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20年曲阜之行探微

　　——为纪念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而作

　　刘大军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来到北京，先后组织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和平民通讯社，起草发表大量稿件、呈文、通电、宣言，进行多次请愿活动。正当驱张运动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却忽然于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直到5月5日才到达上海，在其间的二十五天里，毛泽东究竟去了哪里呢?

　　时至今日，关于毛泽东的作品浩如烟海，小到他衣服上的一丝一缕，细到他举止中的一颦一笑，都有许许多多浓墨重笔的细致描述，但是，1920年暮春季节里的二十五天，却在众多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和淡化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毛泽东曾经有过多次徒步游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与同学肖瑜游历湘中三县的经历，由于肖瑜写的《我与毛泽东行乞记》一书，最为人们熟知。而毛泽东此次是孤身出行，除了斯诺《西行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所著《毛泽东传》，据说是西方最受推崇的传记作品之一，书中写道：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

　　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蚕食。而此刻毛泽东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泽东说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

　　罗斯· 特里尔将毛泽东这次游览的日期确定为1919年春，主要是参考斯诺的《西行漫记》，而《西行漫记》的有关内容，是由毛泽东本人自述的记录而来;根据有关资料，毛泽东1952年重游曲阜，亲口谈及他曾于1919年来此游历。

　　但是，毛泽东的四封亲笔信，却将他本人的这一说法完全颠覆了：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毛泽东此信写于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之前。七舅是文正兴(1853—1920)，字勃生，号玉端。八舅是文正莹(1859—1929)，号玉钦。二人均为湖南湘乡唐家圫(今属湘潭韶山市大坪乡)人，时在家乡务农。润连即毛泽东二弟毛泽民(1896—1943)，字润莲。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　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

　　毛泽东此信写于1919年4月28日。七舅母是文赵氏(1854—1924)。八舅母是文赵氏(1855—1937)。均为湖南湘乡唐家圫(今属湘潭韶山市大坪乡)人，农村妇女。四舅是文正儒(1844—1919)，号玉善;五舅是文正美(1847—1922)，号玉里;十舅是立正华(1864—1930)，号玉森。均为毛泽东堂舅，时在家乡务农。

　　请注意信中表述的三个细节：

　　一、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于1918年8月由长沙前往北京之前，担心母亲“久病难治”，已经准备送到长沙治疗。

　　二、毛泽东于1919年3月12日自北京启程，14日到达上海，以当年火车平均时速二十五公里计算，正是北京至上海近一千五百公里行程的用时，不可能还有多余的时间游览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三、毛泽东此次离京实为公私兼顾：在上海处理即将启程的第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相关事务;“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无论于公于私，毛泽东都不可能有休闲游览的心情和安排。

　　其他还有两封信，因篇幅较长，现摘录如下：

　　惇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他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

　　弟　泽东。

　　一九二○，三，一四。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惇元即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1897——1976)，字惇元，湖南宁乡东湖塘镇朝阳村(清五都东湖塘石子冲)人，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张文亮，号闻谅，湖南湘潭人，当时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胡适之即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提倡文学改良，为当时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之一，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黎邵西即黎锦熙，(1890——1978)，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

　　邵西先生：

　　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同住连我四人。……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 敬问

　　近安。

　　毛泽东

　　六，七。

　　毛泽东的后两封亲笔信分别写于1920年3月14日和1920年6月7日，从中可以看到三个细节：

　　一、毛泽东在母亲文素勤因患淋巴腺炎病逝世5个月之后，仍然沉浸于丧母之痛当中，自责“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心情无疑是沉重而又苍凉的。毛泽东此时打算在“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做“自由研究”，除了他始终坚持先研究中国再研究世界的观点之外，似乎含有遵循传统为母守孝的意味。

　　二、毛泽东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由此决定“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重要发源地曲阜，自然应该成为毛泽东进行研究的对象之一。

　　三、1920年春，毛泽东在北京曾与黎锦熙多次会面，讨论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来到上海之后，致信告知黎锦熙，“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据此，可以确定毛泽东此次游览的日期是1920年4月11日至5月5日。

　　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钱钟书说：“自传是不可信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一种情况，由于年代久远，诸事交集，人的回忆往往模糊、含混、错位、缺失，这就需要历史资料的参考和佐证，使回忆更加正确，自传更加真实;另一种情况，自传者出于表白、回避、拔高、虚荣的目的，故意扭曲回忆，无视相关资料，像打扮小姑娘一样将自传任意涂抹修饰，人为造成了不可信的后果。《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出现差错，显然属于前者。

　　斯诺前来采访的时候，红军长征刚刚结束，陕北根据地正值草创，东征、援西、统战、抗日，说毛泽东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应该是毫不夸张的。他在没有任何资料参考的情况下，回忆的内容又是年代较为久远、极具个人色彩的事情，出现某些偏差也就不足为奇了。况且，这个偏差在客观上不仅丝毫不能对自传者产生拔高、粉饰的作用，反而使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初期的表现，作出“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的消极评价，因此，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毛泽东有意为之。

