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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衲先生:苏区肃反中毛泽东文化的永久光辉

老衲先生 · 2018-09-1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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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客观突出的摆在那儿,“权威”指鹿为马,高华紧跟马屁,奈若何也!

苏区肃反中毛泽东文化的永久光辉

  戴向青与“年轻的女资料员”罗惠兰合作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是犯了“自由化错误”领导人直接支持、“党史领导小组”领导者运作下产生的。在“非毛化”的主导下,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沿用“权威”开创的“指鹿为马”手段的基础上,毫无史学研究的基本品格,迎合“非毛化”的同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以降的主要领导人给予全部“剖析”,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戴、罗合作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与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两部作品,是“反思”中共苏区肃反历史的“集大成者”。两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放弃了基本的史学品格。

  受命调查中央苏区肃反AB团任务的是一批人,最后只剩下戴向青与“年轻的女资料员”罗惠兰二人。其他人退出的原因并不清楚,但在戴、罗合作形成最初的“成果”后,出现了不予刊登的针对性研究却是事实。大量退出的人,是否经过调查后觉得良心上无法完成特殊任务才放弃,则不得而知。

  《始末》对历史的阉割和黑白颠倒,只能用“指鹿为马”来形容,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存在以极端的手段泯灭客观史实。因而在完成“非毛化”目的后,也为颠倒是非塑造的“正确代表”挖下了“深渊”。没有背后指鹿为马的权力威慑与极端手段泯灭客观史实的手段相结合,不仅根本达不成“非毛化”目的,而且只能再次形成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即把苏区肃反中毛泽东的文化光辉颠倒成毛泽东的错误、责任,就必须依靠“指鹿为马”的权力威慑和泯灭客观史实的极端手段。

  所以,在“七八百个”AB团分子主动自首、朱德缴获的AB团信物和秘密名单的史实面前,AB团不但成了中共上下一致“臆想”出来的产物,而且还大肆实行“红色恐怖”、无情杀戮。戴、罗对上述史实不是视而不见,而是以激烈渲染共产党的“红色恐怖”多么惨绝人寰来否定这些史实。因此,在国民党夹缝中始终处在生死存亡状况下的共产党采取的一些严格措施,本来大多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历史经验,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惨不忍睹的情形。偶然情况下捕获的AB团,不仅直接渲染成酷刑“打出来”的,而且完全是共产党“无中生有”。苏区不仅几乎没有AB团等敌特活动,反而是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品质恶劣”的成份。

  “权威”如此,夫复何言?

  因此,本文仅就与毛泽东相关的历史事实进行探讨,把黑白颠倒的历史更正过来,以弘扬苏区肃反中毛泽东的文化光辉。

    一、革命民主的典范——“二七会议”“罗坊会议”

  毛泽东于1930年2月7日——9日主持的“二七会议”,不仅不是主流渲染的“极左政策的源头”,而是极大的阻遏了中共中央的极左政策。

  会议规定的建立政权、彻底分配土地、扩大红军和武装群众三大任务,是刘士奇、曾山等与江汉波、李文林长期争论的焦点。刘士奇先寻求彭德怀红五军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彭德怀则只帮助组建了红六军,并派黄公略担任六军军长。中共中央多次严词斥责武装暴动后不建立政权、不进行土地革命等,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六大精神和指示的面前,江汉波、李文林等反对者,也反转过来批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因此,“反对派”江汉波在其报告中写道:“联席会议指出赣西有些地方割据了两三年,才迟迟建立政权,土地亦刚开始分配,是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遗毒,右倾的错误,党必须紧决的马上纠正这一现象,并决定三月二十日召集江西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省苏维埃”。

  会议发生的严重争论,是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江汉波、李文林仍然坚持“共耕”或“按劳动力分配”,刘士奇、曾山及多数地方领导人仍然主张“平均分配”政策,“这两个意见坚持未得解决”,“ 前委毛同志认为赣西土地迟迟分配是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根据在闽西工作经验,应为:赤色政权久已建立者应没收一切,其初起来的区域应如后说,分配方式应平分,以平分能夺取整个群众,否则,不能夺取全部群众,根据他处、各处的经验,皆如是”“ 结果照毛同志的意见通过”。⑴

  “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等皆是中共当时普遍的语境,邓小平的《红七军报告》中这类言词也极为普遍。把这种极为普通的批评渲染为对赣西以往工作的“彻底否定”,是一种文化流氓行径。毛泽东在会议上对赣西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赣西是各地方特委中工作最好的,是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在批评反对建立政权、土地分配、扩大红军等现象的同时,对李文林甚为器重,把地位一直在没落的李文林,擢拔为赣西南党的“二把手”。会议后给李文林的信中,也是热情的称“文林兄”,但李文林在赣西的威望并不高,在整个赣西南中,也不被地方领导人看好。

