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阶级斗争内涵

　　正确理解阶级斗争内涵

　　罗文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自打出现私有制，就分成以不同经济地位为特征的不同群体，由此就形成不同等级的阶级。有了等级就有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就必然造成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压迫、剥削造成地严重地经济地位不平等就必然产生反抗，阶级斗争就爆发了。因此，《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为了消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达到消灭阶级斗争，使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真正平等的伟大理想，还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列宁实践了这个伟大理想，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俄逐渐强大起来，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老有所养等社会保障。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得以广泛传播，使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二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出现，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各国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也是参照苏联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果。到1940年代末，东欧、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已超过十个。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仅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产值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大有与资本主义阵营平分秋色之势。

　　然而，社会主义在苏联这样大国的建立毕竟才几十年，公有制经济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又以何种形式出现?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如何对待?便摆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出笼，引起国际震荡，一股修正主义思潮弥漫在各国共产党的上空。1957年南斯拉夫吉拉斯的《论新阶级》在美国出版，更给西方攻击、否定社会主义制造了口实。客观地说，吉拉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特权阶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吉拉斯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级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就大错特错了。

　　无论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及横跨欧亚大陆在亚利山大二世改革下，成了世界列强之一的俄罗斯，还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唯一没有被肢解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都曾经长期在封建专制帝国的统治下，其经济大都是依靠佃农、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来支撑。除了这些共性，中国还有其特殊性：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以皇权独大的等级制、名门望族的世袭制、各级官员的特权制、男尊女卑的夫权制为核心的、被儒者陆续补充的儒家文化，就逐渐地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小农意识。也就是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描述那些现象。柏杨认为儒家文化(酱缸文化)导致了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只说对了一部分，他并没有意识到从左右人类生存和思想的本源——生产方式来找原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落后的生产力及其私有制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私有观念的消亡。在我国，1950年代末建立的农业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半社会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从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来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广大农村依然沿袭着封建社会的特征。“三大改造”完成后，使得一些人产生了错觉，认为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所有制形式属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范畴，而阶级斗争属于上层建筑(含意识形态)范畴。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这种半社会主义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封、资的意识形态，还保持着滋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温床，还会使当权者产生腐败堕落思想，还会产生特权阶层，还会权大于法，还会产生带有封建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氛围下，当权者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滑向人民的对立面，把人民看作被统治者。毛泽东高瞻远瞩，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四清运动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就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文革和四清一样，都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集合概念。它专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发生及其以后必然发生的，以有的当权者虽然两袖清风，但在其观念中总是认为私有制优于公有制，有的当权者从谋私利开始，效仿旧中国几千年以来的贪官污吏，把自己变成统治者，进而否定工农主人翁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新中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体。

　　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处于你死我活之中，环境迫使中共的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否则随时就有全党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对各级领导的决策很快就能检验出是否正确。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惨败，证明毛泽东路线的伟大正确，使全党全军迅速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有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平环境就不同了，首先没有随时掉脑袋之虞，又有执掌政权的快感，更为重要的是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意识形态对各级干部的暗化，如果没有修成“正果”，一些人想不变都难。这种暗化就是不流血地舒舒服服地每时每刻地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也是至今许多人不能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所在，也是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走资派的根本所在。那些走资派忘记了人民的重托，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工农的对立面。大多数贪官在法庭上都会“忏悔”地说：我忘记了组织上多年的培养教育，放松了警惕。实质上这些人居于庙堂之上总是想，凭什么让我做公仆?凭什么让我给人民当孙子?凭什么那些老板经我的手就大把大把的点票子?凭什么大权在握就不能先富起来?贪官们明知受贿索贿是犯罪，只要抓不着就是头不回。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一边把索贿受贿的钱物笑纳囊中，一边为无良的工商企业家出谋划策：在“土地招拍挂”如何暗箱操作，怎样避税，如何打擦边球等等。这些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干部，对于其他阶层来说，是最懂法又最不守法的的党政官僚。

　　从1962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到1965年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再到1976年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引自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就明确告诉人们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内涵了，即：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毛泽东用实践回答了黄炎培提出的执政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用实践总结了在以一党为主要执政党的国家里，如何管理党、管理党内干部、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很可惜，毛泽东总结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就是“整党内走资派”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在某些人眼中，其内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是对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歪曲。更使毛泽东的心血付之东流，也就为干部的腐败堕落大蔓延埋下了伏笔。