　　1920年的中国，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倡导文化启蒙、猛烈抨击封建思想的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孔孟之道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否定，陈独秀称其“是反民主的”，李大钊更是斥为“专制政治之灵魂”。此时的毛泽东，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各种流派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本着开卷有益的原则，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不管是旧学说，还是新思潮，都尽其所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据毛泽东本人回忆，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

　　就在这个毛泽东本人所说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他来到“反民主的”“专制政治之灵魂”大本营曲阜进行“游览”，既不是一时兴起的猎奇，也不是探幽发微的考古，更不是为了圆儿时诵读儒家经典时残缺的旧梦，而是要把中国“地盘内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中午12点03分，津浦线第十三次普通列车停靠曲阜姚村站，毛泽东从拥挤嘈杂的三等车厢走下站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津浦铁路由北向南进入曲阜境内，从姚村火车站开始转向西南绕出一个大弯，然后重新向南。按照最初设计方案，修建于1904年的津浦铁路原本应该在孔林西侧二十米处通过，向南直达邹县。衍圣公孔令贻等人认为铁路距离孔林太近，会“震动圣墓”，“破坏圣脉”，于是上书朝廷，请求改道。慈禧皇太后很给衍圣公面子，修建于1904年的津浦铁路才有了如此一绕。

　　“绕”的起点姚村，原名叫绕村。传说孔子乘车到此，有个小孩子在道路中间筑起小小的泥城，并发出“是城躲车还是车躲城”的问题，孔子不以为仵，反而吩咐弟子绕行而过，“绕村”由此得名，后来演化为姚村。

　　津浦铁路绕道，孔氏祖先得免“惊扰”，却给往来旅客带来不便。1928年，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因《子见南子》事件与孔府对簿公堂，曾经对此大加指责：前津浦路开修时，原议以曲阜县城为车站，衍圣公府迷信风水，力加反对，遂改道离城十八里外之姚村，至使商贾行旅，均感不便。甚至孔家后人参与修纂的1934年版《续修曲阜县志》同样对此颇有微词：县城距车站较远，交通不便而境内更无大宗物产之运出，市面颇称萧条景象，城内如此，乡镇可知。民国二十年，修筑滋曲汽车路，自滋阳(今兖州)至曲阜，计长三十华里，中外人士来曲瞻谒林庙，多由此道。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津浦铁路改道后途经兖州，竟使这座小县城从此迎来历史性的发展遇，逐渐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而姚村火车站则日渐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孔子历来主张温故而知新，而他的后代子孙却不愿懂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逆之者昌，顺之者昌”的道理，实在令人太息。

　　从姚村火车站到曲阜县城，交通工具只有人力推挽的木制独轮车，以毛泽东的性情，自然不肯端坐车上，让人推着进城，况且，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他曾多次徒步游历，现在面对区区十八华里路程，更是不在话下。

　　顺着一条不算太宽的土路向东南，经过两个小村庄，跨过一道深沟，迈上一座土丘，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流。此时清明刚过，雨季未至，浅浅的河床上有一座桥，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更不是钢筋水泥桥，而是草桥。所谓草桥，是人们把杂草铺陈横贯连接两岸，只供行人通过，冬季水落石出时搭建，春季水潦渐生时拆除，由于草桥浸泡河中，人走上去难免草陷水漫，多有不便，现在的中国早已绝迹，只是遗存了不少“草桥”的地名而已。

　　据《续修曲阜县志》记载，1926年在此建桥，石台石板结构，长九十一米，宽四米，高二米，当年算是不小的工程，只是建桥费用的来源颇为有趣：孔家村口向无桥梁，每搭草桥以渡行旅，冬搭春拆，颇不便利。民国十二年，宁阳人张某因案罚款一万元，县知事汪廼驹拟作建桥费，宁阳县知事姜鉴与汪互争此款，经颜议员承瀚面谒省座，极力维持，始将此款归曲。嗣因款不敷用，复声请熊省长炳琦，由省款协助四千元，并其他罚款，共一万九千余元，始将此桥建筑成功。

　　当年，衍圣公府拥有良田三十二万三千八百多亩，衍圣公和执事官年薪五万元，堪称“富贵无顶”之家。可是，衍圣公府的主事者们却不愿慷慨解囊，做点既有利于游客往来，又有益于家族声誉，诸如修桥补路之类公益善举。

　　毛泽东却大为不同。有一年除夕将近，少年毛泽东路遇一群饥民，就把刚收来的一笔卖猪钱通通散给他们，全然不顾会受到父亲的责骂。花园冲小学有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家里穷得经常连纸笔都买不起，毛泽东把一千二百文铜元倾囊相送，鼓励他好好读书，自己却要借别人的钱买米吃饭。

　　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孔家后人的所作所为，既无爱人之心，也无敬人之举，又怎么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恒爱恒敬呢?孔孟儒学的王道德治，就连圣人后裔尚不身体力行，又怎么能成为整个国家的道德规范呢?

