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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

龚云 · 2018-07-10 ·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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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夹边沟事件的历史真相,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

  夹边沟事件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生在甘肃省酒泉市夹边沟农场饿死人的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在一些媒体和文学作品中不断被炒起,如《夹边沟纪事》、《告别夹边沟》、《风雪夹边沟》、《回眸夹边沟》。特别是《夹边沟纪事》,被多个出版社出版,印刷十几次,并被改编为电影,作者在凤凰卫视做了访谈,影响很大。国内外少数敌对势力不断借此事攻击中国共产党。国内一些人称夹边沟事件为“千古奇冤”,称那些饿死者为“旷世英魂”,“累累白骨默默诉说那段残暴的岁月”。还有人把夹边沟农场比作“中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把描写这个事件的小说《夹边沟纪事》称作中国的“古拉格群岛”[1]。

  因此,弄清楚夹边沟事件的历史真相,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7月,原是甘肃省劳改总局在酒泉夹边沟建立的一个国营犯人劳改农场,行政名称为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

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

  1957年下半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夹边沟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劳改刑事犯除留下一部分刑满释放的人员外,大多被迁到马鬃山劳改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送来的48名右派人员,是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人员。后来甘肃省大批右派人员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夹边沟劳教农场劳教。甘肃全部右派分子的21%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58年最高峰时,农场向劳改局汇报的人数为3074人,其中女性32人。实际上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在最高峰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2] 在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中,右派分子887人,反革命分子898人(包括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双料”右派分子[3]),坏分子438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8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78人。

  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漠之地,面积约200多平方公里。农场土地贫瘠而且严重盐碱化,加上风沙猖獗,环境条件恶劣,有的地方根本长不出粮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4]。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从甘肃省到张掖专区到农场,为“坚决贯彻”执行对劳教分子改造的政策,让右派人员每天苦苦劳作,几乎每天都要安排超出劳教人员体能的繁重农活,一些人累倒在地上。

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

  劳教人员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主要的是面临饥饿。右派人员刚到夹边沟时,每月粮食定量20公斤。1958年以后,该标准降为每月13公斤,再后来降到10公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由于体力严重透支,从1958年冬天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为了应付饥饿,右派人员除了吃树叶和菜叶煮成的糊糊汤外,到草滩上挖野菜、草籽煮着吃。到了寒冬腊月,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吃。特别是1960年9月甘肃省劳改局从酒泉各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建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夹边沟农场领导贯彻上级的要求,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外,调过去1500多人。明水农场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那边荒滩上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1000多名劳教人员居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白天还要在荒野里挖排碱沟。在这种情况下,劳教人员大面积出现浮肿,饿死人现象大量发生。由于周边农村都缺粮,所以无法从农民那里换粮食吃。

  夹边沟农场饿死人现象被到酒泉检查工作的监察部部长钱瑛发现后,立即向中央报告。中央高度重视,立即召集会议,迅速派检查团到西北,安排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

  1960年秋天,党中央派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率领中央工作组到酒泉调查灾情,将调查的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1960年11月25日,中央派出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以及有关民主党派人士为成员的检查组,到夹边沟农场专门检查抢救人命的情况。

  1960年1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兰州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纠正这几年“左”倾蛮干的歪风,抢救人命,并对安排好人民生活问题作出明确指示。12月14日至16日,甘肃省迅速传达和落实西北局会议精神。12月17日,酒泉市召开会议,对抢救人命、安排好人民生活等工作做了全面安排。

  1960年12月31日傍晚,到夹边沟的甘肃省委工作组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回原单位,并增加粮食定量。

  1961年后,陆续为在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分子摘除帽子并恢复名誉,幸存者回原单位或重新安置工作,死亡人员家属子女给予了妥善安置。

  如何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呢?需要历史地、辩证地看,不能把它看作“中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更不能借此攻击中国共产党。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研究历史时,把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历史关联环节中考察,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对研究对象做出评价。“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历史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个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5] 从历史来看,夹边沟事件的发生,既有自然环境恶劣和灾害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责任的主观原因。

  第一,夹边沟事件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是一个悲剧,当时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及甘肃省有关部门要承担一定责任。

  夹边沟事件发生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夹边沟农场所在的甘肃省,由于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执行严重“左”倾错误政策的影响,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在个别地区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导致夹边沟事件发生时没有足够的粮食进行救济。

  当年,甘肃省通过检查,发现夹边沟农场所在的酒泉市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查产中以搜查、斗争、罚款、扣饭等手段对待群众,造成群众挨饿、受冻、浮肿、死亡,土地大量荒芜,牲畜大量减少等后果。1960年元月至12月份,全市患干瘦、浮肿和其他疾病的人数高达16.53万人,患病率占总人口的41.3%;死亡人数上升为1.08万人(含各劳改农场犯人),死亡率占总人口的2.7%;外流人口达5000至6000人以上。全市原有大牲畜和羊82064头和164343只,到12月底,分别减少到7659头和36754只。”[6]

