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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康某:果然“1978年中国97.5%的人是穷人”吗

鸟影度寒塘 · 2019-01-0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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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都是无比辉煌的,都真正是前无古人的。

  十问康某:果然“1978年中国97.5%的人是穷人”吗?

  公元2019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康某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大讲而特讲改革开放的成就。其套路仍然是从去年九月初就开始的此番纪念活动的共同套路。那就是“新旧对比,忆苦思甜”。而这里的“新”,是指改革开放至4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旧”,则是指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当然也涵盖整个毛泽东时代,亦即通常所说的“前三十年”,下同)。因而他们所忆之“苦”,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全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种种痛苦;而所思之“甜”,就是从改革开放起到4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所享受的种种甜蜜。

  其实,康某们的这种套路,也并非是什么新套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时候,就曾经广泛地使用过这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当时的“新”,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国家,而当时的“旧”则指的是旧中国,亦即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因而当时所忆之“苦”,是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村的贫苦农民和城镇的工人阶级)在旧中国,即在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下所遭受到种种痛苦;而当时所思之“甜”,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国人民在新社会、新国家里所享受到的种种甜蜜与幸福。

  可见,二者虽然同为“新旧对比,忆苦思甜”,从形式上看并没有多少区别,但是指向和内容却完全不同。对于当局的这种做法,其实中国人乃至世界人也早就不感到新鲜了,因为前三次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即改革开放十周年、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都已经见识过了,只是此次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时间更长,规模更大,“新旧对比,忆苦思甜”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和更加不厌其烦,有些话说得更加露骨又更加无所顾忌罢了。

  这些且不去说它了。因为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宣传舆论工具和宣传平台全都控制在他们手上,大脑和嘴巴更都长在他们的脖子上,更何况还有“不搞争论”(就是“我说的是绝对不会有错的。所以我么样说,你们就么样去做,不许有任何怀疑,更不许与我进行任何争论”)的上方宝剑在手呢?因而就只能由着他们去说了,是谁也干涉不了的;而且从自身安全考虑,也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去说什么了。何必呢?因而我在这里也只想就康某那天在节目中所说的如下的这么一句话说一点儿个人的看法。

  他的话是:“1978年,中国97.5%的人是穷人;今天中国97.5%的人不是穷人。”——需要申明的是看新闻节目因为是一听而过,也可能有个别文字的出入,但是基本内容是不会有错的。那是因为,康某的这句话说得太过概括又太过经典(这也就难怪康某能当上国家电视台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了),同时又多少有点儿刺激性,故而我就把它记下了。

  说康某的这句话既高度概括又十分经典,那是一点儿也不假的。你看,仅此短短的一句话,不过30几个字,就足以让全中国的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无比伟大,同时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那确实是光阴虚度了(有人的说法则是“被耽误了”),以致一事无成,一塌糊涂。而我所想要表达的看法,概括起来就是“十问康辉:果然‘1978年中国97.5%的人是穷人’吗?”这十问是:

  一问康某:在农村,所谓“穷人”,是指无田地,无山林等生产资料,即使有也极少,靠了它根本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不得不去给地主老财打长工或者做短工才能勉强维持生活的人。也就是像杨白劳那样的人。要不就是只能出去讨米要饭才能活命,像鲁迅笔下祥林嫂那样的人 。如果1978年果真“中国97.5%的人是穷人”,那就意味着,当时中国农村有97.5%的农民是处于杨白劳和祥林嫂那样生存状况的人。事实果然如此吗?

  对此,康某可能会要狡辩说,1978年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出门要饭度日?小岗村不就是吗?确实,据小岗村那18个“血手印英雄”们说,自农业合作化起,整整23年,该村一直是“三靠村”。期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村民外出讨米要饭度日的。对此,建国60周年大庆时,“血手印英雄”之一、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关友江发表在9月24日《人民日报 》上的、题为《小岗村的明天更美好(亲历者说)》的文章中也有披露。他说道:“想想过去,干的不够吃,夫妻俩和4个孩子住的是两间破茅草房,家当只有锅和用棍子和绳子绑成的床。”可见,小岗村确实是一个穷人村。