　　孔林位于曲阜县城以北，面积三千亩，有大小坟墓二十多万个，是我国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葬群和人工园林。据传说，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树木至今已达数百种，数量超过十万棵。万木掩映之中，石碑林立，石像成群，李东阳、严嵩、翁方纲、何绍基、康有为等历代名人大家亲笔题碑3600多块，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碑林。走过洙水河，进入红色墙院，这里就是孔子和他的儿子孔鲤、孙子孔汲祖孙三代的墓地。孔子墓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八个大字，是明朝大臣黄养正所书。

　　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全国的时期，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的“尊孔”逆流进行猛烈抨击，孔圣人的权威一落千丈。而毛泽东的做法却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他的著名文章《体育之研究》，引用了儒家经典《论语》、《礼记》中的许多成语典故，称赞“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将孔子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并列，称为“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又一次称孔子为圣人：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4篇批判康有为等人“尊孔”的短评，1919年7月21日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批判矛头指向的是禁锢民主思想的社会制度，而并非孔子思想，更不是孔子本人。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出自《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将《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原句直接引入。尽管毛泽东当时已经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正在逐渐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对孔孟之道的认识已经有所转变，有所批判，有所否定，但是，对于其中有益于历史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有益于人民福祉的精髓主旨，仍然一如既往给予充分肯定。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持开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录带领师生员工举行开学仪式的情形：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

　　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故乡韶山父母墓前三鞠躬。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两位。

　　孔子墓两侧的孔鲤墓和孔汲墓，自然也会吸引毛泽东的目光。孔鲤是孔子的独生子，他五十岁时先孔子而亡，寡妻提出改嫁，得到孔子的赞成。“女子从一而终”的始作俑者并非孔子，而是南宋大儒程颐和朱熹。程老先生说，寡妇贫苦无依，能否再嫁乎?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藉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女性饱受程朱理学的摧残，这笔账却被不明不白地记在孔老夫子身上，实在是冤枉。

　　孔鲤的儿子孔汲，字子思，世称“述圣”，他的主要著作《中庸》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孔汲主张“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的中庸思想，意思是把握时代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随时确定合乎时代要求的行事准则。孟子步继承和发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非常认真地研读了《中庸》，对其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修身治学之道大为推崇，从辩证法的角度研究和评判“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

　　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

　　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一个质有两个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就否定了质。所以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

　　中庸就是准确地把握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把握，表面上是对事物性质的偏离，其实质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不平衡性，只有通过这种表面的“偏”，才能达到实质的“正”。 因此，中庸是准确地把握事物性质的必要手段，“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在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中认识事物和改造事物。中庸不偏激、不走极端、警惕事物“过”或“不及”，会引起质的变化，就会和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这种方法不光适合于认识事物，对人们日常的生活、工作都有帮助。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注意度，适可而止、不愠不火、中规中矩、不偏不倚。

　　对中庸的错误的方面，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了出来：“中庸思想”本来就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

　　折衷主义的实质是无原则的调和。中庸思想虽然不等同于折衷主义，但却包含折衷主义的成分。中庸凡事都要取中，不管两极的本质如何，都要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对与错之间，下一番取中的功夫，结果必然抹杀事物的本质性，丧失了认识的原则性。所以，中庸是应该有它的前提的，在一定的前提之下，不走极端，注意取中，自然有其道理;超出了这个前提，在原则问题上，肯定还是否定，前进还是后退，非此即彼，毫无余地，这就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不能有丝毫的妥协，否则的话，中庸思想就会成为阻碍人类人们前进的桎梏。

　　毛泽东也指出了中庸反辩证法的一面：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中庸是静止地讲两极之间的取中调和，没有变化发展，只需取中和调和，不必否定和发展，与辩证法发展、斗争和运动的观点，无疑是对立的。

　　毛泽东将中庸思想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

　　毛泽东对待中庸思想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既肯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正确方面，又指出折衷主义和非辩证的错误方面。他就像是孔子孔汲祖孙以及孟子的知音和诤友，穿越两千多年的浩瀚时空，进行坦率而又真诚的对话。

　　颜回是孔子最为得意的高足。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不仅“好学”，且为“仁人”。后世因此尊称颜回为“复圣”，位列七十二贤之首。

　　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品行极为推崇，认为这是“行事之大难者”。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或多或少受到颜回的影响。民国初年，颜庙在战乱中损坏严重，年久失修，已是一片荒凉破败，野草横生，古柏倾颓，只有“陋巷旧址”石碑还算完整。陋巷颜回故宅所在地，由曲阜城北门通往城中心，长六百米，宽十米。颜氏家族称为“陋巷世家”，颜氏家族志名为《陋巷志》，一条小巷的能有如此之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与之媲美的，唯有孔府的阙里。

