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我们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
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
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
话说1936年10月18日拂晓时分，红2方面军红6军团总务处长朱家胜带领一些勤杂人员，首先与红1方面军接应部队见面。红2方面军右纵队到达静会宁西北的老君铺，与红1方面军第2师5团会师。
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悼念鲁迅逝世发出3封电报：一封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一封是《为悼念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还有一封是《为追悼和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情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全苏区下半旗致哀。
同时，毛泽东在电文中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为鲁迅遗体举行国葬。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了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是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
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被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
后来冯雪峰在1937年1、2月份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多次的长谈中，一再关切的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对冯雪峰等人主持的鲁迅治丧工作给予了肯定。1956年，鲁迅墓被迁葬于虹口公园，毛泽东为其墓碑题写了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鲁迅先生之墓”。
10月21日，红2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及关向应率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聂荣臻、左权、邓小平在平丰镇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人亲切会面。
10月22日，红4方面军红5军与胡宗南部激战于华家岭，红5军损失1000余人，枪600余枝，副军长罗南辉牺牲。
此时，国民党军占领了西兰大道，并继续前进，红军处在南北夹击之中。宁夏战役已经无法顺利实施。
10月22日，红2方面军到达西吉县的隆德将台堡，同红1方面军红2师会师。红2师把5万块大洋、20头肥牛、2000只羊、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等物资，送给了红2方面军。两军指战员在将台堡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贺龙兴奋极了，他动情地说：
“这下子真要见到毛主席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我们都集合在毛主席的大旗下面，革命一定会发展，一定会胜利。”
至此，红军3大主力终于走到了一起。
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
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整，增加彭德怀、凯丰、邓发、林育英4人为政治局委员。
10月22日，毛泽东致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说：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需要10种至15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共价不过100至300元。”“在11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毛泽东嘱咐由叶剑英经手选择，由刘鼎经手购买。他还告诫叶剑英和刘鼎说：
“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要节约又节约，”“一切费用均需报账。”
后来，毛泽东又给叶剑英写信说：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按照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再说红军3大主力会师，极大的震动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调动260个团的优势兵力，欲乘红军十分疲劳立足未稳之际，从东南西3面夹击红军，仅在静宁、会宁地区就集中了5个军的兵力，分4路向北进犯：一路是第3军王均部，一路是第37军毛炳文部，这2路为左路军，由会宁地区出发，直扑靖远；一路为胡宗南的第1军，共4个师，为中路军，由静宁地区出发，向海原杀来；一路为东北军第67军王以哲部和何柱国部骑兵军，为右路军，由隆德地区出发，向固原的黑城镇、七营方向进攻。
毛泽东指示红军主力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对毛炳文、王均部予于牵制；对东北军采取统一战线的方针。
10月24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军总部和各方面军，先在预设地区集中3个方面军的主力击破南敌，除去后顾之忧，而后再进攻宁夏。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
就在24日这一天，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第30军在靖远上游5公里处的红嘴子偷偷西渡黄河，因船在河心沙滩搁浅未成功。
这一天，中共中央得悉张国焘又命令红9军西渡黄河，立即致电张国焘说：
“9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而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4、5两军主力是否足够？”
10月25日，红30军88师第263团从靖远上游8公里处虎豹口渡河成功，抢占了黄河西岸滩头阵地，红30军全军相继过河。
10月25日，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
“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30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溃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在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向北。”
军委决定：红4方面军的红9军暂不渡黄河，而以另外1个军接渡河向30军跟进，这两个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地区，向中卫方向延伸，侦查定远营、中卫情形。第二步以1个军攻占战略要地定远营。
红4方面军除渡河两个军以外，其余3个军与红2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其推进。
红1方面军主力在红4方面军渡河的两个军控制黄河西岸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进占进积、灵武地带。在南线敌人受到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红4方面军的红9军即从中宁渡河。
10月25日，毛泽东准备派彭雪枫化名为彭雨峰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前往绥远，同傅作义商谈合作抗日事宜。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宜生主席先生勋鉴：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晋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3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地区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韩团长致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
戎绥
毛泽东
信写好了，毛泽东伫立在窗前，不住的抽着烟，一缕缕烟雾在空中缭绕。忽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来到不是别人，而是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彭雪枫。
毛泽东把写给傅作义的信拿过来，又看了一下，交给彭雪枫，说：
“雪枫同志，你的任务是，把这封信交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手里。今后，你是中共中央驻太原的代表，秘密与阎锡山谈判，争取阎锡山与我们合作抗日。”
彭雪枫说：
“主席，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艰巨，才特派你彭雪枫同志赴晋，认识认识那位老奸巨猾的军阀的嘛！我们回师陕北后，蒋介石的5个师借剿红军之名，开进河东道，想挤掉阎锡山。日寇西侵，灾难深重，严重威胁太原。最近阎锡山派员来，希望我们派代表去山西，与他先秘密接触谈判。他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派人前来请我军代表入晋是真诚的。但是，我与恩来商量，你还是先去绥远，与傅作义将军接洽，由傅作义向阎锡山转致我意，再赴太原见阎锡山，更为妥当。”
彭雪枫说：
“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碰到困难设法克服。”
10月26日，张国焘不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命令红9军和4方面军指挥部西渡黄河。
10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1、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2、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3、30军占领永登是对的。9军必须占领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1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4、4军及5军、31军，2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5、1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10月27日，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
“目前作战重点应注重击南敌，停止过河。”“4方面军30、9两军及指挥部过河后，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过河部队应“以1个军向中卫延伸，1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10月27日这一天，张国焘电示4方面军指挥部：4军、31军将在靖远下游渡河；命令他们将在河包口的船只顺水放下，接应红4军和红31军。