  甘肃省的一些干部对发生的问题采取了掩盖的态度。1959年6月26日,国务院人民接待室《关于甘肃部分地区缺粮问题的简报》反映,1959年6月份,当一些缺粮地区的生产队的支书们向所在的公社反映情况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群众瞒产闹粮……这种情况当地干部不仅不设法解决,并不准群众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如静宁县群众来信说,当地干部不准群众反映缺粮情况,谁反映就给扣上‘右派’和‘算账派’的帽子,群众敢怒不敢言。陕西省陇县城关公社方万昌因甘肃省有很多青年逃到该社讨饭,他曾给甘肃省人委去信反映,但甘肃省人委给他回信却说:甘肃省不缺粮。”[7]

  从夹边沟事件发生的具体背景来看,当时的甘肃省劳改局、酒泉劳改分局和夹边沟农场要负一定责任。1958年,大批右派人员开始进入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时,人员成分变了,管理方式也需要改变。右派人员老者多,弱者多,戴眼镜的书生多,根本就承担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能像对待劳改犯一样对待他们。按照中央的意见,对右派人员主要是通过劳动接受教育,进行思想改造。

  由于夹边沟的土地、气候、灌溉条件太差,在“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一路下滑,农场已经没有办法取得劳教人员自己养活自己的收成。到1959年,全年的收获只够全场人员吃一个季度左右,这在劳改劳教农场系统的其他农场是罕见的。作为劳教农场,其收成无法自给,还要上级拨给粮食养活劳教分子,这使甘肃省劳改局非常恼火,又毫无救人措施,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劳教人员饿死。饿死人事件发生后,又不及时上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饿死,夹边沟农场对夹边沟事件的发生要负管理过“左”和知情不报的责任,作为夹边沟农场的上级主管部门——甘肃省劳改局和酒泉劳改分局也要负监管不力的责任。

  1960年12月3日至5日在兰州召开的西北局书记处会议,检查了甘肃的工作,揭发和批判了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12月14日至16日,传达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的酒泉片会议在酒泉市招待所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和重点是全面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彻底检查张仲良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特别是在1960年的工作中,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的严重错误。12月17日,酒泉与会人员,检查了酒泉市委领导的错误。[8] 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就是对相关部门的一种处理,也说明了我们党有错就改的态度。

  但是,夹边沟农场的建立,是否如当今一些人认为完全是惩罚右派的产物呢?《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的作者和凤鸣就这样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以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夹边沟农场主要目的还是在通过劳动对犯人和右派进行改造的同时,开垦建设,做到农场自给,从而给国家减轻负担,最好还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当年《酒泉专员公署公安处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计划任务书》的《生产计划》提出:

  “依土壤、气候及当地群众种植作物的情况,结合国家经济需要,保证人犯生产自给,给国家积累资金的原则,确定夹边沟作为水浇旱田作物型的谷物农场。农作物以春小麦为主。农场西面有天然草滩,附带发展部分畜牧业,以解决农场肥料问题。

  建场后除大量生产粮食外,逐步实行定额管理及经济核算制。初步计划,预计1957年达到全部自给,1958年可给国家上交(缴)利润8112.36元。

  夹边沟农场条件比高台较为差些,除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使罪犯自食其力,在实际劳动中改造以外,必须适当地配备一部分拖拉机,采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实行经济核算,贯彻企业管理,逐年降低成本,消灭浪费,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显示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生产的优越性,并以大面积丰产向当地群众示范、宣传、启发,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9]

  因此,从1954年的计划可以看出,夹边沟农场的设立,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惩罚犯人,包括后来的右派,而是在通过劳动对犯人和右派进行改造的同时,适当发展生产,并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对于具体单位和相关人员工作中的失误和责任不能以偏概全,那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对前人不公正的。正是由于当年农场工作人员和右派的辛苦劳作,寸草不生的夹边沟才成为今天郁郁葱葱的夹边沟林场。我们应该承认,设立夹边沟农场的初衷是好的,也不应该忘记前人的贡献。而且,夹边沟农场所处的自然环境在甘肃省和河西走廊还不是最差的。

  第二,夹边沟事件的发生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夹边沟事件的发生,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1959年,甘肃省静宁等9个县市发生缺粮问题。1959年6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就静宁县严重缺粮问题给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霍维得作出批示:“维德同志:请注意此件所反映的情况,并盼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另国务院派去马永顺同志三人,拟到严重的地区实际了解,盼能给予帮助为荷。”[10]