　　陋巷北段多是贫苦百姓低矮破旧的民居，倒也契合“陋巷”之名;而陋巷南段是孔氏旁庶子孙居住的十二府宅院，朱门大户，很是气派。假如颜回复生，目睹如此贫富悬殊的景象，是否还能“不改其乐”，“不迁怒”。

　　孔子周游列国屡屡碰壁，向问弟子问道：是不是我的主张不对，才使我们受困如此?子路答道：由于我们自身在仁智方面的修养还有差距，所以不被别人接受。子贡认为：由于老师的主张要求太高，别人接受不了。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都不满意：伯夷和叔齐是仁者，却饿死首阳山。这说明，即使是仁智的人，也会遭遇厄运。降低要求，迎合世俗，实际上就是放弃理想，这是万万不可。颜回说：如果我们的理论不正确，这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理论正确却不被接受，那是执政者的耻辱。尽管正确的主张遭到拒绝，仍要坚定不移，这才是君子的修养。孔子对颜回的见解很是赞赏。颜回死时年仅二十九岁，孔子极为悲痛：我不为他痛哭，还能为谁痛哭呢?

　　在毛泽东的一生当中，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反对他所认为错误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他在1976年夏天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

　　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功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拥护的人不多也好，反对的人不少也罢，对毛泽东的想法和判断，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第一件事，尽管“持异议的人不多”，但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完成真正意义的全国统一，仍然是个不算太小的遗憾。第二件事，尽管“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本人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但并不妨碍他作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毫不含糊地把它“定论”为自己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

　　毛泽东与孔子、颜回的思想无疑是相通的，但在现实中的境遇，却是大为不同。孔子生前曲高和寡，处处碰壁，几乎无人理睬，死后大受褒扬，尊圣封王，成为千古一人;毛泽东生前是全国人民称颂的大救星，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死后却被推下神坛，甚至骂得狗血淋头。世态炎凉，人生莫测，令人怆然太息者，莫过于此。

　　孔庙大成门内右侧有一棵大树，树干挺拔，树冠如盖，传说这就是孔子当年亲手种植的桧树。大树旁边的石碑，刻着 “先师手植桧”5个大字。明代书法家杨光训在“植”字中间多写出一个短竖，寓意此桧是新枝而非原树。据说，孔子手植桧树原有三株，于公元309年枯死;公元617年再生，公元667年又枯;公元1040年复生，公元1214年在战乱彻底绝迹。公元1294年，将孔庙东庑废墟中的桧树苗移植于此，公元1499年被火烧死，仅存树身;公元1724年再次被火烧树身，仅存不到2尺的树桩;公元1732年，树桩复发新芽，抽枝长成至今。孔子手植桧历经两千多年，生生死死，几经枯荣，不仅与孔子思想和孔氏家族兴旺发达的象征，甚至还同封建王朝的治乱兴亡相关联，也就是所谓的“此桧日茂，则孔十日兴”，“矫龙怪，挺雄质，二千年，敌金石，纠治乱，如一昔”。乾隆御笔亲书《手植桧赞》：文栏肥壤厥有桧株，先圣攸植擎手泽余，几经枯荣左纽右圩，造物凭护孙枝扶束。

　　其实，孔子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子思孟子的思孟学派，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再到朱熹王明阳的宋明理学，孔子“述而不作”的微言大义，历经毁损，重新生发，移植嫁接，枝繁叶茂，几几乎已是死了，却又颤巍巍焕发起来，“先师手植”碑文尚存，树却早已换了好多回了。

　　孔庙是我国的三大宫殿建筑之一，占地327亩，共有厅堂殿庑400多间，规模仅次于故宫。大成殿大殿正面10根石柱，每根石柱浮雕双龙戏珠。殿内孔子塑像高3.3米，神采奕奕，威而不猛。孔子像两侧是颜回、曾参、孔汲、孟轲“四配“以及”十二哲“塑像。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的历代碑碣石刻， 极为珍贵二十二块汉魏六朝石刻，碑刻数量仅次于西安碑林，所以又有中国第二碑林之称。以毛泽东的学识渊博，贯通古今，尤其对诗词文赋和书法艺术的钻研涉猎之深，自然会对这些珍贵的中国文化遗产，发生浓厚的兴趣。徜徉其中，流连忘返，驻足久留，悉心体味，都是不难想象的。但是，最为毛泽东关注的，应该还是这座庙宇特有的象征意义。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而滑稽的现象：长袍马褂的封建文人和戎装马刺的军阀武夫，联袂领衔上演了一出尊孔大合唱。袁世凯1912年9月发出《尊崇伦常文》，1913年6月发布《尊孔令》，1914年9月发布《祭孔令》，1915年发布《国民学校令》，以法律形式规定读经在各类学校教育的地位。著名保皇党人康有为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他充满激情地质问，中国人如不拜孔子，则留此膝何用?1913年，梁启超、严复与陈焕章等人联名上书要求孔教为国教。1925年，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山东教育经费百般克扣，却拿出几万大洋整修曲阜孔庙寝殿，还精印儒家《十三经》广为散发。其他诸如靳云鹏、张敬尧、曹锟、吴佩孚等，也都纷纷摇旗呐喊，把尊孔的口号喊得山响。