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说：
“张国焘在以各种方法破坏战役计划，而且还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的名义发电报给渡河部队。”
聂荣臻也向中共中央报告说：
“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此点不仅是证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着继续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之实质及一贯路线。”
10月28日，陈昌浩连电中革军委，提出要求：不分散红4方面军，红31军、红4军都要过河西去。
10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中，再次声明说：
红军愿与一切国民党军队及南京政府停战，携手抗日。
此时的蒋介石，他估计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后，最多不过3万人马，只要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飞机，即可在两三个月内将红军大部歼灭在陕北。于是，他于10月下旬亲赴西安部署军事计划，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0月底，蒋介石由西安到洛阳，以“避寿”为名，住了一个多月，调兵遣将，把嫡系精锐部队约20个师，摆在平汉线的郑州至汉口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集结待命。蒋介石命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处机场，调集100架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候用，又调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余名高级军政大员集聚西安。
10月29日，张国焘电示4方面军总指挥部说：
“已得毛主席同意，4军、31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
这一天，担负掩护任务的红4军、红31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在郭城驿地区与尾追的胡宗南部激战后，拉到靖远县西北的三角城准备过河。此时，胡宗南部已经先控制了渡口，把红4军、红31军和张国焘阻拦在黄河东岸。
此时在黄河以西的4方面军的兵力有：
红9军：辖25、27师，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15发。
红30军：辖88、89师，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25发。
红5军：辖13、14师，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枝，每枝枪平均子弹5发。
骑兵师：共200人马，枪2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25发。
此外，还有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先锋团、回民支队等，全军共21800余人。
而在黄河西岸的国民党军，正规军有马步青的骑兵第5师16014人马，马步芳的第2军25000人；民团107个团，人数多达15万余人。
马步芳见红军渡河西来，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已经投入了10万兵力阻击红军。
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红军3个军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坚持下，终于组织成了西路军，张国焘、陈昌浩信誓旦旦地要打通与苏联接壤的国际线。
此一去也有分教：眼见得羊入虎口，龙困沙滩，壮士饮恨，巾帼遭辱。
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一批据说是北京大学教授转来的一批物资，他立刻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中写道：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火腿、时表各物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的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毛泽东再也没有想到，他收到的这批物资，竟是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期的朋友许德珩托人送来的。
当年，毛泽东离开北京后，许德珩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学生领袖之一，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事件。后来，他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初回国后，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翻译出版，这是第一个中文译本。1936年，许德珩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与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徐冰发生了联系。一天，徐冰和他的夫人张晓梅来到许德珩家，他们谈到了陕北的情况，许德珩非常关心毛泽东和红军的处境，他问徐冰：
“陕北现在最缺什么？”
徐冰说：
“现在，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北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钟表。”
许德珩当即决定拿出自己的钱，要去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泽东。徐冰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许德珩拿出自己的积蓄，让夫人劳君展和张晓梅到东安市场，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回到家里，晓梅问：
“要不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
许德珩和劳君展说：
“不要，不要！”
当许德珩夫妇买的这些物品，托徐冰辗转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只知道是北京大学教授所赠，但不知道是何人所赠了。
毛泽东这封感谢信，许德珩自然没有收到。一直到了198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时，才将这封信的复印件交给许德珩看。
11月，毛泽东开始阅读李达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称赞说：
“这部书翻译得及时。”
到1937年4月，在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就用毛笔、红蓝铅笔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出了近13000字的批语，其中最长的一条多达1200字左右。毛泽东还用约10种符号，在书的原文中分别作出标记。
11月7日，由于毛泽东的信息从四面八方纷纷飘向阎锡山的办公桌上，阎锡山这天专门召集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开会，听听各方对山西形势的反应。阎锡山说：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是守中立，还是帮助日本反共，或者联合红军抗日。”
经过表决，与会者绝大多数赞同“联共抗日”。于是，阎锡山派出专员到陕北秘密同共产党联系，要求毛泽东派出全权代表到太原洽谈。
11月10日，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临灃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她曾在桃园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长沙周南中学读书；1922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1923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12月以“丁玲”为笔名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她与丈夫胡也频及沈从文等人组织了《红黑社》，出版《红黑》半月刊。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初，胡也頻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丁玲没有后退，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主编；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了她，关押在南京。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被国民党囚禁了3年多的南京，经上海、北平、西安到达陕北苏区。她是第一个来到苏区的知名作家。
11月10日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丁玲。周恩来先来了，他依然是保留着长征路蓄下的大胡子。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微笑着走了进来。他的颧骨突出，脸显得很长，一头浓密的头发，几乎像个大锅盖扣在头上，本来就很高的身材，因为消瘦，再加上衣服太肥，就显得更瘦了。坐在门坎上的周恩来笑着说：
“主席今天漂亮了，刮了脸啦！”
毛泽东也笑着说：
“我还没有理发呢。”
毛泽东满面笑容，和丁玲握手，亲切地问：
“你就是丁玲？大作家！我读了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你的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嘛。”
丁玲见到了除鲁迅之外她最敬仰的人。她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窑洞里摆了四五桌宴席，丰盛而不奢华。张闻天、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及中宣部的人员都出席了欢迎会。中宣部长吴亮平主持宴会，丁玲被安排在首席。后来丁玲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晚会开得很热烈，到很晚方散。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毛泽东专程到丁玲住的大院看望丁玲。当时和丁玲同住一间窑洞的李夫，在《女战士丁玲》中记录了毛泽东这次走访的实况和她自己的感受：
“外边和街上非常的黑，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的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是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n’的撑在地上。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平民化，恐怕全中国只有在苏区才能找到。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和安徽的名胜，旧小说和新文学。毛泽东旧文学的根底极好，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他看过《红楼梦》。据丁玲告诉我说，他曾作过一篇《红楼梦》的文章，有好几万字长。毛泽东说贾宝玉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据我所知，丁玲对毛泽东非常钦佩，曾说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革命领袖。”