  1928年7月开始出现在赣西的李文林,虽然以其当时赣西特委秘书长(没有书记)的职权囊括了红二团的团长政委职务,但红二团在其手中并无好的影响:大部分官兵吃鸦片,打仗要发响,对抗特委领导,等等,使其名望与地位渐次没落。后由李韶九替代其团长职务,与此不无关系。李文林出现在赣西之后,特委领导人至少换了四五次,但每次更换,李文林不仅无法担任特委书记,而且连特委常委也不是。冯任之后,赣西特委进行过一次民主选举特委书记,李文林根本靠不上边。江汉波到来后,尽管与李文林观点一致,但指定的特委书记却是刘士奇。即使“二全会议”赶走刘士奇后,选举出的特委书记也是曾山。十月中旬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尽管在毛泽东的扶持下担任了省行委书记,但地方领导人仍然不看好李文林。省行委常委的朱昌偕在其向中央的报告中,仍然直言不讳的说赣西南地方党“还缺乏一个负政治中心的人”,并要求中央派人来担负这一中心。

  刘士奇反而被撤掉了六军政委的职务,其赣西南特委书记的新职务,并非毛泽东任命,而是众望所归。刘士奇本就是赣西特委书记,彭德怀主持解决这些问题时,刘士奇担任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特委合并后的特委书记,三特委合并,自然也是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尤其是,刘士奇的特委书记一职,要经过赣西南第一次党代会的选举,也即是赣西南党代会选举出来的。

  对赣西南的状况,毛泽东并不了解多少。以毛泽东当时始终不懈的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审慎,自然不可能指斥赣西南党“地主富农充满”。“地主富农充满”是中央、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的共识:即使遭到李文林群体的残酷开除、杀戮后的1930年10月,李文林群体仍然认为乡区组织还是“地主富农充满”。对“四大党官”(也称“四大叛徒”)的处决,也不是毛泽东提出或批准的(毛泽东未必知道“四大党官”其人),而是赣西特委早已想解决却因联系不上彭德怀而不敢解决的问题,也即是包括江汉波、李文林等的共识。会议还提出了开出江汉波党籍的问题,但毛泽东没有同意:随后的赣南会议,毛泽东仍然让江汉波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参加。即使后来的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再次决定开除江汉波党籍,也是刘士奇、李文林挽留江汉波的一种手段:会议后,刘士奇、李文林一起去做江汉波的工作,希望其继续留在赣西南工作,留下的话,开除党籍的事即作废;执意要走的话,则上报中央开除党籍。

  联合通告中的“地主富农充满”“彻底开除富农出党”“彻底改造”“打倒机会主义领导”等等,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二七会议”只是地方领导人一致决定枪毙“四大党官”,不但没有要求执行中央指示,而且阻止了中共中央的唯成分论,阻止了中共中央要求的处决帮助起义的“土匪头子”等指示,而是根据现实表现,处分影响恶劣的“右倾分子”。后来的赣西南代表大会,也是执行这一方针,“决定开除几个主要人党 籍,同进[时]指出反抗租债,反分土地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反革命的错误亦决定开除几人。计共开除六人,处分十余人”。被开除和处分者,跟其地主富农出身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在敌人进剿之时,“命令同志及群众照写”“反动标语”、躲避斗争、导致三四百老百姓为此被杀。⑵

  也即,赣西南特委在刘士奇等主导下,按照毛泽东对待中共中央错误指令的方式,对城市道路、彻底开除富农出党、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彻底改造之类,通告、口号响亮,却不进行组织执行。——这一极为客观的方式,后被李文林群体指斥为“只有政治口号,没有组织推动”,也即“阴奉阳违”。

  “二七会议”对中央三令五申的打AB团指示,丝毫没有涉及。即使赣西南党代会后,也没有丝毫提及打AB团。直到中央特派员对反富农不满,亲自下到各路行委推动反富农的过程中偶尔发现AB团,才在特派员的推动下,打起了AB团。

  1930年10月25日的“罗坊会议”, 是李文林领导群体公开宣布脱离总前委领导、指斥毛泽东不执行三中全会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前来总前委所在地进行督促、指导的情况下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毛泽东,把会议的内容限制在反围剿战略讨论也即“诱敌深入”的内容上,丝毫没有涉及打AB团、彻底改造等内容。会议不仅同样允许争论,而且还发生了李文林及红三军团领导人对毛泽东颐指气使的责问。毛泽东也同样在说明为什么只有诱敌深入战略正确的情况下,批评了主张进攻大城市的意见,最后也是民主表决通过决议。跟“二七会议”一样,始终不存在对持反对意见者丝毫的“报复”现象。

  联席会议发出的“通告”《 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争取江西先胜利实 行阶级决战》第(八)项“赣西、赣南及其他苏维埃区域的严重任务”中“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 团)留在党内团内”,“ 从政治上指出 AB 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镇压 AB 团,处决 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尽管是李文林等的主张,但没有什么错误。“洗刷富农及一切怠工动摇分子”,则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军目前工作”中,只有“同时军队中应注意 AB 团改组派”一句话。