　　北洋军阀以尊孔推行帝制的真实目的，被鲁迅看得一清二楚：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制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蔡元培也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自由思想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

　　1920年的曲阜县城，与中国其他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县城面积一百四十万平方米，仅孔府和孔庙就占了十分之一。城里有64条街道，全长不到2公里，绝大多数都要绕开孔庙孔府，无法贯穿东西直通南北，最长的北马道街1425米，最短的文昌祠后街只有63米。由于城市公共权利和家族权利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市政建设几乎一片空白，除了与孔府孔庙的建筑和道路较为整齐清洁以外，其他大多数街巷，路是土路，房是草房，天晴时尘土飞扬，雨雪时泥泞不堪。

　　市容如此，工商业又怎样呢?据《续修曲阜县志》记载：本县人民资财短绌，故私人方面无一工厂之设。境内农民居多，商业智识素称缺乏。就全县商业而论，有急待发展之必要。姚村的编织、泗河两岸的绿豆粉皮粉条、纸坊村的桑皮纸、杨家院等地的陶器，惜皆沿用旧法，不知改良，故仅能维持生活，而不能发达业务。

　　坐落在鼓楼街中段路北的大通旅社1920年开业，只有20多个床位，竟然成为当时全城最大的旅社，业主孟仁轩唯恐别人妒忌，特意挂上“休谈国事，莫论人非”的对联，以免招惹是非。至于西门大街的姜家客店等，店里贴出大实话对联“荒村雨露眠亦早，野店风霜起要迟”，毫不避讳自家是个小小的荒村野店，其简陋低档到何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照相馆只有一家，设备简陋，拍照全靠自然光;浴池只有一家，土坯墙草房顶的明泉池;理发铺12家，大多只有一两个理发师;商店100来家，多分布于棋盘街、南门大街和东门大街。交通方面，全县境内有县道4条、镇道7条、村道100多条。没有电报。没有银行，没有电话，直到1936年才有了汽车客运。

　　圣人故里“有急待发展之必要”的落后状态，究其原因，无论资本收入、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都在曲阜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衍圣公府，无疑应该负主要责任。其实，这种保守和落后，最终自食其果的还是衍圣公府。不多几年以后，民国政府承诺的各项薪俸津贴一再拖欠，衍圣公府管事人长叹：“衍圣公府衰落了!一年的收入抵不上支出，再也没有从前的威严了!”孔孟之道的“大本营”尚且如此凋敝衰落，怎么还能指望它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呢?”

　　斯诺《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所说话“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不知是叙述有误，还是翻译出了差错，总是觉得颇有些不太对头。濯足就是洗脚。关于孔子和洗脚有关的内容，只有《孟子注疏》卷七上《离娄章句上》中可以找到一点：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这段话是说明安危利钝主要起因于自己的选择和行为的处世原则和哲理，不是说洗脚，更没有提到那条“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况且，所谓沧浪之水的两种解释，一是屈原曾经听歌于此的湖南汉寿境内的沧浪河，二是形容水色清澈深幽的颜色，似乎都扯不上什么关系。如果把“濯足”改成“沐浴”，出处就找到了，问题就解决了，情理也顺畅了。

　　《论语》记载孔子令弟子们“各言其志”，唯有曾点的回答得到他的赞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译成现代语：暮春时节，身穿春装，年长者若干，年幼者若干，徒步涉水于沂河，歌舞祭祀于祭坛，吟咏之后，怡然而归。沂，即沂河，曾名庆源河、泗沂河，为别于临沂的沂河，现改称小沂河。舞雩台，又称雩台，位于曲阜城南小沂河北，古为鲁国祭天的祭坛，也是士人游春之处。

　　毛泽东1952年再次来到曲阜时，并未提及“濯足的溪水”，倒是专门问起舞雩台的情况。由此可见，给他留有深刻印象，并向斯诺叙述的，应该就是这个“浴乎沂”而后“风”的所在。

　　曲阜城南不远就是小沂河的一道分叉，河上有一条名叫拱雩桥的石板桥，过了桥是小泉村，约有二三十户人家，几间挂着茶馆、饭铺、旅店幌子的草棚，供给行人歇脚打尖。登上土堤，眼前是一片软绵柔细的沙滩，粼粼河水自东而来，缓缓西流。河水不深，河道不宽，既没有江南溪流的阴柔，也不像北国河川的雄浑，沙石贝壳，小鱼小虾，在清澈的水流中显得颇有情趣。再往南走上里把路，看到左边有一座凸起的土台，面积大约十几平米。杂草乱树丛中，一块石碑上题“舞雩坛”，另一块石碑上题“圣贤乐趣”，看上去颇为古旧，应该都是后人所立。简陋的土台并没有令人过目不忘的地方，四周的风景也不见得会让人流连忘返，充其量不过是孔子曾经在此一“咏”，士子曾经到此一“游”，《论语》曾经有此一“言”，为什么毛泽东偏偏会对这里特别关注，大老远的专门跑来徜徉一番呢?