在保安的几次晤谈中，毛泽东征询丁玲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丁玲提出建立文艺俱乐部，以组织苏区文艺运动的基本队伍。毛泽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建议成立正式的文艺团体。
11月15日，丁玲主持召开了一个有34人参加的成立文艺团体的筹备会。此后，经过紧张的筹备，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征请会员、草拟会章等项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11月19日，红1军团奉命隐蔽于山城堡以南，红15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红2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一部也在此集结待命。
胡宗南占领同心城后，为抢头功，令其第1军主力两个师孤军深入，直插盐池，19日占领惠安堡；20日78师占领山城堡。此时，王以哲的67军也由预旺堡地区东进策应。
11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军乘胡宗南的第76师由山城堡东出时，以埋伏在山城堡周围的各部从东南西3面发起猛烈攻击，经过1夜激战，歼灭胡宗南第76师廖昂的1个旅又2个团，计15000余人。
11月22日，毛泽东就此致电潘汉年说：
“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潘汉年是在10月间去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他首先拜会了宋庆龄，向宋庆龄转呈了毛泽东写给她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宋庆龄完全拥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张，把毛泽东的嘱托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四处奔波，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接洽。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果夫、张冲开始进行谈判。
11月22日下午，文艺团体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凯丰出席了大会。由李伯钊主持了会议，丁玲汇报了文艺团体筹备的经过。
会议确定了文艺团体的宗旨和任务是：
“培养无产者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务。特别在现时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创作倾向的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更是党和苏维埃新政策下的迫切要求。”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全体会员通过，把文艺团体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还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说：
“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方面，我们干的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
会场上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毛泽东清了清嗓子又说：
“要抗日我们首先要停止内战。我们要从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要发展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张闻天、博古也在会上讲了话。
大会结束后进行了文艺表演。毛泽东说的一段笑话，李伯钊唱的一支情歌，都赢得了全场人的喝彩。
11月23日，丁玲在中国文艺协会第一次干事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会议结束后，丁玲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拜访毛泽东。此时在陕北的作家们大多都还担负着一定的实际工作。丁玲也要求毛泽东给她安排一点工作。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丁玲，一个文艺协会主任，又是大作家，不静心写作，你还打算做什么事呀？”
丁玲爽快地说：
“当红军。”
“当红军？”
“我要上前线当红军！”
毛泽东一听更高兴了，笑着说：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与胡宗南的最后一仗，现在还赶得上，你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毛泽东立即让工作人员通知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让丁玲跟随他奔赴前线。11月23日这一天，也就是丁玲在保安住了12天之后，她便以一个红军女战士的身份上了陇东前线。
后来，丁玲成为以聂荣臻为政委、以左权为代理军团长的红1方面红1军团中的一员。在前线，她结识了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左权、萧克、陈伯钧等红军将领，写下了《速写彭德怀》、《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一页日记》、《到前线去》等描写红军战斗生活的作品。
欲知丁玲后来如何发展，请看后边详述。
第115章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
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
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
话说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在上海逮捕抗日爱国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女）7人；还查封了十几种抗日的进步刊物。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与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由会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与毛泽东会面。
朱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二人共话别后情形，谈至深夜，意犹未尽。
毛泽东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二人都很激动，紧紧握手，相见恨晚。他们在谈话中回顾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和近10年的内战情形。
何长工和毛泽东交谈了两个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4方面军和红32军的情况，对自己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南下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周恩来也说：
“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啊！”
有一天，周恩来通知耿飈，军委调他到4方面军红4军任参谋长，问他有什么意见。耿飈见周恩来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便说：
“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1方面军好，4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恩来告诉耿飈说：
“毛主席要和你谈话。”
耿飈心想，大概是为去红4军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准备着挨批。可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却笑着对他说：
“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耿飈随着毛泽东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泽东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耿飈说：
“你讲的是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哎，叫你到4方面军去哩。”
“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1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耿飈问道：“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停下脚步望着耿飈，严肃地说：
“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耿飈却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嗨，”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4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飈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很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援绥通电，号召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援助绥远运动。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再次表达了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希望蒋介石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2月1日，毛泽东给孙科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先生。”
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杨虎城说：
“敝方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暂借30万元；敝军行动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
12月2日，张学良飞到洛阳向蒋介石“尸谏”，蒋介石训斥他说：
“有人在共匪未肃清之前，而高谈与日作战者，皆为国家之叛徒。”
张学良反驳说：
“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什么区别？”
蒋介石蛮横地说：
