。于是又疑惑地问道:“到底是多少?”医院确定地说,就是五毛三! 父亲惊诧之余,问为什么才这么点钱?医院说,这是采用这种治疗方案抢救活这类患儿的第一个病例,有实验性质,所以不收医药费,只收打针的手续费,每针1分钱!
要是在现在,遇上眼下这些就知道要钱的医院、不交钱就不给治的医生,肯定一命呜呼了!
为此,我总是说:谁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我肯定不答应。
此生之幸,就是曾经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年代。
真的怀念那个年代一心为民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干部,怀念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相互帮助、祥和安宁的社会环境;感恩那位至今还不知姓名的秘书大叔,感恩那些挽救我生命的医生护士们!
一晃50几年过去了。当年谁会能想到,这只用五毛三捡回来的一条命,如今却成了国内水生态与水环境科技领域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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