　　当然，如今经过修葺的舞雩台整齐壮观了许多，早已不是1920年的这番景象，却也失去了它原有的古朴和庄严。

　　东汉王充《论衡·明雩》中说的明白：

　　《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

　　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

　　雩祭以舞蹈为主，所以祭坛称之为“舞雩台”。

　　有人认为，曾点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未必全是祭祀而无些许风雅，也未必全是游乐而不有所祷祝。就像“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为了扫墓而来的人们，也免不了踏青赏景，以娱耳目，从戚戚然，到怡怡然，总是有所交汇的吧。可是，祭祀也罢，游乐也罢，祭祀游乐兼而有之也罢，竟然会成为孔子师徒的志向，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之嫌。其实不然。

　　《周礼·春官》记载：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馆。凡祭事，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

　　可见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关乎国家命运和君王休戚的“唯此为大”的要务，而掌管祭祀的大臣，地位崇高，责任重大，备受君臣父老的尊敬。曾点所言之“雩”，不是为了个人祈福、祛病、祭祖，而是在春天久旱成灾的时候，向天祈求普降甘霖，既为君王社稷，更为百姓苍生，这份责任与荣耀，恐怕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承担得起的。所以，就连见识过无数大场面，已经修炼到宠辱不惊的孔老夫子，听了曾点的话，也情不自禁心向往之，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以布衣之身，怀天下之志，上承国家之福，下纾黎民之难，这不正是青年毛泽东的真实写照吗?涉过小沂河，登上舞雩台，俯察大地，仰望高空，毛泽东胸中漫卷的不正是与孔子一样的为国为民之心吗?

　　至于“沧浪之水濯缨濯足”一段话，本与舞雩台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由于斯诺《西行漫记》的记载影响很大，使人难免误解毛泽东当时怀有“君子处世，遇治则仕，遇乱则隐”的消极心态，所以需要加以说明。其实，这段话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们就像是沧浪之水，如果清，就会受到人们的敬仰;如果浊，就会遭到人们的鄙弃。敬仰或者鄙弃，如孔子所说，是“自取之也”。孔夫子也罢，毛泽东也罢，千古令名，百年谤言，都逃不出这个铁律。

　　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其实是说，对伟大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甚至哪一个党派，能够随心所欲决定下来的。首先要看他对待人民的态度：是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了少数人或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最终要看人民对待他的态度：是举在头上顶礼膜拜，还是踩在脚下弃如敝履。历史，终究是人民写的。舞雩台的意义，沧浪之水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人们的印象里，孔子故里就是曲阜，其实，真正的孔子故里，也就是孔子出生和他幼年生活的地方，是在曲阜东南方向50华里，尼山脚下的鲁源村。鲁源村位于尼山南，昌平山北，因昌平山泉水大多汇入村南的小沂河，而小沂河为鲁水之源，所以村名曾为昌平，后为鲁源。据《阙里文献考》记载：昌平山在尼山南五里，下有鲁源村。即《史记》所云昌平乡也。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因战功封为陬邑大夫，先娶施氏，生下九个女儿;后再娶妻，生儿子名孟皮，字伯尼，因脚有残疾，不能继承官位;60岁时娶颜征，生孔子。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在母亲颜征到尼丘山祷告求子之后，出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即农历8月27，家中兄弟排行老二，所以取名孔丘，字仲尼。后人为了避孔子名讳，把尼丘山改称尼山。

