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老党员，一直敦促在外读书的我去入党。为了满足父亲愿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第一次交了入党申请。因为受时代大潮影响，辅导员问我：为什么想入党？我说：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
为什么在一个出身根红苗正的家庭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我当时不觉得自己说得有什么不对。只是傻傻地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回答的，当然入党是入不了的。以后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游水平，就没有勇气去入了。
有一年回家，遇到一件事又想入党了。家里种了葡萄，当时农村都收特产税，至于收税标准五花八门，据说号称王三虎的乡长，明着说让老百姓连买裤子、打酱油的钱都没有。为了实现他的宏愿，各村派下的税款是大大高于历届。为了能收上更多的税，乡上还专门成立了“棒子队”，就是打手。谁家不交钱，棒子队就打人捆人。还专门派乡村的老师来查葡萄棵数，为了避免隐瞒少报。
那年葡萄成熟季节，他们来我家来查葡萄棵数，本来有葡萄的查，没葡萄不收。但领队的大队会计说都查，家里一排未有长葡萄和长了几串葡萄的都查了。父亲不同意，说：你们这么算，我宁愿都砍掉。领导说要查。父亲在一气之下，将好端端的一排葡萄树都砍了。虽然查的这些不收了，但父亲为之付出两年心血的葡萄树却再也长不出来。我当时没见具体情景，但我能想象那是怎样的情况。一位老党员都用这种消极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收税的，可想而知其他人的政治地位了。那时真想为家乡出这口气，觉得入党可以除害。当社会风气这样的时候，我这种傻傻的大学生怎么可能入党呢。基层党的性质那时已经蜕变了。入了党又能怎样，穷人除非起义，没有什么出路。
参加工作后，没有回家乡，在大城市里工作，到一个挂着红帽子的企业去工作。曾经销售额八千万的企业，经营每年为付回扣就不是小数目。跑过业务，觉得能吃会玩的，会谈回扣的，女性有点姿色的，业务跑得一般不错。一旦灰色链条交易成型，就会相成比较稳定的业务关系，除非客户有更大的诱惑。我不适应，退下来了。虽然又经历过几个单位，我的印象是回扣和银行贷款（坏账）是发展企业的快捷手段。当然，做权力部门生意是最快的，一个行业一个领域，能从上往下做，一个单子就可以成为福布斯上的人物。这时觉得入党不入党没任何用处。看不到党的影子，有权力的就是党，有钱比党还好使。多年的书生生活，基本难以适应变化快捷的物欲横流社会。
后来再去上学，组织问题很淡，尽管父亲一直在敦促。我一直以来受些老师影响，对毛泽东印象不太好。后来在研读中外文化中，才逐渐了解毛泽东。2005年，我到北大游学，到乌有之乡听了两场报告，才认真反思。我才开始呼吁要有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家和陈寅恪那样学者。并且在与老师同学的论战中，才进一步坚定了对毛泽东主义的信仰，领悟了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是解决不了广大人民的问题的。而没有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在读论语、道德经时，更感觉到毛泽东已经超越了马克思并将精神脉搏与中华的文化健康源头扭结在一起，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希望。我才决心再次入党，这时老父亲还在督促我。我上了党课了，也到北京天安门、井冈山、延安都学习了。越发觉得无论是北京还是两处圣地，没有毛泽东，这些地方就是没有灵魂的。
当胡总书记，到西柏坡的时候，我就知道风气要变了。两年多前，又看到了重庆树立起百米高的毛泽东塑像，薄熙来书记还带头唱红歌、传箴言，每天重庆台每日一歌，知道了党的健康力量在崛起。我在乌有之乡上也为之鼓与呼，还主动与工农代表去联系了。
现在我入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找介绍人，我不知道身边谁还是真正的党员。也没有谁来主动让我靠近党组织。尽管自己在思想上已经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思想上已经入党，但在形式上我还没有入。真希望能到重庆去参加形式上入党仪式。
希望重庆组织部门能为我这样的想入党的同志准备入党仪式。没有别的，只是想加入真正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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