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40、41问杨继绳：说凤阳 你这是开的什么国际玩笑等两篇
40问杨继绳：说凤阳 你这是开的什么国际玩笑
在《墓碑·第四章 安徽不安·一、说凤阳 道凤阳·2、三年饿死九万人》中，杨继绳是这样说凤阳的：
“凤阳，一个不到40万人的县，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9万人，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证据何在？“证据”有三。
其中两点是“根据新修《凤阳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7年净减少了89113人，……1961年农村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89125人”。
第三点就是根据杨继绳自己的了：“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长率2.44％计算，1961后全县应有人口419315人，照这样计算，1961年比应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
在他的杨氏人口理论中，总人口减少即饿死，按他的计划应变人的卵细胞未成人的即是饿死的人。
这三个“证据”能不能“证实”凤阳三年饿死了9万人，杨继绳自然心中有数。
于是，补充“证据”：
《墓碑》：“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
陈振亚的饿死人数据是不是通过饿死人专项调查得来的？是搞的抽样调查还是自下而上逐级汇总的普查？杨继绳没有交待。我们就假定他的数据完全真实罢。可是，也只有6万多一点，与9万还差了近3万。
别急。杨继绳又补充了“证据”：
《墓碑》：“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按郭书田四分之一的估计，以1957年380711人为基数，则饿死95178人。这和陈振亚说的1959－1960年两年饿死60245人大体相符。”
郭司长80年代考察凤阳应该不是专程考察20年前凤阳饿死人的历史，考察这段历史顶多也就是一个附带的任务吧。他的没头没尾的“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怎么能作为研究这段历史的“据”！
然而，杨继绳不但拿来作为“据”，而且还“左右不分”的据此计算出了一个精确到个人的95178人的饿死人数据！
更离奇的是，这个“95178人”竟然会“和陈振亚说的1959－1960年两年饿死60245人大体相符”！
两个相差近35000人的数据竟然会“大体相符”，你这是开的什么国际玩笑？至少也得交待个来龙去脉吧！
譬如说，“95178人”是1959——1961的三年饿死人数，“60245人”是1959——1960的两年饿死人数，将它加上1961年的饿死人数就与“95178人”大体相符了。
如果是这样，凤阳1961年就得饿死近35000人，你掌握了这个数据吗？
41问杨继绳：你是怎么弄出的无为饿死30万
《墓碑· 第四章、安徵不安· 二、无为风波·1、大步奔向共产主义》：
共产风给无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中写道：“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谢贵平调查结果是，全县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
杨继绳在这里给出了两个无为县的饿死人数据。
第一个数据，饿死30万以上。此说源于杨金声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该文发于《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杨金声当时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没有作过无为县饿死人的调查和研究，写的是“亲历”，一些亲历以外的东西譬如无为的两个总人口数据特别是县公安局的饿死人统计数据他是从什么渠道弄来的都没有交待。作为一个普通教师，要查到据杨继绳说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刻意保密的饿死人数据，应该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数据，饿死20余万人。此说源于谢贵平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该文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2006年第2期。
该文说：“据《无为县志》记载，1957年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仅余662,557人。”算是替杨金声说的无为两个总人口数据找到了出处。
该文又说：“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谢贵平的身份不明，但肯定不是像杨继绳一样“得天独厚”的新华社记者，所以查找公安局的饿死人数据，他也面临着教师杨金声同样的难题。
对于两个不可能采访到公安饿死人数据的人提供的数据，有能力采访公安的杨继绳并没有采访无为公安局核实数据，就把它们拿来当作自己采访到的一手资料。
别开这两人的数据可信度不说。假定县公安局的饿死人数据是真的，两个总人口数据也是对的，杨金声从总人口减少推导出的饿死30万也绝对不是真的不是对的。因为，人口减少不仅由饿死决定，它受着少生、外流以及饿死等多方面非正常死亡因素的影响。所以， 在《炎黄春秋》发表杨金声文章四年以后的2006年，谢贵平重提无为问题时，虽然说了很多无从稽考不符事理的话，也没有采用杨金声认定的30万以上而是用了20余万。
杨继绳难道连这个也不懂？竟然直接采信杨金声的30万以上，毫不犹豫的把少生的和外流的人一起收进了饿死人的行列！认定无为县“在这样基本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饿死了30万人”。
难怪他大量引用谢贵平的文章却不引用其“人口外流的严重情况”。人口外流严重到什么程度？请看：
“人口外流以石涧、陡沟、蜀山等区为甚，蜀山区得胜乡小坳第四社桥头坟和双泉两个生产队，就有45%的农户流往江西省。”
这两个队几乎外流一半的 人了。说明《墓碑》中渲染的政府严控外流力度还是有限得很！蜀山等区的人有腿，其它各区的人就没有腿吗？他们就不会外流！？只是外流的多少而已。如果全县平均外流人口20%，近百万人的无为就减少了近20万！如果全县平均外流10%，就减少了近10万！平均外流5%，也得减少近5万，再加上人口出生减少的因素，怎么算也算不出饿死30万！
附：百问杨继绳·前言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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