“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12月2日，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查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央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
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详判，愿接高明。
毛泽东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初，毛泽东还在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着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贺清华这些随从的警卫员，也跟着旁听。他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他们知道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天气太冷了，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的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终于等到了规定的烤火时间，贺清华这才为毛泽东领来了木炭，生起了炭火。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毛泽东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他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他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贺清华手忙脚乱的找了一通，猛然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他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的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几天后，毛泽东就停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写作。据他自己讲，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只完成了5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要写，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功夫再写，就搁笔了。
且说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的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10日，毛泽东致张学良，他在信中写道：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对从洛阳来西安布置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兵谏。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之前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蒋介石到西安后住在临潼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华清池的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到华清池。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在混战中，秘书萧乃华及蒋孝先被打死，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
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俘的俘，伤的伤，死的死。
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看见蒋介石所住的3号厅的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
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蒋介石。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呼喊声惊醒，他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惶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张学良、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新城是杨虎城绥靖公署所在地。
与此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军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
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
“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党的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去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邀请共产党方面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周恩来急匆匆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因彻夜工作，此时刚刚躺下。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电报，迅速浏览一遍，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说：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要求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再打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立即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
毛泽东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可能进攻西安，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说：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西安事变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又通报给在前线的红军领导人。此时刘伯承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他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13日凌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了“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会议确定由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去西安。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8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
“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的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依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服从他。”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张冲则建议约请共产党在南京的秘密代表潘汉年商量，请求共产党方面出面调停。
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3日这一天，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说：“请先释放介公回京。”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行动。电文中又说，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革军委也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高桂滋是国民党第84师师长，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在写给高桂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我党我军“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高桂滋在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文中首先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电文中说，张学良、杨虎城此次发动兵谏，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电文中又说，如果南京政府决定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将会引起“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电文中还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
电文中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说，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2月16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保安为代表团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去延安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周恩来一行人将从延安乘飞机去西安。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翻遍人类历史，提出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蒋介石也常常把革命挂在嘴边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还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但他所说的“革命”，是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谚语云：乌鸦落在煤堆上，只看见别的黑，看不见自己黑。所以，当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别人要革自己的命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惜一切手段，颠倒黑白，甚至篡改历史，把对手说得如何如何的不堪，一无是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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