  1960年,甘肃省普遍发生大饥荒,河西走廊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夹边沟农场周边的怀茂人民公社、银达人民公社、三墩人民公社、临水人民公社都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夹边沟农场周围的农村普遍都缺粮食,连位于酒泉的解放军十号基地的战士也缺粮食。据当时酒泉工作组成员后来回忆,1960年11月,“群众每天只能吃到四两原粮,工作组员一天也只五六两的标准,形势非常严峻,我们的工作以不饿死人为原则。”[11] 在这种情况下,夹边沟农场饥荒发生时,无法从周边及时调拨粮食进行救济,致使饿死人比较多。

  第三,夹边沟事件的发生也有恶劣的自然环境因素。

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

  夹边沟事件的发生与夹边沟所处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有密切关系。1954年《酒泉专员公署公安处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计划任务书》中介绍《土壤调查情况》时说:

  “因接近风沙地区,场内以沙土为多。下挖20公分~150公分不等即属沙壤、沙壤土,一支渠尾部及四支渠部分地区为沙壤土。土内含有碱的成分。地下水位在110公分~280公分(之间)就有60%的水内含碱。表土碱质成白色粉末见水即溶。个别低洼地区如五支渠尾部附近,由于排水不良,地下水位高,表土见水即变为暗褐色。”

  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气候时说:

  “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即便降雨,也多在八九月间,但降雨量也最多不过200公厘(毫米)。但蒸发量却大约在1200公厘(毫米)以上。这里不但昼夜温差悬殊,而且一天之内气温的变化也很大。如今年三月上旬,昼夜温差即在9摄氏度~20摄氏度之间。四月底,早晨是13摄氏度,中午就是26摄氏度。风灾这个地区比较多,夏季多西北风,最大的达到八级,有时风沙夹着寒流危害田禾。这里春天多西风,初秋多东风及东南风,强度最大的有四五级。

  夹边沟土地贫瘠,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气候寒冷、干燥。野生植物品种单调。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12]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夹边沟农场所处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在这种自然环境下,人生存就比较困难,如果遇上极端气候,人生存就更困难了。

  第四,当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夹边沟事件,及时采取了营救措施。

  1959年前后在酒泉县当过代理检察长的王成才后来回忆说:“夹边沟农场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饿死人的。开始,县检察院对这一现象还比较重视,还委派人去搞清楚原因,这是规定,要记录在案,工作做得相对还比较细。到后来,酒泉县农村也开始大量饿死人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也大部分已经饿得走不动路,农场的问题也就顾不上了,了解得也少。这是没把数字搞清楚的重要原因。”[13]

  中央在得知夹边沟农场饿死人的信息后,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1960年12月,西北局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兰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抢灾和抢救人命工作。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的下派干部最常说的话是:“不管怎么说,先把人救活。”[14]

  在西北局兰州会议召开后,中央派西北五省慰问团,由新疆军区后勤部郝部长带领,到酒泉进行慰问。慰问团运来大量的面粉、葡萄糖粉、奶粉、蜂蜜、酥油和药品等。郝部长在酒泉市丰乐公社干部大会上说:“党中央毛主席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已经派出大批干部,拨出大量粮食和物资,帮我们战胜困难”。在中截大队社员大会上他说:“父老乡亲,你们受苦了!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你们忍饥挨饿了,我向你们赔罪了!”说着,他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当他宣布立即解散队办食堂,给社员留足自留地等决定以后,几位老汉说:“这才是共产党的干部,他好像从我们心里走了一遍,说的全是我们的心里话。”[15]

  甘肃省及时落实西北局会议精神,甘肃省委发布了关于迅速开展“抢救人命”工作的决定。甘肃省委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在敦煌县委召开的全县干部和各社队领导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3条指示,周总理的10条指示和西北局领导刘澜涛等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讲话等5个文件,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是安排群众生活的救命会议。”[16]

  酒泉市在检查错误的同时,抢救人命工作全面展开。1960年12月19日,酒泉市委成立了运粮指挥部、医疗救济办公室、综合办公室、城市生活办公室和代食品生产办公室等机构,20日又发出了《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火速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宣传提纲,并采取七项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抽出一批好干部、好党员去当管理员、炊事员。日均口粮不到6两的一律补足6两,不能用代食品、社员自留地和房前屋后收获的食物顶替,保证社员吃够定量;所有病人一律停止劳动,并采取集中、分散、办营养食堂等各种办法突击治疗,口粮给予照顾;对缺少穿、盖、住、烧的社员逐户逐人检查登记,缺什么立即解决什么;实行半天休息或更多一些时间的休息,让群众安置家务,看护病人,等等。由于以上措施落实得力,酒泉全市发病率基本得到了控制并趋于下降。“至1961年1月4日全市发病人数为25326人,其中患浮肿病的9308人,干瘦病4983人,其他病11035人。全市共设病院及集中医疗站167处,已住病员2542人,深入社队巡回医务人员277人。市属3个医院扩大了床位,市委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和招待所、俱乐部全部腾出设立病床141张,收病员105人。”[17] 酒泉市还派人到新疆等地调运粮食,解决缺粮饥饿问题。到1961年6月,结束了历时半年多的抢救人命工作,渡过了经济困难和饥饿关,转入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恢复时期。