　　尼山孔庙前有一条山涧，因孔子出生于此，乃天下智慧之源，故名“智源溪”。孔庙东南则悬崖边，有一座四角凉亭，据说孔子当年曾经在此俯观大川，喟然感叹，即《论语》所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于公元1336年建造此亭，命名为“观川亭”。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来到观川亭下，无不居高远观，慨然吟哦，领略圣贤境界，感悟人生真谛。孔子大概就是站在这条河的岸边，发出传颂古今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时此地，抚今追昔，毛泽东的胸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心声，不然的话，他也许不会在36年以后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下这样的词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其实，毛泽东另外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词句，更能表达他当年的心情：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惜时如金，只争朝夕，当年的毛泽东，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是这样做的。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由于当时教育部规定，中师毕业生应先工作若干年后才可考大，因此只能在北大旁听。进大学无望，又无生活来源，多亏杨昌济转托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负责打扫卫生，管理报刊，登记借阅者姓名，每月工资8元。昔日众所瞩目的学生领袖，如今成为遭人白眼的低微职员，毛泽东当然不会满意。他后来对斯诺回忆道：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主任王光祈却与毛泽东结为至交，他评价毛泽东：“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之学主实行。”颜习斋即清初儒学大师颜元，字习斋，为了研究北方防御军事，经常周游长城，远至千里之外。毛泽东步行游历湖南5县600里，环行洞庭湖800里，环行保定城墙和徐州城墙，甚至曾在1天之内环行70多里的南京城墙，颇有颜元之风。王光祈经常带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各种讨论会，勤工俭学是当时的重要议题，比如穷学生如何半工半读，半工半读究竟应该选择什么工去做?读书是自修还是进学校?进学校又要做工，是否学得好课程?一次在陈愚生家，大家又开始讨论。平时不太发议论的毛泽东忽然说道：“不要只是说，让我来试行一下!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都交给我来洗，无论大件小件，一个铜子一件，三天后交货拿钱如何?”座中之人显然出乎意料，一时无人回答。陈愚生的夫人在旁笑道：“我才不交与你去洗。你们这些斯文男子，是洗不干净的啊!”王光祈见毛泽东颇为尴尬的样子，赶紧给他解围：“你明天来拿我的衣服去洗罢!看你洗得干净么?”没想到毛泽东说到做到，后来果然拿王光祈的衣服去洗，是否洗干净不得而知，却表现出他重实践重行动的作风。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大多都比毛泽东年龄小些，于是以“毛大哥”称呼。有人以为师范出身，学历略低，劝毛大哥进大学深造。毛大哥自嘲道：“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大家引用《三字经》的句子鼓励他：“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毛大哥，你还不到二十七岁，说什么年纪大了?有志者，事竟成!”1945年8月，身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渝园宴请方东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宗白华、何鲁之、周太玄等20多位“少中”会员，众人仍以“毛大哥”称之，并戏言道：“当年毛君尽一日之力绕行南京城墙，乃万里长征之初步练习，不知今日仍有此雅兴否?”满座为之大笑。①

　　孔庙东面山崖下，有一处天然石洞，世称“坤灵洞”，又称“夫子洞”。传说孔子出生后，因为长相奇丑，被父亲叔梁纥扔掉。母亲颜征外出到处寻找，最后在这个石洞里找到了孔子。颜征抱着孩子往家赶，在山坡下看见一口水井，却没有取水用具，口渴心急之下，伸手去扳井沿，没想到井口一下子翻倒过来，清凉甘甜的井水汩汩流出，纾解了小圣人母子的一时烦难。后来，人们把这座山叫做“颜母山”，这口井叫做“扳倒井”，视为神圣之地，每年春秋，孔氏族人就会来此拜祭。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同样也有秀丽的风景和动人的故事。相传大舜南巡，奏韶乐于山，引来凤凰翩翩起舞，韶山因此得名。明朝初年，毛氏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在当地娶妻生子，老年移居湖南湘乡，到毛泽东这一辈，已历20代，大约500年了。

　　尼山和韶山，不过山清水秀，别有洞天而已，都算不上风景绝佳的名山大川，然而正如古人所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既是圣人伟人生长的地方，自然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奇光异彩，神话也好，传说也罢，只是人们表达崇仰敬爱之情最为朴素的一种方式，不能简单粗暴地归之为迷信糟粕。

　　据《续修曲阜县志》记载，自清朝乾隆以来，只有1846年道光帝下旨修尼山孔庙和书院、1924年香港商人郭祯祥捐款4万银元修尼山孔庙，多少年过去了，圣人故里鲁源村的房屋还是那么简陋，道路还是那么狭窄，百姓生活还是那么清苦，与自古荒蛮之地的韶山并没有多少差别。

　　鲁源村向西五十华里，就是孟子故里凫村。斯诺《西行漫记》把凫村称作“小镇”，其实，“小”则小矣，“镇”则不太够格，全村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就是一道石板路，一座小石桥，一条白马河。与亚圣孟子相关的纪念性建筑，也是寥寥无几：一道孟子故里牌坊。一座孟子故宅。一方孟母池。一口孟母井。一片孟母林。