  然而,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小岗村为什么会那样的穷?是他们没有土地吗?或者是该村自然条件太过恶劣吗?否!全都不是。因为小岗村地处江淮平原,土地肥沃,墒情好,特别是人均土地4.29亩,这在全国农村都是极少有的。关于小岗村人均土地多和自然条件好,上述关友江的文章中也间接地作了肯定。他紧接着上文说道:“一‘单干’,我(家)当年就收了5000多斤稻子、1000来斤花生,还有豆子等杂粮,一下有了很多的余粮,可高兴了。”试想,如果不是自然条件好,人均土地多,即使是分田单干再灵,关友江一个六口之家一年又何以能够生产出那么多的主粮和杂粮呢?就是不生活在农村,但只要稍稍有点儿农村常识的人也知道,那是断然不可能的。

  对此,新华社不久前在一则赞颂小岗村分田单干举动的电讯中,也在无意之间予以了证实。该电讯说“‘大包干’极大调动了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次年(注:即1979年),小岗便迎来丰收,粮食总产量13.3万斤,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请注意,该电讯说的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此语既表明了小岗村“前十余年产量”之少,同时也表明了小岗村自然条件之优越和人均土地之多。因为倘若没有这样两个条件,就算分田单干再能“调动积极性”,要在“次年”生产出那么多的粮食,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而,小岗村的贫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贫穷,即不是缺田少地,也不是自然条件差,而完全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就是完全是由18个“血手印英雄”为骨干(他们当时都是党员加大小队干部)的极端自私自利——他们只愿意劳动成果为自己所得,容不得村里的烈军属和“五保户”的不劳而获,也不愿意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任何贡献所造成的。

  对此,关友江在上述“亲历者说”中也有变相的承认。他回顾说;“当年干活大呼隆,每天挣十个工分,大家都磨洋工。”(以上关于关友江的引文,均见2009年9月24日的《人民日报 》)这里的“干活大呼隆”,指的是干部组织生产的严重缺位,“大家都磨洋工”,指的是在18个“血手印英雄”榜样的作用下,全村人都不好好干活,甚至跟旧社会给地主当长工的都不如。想想看吧,由这样一帮党员干部在中间起干扰和破坏作用,小岗村怎么能够不贫穷落后到极致呢?

  至于18个“血手印英雄”一直以来所说的该村的贫穷落后是由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那更是扯淡。因为当时全中国的农村都是实行集体化的,却并没有听说过有第二个村庄是二十三年的“三靠村”,到是有华西村、大寨村、南街村等等无数的先进村庄。是他们把农业和农村搞得红红火火,也保证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要。总之,小岗村的贫穷落后,完全是由18个“血手印英雄”的极端自私自利造成的,是个典型的个案。因而,拿小岗村来说事,没有任何的代表性。

  二问康某:在城镇,所谓“穷人”,是指“除了双手,别无长物”,只能去向资本家出卖仅有的劳动能力,在遭受残酷剥削的同时,获取一点点仅相当于自己劳动力价值的报酬,从而过着悲惨生活的人。如果1978年果真“中国97.5%的人是穷人”,那就意味着,当时中国城镇有97.5%的工人是处于此种生活状况的人。事实果然如此吗?

  众所周知,1978年的中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真正的领导阶级,工人们都是所在企业的真正主人。诚然,当时工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但是方方面面的生活物资都有保障,家家衣食无忧却是客观事实。到是从1979年开始,亿万工人先是成为了“公企改制”即私有化的对象,被迫“下岗”后,不得不再次成为“除了双手,别无长物”的人,只能去向内外新老大小资本家出卖仅有的劳动能力,在遭受资本家残酷盘剥的同时,获取一点点仅相当于他们劳动力价值的报酬,从而过着贫困生活的人。对此,康某们由于阶级立场的关系,可能不这样看,但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物以类聚,人民群分嘛。

  三问康某:所谓“穷人”,是无钱上学,只能当睁眼瞎的人,就更不要说什么上中学、上大学了。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占到全人口的85%以上。如果1978年果真“中国97.5%的人是穷人”,那就意味着,当时中国有97.5%的人无钱上学,只能当睁眼瞎的人。事实果然如此吗?

