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39问杨继绳：亳县饿死了20万人吗

鹤龄：39问杨继绳：亳县饿死了20万人吗

据杨继绳说，《墓碑》的此篇——《第四章、安徵不安·三、亳县的惨剧》全部取材于梁志远的有关作品原稿。

“在大饥荒期间担任这个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县委和县人委合署办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

《亳县的惨剧·3、全县饿死20万人》记载：

1960年冬整风整社以后的若干年内，县委曾经研究过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梁志远见到过三组数字：

1961年3月17日，县委在亳县三级干部会上整风检查，在一份绝密材料中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4.4万人；

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编印的《解放以来30年（1949－1978）农业统计资料》，其中亳县1959和1960年两年全县农业人口减少了28824户，占原有户数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

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志》第75页刊载：1960年城乡总户数比1958年减少了29400户，总人口负增长9.6万人。

这三组数据是怎么来的？

原来“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数”，即委派梁志远开始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调查，先后三次，至年底结束。除此以外，没见“经历了整个过程”的梁志远提过毫县另有其他人的调查。

亳县县委1961年3月17日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4.4万人”，出现在梁志远的三次调查结束以后，这个数据应是源出于梁志远的调查结论，否则，就没有来源。而调查的目的是县委为了做到“心中有数”，且以“绝密”文件保存，应不存在缩小数据的主观动机。因此，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那么，1979年和1996年的两组数据又是哪里来的呢？我们还得从梁志远的三次调查说起：

第一次：“”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数，让他安排一个中等大队人口死亡比例调查。他选了古城公社李8大队作为调查对象， ……

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缺东关分支三个生产队，没查），……

这两个生产队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数，总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第二次：1960年底，梁志远带领姚志远等，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饥荒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原有127户，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

第三次：1960年底，梁志远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归外，全庄仅剩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数的70％以上。

梁志远根据以上调查判断，全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应当在20万人以上，有近3万户彻底毁灭。

请注意，这不是梁志远在当年调查时及时作出的判断，而是，“梁先生用自己当年调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见《墓碑》）”作出的“后补”判断，即2002年以后在《炎黄春秋》发文时用当年的调查作出的判断！

这样，我们就有点怀疑了，1979年和1996年作出的判断是不是也是出自他在那个时候的判断？反正作为“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的亳县饿死人问题的调查负责人，不是杨继绳一句“梁志远见到过三个数字”就可以完事的，尤其是出现在1961年3月的“非正常死亡4.4万人”，梁志远必须有个交待：

这个“4.4万”是不是你调查过后在当时作出的判断？

如果是，为何在40多年后你又作出了5倍于当时数据的判断？

如果不是，它又是依据谁的调查作出的判断？

如果不是，你调查了三次，当时为什么没有作出判断？

如果你当时作出了判断，为什么不公布当时作出的这个判断？

杨继绳对这些问号不作任何思考，就直接采用了梁志远的非正常死亡20万以上，又变本加利的来了个概念转换，变成了“全县饿死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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