　　至圣亚圣，同样为圣;孔孟之道，自古并列。但从受尊崇、被重视的实际情况来看，亚圣显然是远远逊于至圣的。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72年，这时候，孔子已经死去100多年，孔汲也死去30年了。大概是由于孟子对于孔汲的思想有所继承发展，后世称之为思孟学派，因此《列女传》和《孟子题辞》都有孟子曾受教于孔汲的说法，显然属于牵强附会之辞，还是司马迁《史记》“受业孔汲之门人”的记载比较靠谱。孟子本人所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的话，也足以证实这一点。在哲学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却剔除了其中人格神的含义，使其成为具有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在人性方面，孟子主张性善论，人必须通过内省保持和充实仁、义、礼、智这四种与生俱来生来的品德，否则就将丧失。在政治方面，孟子突出仁政和王道，提出了富有民主精神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国君最后。如果君主无道，“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人民有权推翻政权，而如果君主实行王道，就能够“仁者无敌”。孟子去世之后，他的思想不被社会主流阶层所重视，甚至遭到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反对和排斥，直到宋朝大儒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并列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空前推高。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社会最底层，刚刚完成了一把华丽转身，终于登上皇位的明太祖朱元璋，却对孟子的民本思想大为反感，竟然下令删节《孟子》的有关内容，完全忘记了他当年身为一介平民时所遭受的苦难。孟子学说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读私塾的时候，就已经把《孟子》背得滚瓜烂熟了。10岁那年夏天，他趁老师不在，和同学们一起到池塘游泳。塾师回来当然生气，说出“濯足”两个字为上句，如果学生们对不出下句，就要体罚打手板。毛泽东不假思索，对出“修身”两个字为下句。学生如此聪慧，老师当然心中喜欢，于是免了责罚。1957年11月，毛泽东很高兴地和私塾同学毛裕新回忆这段趣事：“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以“濯足”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然不责怪我们，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孟子有一段关于修身的名言，至今广为传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品行、心智、身体三个方面，完全自觉、超出常人的修炼，才能在日后承担起震古烁今的“天降大任”。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纪律是“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显然“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影响。他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进一步把人民比做上帝，共产党人“挖山不止”，感动了上帝，从而战胜了敌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仔细体味这些论述，应该能够感觉到与孟子民本思想基本脉络的交汇点。

　　不过，孟子故里给人印象最深的，让青年毛泽东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以“三迁之教”闻名于世的孟母。后世普遍认为，孟轲之所以能够成名立言，“母以三迁之教，历天下后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誉为“母教一人”。因此，作为孟子故里的凫村，有关孟子的纪念反倒少见，有关孟子父亲的遗迹更是几近于无，有些奇怪，却奇怪得有理。凫村里的水塘称为孟母池，水井称为孟母井，孟氏家族的林地称为孟母林，就连凫村的村名，也是孟母在白马河边洗衣，看见凫鸟落于水上，认为是吉祥的象征而来的。

　　孟母去世后，奉母至孝的孟子刻了一尊自己的石像为母亲殉葬。直到宋朝，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重修孟母墓时，发现孟子的父亲没有同等待遇，认为既不公平，也不合孝道，于是仿照原石像又雕刻了一尊，放进孟子的父亲孟孙激的墓里。

　　母亲去世刚刚半年的毛泽东，看着孟家母子的这些言行故事，心里涌动的不止是由衷的感动，更有痛彻的哀思，还有深沉的怀念。事母至孝的心情，在这里融汇到了一起。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1867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唐家坨一个富裕农家，18岁嫁给毛贻昌，从此成为这个家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文素勤没念过书，但心地善良，经常瞒着丈夫接济穷人，经常为此与丈夫发生争吵。

　　毛泽东回忆：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毛贻昌打算趁一个堂弟生活非常困难的机会，贱价买下他的水田，遭到了文七妹的坚决反对，她带着毛泽东偷偷地接济帮助这个本家渡过难关。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毛泽东从小就同情弱者，学着母亲的样子帮助别人。毛泽东到私塾读书后，有一天他对母亲说要把午饭带到学校去吃。文素勤以为儿子是为了节约时间多读书，就答应了。可是，文七妹发现儿子午餐带得一天比一天多，晚上放学回家后却还是很饿，仔细盘问方才得知，儿子带饭是为了给穷同学黑皮伢子一起吃，她不但没有责备，反而支持儿子的做法。

　　1919年10月5日，这位操劳一生、勤俭一世的贤妻良母，告别了人世。毛泽东得知母亲病危，连夜奔回韶山，可是，当他赶到家里，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母亲年仅52岁，却被并非绝症的小病夺去了生命。毛泽东守在母亲灵前，悔恨交集，悲痛满怀，挥笔写下摧人泪下的《祭母文》。他在给好友邹蕴真的信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利己不损人的，损己利人的。我的母亲该属最后一种人。正是文素勤忠厚贤慧、善良慷慨、勤劳简朴的高尚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给了他一副爱护天下穷苦人的慈悲心肠。母亲给了毛泽东生命，也是他人生的第一位引路人。

　　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本人是如何评价的呢?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的：“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比美的。”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曾与同学萧瑜一起，完全靠打短工、卖字筹措旅费，徒步游历湖南十几个县，体察民间疾苦，调查社会状况。毛泽东正式通过在湖南和山东曲阜等地的游历，不仅增加社会阅历，了解民间疾苦，而且对孔孟儒家学说在当今时代的的现实地位和影响，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为他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真正确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与正在上海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多次会面。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6月26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毛泽东等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与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目的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而“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他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写道：“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明确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长达四千字的回信中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9月16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他“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而在如此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之中，1920年曲阜之行，无疑会是其中重要的一段。

注：

　　1：文中摘录毛泽东书信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2：文中摘录曲阜史料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续修曲阜县志》，李经野等纂修，济南同志印刷所民国二十三年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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