  李文林群体鉴于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而做出脱离总前委领导并反过来要指导总前委的决定后,来指导、督促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因此召开的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尽管是毛泽东主持,但以李文林自居于上的激烈态度,毛泽东既不可能指示李文林群体什么,李文林更不会接受毛泽东的什么指示。反而,毛泽东在“诱敌深入”战略长期难以贯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刺激起更强烈的反对情绪,只能一定程度的接受李文林指导督促的中央进攻大城市、反富农、打AB团等指示。也即地方党的任务规定,显然是李文林的自我作为;一方面军任务中提到一句“注意”AB团改组派,也显然是李文林指导督促的结果。两者的不同是明显的:地方党任务在富农AB团的问题上,语气一如既往;总前委任务中只是“注意”两个字,再无别的。足以说明毛泽东也是一如既往的不赞成李文林群体的肉刑杀戮政策。会后,毛泽东对打AB团在一方面军仍然没有丝毫组织表示,而且经常由朱德率领军队执行命令,毛泽东则在发布命令后单独与地方党在一起,不仅迫使李文林群体继续不敢再次疯狂杀戮,而且经常深入乡村调研,多次指出杀人过多的问题,更证实了毛泽东极力反对中共中央政策下的李文林群体疯狂肉刑打AB团。

  刘士奇在任期间,尽管西路行委在中央特派员的批评下率先发出“反AB团大纲”,但却难以逾越刘士奇的赣西南特委,因而难以形成后来的“乱打乱杀”局面。赶走刘士奇后,李文林领导群体则在中共中央《肃反工作决议》的精神下,公开颁布号召“肉刑杀戮”的肃反政策,掀起了打AB团狂潮,短短几天内,就杀了一千多人。毛泽东率部攻占吉安后,这一狂潮才被遏制。1930年10月15日的“赣西南会议”,也是毛泽东派遣中央特派员周以栗主持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湘”),也才有一位赣西南地方干部敢于提出“杀人过多”的问题。毛泽东也向李文林领导群体提出井冈山“洗党”的方式,来代替肉刑杀戮,但却遭到激烈的反对、造谣污蔑。哪里有李文林领导群体的“反思”?

  毛泽东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李文林群体断定赣西南的AB团有十万之众;彭德怀是在苏区发现AB团活动的第一人;朱德不仅经历了AB团的兴衰,而且还缴获了AB团的团旗团徽等信物和秘密名单,还有混进内部的AB团与邓英部的联络情报;中央特派员周以栗一路所见所闻触目惊心;中共中央言之凿凿、三令五申。毛泽东就是去问蒋介石和段锡朋等人,也无法了解AB团的情况究竟如何。尤其是,毛泽东在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情况下,也根本没有“轻信”。毛泽东只是相信AB团的存在,但却极力反对“肉刑杀戮”的肃反政策,更极力遏制“肉刑杀戮”。因此,毛泽东不但把打AB团、彻底改造这个“球”在信中踢回给中共中央,而且,在湘东特委请示有关情况时,也只谈土地分配、经济政策,相关问题让他们去看中央特派员的信。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叙述了“集体智慧”后把球踢回给中央一事,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盖利斯都看的十分明白。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盖利斯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的信中十分清楚的写道,毛泽东在汇报了相关情况后,表示“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第一,1930年12月初毛泽东的“政治整军”被推动为“肃反整军”之前的时间段,“权威”找不出毛泽东向地方党组织表示打AB团的丝毫历史资料,更找不到毛泽东在红军内组织表示打AB团的丝毫资料。李文林群体疯狂的肉刑杀戮、朱德缴获的AB团信物和秘密名单、《给中央的信》、罗坊会议通告中有关打AB团的决议,等等,这样浓烈的氛围下,却丝毫找不到毛泽东组织表示打AB团的历史资料。

  第二,毛泽东率军攻占吉安后,在安排好一方面军的工作后,让朱德率队执行,毛泽东自己却长时间离开红军,或纠正李文林群体搞乱的土地分配工作,或深入乡村调研并多次指出杀人过多的问题,直到11月下旬才回到一方面军。这一期间,李文林群体的疯狂肉刑杀戮得到极大的遏制,直到11月28日毛泽东发布一方面军向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集结的命令并率警卫员回到红军,李文林群体才在毛泽东离开的当日再次发出肉刑杀戮的“紧急通告”,30日又发出肉刑杀戮的“紧急通告”。

  这样突出的历史事实,不是足以说明毛泽东即使相信AB团的存在却坚决反对中共中央与李文林群体上下呼应的肉刑杀戮政策?不是足以说明毛泽东极大的遏制了李文林群体疯狂肉刑肃反的肉刑杀戮狂潮?

  历史事实客观突出的摆在那儿,“权威”指鹿为马,高华紧跟马屁,奈若何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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