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戚本禹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在下午二时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他和王力会合，然后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与汪东兴通话，告知情况。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他。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你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的威信很高，组织上的事情，他说一不二。

　　田家英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里原来是彭德怀住过的元帅府。我们到那儿的时侯，只有田家英夫人董边在，她告诉我们，家英同逄(先知)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就坐下等着。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田家英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你检査的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这儿还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稿。

　　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我、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安子文谈话完毕，我就在田家英住处用红机子与汪东兴通了话，通报了安部长和田家英的谈话情况，并请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马上就派了机要室的机要员王妙琼过来，又派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一起过来协助我办移交。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和张纯到了，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清点田家英那里的文件，并一一作了登记。

　　接着，安子文与王力分别乘车回去了，我在交代完毕后也回到中南海甲楼，找汪东兴通报了情况，并请他对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等做相应布置。汪东兴听了我的话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中央对田家英实行停职反省的决定。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査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可能来不及到会。他就说，那么我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登记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的，所以都很清楚，交接得也很快。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后把文件带回来。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的文件交机要室，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把《毛选》第五卷清样存放到甲楼。

　　晚上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汪东兴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各种斗争，还讲了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批评。汪东兴讲的内容有些我是知道的，许多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在我离开中南海的期间(1964—1966)发生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5月22日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马上交给我。我说，那我派人过来登记。他说，“不，你要来一下，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我说，那好。于是，我通知了王妙琼，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电话，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里。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是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东厢房找住在那里的逄先知过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就跟着过来，在走到卫生间拐角处，他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他这个举动是违反纪律的。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毕竟有着多年的交往。这个时候，我也没法告诉他什么情况，只能对他说，下午安部长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没有啊。我一边说还一边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说的是陈伯达。事实上，中央这次决定审查田家英，也确实有陈伯达向毛主席写报告的事。

　　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第三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约十时许，田家英的勤务员小陈，第一个发现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厢房里上吊自杀了。(田家英把主席不大看的书都放在永福堂的西厢房，而主席经常要看的书则都放在菊香书屋。)小陈看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里自尽了，门还反锁着。小陈惊恐地跑到秘书室去报告，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他们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路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就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和我报告。我们立即转报会议主持人，然后赶了过去，安子文、王力等也闻讯坐车赶来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叫人通知了董边。

　　看了现场以后，安子文、汪东兴当场就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后来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火化了。安子文、汪东兴和我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主席和江青等汇报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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