　　文革作为“‘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典型’”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多年来饱受诟病，也是目前党内外争论的焦点。无论站在什么立场来研究中共党史、人民共和国史，文革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现在四十岁以下的多数年轻人，以为文革十年天天都在打砸抢，月月都在“整好人”，年年都在搞武斗。本作者亲身经历了文革，有责任将真实的文革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研究文革的人商榷。

　　一、“‘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

　　1、本作者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文革开始的1966年，正上初中二年级，记得那一年的8月底或9月初发生的两件事对我的触动颇大。有个街坊姓徐，是个体户，以赶毛驴车给别人送煤、送柴火等维持生计。姓徐的爱说，爱开玩笑，嘴不饶人，平时里得罪了一些人。运动一来，姓徐的就遭到了街道当权派安排的批斗，他脖子上挂着细铁丝系着的铁牌子，开始还呲牙咧嘴的站着，后来就摊在了地上;有一天晚上，市区繁华的大街上有游行的队伍，有烧戏装龙袍破四旧的，有批斗地主分子的，有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武装皮带冲着挨批斗的地主分子就劈头盖脸打了下去。当时我想：《十六条》明明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他们就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哪?前些年媒体常出现反思文革的字眼，我才想到当年发生的两件事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转移整走资派这一斗争大方向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1967年5月，承德市的群众组织分成了坐派和站派，两派都公开宣称自己是造反派组织，都指责对方是保守派。7月发生了两派武斗，11月武斗升级，动了枪，听说造成一人死亡。从1968年开始，承德市趋于平静。

　　1968年5月学生开始回校，但没有上课，8月开始分配，9月开始了上山下乡。本作者是被分配下乡的，但出现的一个偶然事件，让我推迟了奔赴农村。

　　有个姓赵的社会闲散人员，因诈骗吴某钱财被揭发而被区革委会专案组隔离审查。赵某为逃避法律制裁，精心编造了两个“大案”，(1)他(赵某)不是骗吴某钱财，而是吴某让他用钱买炸药，来炸地、市革委会、军分区及大桥等地方;(2)揭发出了“十一人投敌叛国集团”。本作者荣幸地成了投敌叛国集团的重要成员。这十一人当中本作者只认识六个人，其中五个是同学。这六个人当中只有我和杨某被隔离审查，被抄了家。因查无实据，此事便被搁置起来，直到本作者1970年下乡，也没做最后结论，最终不了了之。

　　本作者在文革期间挨整的经历，能说是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吗?如果按指责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人的逻辑来推理，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就应该由某某来负责了。

　　2、“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泽东是说过：“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说得“纲”指渔网的总绳，“目”指渔网的网眼。打鱼时不论撒网还是收网，都必须抓住“纲”。毛泽东是用“纲”和“目”来比喻做事情要抓主要矛盾。这，有什么不妥吗?古人尚懂得“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名贤集》)。历史上的盛世，不都是依靠“开明君主”整治贪官污吏实现的嘛。一旦君主对贪官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认为官员的日子过好了社会就安定了，阶级矛盾就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历史周期律”就要重演了。正是毛泽东搞四清、文革等群众运动，才有效地遏制了干部的蜕变。相对来说，毛泽东时代才使得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党，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廉政的国家机器，社会治安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二、正确对待文革

　　对待文革，有的人是站在封建帝王的立场上，来看待文革、看待毛泽东;有的人是站在封建臣民的立场上来理解文革、理解毛泽东;有的人是站在自己“挨整”的立场上，来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有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明里谴责文革，暗里诋毁毛泽东;有的人是站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上，来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有的人对共产党怀有仇恨，采用“曾参杀人”的手法，拿着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来诬陷毛泽东。而国际上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则对国内“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借题发挥，来达到他们反华、反共、彻底铲除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文革的正确性

　　首先，文革的普遍发动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作为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也是经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十六条》第五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自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史料说参加会议的任何人反对过《十六条》这个决定，公开反对整走资派。五十年后再来看《十六条》，其正确全在白纸黑字间。至于运动的发展没有按照《十六条》去做，则是另外研究的话题。