  对此,我在这里不想回顾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和毛主席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的那些历史事实,也不想回顾新中国教育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只想请康某走出他那养尊处优的办公室,而且也不用走得太远,只就近到群众中去访问一下就行,看看当时中国人受教育的现实情况与他所胡诌的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出入,看看他的此种说法是不是太过信口开河。

  四问康某:所谓“穷人”,是无钱看病,得了病只能硬扛着,扛过去了就算捡回一条命,如果扛不过去,就只能去见阎王的人。旧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不起病的穷人太多。如果1978年果真“中国97.5%的人是穷人”,那就意味着,当时中国有97.5%的人同旧中国一样,也是无钱看病,得了病也只能硬扛着,扛不过去就只能去见阎王。事实果然如此吗?

  对此,我只想指出如下四个事实:

  一是,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这在全世界都是比较高的,更不说第三世界国家了。人均寿命如此迅速地得到提高,除了日常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这个主要方面外,实得益于医疗条件的迅速改善,得益于人民群众医疗的有保障。

  二是,毛泽东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医疗网络体系,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它曾专门发文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第三世界国家大力推荐中国的做法和经验。这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很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至今仍然还在沿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是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来的。它对保障亿万农民进而城镇人民的身体健康,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对于当时的情况,许多人至今仍然还记忆犹新和十分怀念。

  四是,尽管当时国家的财力有限,但是由于党和政府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使得全国人民,无论是城镇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当然更不要说国家干部和人民教师等等人员了,统统都享受到了免费医疗的重大福利。到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全面强推医疗“市场化改革”后,医院变成了赚钱的机器,医务人员不得不实行“一切向钱看”,才使得“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了“新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大山,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重新回到了“无钱看病,有病只能硬扛着……”的悲惨境地。难道说这些实现情况康某都不知道吗?那么他未免也太过孤陋寡闻了吧?

  五问康某:所谓“穷人”,是没有房子住的人;即使有房子住,也是又小又破旧的。《天仙配》中的董永,就是因为穷,就只能去住破旧的砖窑。如果1978年果真“中国97.5%的人是穷人”,那就意味着,当时中国有97.5%的人在住房问题上是处于与董永大体相同的状态。事实果然如此吗?

  否,绝对不是。诚然,当时中国人(这里主要指城镇,农村不在此列,至于小岗村,上面已经说过,那在全国都只是一个个例)的住房还不是很宽敞,但是却是有充分保障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人们根本不必为那一点点儿的房租发愁。到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全面强推“住房商品化改革”后,房价持续飞涨,涨到而今,一线城市和某些二线城市的房价,动辄七、八万到上十万一个平米。普通的工人,辛辛苦苦干一年的活,不吃也不喝,也买不到一个平米的住房,于是不得不去“窝居”,去当“房奴”,去做“蚁族”。

  六问康某:所谓“穷人”,是没钱娶媳妇,只能打光棍的人。如果1978年果真“中国97.5%的人是穷人”,那就意味着有97.5%的男人是光棍。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那次中央全会后,一些人在大肆攻击毛泽东的过错时,其中重要过错之一,就是指责他不搞计划生育(重要证据之一,就是毛泽东曾经说过“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话。胡耀邦甚至还说什么“错批一个,多生三亿”)呢?莫不是那些人全都不是婚生孩子,而是搞皮绊搞出来的不成?全都是民间所说的“黑耳朵”不成?

  七问康某:所谓“穷人”,是卖儿卖女的人。从前人们没有计划生育的观念,生孩子只能任其自然。致使穷人们把孩子生下来了,却又养不活,为了给孩子一条活路,就只有将其卖掉;同时也换点儿钱以度过难关。如果1978年果真“中国97.5%的人是穷人”,那就意味着97.5%的家庭(父母)有卖儿卖女的行为。请问康某,对此,你能找得出证据来吗?如果有证据,那就请你拿出来晒一晒看。如果没有证据,那你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血口喷人。

