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搞浮夸最烈的省委书记有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
吴芝圃红军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淮北苏皖边区第2(路西)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局委员，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建国后1955年2月-1962年7月任河南省省长，1958年8月-1961年7月任河南省委第1书记。1961年7月因浮夸造成超过百万人死亡降为第二书记，后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的1967年去世。1979年1月邓小平亲自为其致悼词平反。
李井泉红军时期任红二方面军二军第四师政委，抗战时任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治委员，是大战略区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彭德怀)。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和大搞“一平二调”，造成几百万人死亡。但是，他不但保住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还于1961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被任命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文革前期受到冲击，却在1973年中共十大当选中央委员，是在大跃进中搞浮夸最厉害却没有受到处分的省委书记唯一的一位。据说是邓小平帮助李井泉解了围：“ 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得多了些，四川死人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舒同与李井泉曾经同在江西东乡闹革命(舒同任东乡县委书记)，红军时期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担任山东军区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山东省委书记。他在反右结束后仍开展“整风补课”，给几万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曾受到中央监察部的通报批评。1960年10月被撤职，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任。1961年下放至山东省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3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文革后1978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9月平反。此人从政饱受贬，书法成一人。曾被称作是 “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是当代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师。(国民党的一枝笔是于右任)
曾希圣是黄埔生，参加过北伐战争。红军时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抗战时任新四军第7师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建国后任安徽省委书记，在 “大跃进”中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给安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处分了敢讲真话，赈济百姓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1960年10月兼任华东局第二书记，接替舒同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调任西南局书记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 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7月平反。
张仲良出身于西北红军，任陕甘省军事部副部长。抗战时担任贺龙的联防军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为西北野战军第四军政委。1949年9月调任青海省委书记， 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因搞浮夸造成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1960年8月改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1月改任甘肃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文革后1979年2月平反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以上五人的共同特点是大跃进中搞浮夸，造成省内重大人员死亡。除李井泉外，其它四位省委书记都被撤职，并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又在文革后的1979年前获得平反。
这五个人都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没种过地，担任政治工作干部。
其中有三个人与邓小平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吴芝圃部抗战期间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平反补办追悼会是邓小平亲自致悼词。
李井泉浮夸错误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才过关，文革时邓小平被下放时，李井泉1972年专程到江西南昌与其一起过年。按李井泉之子的文章说法： “我们家和邓伯伯家关系很好，两家的孩子又是一起长大的”。当然，不排除李井泉是因为刚刚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1年)并高居中央政治委员(1958年当选)而免受处罚，终究比中央委员级的省委书记高一个档次。
曾希圣是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的媒人，曾希圣因浮夸被免职后，被安排到邓小平的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还有一点是李井泉、舒同和张仲良有私交。李井泉和舒同同在江西东乡县一起闹革命，张仲良担任过李井泉任政委的晋绥联防军副政委。这几位同时在大跃进中冒尖，其中是否有某种联系也未可知。
当然，这里面也有客观因素。山东、四川、河南和安徽都是人口大省，在灾荒年缺粮的情况下，死亡人数多于其它省有一定的原因，而且地处内地。比如山东省，灾情最重的是荷泽、济宁、德州等内陆地区，相比之下青岛、烟台和威海等地饿死人的现象少很多。
吴芝圃搞浮夸曾经被毛泽东多次批评。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 “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当吴芝圃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媒体有一篇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其中透露的信息值得研究。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芝圃回答："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歉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五八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回忆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的刘少奇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也都说刘少奇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助刘少奇刮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陈云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关于审查吴芝圃的这篇文章的真假无从考究，只可当作参考不可当真。在刘少奇被打倒的政治环境下，吴芝圃贬损刘少奇的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中央1962年千人大会上许多省市一把手都有发言，这五位浮夸大省既有以省委的名义检查又有省委第一书记个人书面检查和小组检查发言，还有各省其它干部(中央、中央局、省、市、县五级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的揭发批评发言，只要公开档案就真相大白。
当然，不排除很多中央档案或者已经销毁，或者被改的面目全非。举个例子，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1978年公开发表时，上面所有刘少奇的名字全被隐去。在后来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去掉了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和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文革后一面口诛笔伐大跃进“浮夸风”，一面给这些大搞浮夸的责任者平反。称他们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难道他们当年搞浮夸是“诬蔑不实之词”?或者说是他们浮夸对了而当年中央处理错了?如此颠倒黑白何以面对因浮夸死去的几百万冤魂?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戴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而大跃进对“浮夸风”干部的整肃有冤的话，当然不能怪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只能是毛泽东制造的。难道毛泽东反浮夸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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