　　其次，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究竟有没有走资派?指责文革的文章全绕开了这一本质问题。如果有走资派文革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本作者小时候有位在市政府工作的近邻叔叔，我家有事他主动帮忙，从个人感情上说，他真的是个好人。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娶了在银行上班的小老婆，换了大房子，后来东窗事发被判了刑;当年插队时听公社和大队的几个干部说，文革前的县委书记只要发现下属中哪个女干部漂亮，就一定搞到手;当时公社武装部长给知青介绍全公社情况时，说公社前主任与秘书、武装部长私分公款三千多元。

　　文革前干部中的走资派是少数，从1972年开始不正之风有所抬头，“一有权，二有钱，三拿听诊器，四把方向盘”就是民间的描述。文革后尤其近二十年的腐败程度，大家都看到了。本作者不再赘述。

　　第三，西方七国集团是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在某些人眼中更是“最民主的国家”，其中意大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联邦德国分别在1970年——197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G20峰会成员国中除上述五国，还有土耳其、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分别在1972——1974与大陆建交，剩余八个国家，俄罗斯(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法国在文革前建交，文革后是美国、沙特阿拉伯、韩国、南非。

　　超过半数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均在文革期间。如果文革真的是“十年浩劫”，在文革期间那些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的领导人，岂不都脑残啦!竟敢与让中国人民生活在“巨大灾难中”的毛泽东建立外交关系!竟敢得罪台湾的蒋介石，与其断绝外交关系!要知道，在一些人的眼中，台湾一直比大陆“先进”。

　　2、对“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一点探讨

　　1967年夏，有个姓宋的邻居，隔三差五的晚上九、十点钟甚至深夜才回家。他是河北省汽车运输公司承德分公司汽车四队(承担各县的客运)的修理工，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和准时出车，白天干不完的班车小修的工作就晚上来完成。没有领导指派，没有人索取加班费，全是自觉自愿。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工厂上班，没有一个脱离工作岗位的，也没有听说那一家工厂停产的。由此我想到：有自觉地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人阶级，怎么会出现“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地步呢?

　　大家知道北京房山有一个特大型企业——“燕山石化”(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其前身是“北京东方红炼油厂”。该厂1967年5月开工建设，到1969年9月底出成品油，仅用了29月。这就是某些人指责文革最乱时期经济建设的缩影。

　　还有些人指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依据是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也就是1967年、1968年工业生产总值比上年的下降。这两年的统计数据有斧凿的痕迹。

　　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1963年——1966年、1969年——1972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都增长百分之十以上，1964年、1965年、1969年、1970年更是高的离谱，这种跳跃式的发展，可能是为了需要而人为的演绎。即使1967、1968年数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说明什么。好比一个人曾经得过病，就断定这个人不行了吗?五年计划是期末算总账来决定成败的。

　　毛泽东作为文革的提议者和中共的领袖，非常清楚国民经济真的出现滑坡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促生产”是文革时期经济工作片刻也没放松的重中之重。正是“三五”期间(1966——1970年)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才有了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刮目相看，才有了1971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才有了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访华。文革十年，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十年，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十年，是我国对外关系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是我国建立了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十年。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虽然否定了文革，说毛泽东有错误，但在其他的表述中、又在字里行间肯定了文革，肯定了毛泽东。摘录如下：

　　“建国三十二年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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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各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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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引自198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本作者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第一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文革结束四十年了，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近六十八年了，人们之所以对六十八年走过的道路争议较大，就是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讨论问题。比如，一提阶级斗争有人就非常忌惮，有的人甚至暴跳如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八自然段明明写着：“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而我们在许多表述中却成了：“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指引下……”。在中共中央大力施行依宪治国的今天，类似的言行必须得到纠正。

　　一天分昼夜，事物分好坏。本来白天干活好，有人偏说黑天干活好;罂粟虽然有止痛、平喘等功效，但它依然是毒品。只要我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研究、讨论、解决问题，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够实现。

　　誉必待试。

　　2016年12月30日初稿于青岛黄岛区

　　2017年01月15日定稿于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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