  到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分田单干以后,卖儿卖女的事情在一些地方持续而频繁地发生。对此,媒体时有披露。这里只摘录其中之一例:据2007年香港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报导,“中国大陆每年约有20万儿童被拐卖。对于这个数字,公安部曾有负责人说‘夸大了’,但他却又一直未能公布一个不‘夸大’的数字,实际上是默认了。关于儿童被拐卖的现实状况,中国官方不久前有个权威说法,说是当前我国拐卖儿童的犯罪手段已经由曾经的单一拐卖向偷盗、绑架、麻醉、抢夺等手段转变,犯罪恶性程度进一步加剧。”而九派新闻曾报导说,“极具讽刺的是,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比如四川西部的某些市县,父母竟然成了拐卖儿童的‘主力军’,四成儿童是被他们的父母‘自愿’卖掉的,为的竟然是能够获取那区区二万元左右的钞票。”

  八问康某:你说“今天的中国,97.5%的人不是穷人”。那么请问:你康某的穷人的标准是什么?须知,穷人有相对穷人和绝对穷人之分。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在一个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里,绝对穷人是穷人,相对穷人也是穷人。而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早就处于世界最前列状态了。对此,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注: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北大报告:中国1%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见2014年7月26日《中红网·红色论坛》)在此情况下,康某你凭什么说“今天中国97.5%的人不是穷人”?

  九问康某:所谓“穷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释义说是“穷苦的人”。该词典对“穷苦”的解释是“贫穷困苦”。那就是说,所谓“穷人”,就是“贫穷困苦的人”,这是“穷人”一词的本质内含。本文从一问康辉到八问康某所列举的,诸如“无田无地”,“除了双手,别无长物”和“无钱上学”、“无钱看病”等等,都是穷人们贫穷困苦的具体表现。

  康某所说的“穷人”,当然是从“穷人”一词的本义上说的,指的就是“贫穷困苦的人”。众所周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是毛泽东。虽然后二年毛主席已经逝世,但是所坚持的仍然是毛主席的路线,所以通常仍然统称为“前30年”。既然1978年“中国97.5%的人是穷人”,也就是97.5%的人是处于或无田无地,或除了双手、别无长物,从而既无钱上学,也无钱看病,也没有房子住,也娶不起媳妇,只能打光棍……的人。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不起来造共产党和毛泽东(也许还有周恩来,因为这期间他一直是国务院总理,与毛泽东又一直同心同德)的反呢?须知,穷人为生活所迫,是容易起来造反的呀。不说别的国家,就说中国历史上吧,每次农民起义,就都是因为贫穷困苦才揭竿而起的。而且穷人所占比例又是如此之大,达到了97.5%的程度,那不仅最容易起来造反,而且是最容易成功的呀。然而,他们却为什么不起来造当时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反呢?

  不但不起来造毛泽东的反,反而还对毛泽东一往情深。以致在他逝世4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这期间他也没有少遭受包括康辉在内的某些“精英”们的恶毒攻击、污蔑、谩骂和诽谤,没有少被挑拨离间和造谣中伤。然而,在中华大地上,却仍然不断地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毛泽东热”,到湖南韶山去参观毛主席故居的,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里去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每年都是数以百万计。比如,刚刚过去的毛主席125周年诞辰纪念日,当局媒体寂无声息,一个字的相关消息都没有,而在民间,仅韶山一处,从12月25日晚上到26日凌晨,就有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数万人民群众,热火朝天地欢聚在一起为毛主席守夜。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康某你想过没有?

  十问康某:你关于“1978年97.5%的人是穷人”的这个情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历史书中看到的?还是你的祖辈或者父辈告诉你的?抑或是你想当然的?为了取悦当今,取悦国内外的某些势力,你竟然这样地不顾事实,肆无忌惮地污蔑和诅咒前人,难道你就不怕受到忠诚正义者们(亦即良心)的谴责么?须知,虽然经过40年的“改革”和“不断深化改革”,而今日的中国社会,道德沦丧者众,但是忠诚正义者仍然还是大有人在的啊。

  最后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当时全中国的10亿人。把毛泽东及其时代骂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就是把毛泽东时代所有的人都骂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而毛泽东时代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都是无比辉煌的,都真正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历经40年,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是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乏善可陈,因而相比之下,要相形见绌得多。对于这一点,康某之流由于阶级立场的缘故,定然是不得承认的。但是,那也不要紧,人民心中有数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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