  西北局“兰州会议”后,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幸存的劳教人员,被转移到了高台明水农场。

  后来有关部门派人调查相关责任。1960年11月底,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后任青海省委书记)专门到夹边沟了解劳教工作。据原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电视台台长王燕天后来回忆,1963年他曾受命到夹边沟农场做过调查。

  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各地也都采取了相应补救措施。1961年3月17日,第十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做出《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的补充规定》,第一条就是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必须严格控制劳动教养的对象;劳动教养的主要任务是改造人;对于劳动教养分子,应当设立专场管理,务必不要同劳改农场放在一起;从1961年夏季开始,各地应该根据上述条例,有准备、有步骤地对现在被劳动教养的分子,进行一次清查整顿;专署、市举办劳动教养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县一级今后不准再办劳动教养。现有的应当迅速清理结束,最迟在今年九月底清理完毕。

  针对在改造右派分子的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简单粗暴、单纯强调劳动改造、放松思想政治改造工作的问题,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中批转了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要求予以纠正,并再次强调:“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18]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运动作了科学分析。“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八年,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这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得出的正确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历史总结。

  因此,对夹边沟事件的评价应该放到当时历史和自然环境下,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能带有控诉性质地歪曲历史。这样才能既弄清历史真相,又能以史为鉴。

  2017年是1957年反右运动六十周年,要高度重视境内外一些人利用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造成对少数知识分子的伤害,如夹边沟等事件,大打悲情牌,攻击中国共产党,消解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

  第一,从夹边沟事件中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不能让这类事情发生。夹边沟事件的发生虽然有主客观各种原因,但是主观原因是主要的。在和平时期,发生了集中饿死人的事件,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无论如何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坦诚承认自己的失误,从中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此类事件再发生。

  第二,加强对党的失误研究,掌握研究的主动权,防止敌对势力借党的失误攻击党。在我们党95年历史上,由于主客观原因,更多的是客观原因,我们党出现过一些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这些失误,往往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口实。由于各种原因,对党的失误主动研究不够,导致历史研究主动权旁落,让敌对势力大肆炒作。我们党对自己的失误从来是正视的,应该掌握这类研究的主动权,组织党史国史专家,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开放一些档案,还原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充分总结历史教训,十分必要。

  第三,通过一定途径的宣传教育,让普通民众了解党是如何吸取历史教训的,是如何在改正错误中前进的。对于我们党历史上的失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失误,一些民众非常关注,我们越是回避,越是让一些人通过文学作品和互联网把不真实的历史告诉民众,让民众产生错误的历史认知。我们应该通过一定的途径,把经过扎实研究的历史真相告诉民众,让他们了解我们党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失误的,是如何在不断改正自己失误过程中前进的,增强民众对我党历史的了解、理解和认同。

  第四,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既要尊重知识分子,也要教育引导知识分子。

正确评价夹边沟事件

  在2017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19] 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右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为指导,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一些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弱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的知识分子成为资本的代言人,特别是社会上所谓的“公知”(包括极个别当年的右派),把自己放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在尊重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使更多知识分子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多做贡献。

  注释:

  [1]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百年酒泉》(1900~2008)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委员会2009年版,第395页。

  [3]所谓“双料”右派分子,就是既是右派分子,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页。

  [5]《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206页。

  [6]宋锦霞:《酒泉市农村经济政策工作回顾》,《酒泉文史》资料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委员会1997年版。

  [7]《习仲勋与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3、464页。

  [8]宋锦霞:《酒泉市农村经济政策工作回顾》,《酒泉文史》资料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委员会1997年版。

  [9]《酒泉专员公署公安处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计划任务书》(1954年)。

  [10]《习仲勋与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页。

  [11]高正刚:《难忘的记忆——1960年中央西北五省慰问团在丰乐》,《酒泉文史》资料第1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委员会1999年版。

  [12]《酒泉专员公署公安处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计划任务书》(1954年)。

  [13]邢同义:《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5页。

  [14]邢同义:《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5]高正刚:《难忘的记忆——1960年中央西北五省慰问团在丰乐》,《酒泉文史》资料第1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委员会1999年版。

  [16]《百年酒泉》(1900~2008)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委员会2009年版,第500页。

  [17]宋锦霞:《酒泉市农村经济政策工作回顾》,《酒泉文史》资料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酒泉市委员会1997年版。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55页。

  [19]《人民日报》201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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