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俄国十月革命曾被认为是20世纪的中心事件，而今年恰好是俄国革命10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西方学者纷纷撰文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和反思。法意则相应地做出了纪念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翻译计划，将不定期挑选个中好文推送给大家，今天是系列的第二篇。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但同时也是20世纪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本文作者塔里克·阿里将列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这位天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如何以一种比其它历史人物更为深刻的方式来塑造上个世纪的历史。他认为列宁具有极大的远见，即使在生命尽头，依然卧病思考，高昂地批判己方阵营的败绩，并坚持认为一场革命如果不经常地自我更新，便会遭遇失败。然而，列宁的远见并未被人重视，甚至可以说，俄国已无人能如他那般深谋远虑。
本文作者塔里克·阿里是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英国《新左派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著有二十余本关于世界历史和政治的著作及七部小说，并著有新作《列宁的困境：恐怖主义、战争、帝国、爱情和革命》(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volution)。
二月革命后的思考
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列宁对二月革命成功之迅速感到惊讶。当他乘坐德国列车从欧洲的苏黎世到俄罗斯时，他一定是在想，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软弱的自由党派主导了新政府，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真正令他担心的是，他收到的报告显示，他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前进的道路上摇摆不定。理论将他们和大多数左派人士一起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式的。只有在德国、法国，甚至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出现，而不是在当下的俄国。(利昂·托洛茨基和他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几个持不同观点的人。)
由于革命的进程是预先注定的，社会主义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向临时政府提供支持，因为其通过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并发展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旦这一切完成，他们就会鼓动进行一场更激进的革命。
这种教条主义和消极态度的结合激怒了列宁。二月动乱迫使他重新思考旧教条。他现在认为，要想继续前进，必须有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沙皇国家必须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因此，他在彼得格勒的火车上说:“对一个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或支持这种政府的政党，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
列宁的战略与十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体现了他的战术思维:“和平、土地和面包”。至于革命，他现在认为，国际资本主义链条将会打破其最薄弱的环节。争取俄国工人和农民，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将为德国和其他地方的起义铺平道路。他认为，没有这一点，就很难在俄国建立任何有意义的社会主义。
列宁在“四月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新方法，但还得努力说服布尔什维克党。当有人指责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时，他就引用歌德的《浮士德》中的米菲斯托菲尔的话：“理论，我的朋友，是灰色的，但绿色是生命的永恒之树。”对列宁早期的支持者是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她也拒绝妥协，因为她相信，没有什么是可能的。
从2月到10月，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列宁说服了布尔什维克党，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为一场新的革命做好了准备。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拒绝退出战争，他的犹豫不决受到前线部队的布尔什维克鼓动者们的攻击。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暴动和逃亡。
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即苏维埃，列宁的战略开始对大量的工人有意义。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的多数席位，而且该党在其他地方也在迅速发展。
列宁的政治思想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意识之间的融合产生了十月计划。
十月革命绝不是一场阴谋，更谈不上是一场政变，也许是历史上最公开策划的起义。列宁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最年长的两名同志仍然反对立即革命，并公布了这次活动的日期。虽然它的最终细节显然不是事先宣传的，但接管行动迅速，而且涉及的暴力极少。
在随后的内战中，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这场内战中，新生的苏联的敌人得到了沙皇前西方盟友的支持。在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数百万人的伤亡中，布尔什维克党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政治和道德代价惨重，其中，最初创造革命的工人阶级几近灭亡。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选择，并不是列宁和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真正的选择取决于红军和白军之间残酷的权力斗争，后者由沙皇的将军领导，他们毫不讳言如果他们赢了，布尔什维克党和犹太人都将被消灭。白军的大屠杀把整个犹太村庄都夷为平地。大多数的俄国犹太人，无论是作为红军的成员还是在自己的党派单位，都进行了反击。红军最初是在内战中由托洛茨基、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和米哈伊尔·弗鲁泽(前两名在斯大林之后被杀害)而形成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几十年之后，是红军在库尔斯克和斯大林格勒的史诗战役中，打破了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到那时，列宁已经去世将近20年了。
列宁在1924年去世前的最后两年，因中风而衰弱，因而他也得以有时间反思十月革命的成就。他并不快乐。他看到沙皇国家及其做法，非但没有被摧毁，还侵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意识到，俄国大沙文主义猖獗，必须根除。在内战造成的人才损失之后，党的文化水平令人惋惜。
“我们的国家机器是如此可悲，更不要说悲惨，”他在《真理报》上写道。
“最有害的事情是相信我们至少知道一些事情。”
“不，”他总结道，“我们有荒谬的缺陷。”他认为，革命必须承认错误并自我更新，否则就会失败。然而，这个教训在他死后就没有得到重视。他的文章大多被忽视或故意歪曲。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像列宁这样有远见的苏联领导人了。
“他的头脑是一件非凡的利器，”温斯顿·丘吉尔这样写道，后者可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崇拜者。“当它的光芒闪耀时，它揭示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历史、悲剧、愚昧、虚伪，尤其是谬误。”
改革者
在他的继任者中，两位著名的改革者——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和80年代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苏联的内爆与其政治文化的退化有很大的关系(有时也与缺乏官僚精英有关)，并且与1970年代开始的经济停滞和资源依赖同样有莫大的关系。在执迷于模仿美国技术进步的同时，苏联的领导者们自断了后路。革命最终也是令人遗憾的结局，相当多官僚重新成为百万富翁和寡头--正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被流放时曾预言过的那样。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曾经说过。当资本主义摇摇晃晃的时候，政客们和那些幕后的政治寡头们发现选民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他们的政党。西方政治向右翼的转变是对自苏联解体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联盟的反抗。然而今天，政客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责怪社会主义了——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家保守主义支配之下，今年既没有对二月革命也没有对十月革命开展任何庆祝活动。“它们不在我们的日历上，”他在去年对一位印度记者说。
“在他们死后，”关于革命者，列宁这样写道，“人们试图把他们变成无害的偶像，以使他们成为圣徒，可以说，将他们的名字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成为受压迫阶级的‘安慰’，来愚弄受压迫阶级。”在他死后，在他的遗孀和姊妹的哭声中，列宁被木乃伊化，公开展示并被当作拜占庭圣人对待。他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翻译：张维营
翻译文章：
Tariq Ali, What Was Lenin Thinki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 2017.
网络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03/opinion/what-was-lenin-think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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